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非唐——中晚唐的风流与阴谋

第十六章 一个“肌无力”患者的挣扎史

　　开成四年（839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一个苍白而寒冷的冬日，长安城内外深浸着寒意，满布阴云的天空好像在催生一场强暴风雪。唐文宗李昂的风痹之病再度发作，服食药剂后，病情略有好转。朝会散去，唐文宗李昂独坐大明宫思政殿久久不愿离去。尽管贵为帝王，但这种囚徒似的生活让他套上了沉重的精神枷锁。

　　大和九年（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那场惨烈的宫廷流血事件中，当天有超过六百名朝臣被宦官集团血腥屠杀，他的朝堂几乎为之一空。对于李昂来说，那是一场梦魇，一场史无前例的宦官之祸。日暮东风啼怨鸟，他的春天已经被远远地抛弃在繁华散去后的百丈红尘。对于一个病入膏肓的王朝，对于一个在病榻上消磨时光的君王，他已经真切地感受到岁月如无情流水，终将他的生命和希望，都一点一点地带走。

　　这是一个荒唐而可悲的年代，阴云笼罩下的长安暮色四阖……

　　陷入沉思的唐文宗忽然抬头对立于殿外的侍从道：“今日翰林院是谁在值班？”

　　旁边的翰林院使答道：“中书舍人周墀。”周墀，字德升，汝南人。长庆二年（822年）赴京城长安参加科举考试，一举获中高第，即留京任职。太和九年（835年），累迁官至监察御史，起居郎。文宗皇帝很器重他，进起居舍人。后拜为集贤殿学士，转考功员外郎，仍兼起居舍人。

　　“速去把他召来。”唐文宗道。

　　周墀奉旨进殿，文宗先命赐座，又以金卮赐酒三杯，周墀一饮而尽。唐文宗忧郁的眼神掠过一丝浅浅地笑意，他问道：“依卿看来，朕是何样君主？”

　　周墀赶紧躬身施礼道：“小臣不足以知大君之德。凡百臣庶，皆言陛下有尧之圣、舜之明，商汤之仁，夏禹之俭！”这是原话，意思是说唐文宗乃尧舜之主。

　　唐文宗长叹一声，摆手说：“你这是出于爱君之心，不得不这样忽悠我。我其实哪里敢追宗尧舜禹汤之明。我要问你的，你看我像不像亡周的周赧王和亡汉的汉献帝。”

　　周墀见皇帝自比亡国之君，大惊失色，倒身拜伏，抹着鼻涕眼泪说：“此二人怎能与陛下相比。陛下圣德前所未有！”他不知道如何来安慰自己的皇帝，只是一个劲地称颂圣德，劝皇上不要为谦谦小节而挂怀。

　　唐文宗平静地看着在自己面前激动流泪的周墀说：“周赧王和汉献帝二人受制于诸侯，而今朕是受制于家奴。如此说来，联还不如他二人呢！”

　　说完这句话，唐文宗情难自已，双手覆面痛哭。君臣二人，大放悲声，涕泗并流。

　　一个人的战斗

　　文宗李昂有时候会陷入莫名其妙的狂躁之中，尽管他本不是一个十足的愤怒青年。可他这个年青的皇帝当着当着，却让自己患上了一种怪病——肌无力。而这种病症与肉体无关，是一种精神上的肌无力。更多的来自于他居于皇帝高位，面对帝国种种乱相，欲振乏力引起的。

　　文宗上台后，是憋着一股劲想成就一番事业的，史称他“尤勤于政理，喜读贞观政要，每见太宗孜孜政道，有意于兹”。也就是说他对于唐太宗孜孜政道而取得贞观之治的局面，一直很向往。

　　大和六年，他对宰相们说：“天下何时当太平，卿等亦有意于此乎？”牛僧孺说：太平无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虽非至理，亦谓小康。陛下若别求太平，非臣等所及。“事后牛僧孺对同事们说：主上责望如此，吾曹岂得久居此地乎？”（《资治通鉴》卷244）他于是辞去了宰相职务。两党其他官员也都没有同文宗这种迂阔的理想相契合的表现。

　　此时的宦官集团只手遮天，权力已经渗透到帝国的方方面面。从军队的指挥和调遣，到朝中大臣的任免，就连皇帝的废立也完全操纵在他们的手里。文宗的祖父唐宪宗李纯、兄长唐敬宗李湛都是死在宦官之手，要不然也轮不上李昂来当这个皇帝。

　　宦官人数也不断创出新纪录，当时朝廷中处理政务和在外地监军的宦官中，品级在五品以上的就达到四千人之多。不仅朝野大臣巴结讨好宦官，就连唐文宗本人也对宦官低眉顺眼，殷鉴不远，珍惜生命，讨好宦官才是正道。虽然他心里是如此的恶心，但面对宦官的张牙舞爪，也只能心在流血。史料记载，李昂私下发出感叹“恩欲芟落本根，以雪仇耻，九重深处，难与将相明言。”这是他内心越来越因不能为先辈报仇而深深自责。

　　大和二年（828年），唐文宗举办科举。举人刘蕡应试时写了一篇五手字的《直言极谏策》，对宦官专权给予强烈抨击。通篇切中时弊、才华横溢，但参加科举考试的二十三名举人中二十二人都中了进士，只有刘蕡一个人落第。倒不是阅卷官觉得刘蕡的学识不行，而是根本不敢细看他的文章，更不用说录取了。新进举人李郃愤言：“刘蕡落选，而我等中榜，难道不是我们这些人的耻辱吗？”

　　他邀集了杜牧、裴休等名人联名上疏，愿将自己的科名让给刘蕡。奏疏送到唐文宗案头后，他只能一声叹息，将奏疏留中不发。

　　一次，唐文宗在阅读《春秋》读到“阍弑吴子余祭”时，就问翰林侍讲学士许康佐：“阍何人也？”许康佐差点没吓得尿裤子，赶紧跪地表示自己学识浅薄（穷究未精）不知道。翰林作为帝国的高级知识分子，许康佐不可能浅薄到连“阍弑吴子余祭”的典故都不知道。“阍弑吴子余祭”典出吴越争霸，太监刺杀吴王余祭的事情。

