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非唐——盛世帝国的谎言与真相

第一章 非主流暴君

　　“恶之花”

　　唐朝同隋朝被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是继秦汉之后的国第二帝国时期。

　　说唐绕不开隋朝，说隋朝绕不开它的开国之君隋文帝。隋文帝杨坚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有为之君。在他人生的最后阶段，由于他的离奇死亡被赋予了种种说法与猜测，多年来成了史学界大鳄们争来吵去的热门话题。其实直到今天，杨坚的死依然是一桩悬而未决的公案。

　　隋文帝杨坚是中国历史上实现第二次大统一的关键人物，有人认为在古代帝王排行榜上，实力派帝王杨坚完全可以和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们来一场平起平坐。在他执政时期，他建立起了一个巩固的中央集权，出现了安定的局面，并推行了一系列发展社会生产的有力措施，然而隋文帝在皇储问题上的失误直接导致了他离奇死亡的最终结局。

　　读过历史的人都知道，历史上的帝王们大小老婆成群，最后生了一堆儿子。同父异母的儿子们之间为了争夺皇权王位往往自相残杀，家不成家，国也不国。而杨坚却是个特例，他的五个儿子都是出自同一个娘——独孤皇后。一母同胞的手足兄弟，再亲亲不过亲兄弟。

　　隋文帝一生最大的失败恰恰就在处理这几个一奶同胞的儿子之间的关系上，他老先生完全没有料到，亲兄弟不光明算帐，也玩阴的，来狠的，要人命的。在确定接班人这样一个总关全局的大事上，一向精明过人的隋文帝被次子杨广实实在在地忽悠了一把。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隋文帝确立接班人，并非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大搞专制独裁，而颇有些现代“民主”的意味，整个过程就是一个“过三关”。

　　第一关：家庭提名关。隋文帝充分听取了独孤皇后的意见，而且思想解放，制度创新，没有固守“立长不立幼”的陈规陋习。独孤皇后最反感男人花心，大儿子杨勇偏偏喜欢声色犬马、恣情纵欢，而擅长“形象工程”的杨广先生却只有一个老婆，身边的婢女还大部分都是老丑不堪，家里乐器布满灰尘，连弦都没有。在家庭内的提名环节中，杨广已经领先。

　　第二关：组织考察关。身兼组织部门负责人的宰相杨素对杨广的贤德称赞有加，而对太子杨勇的“骄奢”之举怎么看都不顺眼，他甚至在皇帝办公会议上汇报说“太子怨望，恐有他变”。朝廷大小官员也多附和长愚次贤这一“组织考察结论”。组织部门考察这个环节，杨广又再度胜出。

　　第三关：群众测评关。隋文帝将太子名分赐予杨勇，事实上相当于现在的民主测评和任前公示，广大人民群众是可以监督检举的。测评和公示的结果是，贪玩任性的杨勇“欠缺群众基础”，黑材料如雪片飘来。而礼贤下士的杨广却口碑甚佳，表扬信贴得满世界都是。他不仅对官员和读书人谦恭有礼，甚至对普通士兵也是有情有义。为此，史料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一次出门打猎遇上大雨，手下人要给他披雨衣，他断然拒绝道：“兵卒们都淋着雨，我怎能独自披雨衣？”，现在的一些官员要好好学习学习。在这一环节中，杨广三度遥遥领先。

　　过完三关，最后提交最高领导来“集中”，结果自然是杨广顺利上位，挤掉了长兄杨勇。按理说，这完全是一次重视程序、体现民意的民主选拔过程，何以最终演变成杨广弑父夺权的大悲剧呢？

　　隋开皇元年（581年），杨坚以后周外戚国丈的身份非法篡夺帝位，建立隋朝，史称隋文帝。隋文帝登上皇位后，即立长子杨勇为太子，次子杨广为晋王。后来，文帝将杨勇废为庶人，立善作表面文章的晋王杨广为太子。仁寿四年（604年）四月，隋文帝得病，七月病重，不久死于仁寿宫。

　　关于文帝的死，史料中记载了两种版本。

　　我们先来还原第一个版本：隋文帝之死属于他杀，凶手是就是他那个被骂了千秋万世的宝贝儿子隋炀帝杨广。插一句，这个版本在市面上相当流行，各笔记小说均载此事，史学界也大都持此观点。持此说者不仅引《大业略记》、《隋史后妃列传》和《通历》等书为直接证据，而且还考量了隋炀帝的一贯品行。

　　仁寿四年（604年）四月，隋文帝杨坚得病，在他病重期间，尚书仆射杨素、兵部尚书柳述等因皇帝病重而入宫侍奉，太子杨广也住进宫中的大兴殿。杨广见自己的父亲病情危在旦夕，就亲手写信给杨素，让杨素密切注意文帝的情况，并询问今后该怎么办。不料杨素的回信被宫人误送到文帝手里，文帝大为震怒。老子还没死，就开始算计着分家产，抢皇权。

　　让文帝恼火的事还在后面，因为他的这个儿子又盯上了自己的女人。

　　杨广他娘——独孤皇后死后，隋文帝其实并不孤独。老爷子眼下最宠幸的是宣华夫人和容华夫人。宣华夫人陈氏是南朝陈后主的妹妹，人长得很漂亮，号称“江南第一美人”，杨广对她的美貌垂涎已久。于是那夜，陈美人在旁伺候病重的隋文帝……

　　透过文字，让我们来还原当时最富有戏剧性的一幕。

　　月华如水，静静流泻在大兴城皇宫大宝殿桂瓦飞檐上。树影阴翳，清风徐来，花枝乱颤。淡淡的月光笼罩着巍然庄严的宫殿，细碎的花影掩映着异样的惨淡。“太子，不可！太子，这是乱伦！不可！”惊恐的央告声伴随声声啜泣从偏殿传出。

　　陈美人出来换衣服的时候被杨广撞见，杨广禁不住对陈美人动手动脚，进行性骚扰。美人不从，奋力挣脱。当陈美人衣衫不整、神色慌乱地跑到文帝病榻前时，文帝先生气得当时差点就背过气去，大骂道：“这个畜生如此无礼，竟然调戏后妈，如此品行将来怎能担当治国的大任！”

