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非唐——中晚唐的风流与阴谋

第三章 盛世面影下的妖冶

　　从社会层面上讲，和谐意味着人际关系的和谐。社会和谐问题，说到底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而人际关系问题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着力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亲情夺权”

　　李隆基走上政治前台后，把巩固皇位，稳定政局放在首位。他亲历了太多皇权易手的政变，从神龙元年（705）正月到先天二年七月，八年多的时间里就连续发生了七次政变，换皇帝像割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如果不迅速扭转这种君权不稳、政局混乱的局面，大唐帝国的一切都是扯淡，满城尽带黄金甲也是早晚的事。李隆基看到问题本质，他比谁都清楚，对皇位的威胁和政局的干扰，主要是来自于宗室和功臣。

　　唐代的皇位授受相较于历朝很不正常，它不是由嫡长子继承而是由众皇子争夺，争夺时甚至危害到老皇帝的安全。李隆基自己本来就只是睿宗的第三子，凭实力才越过两位哥哥做上皇太子，并让睿宗退位做上皇帝。他自己不是以嫡长子身份继位的，这在重视宗法关系的封建王朝，就具有先天不足的缺陷，这个缺陷也促使他在政治生活中注意处理好和宗室诸王的关系。

　　一方面，唐玄宗努力加深兄弟之间的手足之情，以至他和兄弟的友爱达到“近世帝王莫能及”的程度。农村苦哈哈的兄弟有时候还会为一犁子田地争得头破血流，何况是离皇帝宝座近在咫尺的皇子们？因此很多皇室成员为了自身利益争得不可开交，自相残杀也不算稀奇事，玄武门之变不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例吗？而李隆基的兄弟们之间却异常地和谐。

　　这一方面是由于李成器的明智和大度，使得李隆基不需要象李世民一样要在手足之情和皇帝宝座之间二选一。当了太子之后，李隆基就表现出了一副对兄弟非常友爱的姿态。他曾经让人缝制了一张特别大的被子，说是为自己弟兄五个一起睡觉用的。大被同眠通常被认为是有伤风化的事情，不过就象很多被认为不好的东西一样，关键是你怎么用。刀可以用来杀人，也可以用来切菜、砍柴；大被同眠这种事情可以拿来伤风败俗，也可以拿来增进兄弟情义。当时的皇帝李旦对李隆基的这个创意也表示非常满意。

　　李隆基即位后，在禁宫周围为四王建宅，以便就近往来。他在禁宫的西面、南面建楼，西面的叫“花萼相辉之楼”，南面的叫“勤政务本之楼”，他经常登楼，听到诸王府中有乐曲声，便急忙召诸王进宫，或者干脆驾幸其第，与兄弟同乐。饮酒、听乐、击球、斗鸡、放鹰犬为乐。至于金帛赏赐，更是日日不绝。史书上夸耀“天子友悌，近古无比”，其实无非是控制兄弟的手段，兄弟们“奏乐纵饮，击球斗鸡”，干什么都可以，只不许过问时政，结交朝官。

　　另一方面，不过李隆基自己是以亲王的身份通过政变取得天下，对诸王友爱出自天性，但也倍加防范，以防有人向自己学习。对于那些参加过诛灭武韦和诛灭太平两役的功臣，唐玄宗是有所戒备的，密切地注视他们的言行，稍有不规，便加以惩处，但方式较为宽和，一般不下狱，不杀头，只是降职贬逐，令其离开京城。唐玄宗用恩威并施、宽严结合的手法，有效地调整、缓和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唐朝初年，亲王成年后都分封到各地，以亲王的爵位兼任各州的都督，掌握一方的军政大权，这些亲王也都有一定的实力。李隆基即位后，在宫苑附近设“十王宅”，把分封在外任刺史、都督的亲王们召回，削夺了这些人的军政实权。

