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非唐——中晚唐的风流与阴谋

第十三章 一场醉生梦死的裂变

　　人最大的烦恼，就是记性太好，如果什么都可以忘掉，以后的每一天将会是一个新的开始。这样，便有了“醉生梦死”。唐穆宗李恒不是王家卫电影里的西毒，但同样经历了一场醉生梦死的裂变。

　　在李恒还没来到这个世界之前，他的父亲唐宪宗李纯已经有了两个皇子，一个是长子李宁和次子李恽。作为老三的李恒按理说在皇位的继承上并没有多少优势可言。但李恒有别人不具备的优势，那就是他有一个能量足，势力强大的母亲。他的这位强大的母亲是宪宗的贵妃郭氏，这个郭氏不是寻常百姓家的女子，她是当年对唐室有再造之功的郭子仪的孙女，是驸马都尉郭暧和升平公主（唐代宗之女）的女儿，也就是戏剧《醉打金枝》中的男女主人公。这样算下来，李纯是唐代宗的曾孙，而郭氏是唐代宗的外孙女，论辈分郭氏比李纯长一辈。

　　宪宗一直没立皇后，《旧唐书·后妃传》有这样一段文字：“帝后庭多私爱，以后门族华盛，虑正位之后，不容嬖幸，以是册拜后时。”这话就是说，宪宗之所以不立皇后，就是怕皇后吃醋，干涉自己宠爱别的女人。同时也可以放放烟雾弹，这样就没人能看出宪宗最宠爱的人是谁，让后宫之中谁都不敢妄自尊大，伸手揽权。既然皇后空缺，那么郭氏作为唯一的贵妃，算是正妻。这样一来，李恒凭借着母亲尊贵的身份，地位自然水涨船高。

　　与郭氏相比，皇长子和皇次子的母亲则要寒酸得多。皇长子李宁的母亲是宫人纪氏，次子李恽的母亲史料里根本就没有留下姓名，在这一情况下，究竟是选择哪一位皇子，宪宗一直没有拿定主意。这事一直拖到他登基四年以后，到元和四年（809）三月，宪宗心中渐渐地向长子倾斜了。这时候的李宁已经17岁，平素喜欢读书，举止颇符合礼法，深受宪宗的喜爱。于是在大臣李绛建议早立储君以杜绝奸人窥伺觊觎之心时，他宣布了立长子为嗣君的决定。这次册立很费了一些波折，本来应该在春天举行的册立仪式，由于连续遭遇大雨，使时间一改再改，一直拖到了孟冬十月。这期间有多少来自穆宗母亲郭氏的阻力，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了。

　　事情本来已经板上钉钉，可意外还是发生了，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命吧。

　　元和六年（811）十二月，刚刚做了两年太子的李宁竟然在19岁的时候两脚一蹬离开了这个花花世界。宪宗悲痛欲绝，为太子废朝13日，并特别制订了一套丧礼，加谥为“惠昭”。太子李宁的死，使宪宗不得不为选立继承人再次陷入困局。这时候宫内以太监集团为首的大臣们也划分了两派，一派是以实力派人物吐突承璀为首的太监，他们进言立澧王李恽为太子；而另一大太监王守澄却要拥立遂王李恒为太子。

　　我们先来看看这两大太监集团的领军人物。

　　唐宪宗李纯在做太子时，吐突承璀即在东宫充当小宦官。由于他性情聪敏，很快被提拔为掖廷局博士，那时他已有些分析明辩事理的才干。永贞元年（805年），宪宗即位后，对他倍加宠信，先后被提升为左监门将军，左神策护军中尉，左衔功德使，并封为蓟国公，成为当时宦官中颇有权势的人物。当时成德节度使王士真死，其子王承宗求继位不果，遂武装叛乱。吐灾承璀为讨好皇帝，请缨前往，左、右神策军及河中等几路兵均归他指挥。但是吐突承璀实在没有那份做统帅的能力，使得战局陷入被动。战局陷入被动后，他暗中议和，以为王承宗谋得节度使为条件，让他上表请罪，朝廷撤兵。出动二十万大军，历时一年的平叛也就这样结束了。这种近乎“不了了之”的战果大大损害了中央威信，助长了藩镇骄兵悍将的气焰。照理说“出师不胜即为败”，吐突承璀应该被贬黜甚至斩首，朝中大臣也一再抨击他，但是皇帝把他略加惩处后，又信用如故。

　　元和六年（811年），吐突承璀因宦官刘希光受贿被牵连，宪宗不好再包庇他，打算废掉他：“此家奴耳，向以其驱使之久，故假以恩私；若有违犯，朕去之轻如一毛耳！”将他贬为淮南监军。可是在元和九年（814年）的时候，李绛免了宰相的职位，宪宗又将吐突承璀召回了京城。

　　宪宗晚年，喜欢炼丹、吃药，以求长生不老，拍着翅膀当天使。王守澄为取悦宪宗，找来一个自称已活150岁的大通和尚进献“不死之药”。唐宪宗服丹后，性情变得十分暴躁，动辄打骂下人。实际这是因为他所服的药中含有汞，使他出现了汞中毒现象。

　　因澧王母亲出身低贱，最后宪宗采纳了王守澄的建议，为此王、吐突二人结下怨恨。王守澄深知身为神策军中尉，手握重兵的吐突承璀不肯就此罢休，于是他联合同样拥有兵权的太监马进谭、梁守谦、刘承偕、韦元素等人与之抗衡。

　　此时，宫廷内外几乎都建议选立郭氏所生的皇三子李恒（当时名字叫李宥），最受皇帝恩宠的宦官吐突承璀则建议应当按照次序立次子李恽。

　　宪宗也有意立次子，但是李恽因为母氏地位卑贱难以在朝廷上得到支持，而郭氏一系在朝野上下的势力实在是太强大了。立三子宥（李恒）的呼声占据了上风，宪宗也毫无办法，只好请翰林学士崔群代次子恽起草了表示谦让的奏表，于元和七年（812）七月下诏立李宥为太子，改名为李恒。十月，举行了册立大典。鎏金仕女狩猎纹八角银杯。

　　暮光之城

　　进入元和十五年，大把大把磕丹药的唐宪宗已经处于半癫狂状态，酷烈的丹药随时有可能在体内引爆，大唐皇帝成了名副其实的人体炸弹。珍爱生命，远离炸弹。

　　以吐突承璀为首的一派并不甘心失败，他们处心积虑准备卷土重来。

　　以王守澄为首的一派当然不能看着煮熟的鸭子再飞了，新太子李恒一天不登上皇位，他们就要一直紧张下去。不到最后一刻，一切皆有可能。他们的不安还来自于唐宪宗的眼神，他的目光对新太子充满了警觉和不屑，而对澧王李恽却欣赏有加。

　　元和十五年（820年）正月二十八清晨，空旷的长安城透着浸入骨髓的冷寂，第一缕霞光还没有破空而出。承天门内像往常一样被宫人们清扫得一尘不染，轻盈的鸟儿不时从宫院一掠而过，迎接帝国新一天的开始。

　　这时候紧贴承天门内侧的东西朝房内已经挤得满满当当，早朝的大臣们挤在一处或议论或倾听他们颇为感兴趣的话题，但今天所有的话题就集中在宪宗的身上。

　　大臣们正争执不休，一阵杂乱的脚步由远而近，众人忙探长脖子从雕花格窗中向外看。一队队带甲卫士手执刀剑沿承天门进来，明晃晃的头盔在晨曦中闪着红晕，通通的步履声透出重重杀气。这些人似乎早已被吩咐过，有的列队站在延英殿两侧，有的则直奔广远门和长乐门而去，更有些甚至站在了朝房门外。