　　盛怒之下传令柳述说：“快把我儿喊来，快。”

　　柳述以为喊的是杨广，文帝又摇头，蹬腿道：“是杨勇，杨勇。”

　　血冲脑门的文帝要重立杨勇为太子，废黜杨广。

　　谁知道柳述起草诏敕后拿去让杨素过目，这个杨素是什么人啊！隋朝的名臣，上马拎刀能砍人，下马握笔能写诗，一个相当有才的人。套句话说，此君乃隋朝著名诗人、军事家、政治家，但他还有一个被人忽略的重要的身份——一头猎犬。一头杨广豢养的超级猎犬。它的主要职责是守护自己的主子，逮谁咬谁，不死也让人半残。

　　杨素没有去召杨勇，而是直接跑去通报了自己的主子杨广。

　　杨广大为惊慌，这么多女人自己不就动了一个，父子就要闹得翻脸，既然你不仁就休怪我无义。他马上假传圣旨，命亲信左庶子张衡立即入大宝殿侍候文帝。

　　张衡进入大宝殿后，就把宫人和卫士全都打发到殿外。时间不长，张衡出殿宣布文帝已经驾崩。怎么那么巧，他一去，皇帝就玩完了。于是朝野上下议论纷纷，认为是张衡杀死了文帝。至于张衡是如何杀死文帝的，史书的记载也有较大的出入，《大业略记》记载张衡以毒药害死文帝，而《通历》则记载张衡“拉帝，血溅屏风，冤痛之声闻于外，崩”。相似的记载还见于《隋书》卷36《后妃·宣华夫人陈氏传》。总之，杨坚死了，凶手就是杨广。也就是说，无论是黑锅还是铁锅，杨广先生都背定了。

　　第二天，实习生杨广同学正式从太子学院毕业，走上工作岗位——皇帝位。他脱下校服穿上孝服，为自己的父亲文帝搞了一个追悼会。与此同时他派人以文帝遗诏的名义缢杀他的哥哥杨勇，杨勇的十个儿子，长子被当场毒死，其他九子被流放到岭南后，杨广诏令当地官员把他们全部杀死，一个不能少。

　　文帝死后，陈夫人惊恐不安。正在这时，她忽然收到新皇杨广派人送来的一个金盒子，用纸封口，上有杨广亲笔书写的封签。陈夫人认为里面必是毒药，非常害怕，不敢启封，在使者的催逼下，万不得已才打开盒盖。出乎她的意料，盒内装的原来是几枚同心结。身边的宫人见此都非常高兴，暗自庆幸逃过一劫。

　　也就在当天夜里，父亲文帝尸骨未寒，杨广就在宫内占有了名分上是他后母的陈夫人。文帝的另一个宠妃容华夫人，不久也被杨广占有。

　　一千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拨开史书里白字黑字的层层迷雾来看，如果单纯地相信隋炀帝杀害隋文帝的原因是调戏陈夫人不成，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懂政治的，我们对历史的理解也只停留在小学二年级阶段。早在文帝病重之前，想要夺取太子之位的杨广就与陈夫人有过交流，当时他经常送陈夫人“金蛇”、“金驼”一类的贵重物品，其目的自然是让陈夫人在父亲面前替自己美言。而开皇二十年（600年）更换太子，他这个后妈陈氏也是出了大力的，这说明他们之间曾经是政治上的合作伙伴，互相利用，以期达到双赢。而在自己的老公病危之时，杨广又是合法的皇位继承人，陈大美人怎么可能去开罪杨广呢？所以我认为调戏陈氏一事充其量只是一种偶然因素，绝对不会是引爆仁寿四年（604年）宫廷政变的真正导火索。

　　杨广夺取太子之位，有一个人在中间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他的母亲独孤皇后。插一句，这个独孤皇后也就是后来唐高祖李渊的姨。独孤皇后是个并不甘于孤独的老太太，她成为杨广夺宫的主要支持者，也是打击反对杨广势力的主要力量。但是，独孤皇后却于仁寿二年（602年）去世。她的死，使杨广集团不得不直接面对来自各方面政治反对派的压力。

　　这些压力，首先来自杨秀和杨谅这两个杨广的弟弟。杨秀“性甚耿介”，对杨广利用并不光明的手段夺得太子之位，他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人；杨谅更是以防御突厥入侵为由厉兵袜马，加强自己的军备，“秀窥岷、蜀之阻，谅起晋阳之甲”，很好地概括了当时的局面。其次的压力是来自朝臣及州郡牧守的威胁，主要人物包括梁毗、裴肃、柳述等，他们的主要攻击目标是杨广豢养的猎犬杨素。

　　隋文帝对梁、裴、柳等人针对杨素的上书和谏言，虽然没有完全采纳，但是的确对杨素日渐疏远了。在慢慢夺去杨素实权的同时，文帝对打小报告的柳述等人日渐宠信。这样，仁寿年间的这些政治变动使得杨广集团曾经有过的优势再度失衡，拥重兵而“阴怀异图”的杨谅，以及被废为庶人的杨勇，都有可能卷土重来取杨广而代之，在这种局势下，为了保护来之不易的太子之位，杨广就不得不先下手为强干掉自己的亲生父亲。

　　我们从隋炀帝后来对参与谋杀的杨素和张衡的态度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过河是需要拆桥的。杨素死后，隋炀帝曾说：“使素不死，终当灭族。”杨素是帮助他夺取储君之位的首要人物，为何他反要夷其族呢？而张衡在隋炀帝时一再遭贬，最后被赐死于家中。张衡临死时大喊：“我为人作何等事，而望久活！”监刑者吓得捂住耳朵，赶紧将他弄死。