　　开元十五年（727年），李隆基大封自己的儿子们为各州牧、刺史、都督、节度大使、大都护、经略使等官职，只是虚名，这些皇子们并不到封地任职。并盖了所大宅叫“十王宅”，让儿子们分院居住，派宦官管束，以后还盖了孙儿辈居住的“百孙院”。皇太子也不按惯例住东宫而跟随皇帝住别院，以免私下有所举动。古时皇子成年后就封（到自己的封地），称之为“出阁”，和女儿出嫁一样，意思是说他要离开父母身边，独立生活了。李隆基结束了大唐的皇子“出阁”制，皇子皇孙们都聚居京城，而且每宅都派自己亲信的宦官监管，彻底防止了有实力、有野心的亲王造反的可能。这对皇子皇孙们讲自然少了点自由，但换来的却是政治上的安定，玄宗在位四十五年中没有哪位王爷敢在长安城里闹动乱。然而这一举措的副作用也不小，后来安禄山起兵造反，李隆基仓皇出逃，大部分皇子皇孙公主们都没来得及逃走，被攻入长安的安禄山屠戮净尽。

　　“宦寺如刺”

　　唐朝初年对宦官的控制很严，基本上没有宦官参与国家政事的事例出现。女主临朝，是东汉宦官兴盛的原因，但武则天不像东汉那些女主们要凭借宦官成为自己和男性大臣沟通的桥梁，这一阶段宦官没形成什么势力、品级也都很低。到了李隆基时，却因为高力士一人而发生了大的转变。当高力士还是在武则天手下时，《新唐书·高力士传》记载：“（高力士）长六尺五寸，谨密，善传诏令，为宫闱丞。”

　　李隆基为临淄王时，高力士就慧眼识英雄，“倾心结纳”。后来李隆基发动兵变，讨平韦后逆乱，高力士立下首功，被提升为内给事。后来又在讨太平公主一役中立下功劳，被提升为右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成为宦官中的第一人。李隆基对高力士极为信任，“四方奏请皆先省后进，小事即专决”，开了宦官处理国家政务的先例。高力士对李隆基也是忠心耿耿，公平地说他没利用李隆基对自己的信任胡作非为，他很善于窥伺李隆基的心事，可以说是所有人当中最了解李隆基心事的人，他又小心谨慎，知道适可而止，所以李隆基极度宠信他，外人对他也没有很坏的评价。

　　高力士精力充沛，不愧“力士”二字，他忠心侍奉主子，大事小事无不办得稳惬，深得李隆基欢心。休假时也不出外，睡在大殿的帷幔里，他已成为李隆基生活里必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李隆基也说：“力士值班时，我才能睡好觉。”高力士权势可谓极一时之盛，当时的许多将相如宇文融、李林甫、韦坚、杨国忠、安禄山等人都是因为巴结高力士而当上大将、宰相的。其余巴结他和想巴结却找不到门路的人不可胜数，“侥幸者愿一见如天人然”。当时太子李亨管高力士叫“兄”，其他的亲王、公主叫“翁”，其他人可想而知，李隆基经常不叫他的名字而叫他“将军”以示尊宠。

　　与高力士同时，还有一个叫杨思勋的宦官，经常出外带兵打仗，升官至三品将军，受宠与高力士差不多。而其他宦官如黎敬仁、牛仙童、王承恩、边令诚等等，或在内供奉，或出外监军，做修功德使，市鸟兽使写，宦官开始得到重用，这些人也都倚势捞钱，京师的府邸园林、良田，获利丰厚的产业，十分之六都落到这些宦官手中，而宦官以前大部分都在七品以下，现在却有不少升为三品将军，数目也增至数千人。重用宦官是李隆基的一大秕政，它为后来宦官掌握军权、操纵朝政开启了方便之门，唐朝虽说是亡于藩镇之手，直接原因却是宦官专政。

　　“换人如刀”

　　李隆基接手的大唐帝国基础还是相当不错的，太宗开创了贞观盛世，为大唐的政治、经济、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武则天虽然发动周武革命，另立新朝，大行屠戮，触动的只是朝廷中的上层权贵，国家经济依然得以稳步发展。中宗时代，韦后、武三思乱政，斜封官遍天下，对国家经济造成破坏，所幸时间短暂，破坏程度不大。李隆基稳定政权后，以少年天子的锐气，开始了初期的励精图治。