　　随之而来的是延英殿轰隆隆大门开启，值日太监静鞭三响，扯嗓子叫道：“时辰已到，众臣于延英殿候驾！”众大臣依次来到大殿外的天井下，撩袍跪倒，单等宪宗皇帝升座入殿，山舞朝拜。天井两侧一直到殿门外铁甲兵林立，密不透风，这就使得气氛不同于往常，庄严肃穆中又平添了几分恐惧。

　　“到底搞什么名堂？”每个人心里都在嘀咕，但脸上却竭力显出平静来。

　　万籁无声，寂静得令人有些胸闷气短。僵持片刻，听见殿内一阵轻微的脚步响动。王守澄出现在大殿门口，环视众人一遍，见皇甫和程异正跪在班首，阴阴一点一点头，刷地拉开怀中斜抱的圣旨，放开嗓门高喝道：“圣上有旨，诸臣跪听！”眼睛却不看圣旨，先将想好的词背书一样地说出来：“皇上前日误服妖道供奉仙丹，身子骤然不适。传唤太医十余人号病诊治，延医服药却无济于事，毒发暴崩，已于今晨宾天了！”

　　声音远在大殿上方，听起来并不洪亮，但在跪拜静听的众大臣耳中，却如霹雳当头炸响，顾不得正在跪接圣旨，大眼瞪小眼，嘁嘁嘁喳喳地议论起来，什么，皇上宾天了？！不是说没什么大碍吗，怎么说宾天就宾天了？！昨夜宫内究竟发生了什么？

　　一是仙丹夺命。

　　大唐皇帝有嗑药的光荣传统，自从唐朝开国，李家就奉太上老君李聃为远祖，所以以道教为“国教”，而道教又提倡“仙道”，宣传通过服用丹药，就可以长生不老。对此，唐宪宗十分执著。早在元和五年（810年），宦官张惟则从海路出使新罗，回来后他讲述了一个“离奇”的故事：在一座孤岛上，张惟则偶然遇到了一位神仙，这位神仙告诉他“唐朝皇帝乃吾友也，烦请传语”云云。张惟则说得天花乱坠，宪宗听后深信不疑：“吾前生岂非仙人？”从此，他就不断地下诏，搜求天下方士，访求长生不老的丹药。

　　于是，一些小人纷纷奔走于道路，以讨好宪宗。

　　元和十三年（818年）十月，朝臣李道古过去在鄂岳观察使任内做过不少坏事，所以，他日夜不宁，担心有一天会“东窗事发”，便苦苦地思索如何讨皇上的欢心。忽然，他的脑袋里灵光一闪，计上心来。于是，李道古立刻去找宰相皇甫镈，告诉他：“从前，我担任鄂岳观察使时，听说有一位山人柳泌能炼制长生不老药，请您报告圣上！”

　　宪宗大喜，立即命柳泌进京，住在兴唐观，为他炼制仙药。炼了一段时间，柳泌一无所获，又怕不好交差，就向皇帝报告：“听说台州天台山是一座仙山，山里面有很多奇花异草。如果陛下让我去那里任职，我一定能为陛下求得仙药。”宪宗求“药”心切，便命他暂时署理台州刺史。

　　这时，谏官们纷纷上奏：“本朝从来没有让方士出任刺史的先例！”

　　宪宗却是勃然大怒：朕是天下之主，富有四海，现在让柳泌去台州为朕炼制仙药，岂非好事？于是，他立即下诏，把这些谏官臭骂了一通，认为他们有失“为臣之道”，一点也不关心“皇帝陛下”的龙体。

　　不过，世上本来就没有什么“不死之药”，柳泌又怎么可能找到呢？所以，他折腾了一年，还是一药无成。这时，他害怕了，便举家逃入深山。谁知，这事让浙东观察使知道了，急忙派兵把他抓了回来，解往长安。可是，皇甫镈、李道古又出面为他百般说情。最后，还是宪宗“宽大为怀”，不仅没有治柳泌的罪，又任命他为翰林待诏，继续服用他炼制的丹药。

　　第二年（820年）元月，宪宗病重，连早朝也不能上了。在这种背景下，对宪宗“毒发身亡”的官方解释，也能说得过去。

　　二是要命的太监帮

　　正常人长期服用这些“仙丹”，通常会有两种不良反应：一是口渴难耐，二是脾气暴躁。所以，宪宗一服药，他身边的人可就倒了血霉。到元和十四年（819年），宪宗已吃了许多“仙丹”。知道炸药怎么来得吗？就是过去皇家炼丹，炼出来的。炼丹的工序和现在民间炒炸药差不多，炼来炼去就爆了。而吞吃仙丹的人，也就相当于吞吃炸药，不光身体爆，而且脾气暴躁。

　　在药力的作用下，宪宗有时神智不清，狂怒得像一头猛虎，身边的宦官、宫女动不动就被他喝令推出去斩首。于是，皇宫里面人人自危，众宦官仿佛“末日来临”一般，惶惶不可终日。到最后，皇上身边的宦官们觉得，宪宗要是再服用这些“仙丹”，他们连这条小命也保不住了。

　　随着丹药越服越多，宪宗身体每况愈下，搞到最后连早朝也不能上了。对此，人们议论纷纷，非常恐慌。

　　这时，内侍陈弘志再也无法忍受了，担心下一个宪宗爆头的人就是自己。在这种极度恐惧的压力下，正月二十七日夜里，陈弘志将熟睡中的宪宗活活勒死。

　　按照正史推理，史书《旧唐书·宪宗本纪》载：“元和十五年正月庚子，是夕，上崩于大明宫之中和殿。时以暴崩，皆言内官陈弘志弑逆，史氏讳而不书。”用白话文说，就是元和十五年正月庚子这天晚上，宪宗皇帝突然在大明宫死亡。皇帝猝死，当时都说是太监陈弘志谋杀了皇帝，但史官却隐讳了这件事不记录，以至于详情不得而知。

　　按照史书推理，参与此次弑君行动的肯定有神策右军中尉梁守谦，内常侍陈弘志、王守澄、马进潭、刘承偕、韦元素。而陈弘志之所以成为元凶，不过是在其中扮演了集体智慧的执行人的角色。

　　这次行动不是因为偶然，而是经过周密部署的，有组织，有预谋的杀人游戏。在这场游戏中，虽然陈弘志担了元凶的恶名，但他只是别人手里的一把刀。

　　史书记录有点蹊跷。太监（内官）是“刑余之人”，这种人在正常人眼中一向是卑贱耻辱的对象。他干出谋杀皇帝的“大逆不道”之事，为什么要“讳而不书”呢？史料并没有对此事有更多叙述，只是在《文宗本纪》中记载：“大和九年九月癸亥，令内养齐抱真将杖于青泥驿决杀前襄州监军陈弘志，以有弑逆之罪也。”似乎认定陈弘志是元凶。

　　可是本书还是有些地方透露了不同的信息。《皇甫鎛传》载：“宪宗服柳泌药，日益烦躁，喜怒不常，内官惧非罪见戮，遂为弑逆。”又象是陈弘志害怕宪宗无故迁怒自己，所以先下手为强。

　　对于这帮无家无后的太监，他们只关注自身安危，一旦他们感觉到周围的杀气，为了自保，一旦出招，绝不瞻前顾后、患得患失。因为他们实在没有多少东西可以失去，除了残缺的命运。当天夜里，他们一起守在中和殿外面，目送着自己战友陈弘志走进去，片刻之后又看着他走出来。是日深夜，宫中的内侍宦官正式发布了天子驾崩的消息。同时他们还附带说明了天子的死因——药物中毒。