　　事后不久，许康佐就打报告辞职回家了，他已经预感到，唐文宗与宦官早晚会有一场鱼死网破的较量，他还没活够。朝中大臣和许康佐抱着同样想法的不在少数，他们听见皇权和宦官之争就两股战战，走路都要扶着墙，更别说让他们参与冲锋陷阵。这就是史书中所说的，在位之臣“持禄取安，无伏节死难者”。身为大唐帝国的皇帝，竟然在身边找不到一个有勇气的人，文宗心中的苦闷可想而知。

　　在医学临床上，肌无力是一种发病的时间长且比较难治的慢性疾病，该病由神经肌肉传递障碍所致，肌无力在各种年龄组均可发生、但多在15-35岁的青春期。既然是慢性病，那种无奈的撕咬摧毁的不光是肉体，更多的是来自于精神层面。

　　患者李昂的临床表现为，面对割据四方的跋扈藩镇，他无力；面对没完没了的文臣之间党争，他也无力；面对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的阉宦集团，他更是无力。

　　在李昂看来，前两种情况虽然让人恶心，但空间上的距离让他有安全感，毕竟不是在自己眼皮子底下亮刀子。后者却是他的心腹大患，搞不好那些在眼皮子底下整天乱窜的宦官就会要了他的命，就像当年他的爷爷宪宗和兄长敬宗的下场。

　　文宗的肌无力其实是一种心无力，心无力则肌无力。那些当年参与谋杀宪宗和敬宗的元和逆党，如今还在他眼皮子底下像幽灵似的晃晃悠悠。

　　当年他的哥哥唐敬宗执政仅两年，还没来得及立储，就被宦官刘克明所杀。阴差阳错的李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宦官拥立而即位的。也就是说从宪宗、敬宗的被弑，到穆宗与文宗的上台，背后都有宦官集团的操纵。

　　由个别宦官的干政到形成宦官集团的元和逆党，首开唐朝宦官弑帝、立帝的先例，这是前所未有的盛举。

　　清代学者赵翼就指出：“唐推原祸始，总由于使之掌禁兵，管枢密，所谓倒持太阿，而授之以柄，及其势已成，虽有英君察相，亦无如之何矣。其始犹假宠窃灵，挟主势以制下，其后积重难返，居肘腋之地，为腹心之患，即人主废置亦在掌握中。”

　　由“挟主势以制下”到掌握人主的废立，标志着宦官干政已经到了水深火热的地步。

　　文宗本来就是宦官拥立，受其掣肘也在情理之中，“上患宦者强盛，宪宗、敬宗弑逆之党犹有在左右者；中尉王守澄尤专横，招权纳贿，上不能制”。就是文宗即位后面临的现状。宦官通过控制皇帝进而控制朝政，任何一位稍有自主意识的帝王都不甘心做宦官的傀儡。

　　唐文宗欲惩治宦官的态度十分坚决，他力图更张朝政，扭转积弊，成就霸主之业。但面对现实，却有心杀贼，无力回天。若不能排除宦官于政，所有振兴朝纲的机会就只能喊在嘴上，难以落实在行动中。唐文宗在诏书中也说：“朕以眇薄，遭逢内难，刷君父之仇耻，抒亿兆之哀冕。”表露了自己除宦为父兄复仇的决心。

　　文宗执政初期，最炙手可热的宦官首领非王守澄莫属。为了报答他当初的拥立之功，文宗被迫让他在枢密使的职位上又兼任神策中尉，不久又拜其为骠骑大将军。王守澄从此一手把持宫禁大权、横行朝堂、大肆收受贿赂，朝野上下纷纷趋附，无不唯其马首是瞻。

　　对李昂来说，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他除了肌无力还能有更好的选择吗？

　　李昂的回答是，肌无力不是心无力，只要有心杀贼，一样可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在王守澄为首的阉宦集团眼里，大权旁落的天子李昂和他的父兄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还不是和待宰的羔羊一样，自己想怎么蹂躏就怎么蹂躏。

　　一方是宦官跋扈擅权，一方是君主力主除宦，文宗与宦官的冲突一触即发。

　　唐代中后期，君主剪除宦官并不能大张旗鼓随性而发。通常情况下都是通过秘密的手段，或利用宦官之间的矛盾，以宦制宦，或授意心腹大臣见机行事。理由很简单，宦官身居禁中，朝夕不离皇帝左右，加之手中又握有禁军之权，使得君主很难公开与大臣商议行事，所谓“九重深处，难以将相明言”。在这种情形下，选择合适的人选是除宦能否成功的关键。

　　当时朝廷大臣呼朋引类，党争正酣，而且两党都与宦官有千丝万缕的关系，难以与之秘密谋划。此事令唐文宗李昂很伤脑筋。

　　这时候，他想起了老丞相裴度，这是一个在关键时刻能够力挽狂澜的人物。可惜现时他远在山南东道，无法问询。文宗想起裴度临走时曾经对自己说过的一句话，要除宦官，只有宋申锡可以信赖。

　　宋申锡年轻有为，淳厚稳重，不属朋党，不附宦官，且智谋过人，足以重用。

　　大和四年（830年）六月的一天，文宗命宋申锡给他宣讲《贞观政要》。见左右无人，文宗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便附耳问道：“宋爱卿，你每天与朕谈经论道，知道朕的心事吗？”

　　宋申锡本就聪明过人，怎能不知文宗心中苦痛。他当即拜伏于地，面露惭色道：“身为人臣不能替皇上分忧，罪该万死。”

　　文宗见此人可大用，便把压抑在心中的小宇宙吐了出来：“宦官势力强盛，宪宗、穆宗、敬宗都是死于非命！朕身为天子，统御万民，却受制于家奴，何以面对宗庙社稷。”

　　宋申锡当时表态，愿为文宗效死力。文宗大喜，宋申锡身为翰林侍讲学士，正好处在内廷，正是自己急需之人。随后文宗下诏，将宋申锡提升为尚书右丞，一个月后又提升为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宋申锡当上宰相后不辱使命，制定了一整套的除奸计划。

　　大和五年（831年）新年前后，文宗和宋申锡准备对宦官集团动手。

　　事实证明，宋申锡是个想干事，却难干成事的人。一介书生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就准备捋胳膊与手握数万禁军的宦官集团来一次正面PK，这真是要多疯狂有多疯狂的想法。