　　隋炀帝对杨素、张衡的态度，其中必定有见不得人的大阴谋。

　　另外一种版本，隋文帝并非是杨广所杀，他是自己病死的，怨不得别人。

　　这个观点，没有激烈的戏剧冲突，没有令人窒息的宫闱阴谋，没有这些，也就没有了买方市场，就无法去成全一个一恶到底的隋炀帝。

　　持这一观点的人基本上是在《大业略记》和《通历》这两种史料中发现破绽。他们发现这两本史书本身存在一些常识性的错误，比如《大业略记》不但把绯闻案的女主角搞错了，而且将二十一日发丧错写为十八日。甚至说杀文帝的首犯是宰相杨素，次犯为左庶子张衡，用的是毒药，但这一点没有任何一本史书能够提供证据。《通历》也是如此，试想在文帝与百官诀别的庄严时刻，身为太子的杨广怎么可能跑到其它房间里去非礼陈夫人？而且隋文帝明知杨素是杨广集团的核心人物，怎么可能让他去召杨勇来废杨广？我们再来看看凶杀现场，从凶案现场来看，这个杀手有点蠢，蠢得毫无技术含量。行凶的手段不是摁倒捂住口往死里捶，而是拉过来砍（拉杀），砍得隋文帝哇哇乱叫（冤痛之声闻于外）。插一句，既然杀文帝时左右没有人，冤痛之声怎么会闻于外？这还是暗杀吗？简直是用杀猪手法，来杀皇帝。

　　需要提醒的是持暗杀观点的两本书的作者，都是唐朝时期的人。在唐朝的特定历史环境中，人们普遍认为，隋王朝是万恶的旧社会，隋炀帝更是恶之花。在记述文帝死因问题上不可避免要掺杂个人的思想感情，以期引起人们对隋炀帝的憎恨。

　　司马光在《通鉴》中引用了《大业略记》的记载，并且还正儿八经地注明“今从《隋书》”，这说明司马光对这一点也是持保留意见，不敢随便下定论。至于《隋书》卷36《后妃·宣华夫人陈氏传》的记载，也只是宣华夫人的一面之词，并不是来源于档案材料。北朝隋唐时期受胡俗影响，存在收纳父妾的风气。后来唐高宗李治不是就纳了父亲李世民的女人——武则天，因为这个还差点掀翻了帝国百年的基业。联系之前发生的一些事，我们可以肯定陈夫人与杨广早有“渊源”，有可能这时两人的感情已经到了水乳交融的地步，所以陈夫人被调戏一事的可信度还有待商榷。

　　自仁寿四年（604年）春，隋文帝杨坚已退出政治舞台，这时隋炀帝虽然还在太子学院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但实际上已成为“摄皇帝”。朝廷的大小事情，除了让隋文帝处理，也同时要听取太子的意见，杨广犯得着冒杀父罪名吗？七月，隋文帝病情越来越重，开始修炼闭气大法，气若游丝，眼看就要挺不下去了。杨广继位只是时间问题，没有必要再顶着弑父的罪名。况且一个生命垂危的病人，已对杨广构不成任何威胁；此外，根据文献的记载，自杨广继太子之位起与其父的关系一直很融洽。他的才干和魄力受到文帝的赏识，两人之间没有利害冲突；再就仁寿宫所处的地理位置而言，杨广与杨素的卫兵一旦控制宫禁与交通，则一切尽在掌握之中。杨广应该不会愚蠢到谋杀垂死的父亲，授人以致命的把柄。

　　只要我们稍微留意一下，后来口口声声以隋为鉴的唐太宗君臣，也没有人去指控隋炀帝弑父。当年，如火如荼的隋末大起义，成千上万的民众揭竿而起，不少隋朝官僚也趁势反叛，在全国上下一派声讨声中，也没有人站出来指责隋炀帝弑父这一颇具煽动性的罪状。被后人指控为杀害文帝的凶手张衡，史书上称他“幼怀志尚，有骨鲠之风”。虽然他曾为隋炀帝夺得太子之位出谋划策，但是后来由于他反对隋炀帝建造汾阳宫和谤讪朝政而被赐死于家中。唐高祖李渊认为他“死非其罪”，替他平反，并赐给他“忠”的字号。如果张衡果真是弑君凶手，唐高祖决不会傻到要替他平反，因为这关系到国家赖以维持秩序的伦理道德问题。

　　那么，文帝不是死于他杀，又到底是怎么死的？持这种观点的同志们认为，隋文帝的确是像史书所说是因病而死，死之前已经做好了后事的安排。也有人认为是因晚年纵欲过度而亡。独孤皇后死后，文帝沉迷于宣华、容华这两个大美人的温柔乡，身体每况愈下。病重期间，文帝才发出感叹：“如果有皇后在，我老杨不会走到今天这种地步。”

　　“面子问题”

　　大业十二年（616年），隋炀帝第三次驾幸江都。他畏于北方农民起义的发展，不敢北还，隋朝已经失去对中国北方的控制。索性眼不见心不烦，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次年，太原留守李渊起兵占据了都城长安，立隋炀帝的孙子杨侑为帝，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江都更是人心惶惶，整个隋朝已处于崩盘的边缘。

　　隋炀帝自知大势已去，更加懂得享受生活，结果对他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他要的是生活的过程，荒淫腐败才是王道乐土，在声色犬马之中忘记烦忧。史料记载，杨广先生在江都宫中设百余间房舍，间间铺陈华丽，每房居一美人，轮流作东道主。隋炀帝则自作客人，带着萧后和众姬妾东游西宴，天天酒杯不离口，日夜常醉，卡拉永远OK。要说隋炀帝没心没肺，那也是没有科学依据的。隋炀帝这时候已经在逃避现实，见天下大乱，他虽然也觉得惶恐不安，但又能如何？他退朝则戴幅巾、着短衣，策杖步游，遍历各宫院。对各处的风光景色，他总觉得看不够，看一眼少一眼吧！

　　无可奈何之际，隋炀帝也经常自我安慰。一天夜里，他和萧后一面赏月（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一面饮酒，对萧后说：“现在很多人都反对我，但我虽失天下，也不失为长城公（陈后主降隋后封长城公），你也不失为沈后（陈后主皇后沈氏）。不用管那么多，且暂管眼前行乐吧！”

　　萧后看着眼前自己的男人，徒留一声叹息。

　　说到萧后，在这里多插一句话。她出生时，当时著名的占卜奇人袁天纲曾为她的相貌而惊奇不已，仔细推算了她的生辰八字，最后得出了八个字的结论——“母仪天下，命带桃花。”