　　三是弑夫夺权

　　历史的真相远比我们的想象力来的更为丰富，也更具有戏剧性。

　　元和八年（813）十月，在刚刚册立新太子整一年的时候，拥立太子的朝廷官员又上表请求宪宗立郭氏为皇后。自玄宗以后，后宫活着被立为皇后的只有肃宗的张皇后，那是因为她在平叛的特殊时期有特殊的功劳，宪宗将郭氏册立为贵妃已经是后宫最尊贵的角色，宪宗以种种借口拒绝了此番动议。此事以后，郭贵妃在朝野内外，广结党羽，包括宦官中的厉害角色神策军中尉梁守谦以及王守澄等人，他们暗中和吐突承璀等较量。

　　《后妃传》载：“宪宗懿安皇后郭氏，尚父子仪之孙，赠左仆射驸马都尉暧之女。母代宗长女升平公主。元和八年十二月，百僚拜表请立贵妃为皇后，凡三上章，上以岁暮，来年有子午之忌，且止。帝后庭多私爱，以后门族华盛，虑正位之后，不容嬖幸，以是册拜后时。”这段可见宪宗拖延不册立郭氏为皇后，因为怕郭家势大，干涉自己对其他小老婆的宠爱，却造成了郭氏心中有怨气——皇帝的女人总是想方设法要做皇后的，以郭家的功勋富贵，却做不了皇后，能不怨恨？而迟迟成不了皇后即意味着自己迟迟成不了正室，始终是没有地位的“妾”而不是作为六宫之主的“妻”。

　　政治斗争在后宫中一点都不逊色于朝堂上，有时候会更残酷。而宪宗死后即位的穆宗正是郭后的儿子，“母以子贵”，郭氏因为儿子当皇帝而名正言顺成为太后，坐正后宫掌权者的位子。这就暗示我们，郭氏极有可能谋害四是弑父夺位唐宪宗于正月二十七日暴崩，皇太子李恒于同年闰正月初三即位，他在即位敕文中说：“今年正月二十八至闰正月三日，宫苑诸门守捉，西内立仗将士，量加改转，应内侍省及内侍宫正等，并赐恩爵。”（《唐太诏令集》第2卷，《穆宗即位赦文》）赦文中为什么要从二十八日算起呢？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说：二十七日，宪宗暴崩于中和殿后，中尉梁守谦与其它宦官共立太子，杀吐突承璀及澧王李恽，“赐左、右神策军钱人五十缗，六军、威远人三十缗，左、右金吾人十五缗。”

　　这段史料表明，从二十七日起宫内发生军事政变，经过一场血战，最后杀死吐突承璀及澧王李恽等，拥立李恒即位。对于在这场宫廷政变和拥立中立功者，李恒进行了大张旗鼓地表彰，这说明李恒对宫廷政变是十分清楚的，而且在政变中他还充当了弑父帮凶的角色。

　　关于这一点，后世史家也是持肯定意见的。明末清初史学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第二五卷中指出：“陈弘志持推刃之贼，弑宪宗之贼非郭氏、穆宗而谁哉？”而近代史学家陈寅恪在其所著《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一文中也认为宪宗之死，是与唐穆宗密切相关的。当代黄永年先生更是以墓志作为佐证。这方墓志说：“元和十五年少帝即位，二月五日改号为永新元年。”这“永新”年号今天已不见于任何典籍，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当时的政局出现大的变动，需要提前改元。当改外之后，穆宗又感到这种搞法容易引起人们对帝位交替产生疑问，对巩固统治不利，只好又取消此“永新”年号而按正常办法在第二年正月三日辛丑改元长庆，同时将元和十五年二月五日丁丑赦文中改元永新之文字删除，其他文字中有“永新”年号者也一律窜易或毁去。

　　极乐世界

　　就在唐宪宗驾崩的消息发布的同时，早就磨刀霍霍的梁守谦带着一帮全副武装的神策右军士兵冲进了左军中尉吐突承璀的府第，一通血洗；紧接着又冲进澧王府，杀死了李恽。

　　闰正月初三，二十六岁的太子李恒在群臣和宦官的簇拥下登上了皇帝宝座，是为唐穆宗。

　　这天说变就变，一夜之间唐宪宗不明不白地死了、吐突承璀死了、澧王李恽也死了，所有的障碍都消失得无影无踪，翻云覆雨。第二天，李恒又马不停蹄地把宰相皇甫镈贬为崖州（今海南琼山市）司马；初八，任命御史中丞萧俛和翰林学士段文昌为宰相；初九，又将那个整天忽悠宪宗“长生不老”的柳泌用乱棍活活打死，然后将宫中所有方士全部流放到岭南。

　　唐穆宗如此做法，就是向世人表明，宪宗就是死于他们的丹药之下。于是朝野上下很多人都把宪宗之死归咎于迷信方士和误食丹药而已，就是有人持保留意见，也只敢夜半三更和老婆吹吹枕头风。

　　李恒是个简单的人，简单的人不愿意琢磨复杂的事，太累，享受生活才是真正的王道乐土。他在即位不久，就投入到物我两忘的极乐世界中。生命短暂，及时行乐，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倡优、杂戏、宴游、打猎等一系列娱乐活动当中。谏官们屡屡上疏劝他节制，可他并不在意，大家都是成年人，大道理都懂，管好自己才是硬道理。

　　李恒这个大老板出手太阔绰了。尤其是对那些倡优戏子，只要他乐意，随时随地都会赏赐一大堆金帛。

　　穆宗即位时已26岁，26岁是个花样年华，对于壮年登基的皇帝来说，如果想在政治上有一番大作为，应该说是最佳时机。他的那些先人们都是在这个年龄段励精图治，创下了不世伟业。千古楷模唐太宗李世民29岁登基，开元盛世的玄宗皇帝则是28岁。

　　是干事创业的好年华，也同样是饱食终日、游乐享受的好时光。就看你怎么选择，前者才是王道，后者成就恶名。

　　穆宗没做过多的犹豫，就一猛子扎进了纵情狂欢的海洋。

　　及时行乐，开心每一天。尚在朝廷上为宪宗治丧期间，穆宗就毫不掩饰自己对游乐的喜好。元和十五年（820）五月宪宗刚刚于景陵下葬，他就脱掉丧服，扛着猎枪带着亲信随从狩猎取乐去了。到六月，皇太后郭氏移居南内兴庆宫，穆宗就率领六宫侍从在兴庆宫大摆宴筵。酒宴结束后，他又回幸神策右军，对亲信中尉和将领大加颁赐。鎏金刻人马狩猎杯从这天起，穆宗每三日来神策左右军一次，同时驾临宸晖门、九仙门等处，目的是为了观赏角抵、杂戏等表演。七月六日是穆宗的生日，他异想天开地制订了一套庆祝仪式，只是因为一些大臣提出自古以来还没有这样的做法，才算作罢。他在宫里大兴土木，修建了永安殿、宝庆殿等。宫苑内修假山倒塌，一次就有七位工人被压死。当永安殿新修成的时候，他在那里观百戏，极欢尽兴。在永安殿，穆宗还与中宫贵主设“密宴”以取乐，连他的嫔妃都参加。除此之外，他还用重金整修装饰京城内的安国、慈恩、千福、开业、章敬等寺院，甚至还特意邀请了吐蕃使者前往观看。