　　这就像在下棋，要想赢得最后的胜利，就要走好每一步，一步错步步错。

　　在既不掌握禁军，又没有强大的藩镇作为后盾，要想除掉王守澄为首的宦官集团，宋申锡需要一个帮手，他把目光锁定在当时京都长安的行政长官——“京兆尹”身上。

　　京兆尹是天子眼皮子底下的行政长官，是相当有实权的。通常情况下，他对横行犯禁的长安豪门、禁军乃至宦官还是有一定的威慑力。

　　政变绝大多数时候是超越常规的行为，最终比拼的是实力和时机的把握。

　　京兆尹直隶的区区兵将是无法和宦官掌握的神策军相抗衡的，完全不是一个重量级的选手。另外，长安城北在宫廷政变中所处的地位举足轻重。这里禁军云集，离宫城咫尺之遥，可以在政变的第一时间进入宫殿，控制事态及核心人物。如此紧要的区域，却不在京兆尹控制下。一旦情况有变，京兆尹的动作绝不会比神策军更快更强。

　　致命的漏洞很快就出现了，要命的宋申锡居然挑中了更要命的吏部侍郎王璠来担当重任。王璠曾经是奸相李逢吉的党羽，在任御史中丞时，为人行事张狂之极，后来因为冒犯了左仆射李绛被改任官工部侍郎。

　　宋申锡秘密约见王璠，把文宗的密诏交给他，并许给“京兆尹”一职。

　　王璠没有慷慨表态，只是含蓄地说需要考虑考虑。冲动是魔鬼，魔鬼要人命。考虑之下，王璠觉得这将会是一场只赔补赚的买卖，弄不会就搭上了自己的前世今生。

　　王璠很快就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他找到王守澄的亲信郑注，把宋申锡找他密谋之事和盘托出。

　　郑注大吃一惊，赶忙把这件事就禀告王守澄。王守澄就问：“你看这件事该如何处理？”

　　郑注答道：“还能怎么办，立即铲除宋申锡，清君侧。”郑注又买一送一献上一计。原来，宋申锡过去曾与文宗的弟弟、漳王李凑有交往，郑注建议就从这里打开决口。

　　第二天，在王守澄的指使下，神策军军官豆庐著突然入朝告密：宋申锡与晏敬则等人图谋拥立漳王为皇帝！这是典型的一石二鸟之策，既杀了宋申锡，又借机除掉皇室中颇有人望的李凑。让李昂自断臂膀的同时，还要让他捂着心口窝领情，在朝野上下造成一种假象，那就是王守澄挫败了一起针对皇帝的惊天大阴谋。

　　唐文宗一听，就知道宋申锡出纰漏，走漏了风声。事情已呈虎之势，文宗别无选择，他能做的就是玩丢车保帅的游戏。他必须和宋申锡撇清关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王守澄不容文宗李昂反应过来，就上书道：宋申锡大逆不道，请陛下立即下诏，全城戒严，搜捕逆党，并抄斩宋申锡的全家文宗犹豫了，折腾来折腾去，把自己的人折腾进去了。对不起，老宋我无能为力，下辈子再见吧！

　　第二天正在“休沐”的宰相们得到宫中的传唤，匆忙赶往延英殿。宋申锡也跟着队伍来到中书省东门，可他得到的指令却是，其他人都可以进去了，只有他宋申锡不可以。给个理由先，把门的宦官给出的理由是：“所召无宋公名。”也就是说，没你什么事，回家待着去吧。

　　宋申锡知道，这场戏该到收场的时候了，在整部戏里，他本来以为自己是男一号，最后不过是一个跑龙套。他伤感而无奈地朝着延英殿的方向以笏叩额，然后把背影留给这个世界。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如果唐文宗不能将案件交付外廷按程序审理，也就无法保证涉案人员落入王守澄的魔掌。唐文宗李昂虽有心，但身患无力之症也只有徒叹无奈。延英会议呈现出一边倒，这根本不是唐文宗主持召开的办公会。会上，也只有性情耿直的马存亮叩头流涕说了一句：“宋申锡罪状不明，怎能无故屠其全家？如果这样下去，京城乱起来怎么办？还是先召集几位宰相商议一下，然后再看该怎么办（杀一匹夫，犹不可不重慎，况宰相乎）。”

　　也许是马存亮的一句话让僵死的气氛有了些许松动，也许是唐文宗无助的目光让冰冷的朝堂有了些许温情。

　　大宦官、飞龙使马玄亮也长身而起，这是一个比较忠厚、老实的人。他认为这件事还没有调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能单凭豆庐著的一句话告密，就要把堂堂一朝宰相满门抄斩，这也太儿戏了。

　　马存亮和马玄亮，不是亲兄弟，他们同为宦官，也许是早年投身在一个姓马的老宦官手下，因此名字听上去像是兄弟。长庆四年（公元824年）四月，唐德宗遭遇清思殿之乱时，马存亮率神策军平定叛乱。由此可见，这两位宦官还算是忠心皇室，并不祸乱朝堂的好宦官。

　　孤立无援的文宗看见“二马”声援自己，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赶紧道：此案事关重大，不能如此草率，应该好好调查，再做结论。

　　皇上不说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吗？王守澄就开始用自己的方式着手调查，他先是将晏敬则抓了起来。经过一番拷打，最后折腾出一份调查报告（晏敬则的供词）。

　　现在，文宗再次被逼到了墙角，只得命令文武百官合议此案，希望有人能为宋申锡说几句好话，使事情有所缓解。这时，马玄亮急忙跪倒在地，叩头不止，流着眼泪说道：“人命关天，何况是宰相。”

　　文宗这才鼓起勇气，下了一道圣旨：将漳王流放，宋申锡贬为开州司马。就这样，软弱无能的唐文宗自己不敢承担责任，却将宋申锡抛弃！

　　这件事对马存亮刺激很大，在宋申锡离京师当天，他也上书文宗，以年多老病为借口，要求退休。文宗同意他的请求，赏赐不少珍宝，派人护送他回乡。

　　不过，宋申锡虽然逃过这一劫，但没过多久，他就在开州郁郁而终。直到临死前，他还在恨恨地念着一个人的名字，因为他知道：除了自己以外，此事只有王璠知道。所以，他要诅咒这个小人，就是要让他也不得善终。

　　就这样，唐文宗策划的铲除宦官势力的第一次行动尚未展开就彻底失败了。

　　生锈“铁三角”时代

　　大和八年（834年）年十月的一天，唐文宗的朝堂之上突然冒出来一张新面孔。《旧唐书》说他“形貌魁梧，神情洒落；辞敏智捷，善揣人意。”有好事者打听才知，眼前玉树临风的帅哥原来是刚刚流放被赦归来的李训。

