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非唐——盛世帝国的谎言与真相

第五章 玄武门：血染的假面舞会

　　历史本来就是一场假面舞会，霓裳艳羽，人影鬼魅。最后一曲结束的时候，迷幻的灯光灭掉了，世界又亮了起来，整个现场真实得一览无遗，发生的一切犹如一场梦，只有翻卷的刀刃，倒掉的城墙，流淌的血液昭示着发生的一切。狂舞的人群都摘下了面具，谁也不认识谁，带着各自的阴谋走出了舞厅。很快消失在纷纷扰扰的历史街头，遍寻不着。

　　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初四，唐朝都城长安刀光剑影，喋血百步。唐高祖次子秦王李世民在宫中发动政变，杀其长兄李建成、四弟李元吉及其家属数百人，史称玄武门之变。

　　“王牌对王牌”

　　李渊在建立唐政权不久就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本来此举是为了稳定人心，安定天下，可谁知最后却演变成为兄弟之间自相残杀的导火索。

　　李建成在李唐建立之初的时候，相对自己的弟弟们来说，还是有一定优势的。

　　这种优势主要是因为他的嗣长子身份，与他在开国前后一段时间里，与李世民并驾齐驱的功绩也不无关系。在统一天下的战争中，李建成的声望和权势固然有所提高，个人能力和人才集团方面，也有所增强，但这种提高和增强的速度，相对于李世民来说是有距离的。

　　而造成这种距离的，除了个人能力，还由于工作分工不同造成的，不同的舞台展现了不一样的风采。在统一战争中，李世民作为一名武将常年在外征战，而李建成被李渊留在了身边，打理朝政，安顿后方。这样的工作安排无可厚非，因为一则嗣君不轻出是一个古老的传统，二是李建成多谋难断的性格特质决定的，他的性格更适合于做参谋，而不是做独当一面的统帅。

　　坐镇长安的李建成，在当时的情况下，除了帮助李渊稳固所统辖地区的统治外，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为大唐帝国尽量挖掘人才，发展国民经济，为在外征战的军队提供强大的物质保证和智力支持。虽然这时候坐镇朝廷的是李渊，但身为太子的李建成，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是不应该被一笔抹杀的。

　　李渊对李建成的工作和能力也是比较满意和放心的，这从他在天下尚未统一、政权尚未稳固的形势下，多次离开都城外出巡游的记载就可以看出来。这样的一个李建成，是能够成为一个守成之主，乃至有一定作为的皇帝的。他嗣长子的身份，和担任太子期间所作出的功绩，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也都是能够保证太子地位不被动摇，在李渊去世后也能继位成为唐王朝的第二位皇帝。

　　李渊是个家庭观念很强的父亲，大唐帝国的创建过程基本上是李氏家族创业史，他的江山完全是依靠儿子、女婿、朋友和李氏宗亲一手打下来的。李建成和李元吉是他最信任的亲人，而李世民是他在军事上最大的一张王牌。

　　三个儿子，两个集团（太子集团和秦王集团）之间的争斗，是名副其实的王牌对王牌。

　　李世民是一个有着极大政治抱负，并具备实现这种理想的能力的人，他在征战的过程中，得到了大量忠于他的文武人才。另外，多年在外征战的经历，让其由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少年迅速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军事统帅。如此一来，李世民在地位和权势这样的硬实力上可谓如日中天，同时在威望、个人能力和人才集团这样的软实力上也是无人能匹。

　　无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李建成与李世民相比都存在不小的差距。他所能与这个强势的弟弟抗衡的，就只有自己的太子之位，及其所带来的超出一般皇子的权势和地位了。但太子之位真的就让他拿到了一张免死金牌和一把指哪砍哪的尚方宝剑了吗？

　　李渊是个“护犊子”的老爸，他对李世民、李建成、李元吉三个嗣出的儿子是相当宽容，宽容到放纵的地步。“太子、二王出入上台，皆乘马、携弓刀杂物，相遇如家人礼。”也就是说，这几个儿子可以放肆到骑马跨刀出入宫廷。甚至太子和秦王、齐王三兄弟的命令，竟然与他这个皇帝老子的诏敕具有同样的效力，这样上下不分，自然就搞得下面的部门和单位不知道到底还听谁的好，只好谁的命令先到，就听谁的。（“有司莫知所从，唯据得之先后为定”）

　　此时李渊的皇权，在一些方面与李世民的王权相比，都不再具有绝对的上下之分，更别说李建成的太子权了，太子应有的超出普通皇子之上的权势和地位，也就因为李渊的放纵而消失于无形。