　　到了八月，穆宗又到宫中鱼藻池，征发神策军二千人将宪宗时期早已淤积的水面加以疏浚，九月初二池水开通后，他就在鱼藻宫大举宴会，观看宫人乘船竞渡。由于时间临近九九重阳，穆宗又想大宴群臣。担任拾遗的李珏等人上疏劝谏，认为：“陛下刚刚登临大宝，年号尚且未改，宪宗皇帝园陵尚新，如果就这样在内廷大举宴会，恐怕不合适。”穆宗根本不听。在重阳节那天，还特意把他的舅舅郭钊兄弟、朝廷贵戚、公主驸马等都召集到宣和殿饮酒高会。

　　十一月的一天，穆宗突然下诏：“朕来日暂往华清宫，至落日时分当即归还。”

　　这时候，正值西北少数民族引兵犯境，神策军中尉梁守谦将神策军4000人及八镇兵赴援，前方将士浴血奋战，战事很是吃紧，御史大夫李绛、常侍崔元略等一根筋大臣跪倒在延英殿门外要求进谏。这种死了都要进谏的做法，让穆宗深感恶心，他对大臣们说：“朕已决定成团龙纹铜镜行，不要再上疏烦我了。”

　　谏官虽然冒死劝谏，但根本不顶事。第二天一早，穆宗还是依然故我，我玩我的，你上你的班，工资又不少你的，管领导那么多闲事干什么，真是吃饱了撑的。你不是堵正门，哥们我走后门。穆宗从大明宫的复道出城前往华清宫方向而去，随行的还有神策军左右中尉的仪仗以及六军诸使、诸王、驸马千余人，一直到天色很晚才还宫。

　　对于穆宗的“宴乐过多，畋游无度”，谏议大夫郑覃等人一起劝谏：“现在边境吃紧，形势多变，如果前线有紧急军情奏报，不知道陛下在什么位置，又如何是好？另外，陛下经常与倡优戏子在一起狎昵，对他们毫无节制地大肆赏赐，这些都是百姓身上的血汗，没有功劳怎么可以乱加赏赐呢！”穆宗看到这样的表章感觉很新鲜，就问宰相这都是些什么人。

　　宰相回答说是谏官。穆宗就对郑覃等加以慰劳，还说“当依卿言”。穆宗的这一态度使宰相们高兴了一阵子，但实际上他对自己说过的话根本不当回事，转过身，穆宗依旧是我行我素。

　　穆宗并不觉得自己所作所为有什么出格的，作为皇帝，没事开开party，喝喝酒吹吹牛，听听音乐，跳跳舞，一切都很正常。一天，他在宫中麟德殿与大臣举行歌舞酒宴，就很兴奋地对给事中丁公著说：“听说百官公卿在外面也经常欢宴，说明天下太平、五谷丰登，我感觉很安慰。”

　　丁公著却持不同的看法，他对穆宗说：“凡事过了限度就不是好事了。前代的名士，遇良辰美景，或置酒欢宴，或清谈赋诗，都是雅事。国家自天宝以后，风俗奢靡，酒宴以喧哗沉湎为乐。身居高位、手握大权者与衙门的杂役一起吆三喝四，无丝毫愧耻之心。上下相效，渐以成俗，这造成了很多的弊端。”

　　穆宗对他的这番说辞也觉得有道理，表示虚心接受，但就是坚决不改。

　　穆宗这种近乎疯狂的游乐，到了长庆二年十一月才算有了收敛。原因是他有一次在禁中与宦官内臣等打马球时发生了意外。游玩中有一位内官突然坠马，如同遭到外物打击一样。由于事发紧急，穆宗十分恐慌，遂停下来到大殿休息。花鸟人物螺钿铜镜就在这一当口，穆宗突然双脚不能履地，一阵头晕目眩，结果是中风，卧病在床。此事一发生，宫外就接连有很多天不知道穆宗的消息。而在此前一周，穆宗还率人以迎郭太后为名前往华清宫，巡狩于骊山之下，他即日就骑马驰还京城，而他前往迎接的郭太后则是第二日方还。

　　复活的藩镇

　　“不念经的和尚”

　　元和十五年（820年）十月，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死在任上，他的手下秘不发丧，拥立其弟王承元以都知兵马使身份接管军政大权。在宪宗手里被打得老实了一阵子的藩镇又有了复活的迹象，真所谓三天不打皮就痒。

　　我们知道藩镇之间虽然有共同利益，但也存在较大的离心力。他们已经不像当初的胖子安禄山那么冲动，一口气打下长安。这时候的藩镇无意于争夺皇位，并不热衷于攻取长安，称孤道寡，而是满足于控制自己的地盘，或找机会扩大地盘，以便在地方上称王称霸。他们担心中央组织兵力消灭他们，也担心邻近方镇，强大起来以后吞并自己，因此方镇之间较少联合。他们之间互相不信任，不互相支持，因此也难以取代中央。他们并不积极支持中央消灭其他方镇以免自己陷于独立地位，而是希望维持现状。他们都希望自己的职任得到朝廷合法的承认，每个节度使都孜孜以求，想取得朝廷正式的任命，朝廷若不加任命，他们认为是不正常的。

　　既要安抚他们，又要掣肘他们，这是唐朝皇帝这时候需要考虑的问题。

　　十月十六日，穆宗李恒授意组织部门颁布了多道任命状，对各大藩镇进行大规模的人事调整：调魏博田弘正为成德节度使；任成德王承元为义成节度使；调义成刘悟为昭义节度使；调武宁李愬为魏博节度使；任左金吾将军田布（田弘正的儿子）为河阳节度使。

　　穆宗的意图很明显，那就是权利上的重新洗牌，以此完全打乱镇将与镇兵之间的利益联结和感情纽带，从而削弱各节度使对原辖区的绝对控制权，消除拥兵自重、违抗朝命、一切自专等各种隐患。可见穆宗和他的班子成员在对待藩镇问题上还是动了脑筋的，想法也是完全靠谱的。如此做法既可以加强中央集权、又可以防止藩镇做大做强。

　　藩镇割据折腾到现在这种局面，已经不是小儿科了，否则德宗和宪宗也不至于被这个绝症搞得死去活来。要想通过常规的政治手段解决“非常规”的政治问题，其结果很可能是旧病没有医好，新的病魔又来缠身。

　　宪宗授予支郡刺史兵权以后，节度使的军事、财政权力都受到牵制。穆宗即位以后，藩镇部队长期不扩编并常常缺编，影响了其战斗力。正由于节度使的任命还受中央控制，唐朝后期，中央所任命的节度使一半是文臣，一半是曾担任过神策军头目的人，藩镇长官的地方色彩淡了。然而，问题在于——自从安史之乱以来帝国的藩镇事务就早已不是新皇帝新领导班子，新年新气象。

　　正月初四，穆宗改元“长庆”，同时宣布大赦天下，命令河北诸道重新修订中央“两税”的缴纳办法。

　　也就在这时候，幽州传来了让人大跌眼镜的消息。卢龙节度使刘总看破红尘，斩断红尘之根，要潜心向佛，一心做和尚。元和五年（810年），刘总杀死父亲刘济，又杀死其兄刘绲，自己独掌了军权。唐廷不知底细，任刘总为节度使。刘总对中央阳奉阴违，与吴元济、李师道和王承宗等人暗中勾结。吴、李、王相继死后，刘总失掉支援，只好上疏唐廷，愿意接受中央号令。

　　如今时过境迁，是良心发现还是另有所图。要不然一个弑父杀兄、篡位夺权的魔头居然也想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开什么国际玩笑。