　　李训的突然现身，在当时引起朝臣们议论纷纷。有人猜测李训到底属于朋党相争中的“李党”还是“牛党”，江湖传言李训是由大太监王守澄直接推荐给皇上李昂的；也有人信誓旦旦地说亲眼看到李训是由郑注引荐的；更有人刨根刨出了李训是前宰相李揆和李逢吉的同族子弟，是有后台有背景的。

　　在当时每一个和皇帝走得近的人都会引起朝臣们的猜测和眼红，这在官场之上也应该算是一个不好不坏的“惯例”。不管别人怎么猜测，如何诽谤，但现实却是唐文宗李昂越来越喜欢李训这小子了，并准备破格让李训成为自己的身边近臣。消息传出，京都一片哗然。

　　宰相李德裕站出来公开批驳李训是奸诈小人，之前因罪流放，现在虽然已经返回了，但没有资格出任近侍。更有多位两省谏官来到皇宫门口跪谏，直言李训是妇孺皆知的小人，不应该伴随在皇帝身边。可唐文宗根本听不进去这些劝谏，心意已决。

　　李训，最初的名字并不叫李训，而是李仲言。当时因为在为唐文宗担任《周易》博士兼翰林侍讲学士，他自己改名为李训，估计是觉得随时会红起来，事先给自己取个艺名。像有人猜测的那样，李训的确是肃宗朝宰相李揆的族孙，敬宗朝宰相李逢吉的族子。

　　唐穆宗长庆三年（823年），李训以进士及第，开始出任大学助教进入仕途，后来调任河阳节度府幂僚。两年后，唐敬宗即位，李训的从父李逢吉出任宰相。李逢吉非常赏识李训，觉得这小子是个“阴险善计事”的人，有自己的遗风，属于可造之才。

　　李训果然没有辜负李逢吉的期望，他时刻关注朝堂变化，揣测领导意图。官场上的机会都是为这些有野心的人准备的，机会很快就来了。当时，石州刺史武昭被贬为袁王府长史，因此他对执政大臣心生怨恨。

　　这时候就有人站出来在他耳边忽悠，说宰相李程曾计划提拔武昭，结果被李逢吉搅黄了。武昭完全相信，内心愤怒不已。失去理智的武昭私下找到左金吾兵曹茅彙说要找人刺杀李逢吉。

　　计划赶不上变化，武昭的刀还没磨好，就被人告发了，并被逮捕入狱。

　　李训当时担任河阳掌书记，就胁迫茅彙诬陷宰相李程与武昭合谋，欲将宰相李程拉下水。同样是事情败露，阴谋未得逞。武昭被杖杀，李训也跟着倒霉流放象州（今广西象州东北）。

　　时间来到827年，唐文宗即位，改元大和，大赦天下。李训走进新时代，这才遇赦北归。

　　遇赦后的李训过了几年散淡的生活，又恰逢其母病逝，他就居住在东都洛阳为母守丧。

　　这时候他的从父李逢吉先生也被罢相，赋闲在家，可他身退心未退，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卷土重来，恢复往日荣华。

　　李训揣知从父的意思，就自告奋勇跑去找李逢吉说，自己在长安要关系有关系，要门路有门路，并且与宫廷红人郑注有深厚的交情，可以替叔父疏通关系，重回长安。

　　李逢吉是个官场赌徒，他虽然不完全相信李训，但他为了翻盘，别无选择。

　　他很清楚郑注在宫廷政治中的影响力，当红炸子鸡。李逢吉先生就将毕生的积蓄金帛珍宝数百万全部交于李训，托付李训去长安贿赂郑注。他可以不相信李训，但他相信郑注。只要郑注能为自己说句话，一切皆有可能。

　　郑注是何方大神？能让前宰相李逢吉倾其所有押宝于他。

　　郑注是当时掌权大宦官王守澄身前的大红人，也是唐文宗身边提鞋拎包的近臣。

　　郑注，绛州翼城人，郑注出身贫贱，相貌丑陋，不能远视，任官以前，靠医术维生，但不是赤脚医生，是在长安权豪门户之间做游方郎中，吃豪门饭。他具有多方面的才能，“敏悟过人，博通典艺，棋弈，医卜，尤臻于妙。人见之者，无不欢然”。李愬称他为“奇才”，王守澄称他为“奇士”。王守澄入朝知枢密，专擅朝政，把他带到京师。

　　太和七年（833年），唐文宗患风病不能讲话，王守澄推荐郑注去治疗，颇有成效。病治好了，郑注也得到了唐文宗的信任。

　　小人得志，这让朝中大臣非常反感。

　　翰林学士、户部侍郎李珏就对唐文宗说郑注：“其人奸邪，陛下宠之，恐无益圣德”。

　　御史李款阁内弹之：“郑注内通敕使，外结朝官，两地往来，卜射财货，昼伏夜动，干窃化权。人不敢言，道路以目。请付法司。”李御史这是在请求唐文宗将郑注直接下狱审判。

　　弹劾郑注的谏章数以十计，可文宗依然故我一概不采纳。我选择我喜欢，不劳他人。

　　文宗大和年间，官僚大致分为以宰相李宗闵、李德裕为党魁的两党。两党明争暗斗，闹到不可开交的地步。只有把两党骨干分子从朝廷中清除出去，才谈得上朝政的决策和实施；只有起用两党以外的人物，才谈得上把两党骨干分子从朝廷中清除出去。李训和郑注适应了这一需要，因此被文宗起用。

　　靠着文宗的信任，郑注很快就被授予通王府司马，充右神策判官；没过几天，郑注又被提拔为太仆卿兼御史大夫，成为朝中重臣，风头无人可及。

　　李训这时候也敏锐地意识到了郑注对自己的重要意义，他认为：“朝中掌握权力的人都龌龊不行，只有郑注好结交士人，有后宫力量支持，可与之共事。”由此可见，李训是个投资高手。他将李逢吉托付的厚礼全都贿赂了郑注，以钱为媒，万事大吉。

　　钱送出去了，很快就起了化学反应。郑注和李训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前世兄弟今生缘。郑注就将李训推荐到了王守澄面前，李训也不是身无所长，他有诡辩之才，尤其擅长向人宣讲《周易》。《周易》这玩意之所以称为玄学，就是人们认为它很玄很强大。