　　皇位继承人，成了一张看上去很美的名片，好听不好用。

　　在这样的形势下，李建成就完全失去了与李世民对抗的客观实力（东宫卫队这一关键因素，也早就因为秦、齐二王府被李渊授予同样的权利而消弭了质的差距，只剩下了量的区别），不能不感觉到自己的太子之位受到极大冲击。同时，李渊还纵容皇子们在天子脚下可以拥有私人武装，一旦兄弟反目，那就不是拳脚相加的单挑了，而是武装暴动。

　　由于李渊任人唯亲的毛病过于严重，更因为李二郎也太能打了。可以不夸张地说，李唐的半壁江山都是李二郎一手打下来的。与李世民荡气回肠的铁血生涯相比，李建成在后面所做的保障供给之类的活就显得黯然失色多了。正当李世民在无数个大小战役中摆出各种POSE，让战地记者们疯狂追逐的时候，李建成正埋头于一大堆政务。

　　武德三年至四年（公元620—621年），迎来了李世民平定天下的巅峰之战，这一战啃下了王世充、窦建德两块硬骨头，使群雄纷争、扑朔迷离的局面迅速扭转。放眼天下，已经没有谁能阻挡李唐统一的脚步。而与此相对应的是，放眼整个大唐帝国，已经没有谁能阻挡李世民迅速上位的现实。李世民的声势威望、官爵权势也一跃而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由于身为皇子的李世民起点就很高，往上提升的余地不大，李渊在这一战后不得不想尽办法创出一个天策上将的名号来对他进行封赏），这时候，李世民就是大唐帝国天空的那轮红太阳，耀眼的光芒甚至盖过了李渊的风头，更不用说太子李建成了。更可怕的是李世民丝毫没有放缓前进的步伐，他在第二年再接再厉，击溃刘黑闼，吓降杜伏威，眼见着他驾驭的滚滚车轮就要将残余的割据势力统统碾碎。

　　整个帝国都为之倾倒，李渊起初还在为上天赐给自己这么一个牛气冲天的儿子感到欣慰，可随着李世民战功的不断升级，他能给予这个儿子的赏赐却到达了顶峰。这时候，李建成感受到了来自李世民一方的巨大威胁。

　　虽说，整个大唐帝国都在为前方的李世民热血沸腾，李世民也不负众望。但此时，李世民没赢，李建成也没输。因为这时候的赌局还没有到最后开牌的那一刻。

　　李建成感受到的只是威胁，但他没有想到过有一天自己会输，他手里还有李渊这张王牌。在自己的几个儿子中，李渊的确对李世民有所偏爱，但他并没有改立太子的意图。一是杨隋的教训近在眼前（杨坚废太子杨勇改立晋王杨广，结果杨隋二世而亡，杨坚自己也不得好死。关于杨坚是否正常死亡，史家的意见并不统一，不过从《通鉴》等书相关的记载来看，杨坚被杨广杀死的可能性很大），二是李建成并没有大的过失，无论从哪方面来看，他都是一个还算合格的继承人。

　　随着唐王朝统一战争逐步划上句号，李世民这张红通通的王牌，在李渊的手中也慢慢淡去了颜色。这时候，李世民在这场太子争夺战中的形势，也随之急转直下，由全面进攻变为防守反击了。李世民对太子这一皇位继承人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对李渊皇权的冲击：李渊在李建成、李世民这对兄弟的冲突中，只会是前者的联盟，太子是皇帝的肉喇叭和传声筒，是自己的形象的代言人。随着李世民的步步紧逼，李渊不会坐视不理，他成了太子集团的坚定盟友。李元吉这个老四（老三李玄霸早死），也逐渐卷入了这场太子纷争，而他，也是站在了李建成这边。

　　李世民终究是一个功臣而不是权臣，他虽然在声望和才能上超出了不少成功篡位的奸雄，但实际权势，尤其在中央朝廷方面，相对李建成来讲却并无太大的优势，相对手握皇权的李渊来说，更是处于绝对的劣势。因此，在太子之位的争夺上，他在表面上一度取得领先，人气指数爆棚，但事实上他却从来没能对李建成的太子之位形成根本性的动摇。

　　在李建成已经感受到来自李世民一方的巨大的威胁的时候，老谋深算的李渊是不可能不感受到的。在已经证明了李世民是大唐统一天下的最大利器的时候，李渊却一反当初让李建成坐镇长安，李世民外出征讨的做法，答应了李建成的请求，让他代替李世民前去征讨卷土重来的刘黑闼，就不能不说李渊是因某种原因有意为之。而结合上面所说的当时的形势，很容易就可以得出他是想借此巩固李建成的太子之位的结论。