　　就在穆宗和大臣们狐疑之际，消息很快得到了确认，刘总亲自打来报告，不愿意当挂名大老板了，希望唐廷能够批准他，让他后半辈子抱着佛经了却残生。

　　很快有消息灵通人士传话过来，这个刘总自从杀死父兄之后，过得并不开心，总觉得这个世界有鬼缠身。他内心的鬼不是别人，正是被他干掉的父兄，他们化身为血肉模糊的鬼魂经常来找他索命，搅得刘总坐卧不宁，生不如死。为了能够求得内心世界的安宁，他在府中养了几百个和尚，不分昼夜地做法事，以此来驱鬼。刘总先生每天忙完军务，就手捻佛珠身披袈裟混在和尚堆里诵经念佛。一天两天还行，天天如此谁受得了。搞到最后，刘总先生的神经都被折腾得严重衰弱。这样下去就算不被父兄的鬼魂杀死，迟早自己也会被吓死。天下事最怕心虚，心越虚，胆越小，刘总自悔前事做错，将来难免受祸，不如趁早金盆洗手，省得吃苦。

　　再见了，到手的荣华；再见了，刀光与剑影。刘总先生决定向自己的恶人生涯说拜拜，投入释迦摩尼的怀抱，开启人生新篇章。

　　穆宗对刘总强烈要求成为宗教人士这一做法并没有急于表态，他需要派人调研然后确认，没有调研就没有发言权。刘总既不是佛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又没有皈依佛门的资质，平白无故要去当和尚，穆宗并不怀疑佛门子弟，但他实在怀疑刘总的人品。毕竟有过前科，不要这边忽悠完佛主，那边就在背后磨刀要干掉他老人家。

　　如果刘总真像他自己所说的去当和尚，穆宗举双手双脚表示同意。

　　他做梦都想把刘总一脚从卢龙踢开，然后将该地管辖权彻底收归中央。但梦想实现得太过突然，完全没按常理出牌，这又让他陷入迷茫状态。穆宗试探性地下了一道诏书，任命刘总为侍中，兼天平（治所在郓州，今山东东平县）节度使，同时将宣武节度使张弘靖调任卢龙节度使。

　　可刘总这回是铁了心要辞职，在庙里当个全职和尚。他连着向穆宗上疏，要求非当和尚不可，而且自愿把自己的官邸修建为寺庙，把家人和奴仆全换成清一色的和尚。直到这时候，穆宗才把一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下诏赐刘总法名大觉，赐寺名报恩，并派遣宦官赠他一套紫色的僧衣。同时，穆宗还给他送上了天平镇的旌节斧钺，意味着太平镇的大门永远向刘总敞开，只要他愿意，可以随时去那里主政一方。

　　还没有等到穆宗的使者和诏书，刘总先生已经迫不及待地剃了光头，披上袈裟。刘总撂挑子不干了，可手下员工怎么办。幽州的将士们强行挽留，不让他走。刘总一怒之下又杀了十几个人，然后把节度使的印信符节直接扔给了新接班的留后，自己连夜逃出幽州，当他的和尚去了。当和尚当到这种地步，佛主怎能不感动。第二天，手下的将士去汇报工作时才发现他们的刘总已不知去向。当年为了夺权，杀死父兄，如今为求心安，遁入空门。

　　刘总在当和尚之前给穆宗写了一封言辞凿凿的请辞信，在信里他提出了一个建设性意见，要求把卢龙一分为三，并推荐了三个领导候选人：张弘靖，时任宣武节度使，曾任宪宗朝的宰相，出镇河东时政通人和，深得群众拥护；薛平，时任平卢节度使，此人对朝廷忠心不二，更为关键的是他非常熟悉河朔的地方民情；卢士玫，时任权知京兆尹，这个人算是刘总老婆的娘家亲戚，虽然说举贤不避亲，但他一直在长安为官，算是穆宗身边的人，知根知底。

　　其实我们简单分析一下就能得出，刘总并没有忽悠穆宗的意思，他提出的三分卢龙的建议完全符合李唐中央的利益。让穆宗感动的是刘总居然买一送一，又为他办了一件漂亮事。他把自己手下那帮脾气暴、打仗猛的猛将全部送到了长安城，请求穆宗能给这些猛人们一官半职，将他们收归中央。很显然，刘总这么做是替朝廷消除隐患，把这帮猛人置于穆宗的眼皮子底下，免得将来难以掌控惹下祸端。这还不算完，刘总又给朝廷献上了一万五千匹膘肥体壮的北地良马。

　　一切都安排妥当，自己也该到佛祖那里去报到了。刘总挥一挥袈裟，带不走一身罪恶。

　　三月二十七日，有人奏报在定州境内发现了一具和尚的尸体，死和尚正是刘总。谁也搞不清楚刘和尚是怎么升天的，是被父兄的鬼魂索命吓死的还是被人谋杀，或者是精神崩溃自我了断，总之是不明不白地死了，抛尸荒野。

　　刘总所做的这一切应该说没有辜负穆宗对他的期望，他给唐廷留下一个掣肘藩镇的发展的大好机会。但不要忘了，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穆宗显然是还没有准备好，让刘总先生白白浪费了感情。这时候穆宗和他的朝廷完全可以因势利导，把卢龙地区彻底改造为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区。这样做的好处就是李唐中央对河北藩镇的控制力将得到大大的提升，等于在河北藩镇地区锲进一枚钉子。

　　穆宗李恒并没拿刘总的建议当回事，说狠一点就是他对帝国的政治事务并无太高的兴致，纯属玩票。在他的精神世界里女人、倡优和美酒才是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吉祥三宝”。

　　他并没有按照刘总提出的方案去实施，而是听从了宰相崔植和杜元颖的话，象征性地把卢龙一分为二，其中两个州交给了卢士玫，剩下的部分交给了张弘靖。

　　穆宗没眼光，除了自身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辅佐他的崔植和杜元颖二位宰相水平太差。杜元颖是唐太宗朝宰相杜如晦裔孙，父亲杜佐是个小官，但有才华的人并不总靠祖荫，唐德宗贞元末年（804年），年轻的杜元颖进士及第；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右補阙，召为翰林学士。史书说他是“辞臣”，或许主要因他文笔敏速佳颖，因而亦颇受唐宪宗称赏。最欣赏杜元颖的还是唐穆宗。穆宗李恒即位后，召杜元颖奏对思政殿，赐为中书舍人。820年冬，拜戶部侍郎承旨。长庆元年（821年）三月，以本官同平章事。也就是说自穆宗登极，不到一年的时间，杜元颖便混到了宰相的显赫地位。

　　崔植是德宗朝宰相（即所谓“先太傅”）崔佑甫的侄子。苏轼讥为“宰相崔植、杜元颖，皆庸人无远虑”，新旧唐书中，也对杜元颖作出“素不知兵、心无远虑”的评价。

　　二位爷压根没把和尚刘总从幽州送过来的那批将士们放在眼里，这帮大老远投奔过来的将士不但没有捞到一官半职，就连最起码的尊重也没有得到。他们每次拿着刘总开过来的介绍信到中书省要求安置，得到的答复就一句话——就业形势太严峻，先回家待业去吧。一来二回，这帮幽州将士不干了，本来大家都有工作，有房子，有票子，是刘总那个死和尚把我们忽悠到这里来的。说什么天子脚下，机会多，钱好挣官好当。

　　这还不算完，正所谓世情薄，人情恶。张弘靖刚到卢龙不久，唐廷就以为摆平了该地区，天下太平了，于是就来了个翻脸不认帐，发了点遣散费，将这帮幽州过来的猛人又打发回老家。大城市也不好找工作，一不小心就成了盲流，还是回家待着吧。

