生存的逻辑

第二十二章 吃的是风险

　　清朝的中央财政，在抛去皇帝的个人开销由内务府提供外，其余部分全部由户部来统一管理。在封建“家天下”的财政体系中，国家财政与宫廷财政或合而为一，或有分有合，真正能够从制度上规范二者界限的时候几乎没有。对于那些不负责任的皇帝来说，国也是家的，家也是国的，自己爱怎么折腾是自己的事。为了负责管理从全国各地征收上来的银钱、实物等税收，户部还专门设立了三个大库，也就是“户部三库”。

　　这三大库分别是：银库、缎匹库和颜料库。这三大库分别用来存储地方每年解往京城的税银，绸缎布匹，以及矿产、颜料、药材等项物品。户部作为帝国的财政中枢，户部银库就成了皇帝用来保管国家财富的专门机构。

　　清朝的财政状况，在乾隆时期以前算是一个鼎盛时期。乾隆以后，由于国内国外形势纠结，财政状况日趋衰微。尤其是进入嘉、道年间，政府财政因为多年来的收支失衡，导致亏空严重。随着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军费支出浩大；战败后，英国侵略者又借机敲榨了巨额赔款，更是让政府财政雪上加霜。1851年，国内又爆发了太平军起义，十四年间，内战蔓延18个省区，大半个中国早已无法征收各种赋税，而内战战费、军饷等支出，频年浩增。正当内战进入激烈阶段之时，户部已经无力筹集军饷，政府财政陷入严重危机。

　　户部肩负着总揽帝国财政的职责，很多时候需要面对皇帝传办内廷事务的上谕和国家各项急需支出的请拨，皇帝的事与国家的支出常常让户部官员处于左右为难的夹缝之中。尤其是清朝晚期，随着战争的频繁和赔款、外债的激增，户部在这种内忧外患的焦虑状态中渐渐丧失了兼顾国家与皇室的能力。

　　作为户部三大库之一的银库汇集了全国历年来的税收银两，如果我们把户部视为国家财政的水源，那么银库就是其中最大的蓄水池，水源的丰盈与枯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座蓄水池。

　　清朝京师银库共有三座：户部银库、内务府广储司银库和紫禁城银库，这几个都属于银库的内库。就清代的财政体制而言，三库衙门应该是户部中一个相对独立的机构。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户部与银库却存在着差异。按照定制，户部满汉左侍郎应该监管三库事务，但是实际上是由皇帝另派的“管理户部三库大臣”。由此可见，皇帝在“钱”的问题上不敢有丝毫的马虎。

　　作为银库的主管官员，无论是三库大臣还是户部左侍郎，他们的主业都不是银库管理工作，也就是说，银库工作只是兼职。真正在银库负责具体日常事务的，通常是由那些中下层官员负责打理。那些负责银库的郎中通常是三年一任，一任期满，即使再清廉的人也能染上铜臭，私囊中饱。按照中国人的思维逻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着银库当然就要吃银库。

　　当然最让人羡慕的还不是那些占位不管事的官员，最让人艳羡的“肥缺”是那些具体办事人员，也就是一天到晚进出银库的司库、书吏、兵役人等，其中尤以库兵为甚。库兵基本上都是满族人，同样也是三年一换。如果汉人想要干这活就要通过一些非正常手段冒用满名，顶替上来。

　　一个库兵在三年任期内，捞取三、四万两银子不在话下。作为一个下层小吏能够有如此含金量，怎不让他的那些同行们羡慕。当然这个库兵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当的，通常要找到满族尚书以上的高官，花上六、七千两银两打通关节才能当上。

　　其实库兵并不是稳定的工作，它带有一种服役性质，类似于我们今天的服兵役。政府征召他们并不要求他们去动刀动枪，而是让他们去国库里搬运官银。按理说，这是一项苦役，可是苦一点，却能够捞到大实惠，苦差也就成了肥缺，因此这种毫无地位可言的苦工每年轮换都能吸引成千上万的人去争夺。有幸中选的人，犹如我们今天买彩票中了大奖。

　　在民初流行的一本笔记小说《清代野记》里就记载了库丁的工作经历，每逢朝廷选拔库丁的时候，那些符合条件的满族人都会花大价钱去争相行贿。一旦当上库丁，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花钱聘请拳师当自己的保镖。之所以请保镖，是因为那些没钱去行贿的人会聚集在一起，等在大堂下，守候着入选的人，乘其不备就把他绑架了去。绑架的目的并不是想加害于他，而是让他们无法上班。那些被绑架的库丁就没办法按时报到，朝廷就会将其除名。这样一来，不光可以空出名额。而被劫的库丁，也会花费数千银两来为自己赎身。