　　当时有两件事可以看出李渊的态度。

　　尹德妃的父亲尹阿鼠骄横跋扈，秦王府的官员杜如晦经过他的门前，尹阿鼠的几名家童把杜如晦拽下马，揍了他一顿并打断了他一根手指，说道：“你是什么人，胆敢过我的门前不下马！”尹阿鼠怕世民告诉皇上，先让尹德妃对皇上说：“秦王的亲信欺侮我家人。”高祖生气地责备李世民说：“我的妃嫔家都受你身边的人欺凌，何况是小老百姓！”李世民反复为自己辩解，但李渊始终不相信他。

　　李世民当陕东道行台时，高祖李渊诏示他有权处理管辖区内事务。李世民便将辖区内一块田地赐给作战有功的淮安王李神通，正巧张婕妤也为父亲求取这块田地，高祖下诏书把这块田地赐给张婕妤之父，但李神通表示秦王李世民赐给他田地在先，不肯交出来，这下惹恼了张婕妤。一天夜里张婕妤陪侍，她乘机向高祖李渊进谗言：“您赏给我父亲的土地，被秦王夺去给了李神通。”李渊大怒，第二天他召见李世民，斥责说：我的手诏不管事，你的指令下面州县就能执行，这成何体统？（“我手敕不如汝教邪”！）高祖还叫着李世民的小名，对大臣裴寂说：“这孩子常在外边带兵，已经形成了专制作风，全是让那些谋士给教坏的，真不像我过去的那个儿子。”

　　由此可见，李世民因为软硬两方面实力的迅速扩张所带来的冲击，不但让李建成有了危在旦夕的危机感，也让李渊产生了强大的压力。

　　“暗算”

　　在这样的情势下，李建成的一次普通的违例，便给了李世民一次绝地反击的机会，这个事件就是杨文幹事变。

　　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六月初三，李渊离开长安前往仁智宫消暑避夏。当皇帝还是挺舒服的，可以建个行宫，过上候鸟一样的生活。冬天回到南方，春天又从南方飞回来了。这次出行，李世民与李元吉同行，李建成留在长安镇守。而此时已与李建成结为一党的李元吉，已经有了把二哥李世民干掉的想法，由于李建成的阻止才没有付诸行动。在这个时候，李元吉更是劝大哥李建成趁李世民出门，找个机会做掉老二。

　　当时的庆州都督杨文幹，原来曾担任过东宫禁卫的职务，和李建成关系密切。李建成在以前，曾经私下里指使他募集勇士送给自己作为私人武装。

　　普通人外出旅游尚且需要计划一番，天子李渊要外出避暑，包括安全、坐镇在内的诸多事宜就更需要提前进行考虑和安排。太子李建成当然是在李渊计划前去避暑的第一时间就得到了消息。在李建成看来，李渊的外出，自然是给了他更多闪转腾挪的时间和空间。因此，当李渊等人到达仁智宫后，李建成便派遣尔朱焕和乔山公这两个东宫中级军官，给杨文幹运送铠甲。

　　运送铠甲的事情说大不大，但说小也不小，无论是铠甲的来源和运送的路线，都需要事先进行计划。因此，通过收买等手段在李建成身边安插了自己眼线的李世民，也自然是提前知道了这一计划，进而能够针对这一计划策划并实施自己的反击。结果，受到李世民收买的尔朱焕和乔山公在中途的时候跑去仁智宫向李渊告发了此事，说李建成指使杨文幹要造反，准备里应外合做掉你当皇帝。

　　同时，宁州（在仁智宫附近）也有个受到李世民收买的人叫作杜凤举也前来告发此事。

　　由于庆州离仁智宫不远，此事如果属实，那李渊的处境就相当危险了。李渊得到消息后，惊慌不已，他就找了个理由派人前去召李建成前来仁智宫问话。如果真造反了，谁还敢去啊？得知消息的李建成也是慌作一团不敢前往，一个叫徐师谟的幕僚劝李建成起兵造反，不过在最后他还是听从了另外一个幕僚赵弘智的建议，轻装前往仁智宫向李渊请罪。

　　李渊马上就把李建成抓了起来，然后又派大臣宇文颖前去召杨文幹（自然又是找的别的理由），受到李世民收买的宇文颖见到杨文幹后却将实情告诉了他。在六月二十四日的时候，杨文幹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起兵造反了。