　　王守澄将李训推荐人宫，当时正赶上李训正在为母亲服丧，按例不能进入官禁。大家一商量，让李训换了一套民服，号称王山人，两次出入含元殿，接受唐文宗的召见询问。

　　唐文宗见李训长得满脸桃花开，满嘴火车跑，尤其那套惊天地泣鬼神的玄学，忽悠得龙心大悦“以为奇士，待遇日隆”。

　　大和八年（834年）8月，李训刚除去丧服就被授任为谏官。宰相李德裕强烈反对李训担任近侍。唐文宗却说：“人生在世，孰能无过，俟其俊改。”没过多长时间，李训又被提拔为四门助教。

　　得到宦官权臣推荐，又能忽悠得君王开心。李训和郑注由此成为文宗身边的核心人物。

　　李训的到来给李昂打开了一扇通往另一个世界之门，让他苦闷的心情也随之豁然开朗。

　　唐文宗再次用“阍弑吴子余祭”这句话来试探李训。李训没有逃避问题，而是给出了答案：“为君者不能亲近宦官，轻宦官即轻死之道也。吴子余祭远贤良，亲宦官，最终引来杀身之祸。鲁国修史的时候忠实记录了下来，让后人引以为鉴。”

　　李训这番慷慨之语让唐文宗深感满意，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先看广告再看疗效。

　　唐文宗戚戚然道：“朕左右都是刑余之臣，宦官多矣。余祭之祸，朕怎么能不担心呢？”

　　李训下面说出的这句话，差点让唐文宗兴奋地蹦起来。他说：“陛下睿圣，未雨绸缪。如果陛下有所举措，臣愿效犬马之劳。本朝历代先皇都知道宦官的祸患，却不能疏远他们；都厌恶宦官，却不能遏制他们。当今陛下睿智如此，天下幸甚。”

　　本来以为，这朝堂之上早已被宦官唐文宗大为感动，认定李训虽然是太监所推荐，却是可以依靠，共成大事的忠臣。史载：“李训讲《周易》微言大义，颇中文宗心意。”

　　当时正是盛夏，唐文宗赐给李训水玉腰带和避暑犀如意，并说：“如意足以与卿为谈柄也。”郑注、李训二人又都受王守澄宠信，如果与他们谋划，会避免王守澄等人的怀疑，而且这两个人还不是当时朝中二李（李德裕、李宗闵）朋党，正可倚为心腹。从这一点来说，文宗认为这两个人是合适的人选。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李训和郑注两人就真的和唐文宗心思一致，有济世救民之志吗？可惜答案是否定的。李训和郑注两人迎合唐文宗的心思，只是为了博取唐文宗的信任，借以达到个人的政治目的。他们想的是，借皇帝之手将宦官势力铲除，这样在个人仕途上将会无往不胜。尽管李郑两人都是大太监王守澄推荐入官的。

　　自此，文宗对这二人宠信不二，所言无不从，李、郑声势一时显赫。外人只以为这两人是倚靠宦官才擅作威福，并不知他们同文宗还有密谋。李训、郑注为唐文宗的肌无力开除了药方，准确地说这张药方是帝国复兴的蓝图，“以为当先除宦官，次复河、湟，次清河北，开陈方略”。也就是先诛灭宦官，再收复河西河湟失地，最后清除河北的藩镇，天下归心。

　　为了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唐文宗将李训的官职连升三级。

　　大和九年（835年）7月，李训升任兵部郎中、知制诰兼侍讲学士；9月又被擢升为礼部侍郎、同平章事。至此，李训成为事实上的宰相。

　　李训很快网罗了一批人，形成了自己的圈子。“天子倾意任之。训或在中书，或在翰林，天下事皆决于训。”文宗起用李训、郑注，最初是为了破除官僚朋党，被他们的夸夸其谈所迷惑，误以为他们是扭转乾坤的奇才，遂加以重用，翦除宦官是后来的事，是实现太平理想的一个步骤。

　　长安政坛的“唐文宗——李训——郑注”冒牌“铁三角”时代到来了。

　　唐文宗在李训、郑注的谋划之下，巧妙地利用了宦官集团中的内部矛盾，步步得手，除奸行动进展十分顺利。

　　当时宦官中势力最大的当属王守澄，也就是李训、郑注的后台。朋友是用来出卖的，后台是用来拆的。王守澄曾三次操纵皇帝的废立，又握有神策军大权。神策军是保卫皇帝的主要禁军，全国边镇中也有许多劲兵悍将归其统领。

　　李训、郑注知道王守澄权焰熏天，一时半会也动摇他不得，就苦思了一个以毒攻毒的办法，决定先借助王守澄的力量，消灭其他宦官。他们先是把反对王守澄的韦元素、杨承和王践言三个宦佞驱逐到外地当监军，不久又将三人处死。此后，又劝文宗将王守澄的原神策军中尉的职务移封给宦官仇士良，以达到削减王守澄的权力的目的，也就此打破王守澄独霸神策军的历史。

　　仇士良是岭南循州兴宁人，出身世代宦官之家。曾祖父和祖父都是大太监，出入政府，待遇恩重。仇士良本人也是历任数朝的太监，还参与了拥戴唐文宗的行动，但一直受到王守澄的压制，担任的都是一些闲职。

　　唐顺宗时仇士良就进入太子宫做了宦官，但其后经历了穆宗、敬宗两朝直到文宗时才担任了右领军将军一职。也就是说一直被王守澄这帮大太监压制。

　　史载仇士良这个人“秩清事简，优逸自娱”，很有自娱自乐、大隐于朝的味道，实际上仇士良年轻时飞扬跋扈，“秋按鹰内畿，所至邀吏供饷，暴甚寇盗”，活脱脱就是一个惹不起的活阎王。只是王守澄比他更狠，资历更老，一直压着他。为了对付王守澄，李训、郑注竟将这个人提拔了上来，无异于引虎逐狼，留下后患。

　　一山不容二虎，王守澄对此很不高兴，和仇士良的矛盾也日益显现。

　　仇士良为了自身的利益，选择了向唐文宗靠拢。为了安抚王守澄的情绪，防止意外，1个月后，唐文宗将与王守澄不和的太监、原左神策军中尉韦元素，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三人发配到地方，分别担任西川、淮南和河东监军。王守澄的情绪得到了稳定。