　　道光二十年（1840年）十月，监察御史骆秉章领了个重要的差事，道光皇帝令他去稽查户部的银库，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道光皇帝是一个守财奴一般的皇帝，他把财政部清产核资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骆秉章，自然也是对其格外信任。骆秉章受宠若惊，非常积极地投入工作，领旨后十天就到了银库。对于银库腐化之事，他早有耳闻。他到任后先是找来四名库官谈话。那四个人的姓名，他还记得清清楚楚：荣鹿、荣禄、公占和苏隆额，清一色的满人官员。

　　第一次接触，骆秉章对这几个人的印象并不好，觉得这几人都是苟且之辈，毫无责任感意识。骆秉章后来又接连去了几趟银库，工作态度极为认真。

　　骆秉章的认真，让那些库官们再也坐不住了。他们就找了个机会，把骆秉章请到库内汇报工作。在汇报的时候，库官们毫不隐瞒地道出了银库的运行情况。库官的汇报内容大致如下：银库在接收地方捐款入库的时候要遵守一个陋规（常例），那就是捐赠人每交一百两银子，我们这些库官就要加收四两银子，作为收银入库的辛苦费。有一次成亲王稽查银库，请求皇上将多收的四两划归公款。我们也不愿意白干活，于是每收一百两捐款，就给交款人加码四两。所以捐款入库，每百两加收四两，那是为公家收的正款。作为我们这些库管在完成正款的时候，还要另外再加四两，其中二两归银库办事员，二两归银库主管。同时奉旨查库的御史，也能够利益均沾。此事已成惯例，捐款人也愿意多出这些银子。作为库官辛苦一年，总算有了一点酬劳。

　　这在库官们看来，是理所当然的陋规。既然骆秉章是奉旨查库的御史，就不是外人，也应该利益均沾，有应得的份额。库官们道出的这番话，并没有获得骆秉章的认同。骆秉章却认为这是银库官员的腐化表现，一个官员除了朝廷给的俸禄以外，还要多收交款人的银子，私自分掉，这明明是灰色收入，在这里却被这帮人理直气壮地说成了合法收入。

　　骆秉章并不是官场上的生瓜蛋子，他也明白官场上的这些那些猫腻。他还想了解更多的情况，就问他们一年能挣多少？库官给出了一个保守数字，那就是一年能够到手大约两万两银子。

　　这个数字让骆秉章很是吃惊，他在心里盘算了一下：像自己这样一个正七品的监察官员年俸禄不过就是四十五两银子，如果不加上灰色收入，像他这样的七品官员一辈子都攒不起来两万两银子。要知道他所生活的这个时期是清朝的道光时期。

　　在清朝的十二个帝王中，道光皇帝应该算是最抠门的，正因为抠门，他才把钱看得重于一切，才会想到反腐倡廉。道光元年（1821年），刚刚即位的道光皇帝就作出决定：清查陋规。这是道光在利害权衡之下的一种无奈之举，国库里的银子是有限的，要把有限的经费用在刀刃上。作为官员哪些是该拿的，哪些又是不该拿的，都应该有个界限，不能挥霍无度。

　　让道光皇帝没有料到的是，自己其实是在玩一种危险的权力游戏。他的谕旨颁布以后，并没有赢得各方势力的叫好与回应，听到只是一片反对之声，其中包括一些忠君爱国之臣。官僚集团反对的主要理由是，陋规本来是大清律令所禁止的，皇上即位不久就明令准许，实在是有失政体。与此同时，那些靠陋规中饱私囊的官员也对道光皇帝制定游戏规则表示不满-以后要是只能拿办公经费的话，这陋规还有什么拿头呢？索性从财政划拨好了。

　　由此，道光皇帝即位后的第一项改革措施就这样面临流产。已经年近四十的道光皇帝在这件事却陷入困惑，他真的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高举改革大旗，还是让改革偃旗息鼓。事实上这样的困惑牵涉到几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名与实，国体与政体，手腕与手段，道德与利益。他必须做出一种取舍，这种选择只能是单一性的，因此顾此失彼就成了难免的事。