　　萧皇后以后的人生经历似乎恰好印证了这八个字。

　　她生在晋朝末年，是梁明帝萧巍的女儿，被隋炀帝强猎为后妃。此女才学出众，会八音七艺，深得隋炀帝宠爱。后来隋将宇文化及杀死隋炀帝，把萧后掳到手，让萧后随着军队沿途幸用，然后到聊城日夜寻欢做乐。随后河北霸主窦建德在一场战争中杀死宇文化及，于是萧后又成了窦建德的宠物。这件事让突厥处罗可汗知道后，派特使向窦建德强要萧后，然后又被盛大迎娶，成为胡人父子两代相继受用的爱妃。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大破突厥，她又被收回长安，为李渊所幸。后又被李世民继之。一个美丽女人，竟如此成为英雄、枭雄以及狗雄的女人，直到中年，萧后花容不减，坏了多少江山，性命。到底谁之过。

　　杨广登基为帝，萧氏以正室身份被册为皇后。杨广即位后，妃嫔众多，但对皇后萧氏一直相当礼遇。杨广曾数次下江南，萧皇后一路随行。史书中也记录着许多杨广对萧氏所说的话。

　　对于杨广的一些不合理做法，萧皇后因为惧怕而不敢直述，而作《述志赋》委婉劝戒。

　　在皇帝中间，隋炀帝算得上是个大帅哥。有一次，他拿起镜子，照了半天，回头对萧后说：“这么好的头颅，谁来砍它呢？”萧后听后大惊，问他为什么说出这种话来。他苦笑道：“贵贱苦乐，循环相寻，有什么可伤心的？”

　　把生死看得很淡然的人，内心世界都会有太多的无奈，而作为帝王这种无奈会埋葬了整个帝国。

　　但凡读过历史，认识隋炀帝杨广的人，对这个人的评价无非就是暴虐与恶政齐飞，无耻共下流一色。他的光辉形象可以用“磬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来形容，简直就是一十恶不赦之徒。

　　后来有人站出来说，在历史上被歪曲最严重的皇帝中，隋炀帝也当属其一。

　　于是我开始重新打量隋炀帝，在这里我无意为其翻案，也无意为其高歌。只是觉得应当辨证地看待他的功过，他虽属亡国之君，却也曾经是有为之主。他确有种种恶政，但也有不容抹煞的历史功绩。今天，我们应当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把炀帝作为一个封建帝王，与历代帝王放在同一天平上，作出实事求是地评价。

　　历史仿佛给炀帝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这里面包含着太多的疑案和迷案。

　　中国历史很多时候是塑造的历史，成王败寇，要捧大家一起捧，要踩大家一起踩。塑造英雄，贬低狗熊。史官们一直在按部就班地贯彻前人的指示，坚决不写缺乏卖点的中间派人物，没有冲突，就不能反映出时代的特质。于是他们习惯了去捧神或者杀鬼。翻开中国历史，位列“神”系列的大仙们有文武周召、孔孟程朱，天纵神圣，完美无瑕；堕落成“鬼”系列的妖魔们有夏桀商纣，个个头上长疮，脚底流脓。

　　在这些当道的“鬼”中，隋炀帝杨广应该算面目最丑恶的“厉鬼”之一。他几乎集中了人类所能有的全部邪恶品种：Y荡、贪婪、狡诈、阴险、自私、冷血、残暴、血腥、昏乱……他犯下了几乎人类所有能犯下的罪行：“谋兄”、“淫母”、“弑父”、“幽弟”、“逆天”、“虐民”……

　　其实从唐代开始，就不断有历史学家一再指出，所谓“好色”、“淫逸”、“淫母”、“弑父”，绝大多数都是由野史作者们强加在隋炀帝头上的，虽然说野史有时候比正史还正，但野史大多数时候是“野”的不着边际。如果认真阅读那些经得住推敲的史料，我们会发现，杨广其人其实是一个相当有雄才大略也相当勤奋敬业的君主。他曾把南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为“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

　　在位十四年，这个精力充沛的男人呆在宫中时间加起来只有短短的四年，其余大部分时间是花在巡游的路上。他一生勤于政事，可谓一个宵衣旰食的工作狂。他开凿大运河，真正的目的是为沟通刚刚统一不久的南方和北方，巩固国家的统一。他攻打高丽，也是为了消除边境的威胁，保证亚洲朝贡体系的完整。事实上，在他统治的前半段，功业相当辉煌，虽然隋炀帝连续四次大赦天下，多次普免钱粮，可是财富仍然滚滚而来，人口不断高速增长。《资治通鉴》说：“是时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户八百九十万有奇。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一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氏之盛，极于此矣。”然而，很不幸，关于隋炀帝的野史传说是那样的荒诞不稽，漏洞百出，却被我们这个民族津津乐道了千余年。他的半生功业，却很少有人提起。这当然部分是因为成王败寇，墙倒众人推，然而，更重要的却是隋炀帝其人的性格和气质，与我们这个民族的偏好反差太大。

　　隋炀帝最为那些搞大部头研究的史家所厌恶的，是说他“多欲好动”。

　　这个我的理解是杨广是个想法多、办法多的帝王。隋炀帝继承了隋文帝留给他的安定富足的统治基础，生来不差钱。但他却不以“守成”为满足，完全是用狗刨的技术来实践花样游泳的难度，最后只好落个溺死的下场。他“以天下承平日久，士马全盛，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希望建立一个“兼三才而建极，以六合而为家”的王朝，用自己不朽的功业搽亮自己伟大的名字，成为“子孙万代莫能窥”的千古一帝。这样看，杨广的爱折腾只是因为他有宏大的政治抱负。结果却把自己的名字抹上了一层层狗屎，遗臭千年，不得翻身。

　　他的欲望从一开始就超越了梦想。在他之前所有成就霸业的帝王当中，让他瞧得上眼的没几个，包括他的父亲隋文帝都谈不上是他的政治偶像，甚至秦皇汉武都一边稍息。他的目标是把他们统统都踩在脚下。