　　随后李训又将杨承和贬往驱州，韦元素贬往象州，王践言贬往恩州，命令当地官员将三人禁锢。不久长安圣旨到，赐杨、韦、王三人自尽。三个横行多时的大太监就这么无声息地死了，没有引起丝毫震动。宦官陈弘志是弑杀唐宪宗的凶手，当时担任山南东道监军的职务。唐文宗一直想杀死他，为爷爷报仇。唐文宗采纳李训的建议，将陈弘志召到青泥驿。在驿站，陈弘志被关起来，“封杖杀之”。

　　外围宦官除去后，宦官头子王守澄依然担任着右神策军中尉、行右卫上将军、知内侍省事，掌管所有太监和禁军。唐文宗有条不紊地封王守澄为左右神策观军容使，兼十二卫统军，明升暗调，将王守澄手中的神策军兵权交给了仇士良，“以虚名尊守澄，实夺之权也”。

　　期间，凡是王守澄厌恶的宦官，李训、郑注都乘机派往盐州、灵武、泾原等外地巡边。王守澄也不以为意，谁想李训转身就命翰林学士下诏书颁布各州，命地方官将巡边太监杀死。王守澄这才发现自己成了孤家寡人，面对可能的权力进攻没有了还手之力。之前王守澄虽然和许多太监有矛盾，相互争斗，但在维护宦官集团安全面前是利益一致的。

　　铲除王守澄的时机终于成熟了，大和九年（835年）10月，按照李训的秘密安排，唐文宗又提升王守澄为左右神策军观军容使，表面上是提高他的政治地位，实际上是让他离开首都，削弱他在内廷中的权力。

　　在王守澄离开首都前夕，朝官和宦官们去给他饯行。唐文宗也派遣使者去王守澄家送他上路，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使者将文宗所赐御酒放在了王守澄面前，他接过毒酒一饮而尽，也就此走完了自己罪恶的一生。

　　唐文宗、李训旗开得胜，“于是元和之逆党略尽矣。”除了仇士良等极少数人外，宦官元凶基本被铲除干净。

　　甘露杀人事件

　　王守澄被毒杀后，宦官势力一时间大为收敛，李训、郑注两人的威望也水涨船高。尤其是李训，他每次觐见唐文宗时，宰相备位，天子倾意，宦官和禁军都慑惮迎拜。李训、郑注两人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这场轮盘赌还没有到最后。其实在是否一鼓作气清除消除宦官势力的问题上，唐文宗和李训、郑注也并不是统一的。唐文宗代表的是皇权，他最关心的是皇权的巩固。除去王守澄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是否将宦官全部除去也要放在是否有利于皇权巩固的标准上去衡量。

　　文宗心里清楚，如果让李训、郑注这么肆意地走下去，早晚也会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因此文宗既不允许李训、郑注全部消灭宦官，也不会在李训与郑注之间搞平衡。专权的宦官和擅权的朝臣在唐文宗的眼中同样是悲剧。唐文宗当初之所以要除掉王守澄等大宦官，也就是想在朝官与宦官之间搞平衡，以使双方互相牵制，一切大权皆归自己。

　　他不可能完全听命于李训等人，将宦官全部血洗，使所有权力都转交给大臣们。

　　而李训代表的是外臣的权力，他们考虑的是马不停蹄，加班加点，将宦官势力消失殆尽，为自己笼络更大的权力。现在看来这真是荒唐的想法，宦官与中国王朝史相始终，不废除宦官制度，就不可能取消宦官，杀掉这一批，还会出现另一批。自唐德宗以来，宦官担任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是中央禁军的最高统帅。宦官所以能“万机之与夺任情，九重之废立由己”，便是由于掌握军权，形成势力。

　　对于宦官，两人的态度也是有区别的。对王守澄等威胁皇权的太监，唐文宗必欲除之而后快，但他又离不开宦官势力。皇帝需要宦官来操持后宫事务，更需要宦官去处理一些朝野政务。宦官是皇帝用来遏制相权，防止权臣出现的重要力量。唐文宗就比较宠信恭顺的宦者，比如刘弘逸、薛季棱等人。若干年后，他就将后事托付给了刘薛等人。

　　而李训的心思也全部放在自身的权力上。他和唐文宗的矛盾之所以还没有暴露，主要是因为在处理剩下的大太监仇士良的问题上，两人的利益是一致的。

　　仇士良必须死。但怎么杀死他，唐文宗和李训存在计划的分歧。也就是说在铲除仇士良方案的谋划上，李、郑二人在很大程度上是瞒着唐文宗秘密进行的。

　　仇士良等宦官手中还掌握着相当大的军权。

　　为了拥有自己的军事力量，郑注主动出任凤翔节度使，组织军队，以为外援。李训特地为郑注挑选了当时的才俊作为辅佐和幕僚，多名才干品德出众的名臣子弟随同出任。同时李训将自己圈子的人安插在各个关键职位，户部尚书王璠转任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大理卿郭行余出任邠宁节度使，让兆少尹罗立言代理京兆尹，太府卿韩约调任执金吾大将军，刑部郎中兼御史知杂李孝本代理御史中丞。

　　和宦官手中的神策军相比，李训圈子能够指挥的只有韩约掌握的、同为禁军的金吾军。

　　李训明白金吾军实力远弱于神策军，就暗中命令韩约扩充金吾台部队，授意王位、郭行余多招募兵士。当时节度使赴任前都要就地招募亲兵，因此王佖、郭行余两人的招兵行动没有引起仇士良等人的疑惑。

　　实际上，此时最大的隐患是李训和郑注之间的权力矛盾。

　　郑注在权力跑道上原先处在李训的前面，现在看到李训人阁拜相，自己原地踏步、拜相无望，心理不能不失衡。眼看扭转逆境比较困难，郑注于是希望通过铲除仇士良等人来积累政治资本，收获全功，借此取代李训。

　　郑注主动要求出镇凤翔，是看中了凤翔的两大优势。第一，凤翔地处边陲，是唐王朝抗击吐蕃的前哨，军队密集。一般都是德高望重、文武兼备的重臣才出镇凤翔。出镇凤翔无疑将为郑注出将人相提供筹码。第二，出镇凤翔有利于掌握诛杀宦官集团的主动权。

　　死去的大太监王守澄的葬礼计划在11月27日下葬于凤翔。李训与郑注约定，由唐文宗下令京城内外、大小宦官当日全都前去送葬，在葬礼上将他们一网打尽。

　　该计划安排郑注率凤翔官兵将宦官就地砍杀，一个不留。当凤翔节度使的任命下来后，郑注并没有立即赴任，先派遣亲信丹骏前去凤翔慰问，笼络军心；自己在长安挑选幕僚，并和李训将整个计划一一落实。一切就绪后，郑注才从容赴任。