　　道光皇帝很快就做出了取舍，那就是停止清查陋规。并且他还找到了吏部尚书英和来当这个替罪羊。为什么需要替罪羊呢？因为当初也正是英和建议道光下诏，清查各省官场的陋规，以整顿吏治的。既然不改革了，那么就要向官员们有个交代，不然他这个皇帝给人的感觉是朝令夕改太过随意。

　　虽然道光皇帝的权力之道有一个阳光灿烂的开头，但是只能收获一个暗淡无光的结局。在朝令夕改的皇权游戏背后，让我们见识到的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力的男人在面对潜规则大行其道的权力博弈时所表现出来的慌乱。每个有抱负的君王都试图开辟一条崭新的权力之道，可让他们真的去面对混沌的官场文化，去重新定义官员的利益时，他们也会不由自主裹挟进权力的泥沼，成为异形规则的牺牲品。

　　道光皇帝平时用膳不过四道菜，除上朝穿的龙袍外，平日里所穿的衣服破了打上补丁继续穿。他还要求，自己的嫔妃平时不得穿锦绣的衣服。另外除太后、皇帝、皇后以外，非节庆不得吃肉。有一次，皇后生日，道光皇帝决定为皇后祝寿。于是，满朝亲贵重臣献上寿礼，拜完寿，自然留下赴宴。开宴后，众人发现每人面前只有一碗打卤面，后来听说，为此次寿筵，道光帝特批御膳房宰了两头猪。尽管如此，皇后还是非常高兴，因为道光皇帝曾经明确规定：皇帝生日的万寿节、皇后生日的千秋节及除夕、元旦、上元、冬至等庆贺礼仪筵宴都停止举行，这一次算是破例了。

　　对于道光皇帝的节俭之举，朝中大臣们也是亦步亦趋，投其所好。

　　官员们的节俭，只是做出来给自己的皇帝看的，而私底下，该捞的钱一分也不会少，该花的钱同样一分也不会少。当时道光皇帝最信任的首辅大臣穆彰阿极力迎合道光皇帝，在生活上面极其节俭。可是在私底下却干了许多贪赃枉法、穷奢极欲的事情。有一次，皇太后过生日，道光皇帝害怕铺张浪费特地下旨，“天子以天下养，只须国泰民安，便足以尽颐养之道，皇太后节俭垂教，若于千秋大典过事铺张，反非所以顺慈圣之意”，因此大小臣子只须入宫行礼就行了，不送礼，不摆酒席。但是道光皇帝最信任的首辅大臣穆彰阿表示，千秋节的一切开销都由臣民孝敬，不花内务府一文钱。道光一听挺高兴，同意了。结果，穆彰阿到各省大小衙门勒索孝敬，从一百两到五十万两银子不等，除极少一部分用于庆典外，足足捞了一千万两银子。

　　道光皇帝对此蒙在鼓里，上有所好下必附焉。这时北京城里的旧货铺子把库存的破衣烂衫都拿出来卖个好价钱，旧衣服往往卖得比新衣还贵。有些穷京官儿买不起，只好将新衣做旧，把新袍子挖几个破洞弄点脏墨水再打上补丁。道光皇帝上朝的时候，看见满朝文武都穿着旧衣破袍，龙心大悦。他认为自己倡导的勤俭节约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于是将这场节俭秀演绎得更加生动。

　　在道光皇帝的影响下，表面看起来官场风气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其实官员们私下里奢华依旧。他们穿着旧衣破袍行走在宫门内外，就像模特走在T型台上，既然皇帝喜欢他们这样秀，他们只好投其所好。

　　大清王朝因为道光皇帝的身先士卒，让权力系统陷入这种虚幻的节俭风气之下。尽管如此，也挡不住这些银库的官吏在皇帝眼皮子底下大肆贪污。这让骆秉章愤怒不已，他问库官，你们这么大肆捞取灰色收入，皇帝知不知道。如果已奏明皇帝，我就遵守你们的游戏规则，收取这笔灰色收入。如果没有奏明皇帝，我是一分钱不敢收取。

　　骆秉章这句话是明知故问，他知道这帮库官本来奉行的就是灰章程那一套，哪里还会有胆量让皇帝知晓？

　　库官们见骆秉章不屑于与他们这些人同流合污，也不强求。可是库官们不能因为来了这么一位油盐不进的御史，就断了自己的财路。库官们在没有摸清底数的情况下，就将自己的利益分润规则说了出来。既然事已至此，他们也不打算再作隐瞒，直接将话挑明了说：“既然骆大人不愿意收取自己应得的那份，我们兄弟还要收啊！”言下之意是说，既然你不愿意和我们共同发财，也请你不要挡了我们的发财道。