　　如果不能绝后，那起码要做到空前。这是新帝王隋炀帝杨广最初的人生信条和政治理想。

　　要做到这一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开好头，起好步，不能输在起跑线。所以在他即位仅三个月，光芒万丈的政绩工程就轰轰烈烈地上马了。征召几十万民工在洛阳以北修建一条长达千里的防线，来阻止突厥骑兵对新都洛阳的攻击。紧接着，大隋帝国最浩大的工程，营造新都洛阳的工程也紧锣密鼓地开工了。这次被征召的民工更是达到了惊人的地步，有几百万之多。与此同时，在这个帝国的东部，一条遐想中的连接南北的大运河也同时开工，又是多达百万的民工从全国各地被征发出来，日夜兼程奔赴通济渠……

　　整个帝国处于陷入疯狂的大开发，大建设之中。

　　政绩工程如此浩大又如此密集，杨广一夜之间在大臣们眼里成了那个最熟悉的陌生人。大臣们都不理解这样的折腾有什么意义。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骤然迁都，突发奇想要挖一条大运河，他们不知道这个新天子为什么要如此地好大喜功。最主要的是，这个国家的劳力几乎都投入到政绩工程中去了，谁来种粮食呢？没有粮食，老百姓吃什么，没有吃的，那可是要天下大乱的啊……

　　但是杨广却不管不顾，他将嘴唇抿得死紧死紧的，沉默是金，什么都不说的杨广在体味做一个伟大帝王的孤独。自古圣贤多寂寞，杨广相信他也不例外，他认为自己也是读过圣贤书，会写圣贤诗的人。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

　　杨广的目光已经超越了那个时代，超越了他的江山社稷。事实上杨广的政绩工程还真的不是做给他自己看的，也不是做给天下苍生看的。他是做给历史看的，可历史根本不买他的账。

　　当时的天下确实不太平，不太平的天下需要的是稳定，不是折腾。

　　国家统一才短短十二年时间，十二年的时间却已发生了四次重大的叛乱，其中两次是他亲自带兵去镇压的。最要命的是最近一次，他的弟弟杨谅在山东举起反叛大旗，理由是反对杨广登基，为大哥杨勇鸣不平。杨谅叛乱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却给帝国造成了重大损失。长安离山东实在是太远了，得到叛乱消息时，杨谅叛乱已持续了差不多一个月时间。这就像灭火，火势刚起时容易扑灭，熊熊燃烧后再去灭时就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所以杨广决定迁都，将帝国的中心从长安转移到洛阳。洛阳居天下之中，离江南和山东都相对近一点。这样起码在火灾起来时，消防车可以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扑火工作可以较快地展开。当然杨广也不是不知道迁都所要付出的巨大代价，但是为了大隋江山的千秋万代，他愿意做那个以身饲虎的傻瓜，杀身成仁。

　　开凿大运河也是一样，杨广那叫一个用心良苦。

　　天下归一，他希望帝国的南方和北方要从对抗走向携手，增进了解、互通有无，必须要有一个管道来作为载体。但是管道不会从天而降，必须人工开凿，所以大运河工程也只能尽快上马。

　　要做的事实在是太多，又不能分出个轻重缓急。在杨广看来，这些工程都是十万火急要上马的，所以他也只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了。

　　当然对于帝国的劳动力现状，杨广心中还是有数的。大业五年（609年），皇家统计部门报上来的材料显示，该年度全国人口总计4603万人。杨广估摸着他最多也就动用了其中的三分之一劳力而已，应该在帝国的可承受范围之内。

　　杨广决定：继续孤身走我路，历史会证明谁对谁错。

　　为了在有生之年完成这一宏大使命，在杨广统治期间，几乎没有一天停止对这如画江山的规划和改革。他是一个诗人，他把自己的江山当作了一张稿纸，任意地涂抹修改，平平仄仄。于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是一个没有一天不在兴建工程、外出巡视和进行战争的隋炀帝。迁都洛阳、开凿运河、重修长城、招徕四夷，每天都折腾得惊天动地。同时，因为好奇心强，探索欲盛，他一生做了许多其他帝王没有做或者不敢做的事。他率十几万大军穿越海拔近四千米的祁连山大拔斗谷，是中国历代帝王中唯一一个远至青海旅行的人。他对外部世界充满了好奇，“召募行人，分使绝域”，遣使远至中亚、波斯等地，收集了“玛瑙杯”、“狮子皮”、“火鼠毛”、“五色盐”等而返。对南方烟波浩渺的大海他也十分神往，曾三次派人前往那时还是未知岛屿的台湾探险。自己的领土自己当然要去走一走，看一看。

　　因此，我们这个民族对隋炀帝的厌恶，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失败，更是因为他的性格和气质与主流文化的相克。因此，我们对他的厌恶，不仅仅是意识的，而且是下意识和潜意识的。这就是为什么隋炀帝比秦始皇受到历史更不公正待遇的原因。

　　无论历史上的隋炀帝到底真实面目如何，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隋炀帝自伴随亡隋的败落起，便盖棺定论，被公认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皇帝。

　　我们来看看那个恶心的谥号——隋炀帝。炀，不是一个好词，它的解释是“好内远礼”“去礼远”“逆天虐民”。接近于“不是东西，王八蛋”之类的脏词。这也算是历代帝王中最恶的一个谥号，在中国历史上，一共出现过三位谥号为“炀”的皇帝。这三位炀皇帝分别是：东汉孝炀帝刘隆，陈王朝末代皇帝陈炀帝陈叔宝，第三就是隋炀帝杨广。陈亡之后，杨广就曾经将这个称号谥予陈后主，把陈后主糟蹋得一塌糊涂。不料也只是过了短短的十多年，大唐君臣却将这个“不是东西”的脏字还给了“更不是东西”的杨广，不能不说是一种更深刻的讽刺。隋炀帝杨广，死后也只落了个恶谥，连个庙号也没有捞着。

　　千余年来，铁案如山。我们无意只在“翻案”二字上作文章。评论历史人物，功就是功，过就是过，功不折罪，瑕不掩瑜，归根结底要看他历史活动的社会意义。平心而论，隋炀帝不失为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他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建树最多的皇帝之一，而完全否定那最后湮没在群雄逐鹿的血与火中的，曾是中国历史上最光彩的一页，是中国士大夫传统思维模式偏狭、脆弱一面的反映。