　　李渊得知消息，双手扶墙晃了两晃没倒，毕竟大风大浪就过来了，不会临了被自己摆上一道。他一方面派人前去讨伐，另一方面召李世民前来平乱。

　　只要有仗打，李世民永远是最拉风的那一位。

　　李世民劝李渊，不要稍有风吹草动就腿肚子乱抖，不就是一个杨文幹，只要派遣一员大将前去就足够了。李渊认为此事既然牵连到了太子李建成，响应的人恐怕会很多，执意让李世民亲自跑一趟。情急之下李渊还开出了一张空头支票，平叛回来后就立李世民为太子，将李建成降为蜀王。那时候民间已经有打白条，但皇帝打白条的还是头回见，于是李世民就信了，领着队伍雄赳赳气昂昂地前去平叛。这是六月二十六日的事情。

　　当天晚上，李渊因为担心战争一旦爆发，夜间在仁智宫难以应对，就离开仁智宫前往山外扎营，在第二天白天才返回。李世民出发后，李元吉和嫔妃们不停地跑来给李建成说情，大臣封德彝也为其开脱。这个封德彝，名伦，渤海郡人。最初在隋朝任内史舍人，被重臣杨素所器重，常跟他议论天下事。一日，杨素摸着他的床说：“封郎终居此坐。”

　　为了证明自己的眼光，杨素还把从女（兄弟的女儿）嫁给了他。封德彝的阴持两端在当时是非常有名的，不少作品中都安排了他一头给李世民出主意，一头又维护建成太子地位的事。但这实在不能怪他，因为如果走错一步，那可是要赔上性命的。

　　几个人这么一说情，本来李渊就没有动李建成的念头，很快就妥协了，他认识到李建成指使人运送铠甲的行为只是普通的违法，并无造反的动机，并进而意识到将这一普通违法行为升级为可以一举将其从政治上搞掉的造反的行为，很有可能是出于自家二小子李世民的精心部署，为了断绝李世民借机在京师进一步搞鬼的可能，李渊当即便将李建成放回长安，继续镇守。

　　在杨文幹被杀，宇文颖被擒后，李渊更加相信是李世民在背后运作，但却缺乏相关证据，一方面为了做出解释（毕竟李建成的私自运送铠甲给地方军官是违法的行为），另一方面为了对李世民做出警告，便（同时）将此事的性质定为兄弟不和，并归罪于东宫中允王珪、东宫左卫率韦挺和天策府兵曹参军杜淹，将三人都流放了。

　　李世民对此并不服气，但此时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阴谋已被李渊识破了，为了尽快从中脱身，便没有对自己十分不公的惩罚做出异议，只在私下里派人给杜淹送去了三百两黄金。（此事见《旧唐书》及《新唐书》的《杜淹传》，其中前者说李世民「知淹非罪」，后者说李世民「知其诬」。）

　　李渊一直希望李世民别再有非分之想，安于一个普通皇子的本分。李渊无意剥夺李世民政治上的地位，也无意要取其性命。但很多时候，人是被事件拖着往前走，身不由己大抵如此。

　　杨文幹事变发生后不久，却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有人上书说突厥屡次入寇是长安太繁华了，有东西可掠夺，建议李渊把长安烧毁掉，另外找一个地方建都。这个建议是颇为荒唐的，但李渊对它竟然很认可，开始了派人寻找可建都之地。

　　诡异的是他所寻找的这个建都之地，并不是“形胜之地”的洛阳，而是邓、襄这一带（河南南部山区到湖北平原）。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选这里做首都，李唐王朝会失去相当程度的支持力量，可以说是自废武功。李渊对此不可能不清楚，但他却一副心意已决的样子，不但开始实际行动，更是态度坚定，搞得重臣们“虽知其不可而不敢谏。”。

　　秦王世民挺身而出，劝谏道：“北方少数民族为祸中原的情况自古就有。陛下凭着圣明英武，创建新王朝，安定中夏，拥有百万精兵，所向无敌，怎么能因有胡人搅扰边境，便连忙迁都来躲避他们，使举国臣民感到羞辱，让后世来讥笑呢？那霍去病不过是汉朝的一员将领，尚且决心消灭匈奴，何况儿臣还愧居藩王之位呢！希望陛下给我几年时间，请让我把绳索套在颉利的脖子上，将他逮到宫阙之下。如果到时候不成功，再迁都也为时不晚。”

　　李建成却说：“当年樊哙打算率领十万兵马在匈奴人中间纵横驰骋，（结果失败了，）秦王的话该不会是和樊哙的相似吧！”