　　国家动乱依赖于大将平定，国家安定依赖于贤相治理，这是封建社会治理国家最经典的理论。李隆基深明此理，相继任用姚崇、宋璟为相，步入了开元盛世。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是李隆基用人的一大特点，姚崇初为宰相时，一次向李隆基奏请依序为郎吏升职，李隆基却仰视大殿的屋顶，不加理睬、姚崇说了几遍，李隆基始终不予理会，姚崇以为自己说错什么了，又找不出原因，只好心中忐忑地退了出去。宦官高力士劝谏李隆基说：“陛下新总万机，宰臣奏事，当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李隆基说：“朕任元之（姚崇当时的名）以庶政，大事当奏闻共议之，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烦朕耶！”不久高力士到中书省传达李隆基的旨意，对姚崇说了李隆基的话，姚崇转忧为喜，感激之余放手施为，国家政治蒸蒸日上。

　　唐朝实行多宰相制度，侍中和尚书、中书、门下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也称真相，后来以他官如兵部、礼部尚书、侍郎的官职加上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职衔，便也是宰相，或者加上“参知政事”的也列入宰相之列，共同参议国政，只是后者权柄要轻一些，这也是为了防范西汉初年相权太重，君权反而被驾空的前辙。唐朝宰相数目很多，但被称为贤相的只有太宗时的房玄龄、杜如晦，玄宗时的姚崇、宋璟，谓之“前有房杜，后有姚宋”。

　　姚崇相业辉煌，却不善于治家，他的两个弟弟光禄少卿宋彝，宗正少卿宋异却倚仗哥哥的权势，招权揽贿，给姚崇造成很坏的影响，姚崇的亲信主书赵海接受胡人的贿赂，被查出后，李隆基亲自审问，判了死刑，姚崇却千方百计营救，李隆基因此对姚崇大为不满。姚崇只得多次申请辞职，但他毕竟是贤相，向李隆基力荐广州都督宋璟接替自己。看来古人所说修身平家治天下，还是有些道理，个人修养的不够完善，家人的胡作非为使得姚崇过早地离开相位，既是他个人，也是大唐的一大损失。好在接替他的是宋璟，《资治通鉴》记载：璟为相，务在择人，随材授任，使百官各称其职，刑赏无私，敢犯颜正谏。上甚敬惮之，虽不合意，亦曲从之。

　　古时宰相的职能最为重要，国家政治的好坏，经济发展的快慢，往往取决于宰相是否得人。李隆基任用姚、宋而天下大治，开创开元盛世，用一李林甫而天下大乱，几乎丢了江山，就是最好的证明。

　　“盛世极光”

　　人们习惯将一个美好的时代称为“黄金”时代，这种黄金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几次，玄宗所开创的“开元盛世”是最为人们称道的盛世典范之一。这的确是一个闪耀着黄金般光辉的时代，一个政绩彪炳、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国力富强的时代，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光芒万丈的时代，无论是内政、外交、军事，还是文化、艺术，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开元时期，土地开辟，许多“高山绝壑，耒耜亦满”。由于开源节流，国家财政日益丰裕，全国的粮仓充实，致使物价十分廉宜。据杜佑《通典》所记：“至（开元）十三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匹二百一十文。”可见当时粮食布帛产量丰富，物价低廉，商业繁茂。有杜甫诗为佐证：“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尤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洲四道无豺虎，远行不劳求吉日。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中国的丝绸沿着丝绸之路到了西方，马上就成为罗马贵族们手里比黄金还要珍贵的奢侈品。