　　虽然我们不能指望从瓦岗寨上下来，又是抱着“以隋为鉴”宗旨撰史的魏征，能给我们留下一部公允地评述隋炀帝的《隋书》；我们甚至也不能指望所有作为小生产观念文化代表的中国士大夫及其史学家，能比较客观地认识隋炀帝；即使这样，他还是更多地被作为一个批判对象而不是研究对象。所以，我们倘若不下一番从头做起的功夫，把隋炀帝的全部材料，颠来倒去，反复玩味，怕是无法拨开迷雾，接近他的真面目的。

　　那就让我们拨开那些苛刻歪曲的评价和戏剧传说的重重迷雾，重新认识那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隋炀帝。

　　杨广在位十四年，但就个体来说，文才横溢，战功卓著，文武双全。“统一江山”、“修通运河”、“改革创新”，是对他一生所为的概括。但同时他当政的十四年又被称作是黑暗年代，滥用民力、大兴土木、劳民伤财、挥霍无度，是一些史家对他施政的概括。他曾经为隋朝的建立出生入死，为抵御突厥而挥师北上，为便利交通修筑大运河，为国家安定巡视边疆。杨广——一个一直在做大国梦的皇帝！隋炀帝是一个好面子的人，是个好大喜功的帝王，从他的年号“大业”就可看出，他崇尚的是建立千秋万代的胜德大业。从当政的十几年里，他时时刻刻都在为实现大国梦不懈努力，而他的失败就在于他是一个脱离国情的理想主义者。他缺乏了做晋王和当太子时的谋划，他虽是个强势皇帝，但却不择手段的恶毒与不计代价的好大喜功让他在历史的舞台上过早的凋谢了。

　　一是大国外交。在一个大国的崛起过程中，国家心态起着重要作用，而国家心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领导者。中国古代社会的外交形式主要是中央政权对周边民族及其政权进行册封、赏赐，前者是后者的宗主国，后者要承认归附前者，并承担纳贡、出兵帮助宗主国平叛等义务。而当时交通不便，又处于民族的整合时期，所以周边民族及其政权叛附不定，使得中央王朝非常头疼。隋炀帝的大外交战略，主要是通过他巡视边疆，向各个周边民族政权表明中原王朝对他们的关心，使得这些政权不反叛，最终实现安定边疆的目的。隋炀帝进行过三次北巡和一次西巡，巡视的重点分别是突厥地区与西域地区。除炀帝末期大业十一年（615年）的第三次北巡，由于突厥的叛乱没有成功外，其余的巡视均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北部突厥未南下犯边，而西域诸国纷纷归附隋朝。东突厥臣服于隋后，隋与西域各国的关系更为密切，杨广派裴矩驻于张掖，主持与西域的交通事宜。大业年间，西域“相率而来朝者四十余国，帝因置西戎校尉以应接之”。大业十年（614年），突厥、新罗、勒蝎、毕大辞、诃咄等西域十七国遣使朝贡。长安与东都“西域胡往来相继”，西域的九部乐也在这时传入中国。与南亚和东亚诸国中，除了同高丽和林邑发生冲突外，隋与百济、新罗、日本、赤土、真腊、波斯等国保持友好关系。这种对外交往的盛况是自魏晋南北朝以来所从未有过的。

　　大外交需要强大的国力支撑，隋炀帝不切实际地向外邦炫耀财富，造成了国力的大量损耗。大业六年（610年）正月十五，隋炀帝在东都举行了盛大的庆典，向随他西巡入京的诸国使节、商人，展示大隋帝国的强盛与富足。东都皇城外的定鼎门大街被开辟成戏场，5万名乐工在这里通宵达旦表演各种节目，持续了半个月。炀帝又将东都的市场整饬一新，供各国商人参观。各个店铺都重新进行装潢，连卖菜的小商贩都要在店铺里铺上地毯。各国客商路过酒店，都会被邀请进去喝几杯，分文不收，还骗他们：“我中原富足，老百姓到酒店吃饭都是不要钱的。”炀帝还命令用丝绸将路旁的树木缠起来，而胡商的反应却非常具有讽刺意味，他们说：“你们这里有人连衣服都穿不起，还不如把这些裹在树上的丝绸拿去给他们做衣服呢？”真是弄巧成拙啊！隋炀帝要是能为老百姓考虑一些，何至于成为亡国之君呢？

　　二是形象工程。像我们有些领导一样，杨广做了皇帝之后，特喜欢大兴土木，搞基建。但杨广搞基建工程可不是为了拿回扣，因为他搞的所有基建项目，都是为他自个儿搞的。建东都、修运河、筑长城……

　　杨广初即位，就立刻下令扩建东都洛阳。因为长安的交通不够便利，且农业规模也远不及中原地区。扩建后的洛阳城气势恢宏、道路宽敞，极具大国的气派。修建运河，也是炀帝即位之初便提出的，可见炀帝对这些大工程早有打算。运河的修筑分为几个阶段：大业元年（605年）下诏开凿通济渠、邗沟；大业四年（608年）修永济渠；大业六年（610年）开江南河。这样，南北贯通的大运河修筑完成了。修筑长城共两次，一次在大业三年（607年），另一次在大业四年（608年）。

　　大工程都如期完成了，杨广对于这些作品都非常满意，但他丝毫没有顾及到修筑这些工程所耗费的人力，所付出的代价。营建东都，共耗时10个月，每月役使男丁200万；开通济渠征男丁百万，凿永济渠共征发河北地区男女百余万人，连女人都被征调开渠，可见劳役的繁重；两次修长城，也耗民力达百万以上。在以农为本的社会，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国家征发如此多的人力修筑公共工程，给国家的生产造成了重大损失，老百姓在繁重的劳役下，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百姓心中的怒火已经点燃了隋朝这座将倾的大厦，作为最高统治者的隋炀帝还沉浸在他的大国迷梦中，根本没有感受到这股熊熊烈火已向自己扑面而来。