　　骆秉章见对方大言不惭，自己也不隐瞒观点。他告诉库管，如果这件事损害了朝廷利益，那么他就要认真考虑。如果对无损朝廷利益，他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去了。他平生从来不受任何人挟制，如果他拿了这份灰色收入，就没法做到秉公办事了。

　　对于骆秉章而言，生活在那样一个社会环境中，政治制度存在着那么多的漏洞与诱惑，什么样的人能够长期顶得住？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这是一项难度系数极高的活法，几人能够做到？除非不在河边走或是不穿鞋。他骆秉章也是人，同样有妻儿老小，有七情六欲，也要生活并且也要体面地生活，自己有道德坚守，家人的反对之声，现实的横比竖看，外界的进攻利诱，同僚的讽刺打击，十有八九要被拖下水。清官的生存环境很艰难的，是在夹缝中挣扎。对上，必须同皇帝搞好关系，皇帝一旦翻脸不认他这个清官，他是苦了自己又苦了家人；中间，他还要和官场中的腐败势力苦苦周旋，随时防范致命的伤害，还要运用妥善的方法抗击腐败势力；对下，要关注民生，为百姓饥苦奔走。

　　可以这么说，骆秉章在做出选择的同时，就等于在这个世界选择了一种最累的活法。

　　没过几天，库官又来找骆秉章谈话。既然大人不肯收下这四两银子，那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让银号的人都来上缴捐款，每年大约也能收入一万多两。

　　骆秉章还是没有同意，库官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另想办法。库官们找到骆的一个姓李的同乡当说客。这位李姓同乡也没有兜圈子，只是询问骆秉章想不想收到见面礼？如果肯收，各银号马上会送上门。

　　所谓的“见面礼”，也就是上级官员刚刚到任，下属官员按照常例前往参拜，大家见个面，算是认识了。见面不能空着手，这样显得不够诚意，所以要带上“见面礼”，以示尊崇。这种“见面礼”也叫“贽礼”或“贽见礼”，或是称“上任礼”或“到任规礼”。州县官员要向自己的上司送“见面礼”，衙役在州县官员刚刚上任时也要送上“见面礼”。与“上任礼”相对应的是“离任礼”，也称之为“别礼”，它是在上司升迁、调动离任时送的。第一次参拜上司要送“见面礼”，平时拜见也要送礼，称为“门礼”、“门敬”，送的礼银称为“门包”。“门包”从字面上理解是送给守门人等随从人员的，但是这项费用的享用者，很多时候并不是官员的随从、家人，而是官员本人。

　　骆秉章很是好奇，就询问这份“见面礼”的数目是多少？为什么要送自己“见面礼”？

　　李同乡就告诉他，这份“见面礼”大约有七千两银子。一年中的三个重要节日（春节、中秋、端午），每次都要送七千。他们送钱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请您在关键时候能够法外开恩，不要挑他们的刺，堵住他们的生财之道。

　　骆秉章还是不肯妥协，他认为这是自己的一项工作，而捐款是银号的一项业务。银号做好自己的业务，有钱赚就接受捐款业务，没钱赚就不要随意接活。骆秉章请自己的同乡转告各家银号，按照规定缴纳成色足够的银子，自己就不会挑刺，如果以少充多，银色低潮，自己绝对不会坐视不管的。

　　李同乡没有料到骆秉章会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只好怏怏而归。紧接着，骆秉章的故交好友纷纷登场来做他的思想工作，都没有收到效果。

　　在骆秉章看来，稽查银库并不是多么难办的差事，对于一名监察官员来说，这件事不是难在办案上，而是难就执法官员能不能突破权力赋予的灰色章程。这些人希望自己收黑钱，就是想让自己和他们一起来蹚这趟浑水。只有水浑了，才好浑水摸鱼。作为一名监察官员，一旦遵循了这种游戏的玩法，不要说办案，就连自己的身家清白也会搭进去。