　　当时大唐的百姓，不仅在家安居乐业，出外旅行也很舒适，道路畅通，行旅安全。《通典》记载：开元时东至洛阳、汴梁，西至关中歧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肆丰溢，每个驿站都出赁驴马供客人骑乘。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淳府，皆有驿站和店铺。杜甫也曾经在诗中描写：从秦州（今甘肃天水）通西域（今新疆及中亚一带）的驿舍有池、有沼；有林、有竹。当时甘肃到新疆的驿舍有池、有竹，可见气候和水源远比现在好得多。还有一个数据，很能说明社会的安定和太平，即：官民犯罪的人很少。开元十八年（730），全国犯罪的仅24人。

　　国力强盛是开元之治的另一重要标志。自唐高宗以后，吐蕃强大，成为唐朝西方的严重威胁。武后时期，后突厥复兴于漠北，契丹崛起于东北，造成唐朝北方形势的紧张。许多在贞观、永徽年间归属唐朝的地区重又脱离控制。玄宗即位后，加强邻接地区的军队，开立屯田，大大充实了防务，又从东北到西北和南方设立了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四镇、伊西北庭、剑南等9个节度使和一个岭南五府经略使，以统一指挥战守军事。对外战争也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开元五年（717年），唐朝从契丹收复了辽西21州，重置营州都督府，漠北拔也古、同罗、回纥等都重新归顺唐朝。在西北，唐朝收复了碎叶城，并打败了强悍的吐蕃、小勃律，通往中亚的道路由此重新被打开，唐朝对西域的主权恢复，唐朝的声威远播西亚。日本、朝鲜半岛同唐朝的联系频繁，南亚各国同唐朝交往不断。各国的使者和商人来往不绝。关于打败吐蕃和玄宗的边防体系，后面在《哥舒夜带刀》一节中再详细讲述。

　　许多来华的胡人（唐人对各国人士一律统称为“胡人”，外国商贩称之为“胡商”、“胡贾”，外国僧人统称为“胡僧”，外国女子统称为“胡姬”）见识了唐朝举世无双的繁荣，乐不思蜀，以至不想回国，干脆就留在了中国。当时西域少数民族普遍向往东方乐土，都城长安更是众望所归的圣地，所以这里云集着数量惊人的西域胡人，有时可达20万之众。长安献艺的歌、舞、百戏、幻术（杂技）等高手，以及与他们相伴而来的是在长安开设饭铺酒肆、歌楼舞谢的胡商胡姬，他们很快就成为唐朝文化大视野中的一道新奇风景。

　　社会经济的繁荣必然推动文化的发展。盛唐在文学艺术方面取得的成就也是硕果累累，气象非凡，成就巨大。唐诗最为后世称道。唐诗大潮在开元时期达到了顶峰，一泻千里，蔚为壮观。大诗人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等均为空前绝后的超一流诗人，将整个盛唐诗坛装点得空前壮美，气象万千。而唐代中期的著名诗人（所谓大历十才子）也是这个时期培育出来的。大书法家张旭、颜真卿，大画家吴道子，大音乐家李龟年的艺术成果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它舞蹈、雕刻、塑造等艺术，也无不取得辉煌而显著的成就。

　　在一个封建朝代，集中出现了如此多足以照耀千古的杰才俊士，是玄宗统治前期文治武功的最好写照。他的成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但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皇帝，后来的帝王也再也没人能够超越他。开元，确实开出了一个崭新的新纪元，开出了中国封建史上最鼎盛、最辉煌的丰碑。

　　开元盛世，是一个充满着梦想，同时也能使梦想变为现实的时代，人生的种种理想都能被这个气势恢宏的时代所激荡。一个封建泱泱大国所有迷人的光彩，都在这半个世纪的岁月中闪耀：疆域辽阔，物产丰富，经济繁荣，文艺昌盛。整个开元年间，唐朝的君臣和百姓就在歌舞升平中度过。还有什么比生活这样的盛世更令人心满意足呢？唐朝，成为东方的传奇。长安，成为传奇的乐土。

　　然而，西汉史学家司马迁说过：“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平准书》）又提出要“见盛观衰”。遗憾的是，玄宗没有借鉴前人的经验教训，他看到了繁荣强盛的表面，却没有看到背后更深刻的政治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