　　三是面子排场。隋炀帝坚持认为，作为大国的君主，做任何事都要有大国的气派。他三游江都正是基于这种想法。杨广在做晋王之时，就以扬州总管的身份在江都生活了十年，对江都颇有感情。即位后，他分别于大业元年（605年）、大业六年（610年）、大业十年（614年）三次游江都，第三次之后，就常住江都，并最后死在那里。隋炀帝三游江都，每一次都是摆足了帝王的气势与排场。大业元年（605年）八月，炀帝开始了登基以来的一次南下江都。他所乘坐的船叫龙舟。据历史记载：这艘龙舟高四十五尺，长二百丈；底层有正殿、内殿、左右朝房；顶层为大型娱乐场所，可供皇帝观光、开派对。中层还有两百多间总统套房，下层是宦官、宫女等近侍的住处。

　　船上雕梁画栋、金碧辉煌，与宫殿没有两样。皇后、后宫、王侯、大臣、僧尼、道士等等，分乘不同船只，还有其它不同用途的大小船只数千艘随行，最后还有兵船数千艘护驾。陆地上，几万名纤夫、骑兵一路相随。船队前后绵延二百余里，水陆共有二十几万人同行。所过州县，都要为船队献食。这样的排场，一去一回，反复三次。他的旅游费用，不是由殷实的国库买单，而是由运河两岸的人民买单，隋炀帝可谓风光无限，挣足了面子。可他只知兴奋、满足，忘记了乐极生悲的典故。骄奢淫逸、挥霍无度，最终断送了国家的前程和自己的性命。

　　四是牛气战争。战争可以显示一个国家的实力与尊严，尤其在冷兵器时代。隋炀帝认为，大隋王朝国力空前，其它国家只能对隋朝马首是瞻、唯命是从，绝对不允许有任何形式的挑衅与背叛。隋炀帝三征高句丽就是出于维护大国威仪的目的。高丽，是当时朝鲜半岛北部的一个政权，趁北朝末年、隋朝初年，中原战乱不断，北方突厥频频入塞侵扰的形势，多次派兵侵入辽东地区，掠夺土地、人口。隋文帝就曾因此欲发兵讨伐，后高丽上表谢罪，文帝方才罢休。

　　充满大国情结的炀帝决不能坐视无礼的高丽再嚣张下去，决定御驾亲征，一定要让高句丽王跪在自己的脚下谢罪称臣。为了讨伐高丽，炀帝还是做了精心部署。大业四年（607年），开通永济渠便利运输。六年，又下令全国为出征做好战马、武器的战前准备；七年，命令幽州总管造海船三百艘；之后，调动江淮、河南、河北等地的民夫运送粮草到辽西。最后是征调全国的军队。一切准备就绪；隋炀帝遂于大业八年、九年、十年三次出兵讨伐高句丽。之所以有三次征讨，是因为第一次隋军经验不足、指挥不利，导致兵败；第二次因为杨玄感叛乱而中途终止；第三次讨伐，由于高丽国力耗尽，隋军又取得平壤战役的胜利，所以高丽王遣使请降，隋炀帝才心满意足地班师凯旋。

　　炀帝征辽，虽然维护了大国的尊严，但付出的代价却是相当惨重。

　　在战前准备阶段，为造海船，就有三到四成民夫死在生产线上，运输粮草而累死、饿死、病死的民夫更是不计其数。第一次征高丽，隋军兵士死伤大半，四万海军在平壤中了埋伏，生还者仅几千人；高丽将诈降，大将宇文述被其所骗，三十万将士，仅有两千七百人得以生还。隋炀帝如此大规模地用兵，导致国家财力枯竭，人民劳役繁重，土地无人耕种，青壮年劳力大量损失。这种战争胜了又有何意义？只是隋炀帝穷兵黩武、好大喜功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他的大国梦想似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隋炀帝的大国梦，如同飞蛾扑火，毁掉了大隋江山。俗话说，得民心者得天下。不管杨广的主观意图是什么？但他的所作所为，已经使得他丧尽了民心。人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揭竿而起了！

　　“杨广之死”

　　大业九年（613年），炀帝为了扩充军队，除征发府兵外，又招募新军。这批新军多是关中人，他们身强力壮，骁勇善战，称为骁果。

　　大业十二年（616年），炀帝下江都时，以虎贲郎将司马德戡统领一万余骁果为禁卫军随行，并屯于江都东城。司马德戡，扶风雍（今陕西扶风雍县）人，自幼丧父，以杀猪为生。一个法号叫释粲的僧人与其母和氏私通，顺便也传授司马德戡一些谋生技艺和文化知识。

　　文帝年间，司马德戡曾跟从杨素四处征战。凭着出众的口才和奸猾的大脑，得到了杨素的信任。杨广即位后，司马德戡跟着杨广远征高丽，立下军功，被提拔为正议大夫，迁武贲郎将（从讨辽左，进位正议大夫，迁虎贲郎将）。深得杨广信任，杨广能够把骁果全交给他指挥，自然是出于高度信任。

　　大业十四年（619年），隋炀帝见中原已乱，无意北还，但仍想迁都丹阳（今江苏南京），保住江南的半壁江山。他派人过江去修建丹阳的宫殿，准备一待宫殿建好就迁过去。随驾的将士多数是关中人，本来就思念家乡，又听说那边战乱频繁，不知家人存亡，心中十分焦急，现在听说隋炀帝要迁都丹阳，更加不满，郎将窦贤竟率所部私自潜逃。隋炀帝急忙派人追杀窦贤。但是很多将士冒着被砍头的危险仍然悄悄逃走，隋炀帝深以为患。

　　这时候，虎贲郎将司马德戡在看到骁果叛逃趋势已控无可控时，开始为自己考虑退路。他找到与自己关系不错的虎贲郎将元礼、监门直阁裴虔通商量对策：“皇上要南迁丹阳，肯定不会北归了。现在中原将士都想逃回去。我如果把实情报上去，皇上好猜疑，保不准会宰了我。如果我瞒着不说，等人都跑光了，还是要宰了我。进退都是个死，我该怎么办？”