　　李训也真是利禄熏心。他看穿了郑注的把戏，不愿意让盟友独占全功。郑注刚走，李训就单方面毁约，重新安排了一个政变计划。

　　他与亲信舒元舆密谋说：“如此凤翔事成，郑注将专有其功，不如让王璠、郭行余二人以赴任为名，抓紧招募壮士作为部曲，配合金吾府卒提前诛杀宦官。”顿了顿，李训又说：“到时再将郑注也给除掉。”

　　李训在得到唐文宗的同意后，计划与郑注的约定时间提前六天，在金吾府将仇士良等人一网打尽。临阵无故改变计划是政变的大忌。李训偏偏就这么干了。

　　大和九年（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文宗登紫辰殿早朝，文武百官依班次而立。

　　朝堂上，执金吾大将军韩约出班奏称金吾左仗院内的石榴树昨夜天降甘露。

　　李训为什么要托词甘露？古人迷信，看重任何所谓祥瑞，天降甘露更看作是天下太平的瑞兆。甘露之变发生的这一年，仅在凤翔藩镇（驻今陕西凤翔县），先有五色云出现，后捕获白兔，监军宦官都想上报文宗，节度使杜悰阻止，监军不悦，以为掩蔽圣德。郑注继任凤翔节度使，上报紫云出现，并献上白雉。在京师，八月，“有甘露降于紫宸殿前樱桃之上，上亲采而尝之，百官称贺”。因此，李训托词甘露，与此前的祥瑞承接，既迎合了文宗和宦官、朝官们的心理，又同文宗和自己的太平理想一致，便于开展行动。

　　甘露之变过后，文宗对杜悰说：“李训、郑注皆因瑞以售其乱，乃知瑞物非国之庆。卿前在凤翔，不奏白兔，真先觉也。”由此可见，唐文宗从依靠李训、郑注翦除宦官，到公开批判他们利用祥瑞，看样子不是为了推卸责任，而是表明文宗虽参与了同他们的密谋活动，但他们具体怎样行动，文宗未必任何细节都知道。在宦官众目睽睽之下，文宗同他们的接触不会过于频繁，说话不会面面俱到、处处明朗。

　　唐文宗乘坐软舆出紫辰门，前往靠近金吾台的含元殿。但是他没有直接去金吾台，而是命李训带领几位官员先去察看甘露。一切虽然按照李训导演的程序来，但唐文宗却不是他的托。

　　李训一会回来启奏说，金吾台的确有异样的水珠，但不能确定就是甘露。

　　唐文宗自言自语道：“难道韩约在说谎？”接着他又命令大太监、神策军左右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等宦官前去查实。

　　等到宦官离开含元殿，李训立即调兵遣将，部署诛杀宦官。王璠、郭行余之前招募的亲兵已经集中在宫门外待命。李训高呼：“来受敕旨！”王璠在政变的紧要关头，竟然害怕得两股战栗不敢前行；只有郭行余一个人赶到殿前应命。

　　门外王璠的亲兵闻讯而人，但郭行余的邠宁藩镇亲兵却徘徊不前，不敢入内。李训之前寄重望于王璠、郭行余两人在长安招募的亲兵。谁知道招呼了半天，含元殿前才稀稀拉拉地聚拢了几百人。用主流意识形态的语言来说，李训组织的这次行动是典型的“左”倾机会主义的盲目行动，不可能奏效。李训、郑注所以期望通过阴谋诡计侥幸获胜，是由于他们都是政治投机分子和政治暴发户，升迁异常，品质多疵，为官僚们所不齿，不具备威望和号召力、凝聚力，也不具备审时度势的能力。

　　而当仇士良等宦官来到左仗时，发现韩约神色慌张，情态反常，大冬天的竟然头冒冷汗。于是惊讶地问：“将军为何如此紧张？”韩约忙以生病搪塞。也就在这时又刮来一阵大风，吹动金吾台四周房屋的帷幕，现出了埋伏在屋内幕后武士的双脚和冷冰冰的兵器。不用说，这些武士都是李训和韩约事先准备将宦官们聚而歼之而预伏的金吾台士兵。

　　仇士良久历仕宦，是个江湖老手，见此心知情况不妙，慌忙返奔。金吾厅侍者想要关门，被仇士良怒骂，竟然没敢关门，让众多宦官得以逃脱。韩约被宦官们簇拥，失去了对突发事件的判断力，此时竟不指挥士兵冲出围杀，任由仇士良等夺门而逃。

　　事已至此，我们不得不感叹：真是百无一用是书生啊！杀人越货这种事最好由武将完成。

　　唐代的皇城分宫城和皇城。宫城在皇城的中央，除太监和皇帝宫嫔等，一般人没有密诏是不能进入的。左金吾府在宫城外皇城内，驻扎着保卫宫城的军队。

　　仇士良等人挟持唐文宗急忙逃入内宫，得以保命并反扑。李训立即指挥亲兵护驾，并大呼：“卫乘舆者，人赐钱百千！”亲兵们应声而上，堵在唐文宗的正面。仇士良急中生智，绕到殿后，踢开屏风，抓住唐文宗的软舆。李训也抓住软舆死死不放，高呼：“陛下不可入宫！”仇士良挥拳就向李训打去，被李训躲开，扑倒在地。

　　李训抽出暗藏在靴中的匕首就要扑上去刺杀仇士良。几个小太监及时救起仇士良，躲人人群中。

　　闻知有变的罗立言、李孝本两人这时率领四百名士兵由东、西两阶杀上殿来，与王璠的亲兵会合，在含元殿前见宦官就杀。数十个太监倒地身亡。余下的太监护着仇士良、鱼弘志，抬起唐文宗的软舆拼命向内宫跑去。李训死死抓住皇帝的软舆不放，一直拖到宣政门。李训依然不放手。

　　太监郄志荣人高马大，是个猛人，朝着李训胸口就是一记霸王拳。李训当场仆倒在地，唐文宗被太监们抬入东上阁门，进入内宫。

　　等李训半天爬起来，早已踪影全无。李训仰天长叹，一切都结束了。他于是脱下紫服，穿上从吏的绿衫，走马而出。他在道上扬言说：“我何罪而窜谪！”因此无人怀疑与阻拦他。李训逃离长安后，投奔终南山结识的僧人宗密，要求落发为僧。