　　除了愤怒还是愤怒，这帮被唐廷视为社会盲流的幽州将士胸中装着一个火山离开了长安又回到了自己的根据地卢龙。哥们是来报国的，不是跑到大城市来讨饭的。

　　愤怒是一种力量，是即将挥出去的拳头。

　　这时候穆宗和他的朝廷还不知道拳头的杀伤力会有多大，更不会知道在返程之路的人群中，有一个人在用锥子似的目光，冷冷地回望唐都。

　　这个人名叫朱克融，原任卢龙都知兵马使，此人是当年敢跟唐廷直接叫板的卢龙节度使朱滔的孙子。

　　很快朱克融将用愤怒的拳头告诉穆宗和他的宰相们，盲流中也有夺命的拳手。

　　“愤怒的拳头”

　　张弘靖到卢龙就任之后，不但没有给当地带来安定祥和的局面，相反他的执政表现让当地人感到更多的是震惊、怨恨和恶心。

　　幽蓟当地的风俗，将帅不论严冬盛夏都与士卒同甘共苦。但张弘靖来了之后，时时处处都在提醒人们，怎么做才算是真正的官僚？每次他出行必得八抬大轿抬着，招摇过市，就连到军营视察，他也要坐着自己的轿子，派头十足，没有专车谁办公啊！作为一个老官僚，爱摆谱也就算了。可张弘靖在做人上，也是败笔连连。我们知道幽蓟是安史之乱的发源地，当地人称安禄山、史思明为“二圣”，张弘靖想在他执政时期变革一下当地风俗，于是掘安禄山墓毁其棺，这种做法很伤当地人的感情。再加上他十天半个月才抛头露面出面处理一次公务，宾客将吏很少能见到他，就算见着他，他老先生也是摆着一副臭脸，没有半句话。

　　他所委任的手下判官（执行官）韦雍、张宗厚等人又不通大体，克扣军饷，并经常在市中饮酒，至夜方归，届时烛火满街，前呼后拥，这些都令当地入非常反感。另外，韦雍和张宗厚还常责骂侮辱将士，有一次甚至当面对他们说：“现在天下太平，你们能拉两石重的弓，还不如认识一个‘丁’字！”

　　在韦雍嘲笑大兵们目不识丁的放肆的笑声里，这个有文化的流氓离自己的死期已经不远了。卢龙将士们的怨气早已汇集成燃气，随时引爆，就差一道火星滑过。一直等到长庆元年（公元821年）的七月初十，将士们等来的不是火星，而是火花四溅。

　　这一天，张弘靖手下红人韦雍出门赶个酒场，前面有导航车开道，后面护卫队压阵，韦雍浑身上下就写着两个字——摆谱。谁知道卫队刚刚开到大街上，一个不长眼的低级军官骑着马就撞过来了。韦雍正摆着谱，谁知道半道上杀出这么一个不识谱的，交警部门都不敢冲撞本官，哪来这么一号人物，给我拿下。张弘靖立刻命人把军官拿下，准备当街杖打。韦雍奏报张弘靖，这名军官当即被逮捕下狱。这个军官当然不服，老子又没酒后驾驶，就是酒后驾驶，也轮不到你韦雍冒充交警。河朔的将官们平时放任自流惯了，哪里吃过这种亏？

　　消息传来，将士们先是震惊，然后愤怒，刀出鞘，子弹上膛。乱兵们饿狼传说般就冲进了张弘靖的府第，哄抢张宅的财物和女人，囚禁了张弘靖，他的很多手下的幕僚和军官也被将士乱刀砍死，首当其冲的就是那个冒牌交警韦雍。第二天，闹事的士兵觉得这事有点过火，就找了个领头的去找张弘靖谈判。

　　抢了我的钱，非礼了我的女人，杀了我的手下，现在还要来和我谈条件。张弘靖坐在那里，冷冷得看着这帮当兵的，半天一句话没说。卢龙的将士们一看张弘靖和自己玩深沉，玩深沉那是知识分子才干的事，我们目不识丁不陪你玩。一不做二不休，他们跑去拥立朱克融为卢龙留后。

　　两天后，卢龙兵变的消息传到长安。“文武孝德皇帝”李恒这才匆忙罢免了张弘靖的节度使之职，把他贬为吉州（今江西吉安市）刺史，同时将昭义节度使刘悟调任卢龙节度使。

　　但问题又来了，刘悟不愿意去接这个烫手的山芋，给再高的工资都不干。

　　刘悟又不傻，他早看出来卢龙那个地方的将士都憋着一肚子火，自己去了也是落个被架上去烤的下场。他上表说：“我的能力达不到，朱克融能力也不错，还让他先干着吧。”

　　刘悟不愿意去，穆宗也没办法，只好让朱克融先干着再说。几天之后，藩镇之间爆发了一件要命的大事。七月二十八日夜，成德都知兵马使王庭凑发动兵变，他带兵冲进了从魏博调来的节度使田弘正的府邸，干掉了田弘正，还有他的幕僚、将吏和一家老小共三百多人。随即自任留后，并上表要求朝廷授予节度使的旌节斧钺，承认其合法性。

　　有人质疑，说一个节度使的官邸怎么说被血洗就被血洗。田弘正当初从魏博前往成德赴任时，他就把帐下的两千名亲兵一同带了过去。可人过去了，组织人事部门部门不给他们入编，不入编就是黑户，黑户是没有粮饷的。两千多人张着嘴嗷嗷待哺，田弘正虽然是大地主出身，可家里的余粮也不够养活两千人。没办法，田弘正只好向朝廷请求，不料却遭到度支的拒绝。度支的理由是：成德有成德的兵，魏博的兵应该待在魏博，如果这次同意这么干，那以后其他藩镇也会这么干，朝廷就不好应对这纷乱的局面。

　　度支这句话说得也没什么问题，可田弘正已经意识到此去前路渺渺几多险，他四次上表，度支四次拒绝。田弘正也没办法，只好牙一咬脚一跺听天由命，把两千名亲兵又全部送回魏博，由此酿下祸端。

　　穆宗再也坐不住了，这藩镇地带也太黑了吧，朝廷安排的官员，说被干掉就被干掉。杀完了，人家搽干净身上的血迹，还伸手向你要官位和赏钱。给还是不给，不给连皇帝一块收拾。

　　田弘正被杀的消息传回魏博，时任魏博节度使的李愬悲愤难当，号令三军穿起孝服库哭祭田弘正的亡灵。同时下令，出兵征讨王庭凑，血灾血偿。不巧的是，就在魏博大军即将开拔的之际，李愬突然病倒了。而且病得不轻，走路都要扶着墙。

　　李愬倒下了，可这事不能算完啊！朝廷又任命田弘正的儿子、前泾原节度使田布为魏博节度使。去吧，去为你的父亲和死去亲人报仇吧！

　　穆宗这边还沉浸在悲愤之中，那边王庭凑又开始了他的疯狂之旅。

　　王庭凑先是派人刺杀了冀州（今河北冀州市）刺史王进岌，随后出兵占领了冀州。

　　没过三天，瀛州地区也发生兵变，叛军逮捕了观察使卢士玫，将其绑送幽州；刚刚划出来的瀛、莫二州又重新被卢龙吞并。也就在同一天，王庭凑出兵攻打富庶的深州。

　　该死的王庭凑！放着太平日子不过，非要惊扰老子的清秋梦，李恒摔了戏牌子，毁了打猎的箭矢。他这个“文武孝德皇帝”的威仪也就是在朝堂之上端端架子，欢场才是他的主战场，他把人生最好的时光都虚掷其间。王庭凑这个痞子，这一段时间让他寝食难安。