　　骆秉章在银库任职，每个月只收伙食费三十八两银子，并且从一年所得的伙食费中，拿出一百两，给予车夫和跟班，不准他们在银库里索取分文。收银放银，严密稽查。一时之间，名声大噪，他的这些做法让那些库官们无所适从。为了把住收发两关，骆秉章用最原始的盯人法，他搬来一把椅子，就坐在天秤对面，把砝码查核一遍，不给收银员任何做手脚的机会。

　　骆秉章抓住两大关键。一是发放数目最大的，通常是八旗的钱粮。只要称银时查验清楚，防止多出就行。二是作弊最多的环节是收银。捐款和崇文门的税银，在接收的时候问题是最多的。收银员常常把六七百两或四五百两当作一千两收进来，导致库银亏短。

　　为了防止收银作弊，骆秉章事先令人打扫银堂。只准银号一人、银库收银员两名进入。一名收银员上砝码，另一名收银员上银子。御史必须当面称兑，不准收银员压秤。如果银两不足，还须添补，只准将银子逐锭轻放；库官用锤子敲秤，必须敲在当中，不准敲在旁侧。

　　每天让一个人盯着那么多白花花的银子，就像裸眼盯着太阳看。时间久了，就算是火眼金睛也会让人受不了的。即使如此痛苦，骆秉章连眼睛都不敢多眨，生怕收银员趁其不备就做了手脚。对于骆秉章来说，银库监察官的差事除了辛苦，还得罪很多人。关系好的人来缴银，因为他的不徇私情，难免反目成仇。不过，骆秉章的性情温和，往往柔中带刚地就化解了。有一天，乾泰银号的掌柜领着一个人来交银子。掌柜瞅准时机，凑到他身边耳语道：“此人就是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潘世恩大人四公子的亲戚的家丁，想必四公子已经给大人打过招呼了？”

　　潘世恩是骆秉章的恩师，又是朝廷重臣。掌柜提到的这位潘四公子的确在事前向他打过招呼，说有个亲戚要来交银捐个官做。骆秉章不敢怠慢，连忙吩咐收银员称银。来人要交八百五十两银子。库官称过以后，提议少秤二十五两，按照八百五十两算。

　　骆秉章虽然心里有数，可还是要坚持自己的原则，一分都不能少。这件事很快传扬出去，潘相是骆秉章的老师，他都丝毫不留情面，何况是其他人？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到骆秉章家里来说情了，因为说了也白说。

　　骆秉章不愿意与库官们同流合污，可是凭他一己之力根本无法扭转权力运行所形成的陋规。库官们谋利的手段层出不穷，一个骆秉章又怎能应付得过来。从前银库官吏做手脚，只是在库外截留，截多截少，都是由书办决定。他们一旦发现库内有盈余，便截留解数，在外瓜分。这是多余的款额，对公家造成不了损害。后来出了一个外号叫做穆麻子的库官修改了章程，原本油水很大的书办只能得一笔好处费，收方盈余都归官丁所有，公家究竟亏损了多少，也无从考究。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五月，银库出了贪污大案，朝廷追究骆秉章失察之罪。道光皇帝将其革职，并且罚他赔偿公款。这时候骆秉章虽然已经转岗，补授奉天府丞兼学政一职。由于这个案子的连带效应，骆秉章只好回京接受处罚，当他看到皇帝给自己开出的那张罚单时，他惊疑莫名。惊的是一万二千八百两银子无异于天文数字，疑的是皇帝为什么要给已经离任的自己开出这么大一张巨额罚单。更何况自己在库官任上的清廉是人尽皆知的事，这么的银子什么时候能赔上。

　　国法无情，清廉如骆秉章也未能逃脱罪责。他在亲戚朋友、门生故旧的捐助下，用了大半年的时间，才算将所罚的款项缴齐。

　　其实骆秉章在这里实实在在做了一回冤大头，他在任上兢兢业业，没想到最后还是以赔款了事，成了皇帝眼中的黑乌鸦，可见银库的这汪水有多深。在这里我们可以来大致了解一下，银库究竟水深几许，能够让一个秉公执法的清官成为冤大头。

　　银库，从性质上来说，它就是一座仓库。不同的是仓库前面多了一个“银”字，就和钱打上了交道。当权力成为打开这扇仓库的钥匙，那么监守自盗的事也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对于这一点，像骆秉章这样的监察官员也是心知肚明的。可是在实际操作中，洁身自好者也无法摆脱灰章程带来的束缚。