　　宗密与李训有旧交，同意给他剃发，但寺内的僧徒怕招来祸害，坚决不同意。李训只得离开山寺，再次逃亡。

　　在后宫，宦官们挟持了唐文宗后，立即调遣神策军精锐，由东上匼门杀出。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神策军对付李训临时拼凑的乌合之众，牛刀小试即可。仇士良命令左右神策军各出动五百人，即刻便使李训力量和不相干的官吏、市人流血成河、僵尸遍地。

　　这还远远不够，仇士良接着下令关闭长安城门，搜捕在京的公卿百官和金吾台官兵，掀起了又一轮血腥屠杀，这一次杀死千余人。京都之地，恐怖之城。

　　甘露之变事起，宦官们协调了内部关系，加强了族类意识，对于官僚士大夫，不论有党无党、何派何系，一律视为仇敌。巡边宦官田全操回京途中扬言：“我入城，凡儒服者，无贵贱当尽杀之！”（《资治通鉴》卷245）宦官对所谓逆人亲党进行大清洗，城中有许多流氓强盗也冒充禁军，大搞打砸抢活动，顿时“横尸流血，狼藉涂地，诸司印及图籍、帷幕、器皿俱尽”。宰相王涯、贾餗、舒元舆三人被逮捕下狱，在严刑拷打下自诬谋反。官僚士大夫身家性命毫无保障，心灵受到震撼，把仕途看作畏途。

　　长安城被搅得天翻地覆，一片血雨尘嚣。两天后，紧闭了的大明宫右侧福建门才被重新打开。百官恢复早朝。

　　那些幸免于难的官员纷纷和家人诀别，挥泪进宫朝会。因为人数过少，早朝的班列显得空空荡荡的。官员们都经过了严格搜身，神策军士兵紧握兵器，只准每位官员携带一名随从入官。

　　文宗见没有一名宰相上殿，便对宦官说：“宰相王涯等为什么不上朝？”

　　仇士良说：“王涯等谋反，已逮捕下狱！”顺手就把王涯“谋反”的状子及有关“罪证”呈上。事已至此，文宗只好敕令起草诏令，宣布李训等罪状。

　　李训准备投奔凤翔的郑注，途中被盩厔镇守将宗楚擒获。押送到昆明池时，被贪功的押解官兵所杀。

　　郑注听到长安有变的消息，带领凤翔藩镇军队五百余人连忙赴京，准备配合李训的政变。到达扶风时，李训提前行动失败的消息传到军中，郑注决定先退回凤翔另做打算。

　　凤翔监军太监张仲清得到仇士良的密令，假装迎接归来的节度使郑注，并在监军府为郑注洗尘。郑注刚坐下，就被张仲清的伏兵按倒砍掉了脑袋。

　　李训的族弟李仲景、户部员外郎李元皋也牵连被杀。李训、郑注两家遭族诛。结果李训、郑注两人的宗族、宾客收押的人很多，日夜严刑逼供。

　　中书令裴度不忍心，上书力争，才保全了其中几十人的性命。

　　王涯、舒元舆、贾餗、王璠、郭行余等人也都被满门诛杀。当时京师死者狼藉，王涯等人虽贵为宰相、大将，但都暴尸街头无人敢于收殓。后来经令狐楚奏请，唐文宗才叫京兆尹薛元赏收葬王涯等十一人，各赐葬衣。仇士良暗中派人将他们的坟墓都给刨了，将尸骨投入渭水，以解心头之恨。

　　之前在各地被禁锢看管的太监现在全都得到赦免。有几封诛杀相关地方宦官的诏书已经发出，政变后收到诏书的地方官都不敢执行，将诏书废而不行。宦官集团气焰喧嚣直上，朝臣集团则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陷入瘫痪状态。仇士良等人开始毫不掩饰地干政。

　　仇士良在政变后成了第二个王守澄，宦官权势由此达到顶峰。“自是天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宰相成为花瓶式的摆设，仇士良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宰相。

　　朝廷宰相在在这次事件中全部被杀，李石、郑覃续起拜相。但他们也是有名无实，每次要做什么决策，或者奏事的时候都要看仇士良的脸色，只要仇士良不高兴，就会惹来一顿训斥。朝纲日益混乱。李石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官员，见仇士良等人动不动就拿李训、郑注的事情来威胁朝臣，就反问仇士良：“李训、郑注是祸乱朝政的罪魁祸首，但不知李训、郑注是由何人推荐提拔的？”

　　仇士良无言以对，对李石恨之入骨，决心暗杀李石。时隔不久，李石骑马上朝的中途遭到刺客射杀。李石受伤后伏在马背向家逃去。不料他的家门口也埋伏着刺客。刺客见马跑来，挥刀就砍，幸好只砍断马尾，李石得以幸免。唐文宗知道后命令神策军遣兵护卫李石，并下令捕刺客。

　　最终自然是查无结果。百官人人自危，以致有人不敢上朝。为逃避杀身之祸，李石上表请求辞去相位。李石最终出任荆南节度使，从此朝中再没有敢于直面宦官的人了。开成五年（840年）正月初四，唐文宗李昂在忧愁和伤感中驾崩于太和殿，享年三十二岁。

　　唐武宗会昌三年（843年），仇士良从岗位上退了下来决定告老还乡，他的那些徒子徒孙们群起相送。

　　临走之前，仇士良向大小太监们传授了伺候皇上的秘诀，准确地说应该是控制皇帝的秘诀。其精髓就是“不可让皇上闲着”。他说：“皇上闲了就要看书，接见大臣，就会采纳他们的意见，智深而虑远。如果这样，我们这些人的恩宠就会薄了，权力也小了。你们今后要想尽办法弄钱财，蓄养猎鹰好马，每天让皇上沉溺于声色犬马，使他高高兴兴而不想闲着。这样，他必然会排斥儒学之士，不想关心政事，凡事都听我们的，这样，我们的恩宠和权力就能长久了。”

　　仇士良这番话，道出了自古宦官专权干政的诀窍与经验。仇士良回乡后不久就去世了，被追封为扬州大都督。第二年，有人告发仇家暗藏兵器数千件，想造反。唐武宗下令追削仇士良官爵，抄没仇家。仇士良的报应虽然来得晚了一点，但总算是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