　　穆宗开始动真格的了，他已经出招，讨回自己的面子，一个皇帝应该有的面子。八月十三日，唐穆宗李恒发布诏书，命魏博、横海、昭义、河东、义武一同出兵，在成德境内集结待命，如果王庭凑胆敢一条道走到黑，就让他灰飞烟灭。与此同时穆宗再度起用宪宗朝被贬回家养老的前宰相裴度，任命他为卢龙、成德两镇招抚使。

　　就在穆宗排兵布阵的同时，王庭凑率部众狂攻深州；而朱克融在易州、涞水（今河北涞水县）、遂城（今河北徐水县西遂城镇）、满城（今河北满城县）也四处点火，遥相呼应。在这种形势下，唐中央政府命前宰相裴度从承天军旧关（今山西平定县东北娘子关）发兵，前往讨伐王庭凑和朱克融。

　　战争虽然能够解决就业，但战争同样耗费金钱。由于军费开支过大，朝廷财力近竭，再加上各道军队没有统一制令，王师讨伐并不顺利。穆宗急得一筹莫展，打又没本钱打，让步又丢不起人。这时候有人上疏：“王庭凑杀了田弘正，而朱克融却没有杀张弘靖，若论罪责，朱克融当赦免，中央军应该集中全力拿下王庭凑。”天子赶紧下诏，在这一年年底任命朱克融为卢龙节度使。

　　穆宗就这样稀里糊涂把自己老子打拼下来的藩镇局面葬送殆尽，葬送这一切，穆宗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而他老子宪宗皇帝创建这一切却用了十五年。正所谓辛辛苦苦大半天，一夜回到解放前。

　　长庆二年（公元822年）正月，率领魏博军队出征成德的田布也遇到了士兵厌战的难题。田布是去报父仇，将士们却不愿意跟着当炮灰。要知道魏博、卢龙、成德这三镇作为中晚唐时期的造反大户向来是一个鼻子出气。让他们联手对抗唐廷还有得商量，如果让他们唯王命是从，互相攻伐，这有悖于他们内部达成的攻守联盟。谁又不是白痴，等到人打没了，朝廷就该收拾残局了。

　　三军不用命，就算主将田布再牛气冲天也是枉然。也就在田布苦恼之际，先锋兵马使史宪诚又着实让他恶心了一把。史宪诚煽动将士们在阵前哗变，他的目的很明显，就是想架空田布并最终取代。效果很明显，大部分人投向了史宪诚的怀抱。父仇没报，还丢了实权。对于田布这是赔本的买卖，他只带了中军八千人灰溜溜地由哪里来回哪里去。

　　返回魏州没待上三天，田布坐不住了，父亲的亡灵在冥冥中召唤着他。他准备重新集结部队，找王庭凑报仇。家仇不报，其心何安？

　　他的出兵计划再次遭到了手下将士的公然反对，他们将话挑明了：“将军若能遵守河朔的老传统（也就是割据），我们这些人就算战死沙场，也会尽力效忠；可如果要我们去打河朔的兄弟藩镇，恕难从命。”

　　仗没法打了，生为人子，父仇难报，王命难从，还有何颜面存活于世上？田布留下一封遗书，然后在父亲田弘正的灵位前挥刀自尽。既然不能用敌人的血来祭奠亡父，那就用自己的血吧。

　　田布的死，让王庭凑喘了口气，但最高兴的莫过于史宪诚，这样他既可以遂了将士的心愿，又维护了藩镇之间大团结的局面。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团结起来共同对付穆宗和他的朝廷，分裂割据才是大势所趋。田布自杀、史宪诚自立为留后的消息很快就传到穆宗的耳朵里。

　　事到如今还有其他的办法吗？放纵于酒池肉林的穆宗早已厌倦了眼前这不胜其烦的局面，事到如今他所能做的只剩下一件事，那就是颁诏任命史宪诚为魏博节度使。

　　幸福来得太快，连史宪诚本人都感觉意外。

　　到了二月，深州被围已经整整半年多了，政府军从三面救援，皆因粮草不继而无法前进。就连其时的名将李光颜也只能闭营自保。士卒每天的供给只有陈米一勺（百分之一升）。眼看深州沦陷在即，而中央的财政基本上也无法再支撑，穆宗和他的宰相们只能采取最后一个办法，也是最管用的办法——妥协。

　　在妥协思想的指引下，朝廷正式任命王庭凑为成德节度使。

　　至此，河北三镇全部脱离了唐廷，又回到了宪宗朝之前那种信马由缰的状态，已经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河北藩镇大佬们对自由的向往。从这时候开始一直到唐朝灭亡，唐廷再也没有能力驯服这一批批脱缰的野马。

　　而这一匹匹脱缰野马将整个帝国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长歌当哭。

　　“醉生梦死”

　　河北三镇通过造反没费多少功夫就攫取了地盘、官爵和富贵，看来什么时候都是不听话的孩子有糖吃啊！那我们也别揣着野心扮慈善了，撕下伪善的面具去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武宁节度副使王智兴有样学样，心动不如行动。

　　长庆二年三月十四日，憋了半天的王智兴悍然发动兵变，驱逐了节度使崔群和一干将吏，完全接管了军政大权。紧接着，王智兴又纵兵劫掠了中央盐铁专卖署在甬桥（今安徽宿州市）的转运院，抢走大量金银绸缎；同时洗劫了各道停泊在汴水（连接黄河与淮河的运河）的进奉船，甚至连过往商旅的货物也被他强行搜刮了三分之二。

　　面对如此猖獗的行为，穆宗朝廷还是半点脾气都没有，既然前面都妥协了，何妨再来一次。穆宗也授予王智兴武宁节度使之职。在飞扬跋扈、为所欲为的藩镇面前，穆宗李恒和他的宰相们一次又一次做出让步，没有底线的让步。

　　既然没有底线，那就好办多了。宣武将领李臣则也发动兵变，带领乱兵冲进帅府。节度使李愿（李晟之子）带着一个儿子仓皇逃奔郑州，他的妻子和担任亲兵统领的小舅子被杀。乱兵随后拥立将领李介为留后。藩镇叛乱从河北蔓延到了江淮和中原，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再这么乱下去帝国势将分崩离析。穆宗李恒不敢再让步了，连忙下诏命宰相们会同三省长官商讨对策。大家一致认为：既然已经承认了河北三镇，宣武也未尝不可援用前例。

　　也就在这时候朝廷出现了两股势力，一股以宰相李逢吉为代表的主战派，一股以宰相杜元颖为代表的妥协派。这两派经常在朝堂之上扯来扯去，没完没了。

　　宰相李逢吉说：“河北的事情已了生死存亡的地步，现在如果连宣武也抛弃，那么江淮以南就都将不再是我大唐的领地了。”

　　宰相杜元颖和度支张平叔说：“为什么要心疼那几尺长的旌节（为官的信物），却不在乎一方百姓的身家性命呢？”这种官场辩论的套话，让人听上去总不那么实在，在半醉半醒之间就把人绕进去了。李逢吉拒绝承认李介的身份，绝不仅仅是因为爱惜“几尺长旌节”？而杜元颖等人对叛乱藩镇一再妥协，也不仅仅是为了“爱惜百姓的生命”吧？