　　为了防止库银被盗，朝廷对那些在银库服役的库丁也是防之又防。库丁在银库工作期间，无论冬夏一律要求裸体入库。他们在进入库房时，要排着队从堂官公案前鱼贯而入，进去以后可以换工作服。如果干活干累了，库丁可以出去稍微休息一会儿，但出来时依然要裸体走到公案前，两臂平张，露出两胁，胯部也要抖一抖，还要张嘴像鹅一样大叫。虽然监管如此严密，可那些要钱不要命的库丁们仍然有漏洞可钻。

　　坊间有传言，这些库兵基本上都是子承父业，从小就是在家长的要求下按照一个职业库兵的标准来修炼自己的。他们那套高超的职业技巧，绝非一日之功。我们就拿肛门夹物这门绝活来说，没有十年功夫是练不出来的。修炼者先练习夹鸡蛋，然后逐步升级，依次换成鸭蛋、鹅蛋，以至于铁蛋。修炼到最后，这些库丁每次能够夹圆锭十枚，足有一百两之多。等到他们进入银库服役，就可以作案了。每逢出入银库，库兵们就把银锭藏在肛门中，夹带而出。在各地的官银中，库丁最喜欢的是江西官银，外形光滑无棱，夹带方便，被称为“粉泼锭”。

　　我们可以大致推算一下，每个库丁平均每月轮班三四次，每次出入库多达七八次，少也有三四次，每次夹带以五十两计，四次也就有二百两了。这也难怪，库丁这个职业在当时会如此受到大众的青睐。

　　对于一个苦役库丁来说，虽然无品无级，可是他的实际权力的含金量却非一般官吏可比，库丁盗银已经没有秘密可言，《清代野记》的作者张祖翼曾经去户部转饷。他在文中记录下了这一幕：在银库的门前有一茅厕，裱糊得密不透风，库兵到此后就会将赃银卸出，然后埋起来。有时为了能够多偷银锭，库丁在搬运官银时会借口劳累休息，然后多次夹带银锭到茅厕。等到茅厕中的银锭积累到一定数量，库兵就会用水桶将其运走。水桶通常是库兵入库时带来的，因为每次入库前都要用清水洒尘，所以库兵们会把水桶改装成夹底的两层，以便作为作案工具。等到堂官走了以后，库兵们就会若无其事地挑着装着库银的桶走出来。

　　库丁的法定权力就是搬运官银，出的是体力活。在这一点上，他与普通服役人员并无二致，怎一个累字了得。对世人来说，他们更为看重的是库丁的实际权力，那就是贿赂官员，将其拖下水，然后将盗取官银半公开化。库兵三年更替，等到役满的时候，一个人可余三四万金不等。他们的管理者银库郎中也同样是三年一任，任满，贪者可余二十万，就算是一个清廉的官员亦能余十万。

　　库兵的工作具有一定的风险性，他们虽然能够通过超越人体极限的技术手段偷盗库银，但是与那些能捞会贪的库官大员们相比，毕竟是一桩小买卖。这些人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的挪用公款，获取的利益要远远小于风险。户部银库自乾隆时期和珅当国后，就从来没有认真清查过。嘉庆年间，虽然朝廷也曾经派过专官盘查，但由于受到库吏的腐蚀，那些负责监督的官员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走走形式。

　　随着晚清吏治的腐败，银库的侵蚀现象愈发严重，就像当时有人写道：“子而孙，孙而子，据为家资六十余年矣”。银库官兵上下沆瀣一气，时间一久，不出大问题才是真的有问题。

　　嘉道时期，银库的制度已经形成一整套陋规体系。当皇帝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就会采取补救措施。这时候就会派御史驻点清查银库，御史也是人，骆秉章那样的清廉之士毕竟凤毛麟角。按照当时的陋规，库官会私下向御史奉上规银三千两，就连御史身边的仆从也能得到两三百两。

　　道光十年（1840年），御史周春祺经过一番调查取证后，获取了大量银库幕后交易的证据，他打算将调查结果上奏朝廷。他的姻亲、曾任户部尚书的汤金钊就劝阻他：“此案若发，必藉数十百家，杀数十百人，沽一人之直而发此大难，何为者？”也就是说，这个案子如果被揭发，将有很多家庭被抄没，很多官员被杀头，你不能因为只考虑自己的政治前途而沽名钓誉，兴此大难。

　　虽然周春祺听从了他的建议，没有将这件事捅出去，但是权力运行过程中的千疮百孔还是会有糜烂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