　　裴虔通在杨广当晋王时就跟在身边的亲信，其官职监门直阁主要负责宫城大门的安全工作。他听司马德戡这么一说，点头道：“的确如此，还真为你担心。”

　　司马德戡又说：“我听说关中沦陷（于李渊），李孝长因为率华阴县（今陕西华阴）投降，他两个在扬州的弟弟都被皇上抓了起来，准备斩首。现在我们的亲属都在关中，怎么能不让人担心？”言下之意，如果有人投降，大家都得倒血霉，别以为倒霉的只有我司马德戡一个人。

　　这句话果然奏效，裴虔通心慌了：“我留在中原的儿女们都长大成人了，如果真走到那一步，我肯定惨了。这到底该如何是好？”

　　司马德戡一声长叹“没别的办法，只有一条路。骁果如果逃跑，我们也跟着跑。”

　　元礼、裴虔通二人都点头道：“那就听你的，为了活命，也只有这样。”

　　就这样，司马德戡将元礼、裴虔通拉下了水。

　　三人又碾转招引，内史舍人元敏、虎牙郎将赵行枢、勋侍杨士览等人与之同谋。

　　这些人日夜聚会，公开议论叛逃，这一大帮子人凑在一起，日夜谋划，逃跑热情空前高涨。搞到后来，竟无所畏避，大庭广众之下召开会议公开探讨逃跑方案，全无隐晦畏惧之意。

　　有一个宫女听到消息后对萧后说：“外面人人都想造反。”

　　萧后说：“你可以直接报告皇帝。”

　　这个宫女就去报告隋炀帝。隋炀帝闻言大怒：“你一个宫女，知道什么国事，跑到我这里来胡说八道！”竟下令将这个宫女处死。

　　以后又有宫女报告萧后，萧后说：“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已经无可救药了。你们也不用再说了，说了只会令皇帝烦恼。”自此以后，再也没人闲操萝卜淡操心了，反就反吧。

　　赵行枢和将作少监宇文智及交情甚厚，杨士览是宇文智及的外甥。二人将密谋告诉他，并说司马德戡已决定三月十五日结党西归。

　　宇文智及说：“皇帝虽然无道，威令尚行，你们擅自逃走，恐怕也要像窦贤那样，自取灭亡了。”赵行枢道：“那怎么办呢？”

　　宇文智及道：“如今天已亡隋，英雄并起。我们同心叛逃者已达数万人，如果因此起事，此乃帝王之业也。”

　　赵行枢呆了半天，才说：“欲行大事，必须推举一位主帅。我们人微言轻，难当此任。看来只有公等兄弟，才能担此重任。”

　　宇文智及佯装大惊，说：“这个我倒没想到，只是和你们图谋救命罢了。”赵行枢劝了半天，宇文智及总算答应与其兄商量。

　　赵元枢将宇文智及的意思告诉同党，司马德戡等都表示赞成。谋划已定，众人约同宇文智及，相偕至其兄右卫屯将军宇文化及居处，推他为帅。

　　宇文化及是曾帮助杨广篡位的宇文述的儿子。平日里就是个胆小怕事的人，当宇文化及听到众人要他牵头干掉皇上、行大逆不道之事时，不由大惊失色，差点尿裤子。后经众人怂恿，其弟力劝，方勉强答应。

　　司马德戡等人到处散布流言，说隋炀帝听说北方来的将士们要叛逃，准备了很多毒酒，想借犒军的机会将他们全部毒死，只把南方人留下。将士们听了这些流言非常害怕，互相转告，大家都有了谋反的念头。

　　三月十日，司马德戡召集诸将，宣布自己的谋反计划，诸将皆拜伏在地，表示惟其命是从。这天夜里三更时分，司马德戡聚集了几万人马，在东城放起火来。隋炀帝在宫中看到火光，又听到外面一片喧噪声，就问值班的裴虔通发生了什么事。裴虔通骗他说是草坊失火，人们正在救火。隋炀帝又搂着媳妇睡觉去了。

　　叛军望见火光，纷纷行动，很快就控制了江都的大街小巷。

　　五更时分，天色微明。司马德戡率兵杀入玄武门（皇宫北门），将守卫杀散后，直奔隋炀帝寝宫。

　　隋炀帝闻变，易服逃到西阁，被人搜出，押到众叛将面前。

　　众叛将把隋炀帝押回寝殿，裴虔通等拎着刀站在他的身旁。隋炀帝说：“我有什么罪，你们这样对待我？”叛将马文举说：“陛下违弃宗庙，巡游不息，到处骚扰百姓。对外则勤于征讨，对内则骄奢淫逸，使多少丁壮死于刀矢之下，多少妇孺填于沟壑之中？如今四民丧业，民穷财尽，盗贼蜂起，干戈不息。你不但不知悔悟，反而专门信任佞谀的小人，掩饰自己的错误，拒绝臣下的诤谏，怎么能说没有罪？”

　　一席话，说得隋炀帝无言以对，他从何说起呢？他的那些理想抱负只是空中楼阁。

　　过了一会儿，隋炀帝又说：“我实在对不起老百姓，可是你们这些人跟着我享尽了荣华富贵，有什么资格来教训我呢？今天的事，以谁为首？”司马德戡应声说道：“陛下多行不义，弄得普天同怨，反对你的，何止一人？臣等平日素受宠幸，今日之事，实在有负陛下。但如今天下大乱，两京都为贼人占据，陛下欲归无路，臣等亦求生无门。唯愿借陛下之首以谢天下。”

　　隋炀帝自知难免一死，对众叛将说：“天子自有死法，不能加以锋刃，取毒酒来吧！”众叛将不许。隋炀帝无奈，只好解下自己的白色丝巾，交给叛将们。两个叛将走上前来，将丝巾缠到他的脖子上，用力一绞。这个被历史板上钉钉的暴君，顷刻间便魂归西天了。隋氏宗室外戚，不论老幼，也全部被处死。

　　一个短暂的王朝就此拉下了帷幕。一个曾经有着万丈雄心却又操之过急的帝王再也不可能有所作为了。他的理想王国是自己一手打磨的双刃剑，他企图用它来征服天下却最终阉割了他的万丈雄心。

　　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爆发了！隋朝即将走到它的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