　　穆宗没有个人主张，只有个人低俗的爱好。在朝臣们互相争执之中，他也理不出一个头绪，还是顺应天意吧！

　　没过多久，宣武下辖的宋州、亳州（今安徽亳州市）、颍州（今安徽阜阳市）相继上表，请求朝廷重新给换个节度使。这正合穆宗心意，看来李逢吉的意见是正确的。李逢吉遂提出建议：“皇上这个时候可以先征召李介入朝担任禁军将领，然后再将义成节度使韩充调任宣武。如果李介不肯入朝，那就下令武宁镇与忠武镇（治所许州）东西夹攻，再由义成军从北面攻击，韩充就可以安全赴任。”

　　穆宗听从李逢吉的建议，马上征召李介入朝。朝廷的征召令发出去了，可李介依旧赖在宣武不肯离开半步，看来他是铁了心要留下来做最牛的“钉子户”。穆宗命忠武节度使李光颜等部向宣武发起进攻，进攻异常顺利。李介有心叛乱，无力抵抗，屡战屡败。

　　关键时刻李介一病不起，看来这败仗吃多了容易憋屈成病。李介只好把军务全权交付都知兵马使李质，谁知道所托非人，李质早就成了朝廷安插在宣武的线人。李质接过军权就策动了兵变，并且诛杀了李介和他手下李臣则等一干反叛将领，并把李介的四个儿子也抓了起来，押送至长安。

　　一场闹哄哄的叛乱就这样偃旗息鼓，朝廷让韩充马不停蹄前往赴任。穆宗李恒长舒了一口气，这半年多的时间，可把自己憋坏了，球技也稀疏了，卡拉OK也很少唱了。这边叛乱刚结束，穆宗就急不可耐地一猛子扎进了快乐生活的海洋中。

　　也就在这一年的冬天，李恒在宫内组织了一场宦官打马球比赛，比赛很精彩，唐穆宗看得非常投入。就在这时，一个宦官队员因为冲撞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宦官很有比赛经验，跌落马下来了个就地十八滚，毫发未伤。可太监没事，皇帝这边出大事了。穆宗因为受到惊吓而中风，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看来这当皇帝没有一颗刚毅果敢的心，玩到最后不是被别人取而代之，就是像穆宗这样自己把自己玩残疾。只能说我们的皇帝太脆弱了，别人坠马居然把自己吓得半生不遂，也难怪这李唐王朝混到了日薄西山的境地。

　　皇帝请长期病假，不能上朝，可急坏了大臣们。这国不可一日无主，时任右仆射的裴度和宰相李逢吉等朝廷重臣多次联名上奏要求册立太子，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假如穆宗要是两脚一蹬，到另一个世界祸害去了。帝国这辆破船一天不沉没，那就一天也少不了航行的舵手。

　　十二月七日，穆宗李恒下诏立景王李湛为太子。李湛既被册立为太子，作为父亲的穆宗，本来更应对他严加教育和培养，以使这位储君将来不负重望，堪当大任。虽然在形式上按规矩设立了东官官属，也选任了太子师、太子傅、太子侍读等等，但在实际上，却很少过问太子的学习情况。

　　李湛虽天资聪颖，但自幼放任惯了，未尝好好读过书，秉承乃父在嬉戏游乐方面的特长。

　　围绕在太子身边的一群肖小，只是一味地逢迎，顺从他的意愿，不分白天黑夜地陪侍他玩耍逸乐，未尝有过规劝。而病中的穆宗虽然不能上朝理政，但敬业精神还在，将游乐之所迁移到床上，继续寻欢作乐，对嗣皇帝的成长全然不放在心上。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太子完全领会父皇的良苦用心。

　　在接下来的整个长庆三年，朝野上下看上去波澜不惊，但平静的背后貌似在酝酿一场暴风雨。这时候河北三镇虽然说脱离了唐廷，但事态并没急剧恶化。朝廷平定宣武，对其它藩镇起到了很好的震慑作用，藩镇叛乱得到了暂时的消停。只要不打仗，一切都好办，什么都好说。这是穆宗的态度。

　　可眼下的情况的是战争结束了，但人与人之间的权利斗争却没完没了。战场从千里之外也搬到了朝堂之上，眼皮子底下。宰相李逢吉独揽朝政，极力排斥异己，于这一年八月把裴度排挤出了朝廷；而在内廷，宦官王守澄本来就因担任枢密使一职而手握大权，此次更是趁皇帝病重之际而彻底成为穆宗的代言人，权势倾动朝野，钻营之辈纷纷趋附。

　　穆宗的病势在这一年有所好转，这让满朝文武稍感安心。天要亡人，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穆宗因纵欲过度而使病情加重。与人斗其乐无穷，与天斗其乐无穷，卧床不起的穆宗决定变被动为主动，开始日以继夜地操练起长生之术，生命不息，嗑药不止，嗑的全是金石之药，步了他父亲宪宗皇帝的后尘。

　　结果躁烈不解，灼损真阴，使本来就十分虚弱的身体更加虚弱，连元旦都不能接受群臣的朝贺了。万般无奈之中，只好传下旨意，命太子李湛监国。

　　这时候太子李湛已经十六岁。十六岁在当时算是到了“及冠”的年龄，也就是说到了十六岁，便是成年人了，可以娶妻生子，顶个门头过日子了。可李湛的游乐无度较之其父穆宗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十六岁了，已是成年，但给人的印象仍是一个顽冥不化的孩童，让他监国，自然有许多人不放心。

　　李湛祖母郭太后身边的宦官劝郭氏临朝称制，郭太后听了非常生气，怒叱道：“你们是想让我效仿当年的武则天吗？武氏称制，几乎葬送了我大唐江山。我家世代忠良，怎么屑与武氏相比呢？即便是太子年少，不知上进，我们可以选择贤相来辅佐他，你们不要参预朝政，国家自然会太平无事。你们试想一想，从古到今，凡是女子为天下主，果然能治国安邦吗？”

　　郭太后说完，将内侍所上制书，撕得粉碎，掷入废纸堆中。太后之兄太常卿郭钊，听说宫中有请太后临朝称制的密议，便上书郭太后说：“母后临朝，是历代一大弊政，若太后真的允从内侍所请，临朝称制，那么我就将先率诸子纳还官爵，归田里。”

　　郭太后听了，大为感动，便亲自给哥哥写信，向哥哥保证，决不预闻外事。

　　长庆四年正月初一，穆宗在含元殿举行朝会，准备恢复因病中辍的上早朝的习惯。

　　然而，希求长生的李恒绝对没有想到，这已经是他最后一次坐在金銮殿上了。

　　正月二十日，穆宗李恒旧病复发。两天之后，李恒病情迅速恶化，紧急下令太子监国。

　　当天傍晚，年近三十的穆宗李恒驾崩。国太舅郭钊受穆宗遗命欲立即扶太子李湛即位。无奈，因太子李湛终日游乐，并无定所，一时竟找不到他。

　　国太舅便指派内侍四处寻觅，费了多时，一小太监才好不容易在西偏殿下寻到了太子。当时太子正与宦官们在踢球玩耍，小太监连唤数声，李湛均充耳不闻，仍旧踢他的球。小太临无奈，只好上前把他拉住，告诉他皇上驾崩了，国太舅请他去登基做皇帝。这时又有人寻到这里，大家便簇拥着太子来到太极殿东序，正月二十三日，宰相李逢吉被任命为“摄冢宰”，也就是最高摄政大臣。

　　正月二十六日，年仅十六岁的太子李湛在太极殿即皇位，这便是大唐历史上的第十四位皇帝——唐敬宗。大唐开国二百余年来，迎来了一位最年轻的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