　　李世民说：“面对的情况各有区别，用兵的方法也不相同。樊哙那小子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不超过十年，我肯定能够将漠北地区平定下来，并不是凭空妄言啊！”

　　于是，李渊不再迁都。李建成与嫔妃又群起诬陷李世民：“虽然突厥屡次在边疆上为祸，但只要他们得到财物就会撤退。秦王假托抵御突厥的名义，实际上是打算总揽兵权，成就他篡夺帝位的阴谋罢了！”谎言重复千遍就成了真理，这让李渊心生不安。

　　接下来的胡马事件，再次验证了谎言吃人的事实：唐高祖李渊在京城南面设场围猎，太子建成、秦王世民和齐王元吉都随同前往，高祖命令三个儿子骑马射猎，角逐胜负。李建成有一匹胡马，膘肥体壮，但是喜欢尥蹶子。于是他将这匹胡马交给李世民说：“这匹马跑得很快，能够越过几丈宽的涧水。二弟善于骑马，骑上它试一试吧。”

　　李世民骑着这匹胡马追逐野鹿，胡马忽然尥起后蹶，李世民跃身而起，跳到数步以外站稳，胡马站起来以后，李世民再次骑到马身上，这样的情况连续发生了三次。李世民回过头来对宇文士及说：“老大打算借助这匹胡马害我，但人的生死自有命运决定，就凭他们能够伤害到我吗？”

　　李建成听到这句话后，乘机教唆李渊的嫔妃吹枕边风：“秦王自称：上天授命于我，正要让我去做天下的主宰，怎么会白白死去呢！”（“秦王自言，我有天命，方为天下主，岂有浪死！”）李渊非常生气，先将李建成、李元吉二人召来，然后又把李世民召来，责备他道：“谁是天子，上天自然会授命于他，不是人的智力所能够谋求的。你谋求帝位之心怎么这般急切呢！”李世民吓得当时就摘去王冠，伏地叩头如捣蒜，请求将自己交付执法部门查讯证实自己没有说过这种悖逆之话，唐高祖仍然怒气不息。

　　对李世民来讲，如果说他在以前，还能寄望于自己的这个兄长，希望李建成能在现在和将来放过自己一马，那在杨文幹事变、迁都事件、胡马事件之后的现在，他就再也没法报有类似的期望了。

　　“布局”

　　走到了现在，李世民就算能够放下自己的雄心壮志，也会发现自己已经没有第三条路可走，或死亡或做天子。只要李世民还不愿束手就擒，只要他还不心甘情愿的放弃自己的生命，他就一定会选择天子之路。

　　李世民很快就展开了行动，这种行动包括中央和地方两方面。

　　在中央实力对比上，李世民本就有较大的劣势，现在更是岌岌可危。在这一处境中，他的主要方向是自保，包括继续加强自己府邸卫队的实力；收买东宫的官吏，以便提前了解李建成、李元吉的行动方向；借助包括自己这一派的大臣等政治势力，对李渊施加影响，迟缓他对李建成、李元吉放任的尺度，更阻止他直接对自己下手。同时，他也考虑到了不得不在中央发难的可能，采取了一些应急准备，包括将玄武门这一关键所在置于自己控制之下。

　　李世民的优势主要在地方，其中主要是洛阳，这是他的势力中心之地。为此他不但安排了心腹温大雅在洛阳坐镇，继续政治上的经营，又派遣了张亮率领一千多忠于他的将士前往，加强在那里的军事实力，同时“多出金帛，恣其所用”结纳山东豪杰，使其成为可靠的根据地和大本营，以便在一朝有变的情况下以求自保。

　　同样，李建成和李元吉也采取了中央和地方两手准备。李建成和李元吉的优势当然是在中央，他们首先是继续壮大自己卫队的实力，使其对李世民的优势进一步明显；其次，利用他们远比李世民强大的政治势力进行活动（这政治实力包括他们自己，他们这一方的大臣，倾向他们的后宫嫔妃等等），一是瓦解秦王集团，将李世民的谋臣猛将从他身边一一调走，并尝试对这些人进行收买；二是策划和实施下毒等直接将李世民干掉；三是将李世民困在中央，不让他有去自己地盘上大展手脚的机会。

　　李建成、立元吉因秦王府拥有许多骁勇的将领，打算引诱他们为自己所用，便暗中将一车金银器物赠送给左二副护军尉迟恭，并且写了一封书信招引他：“希望得到您的屈驾眷顾，以便加深我们之间的布衣之交。”

　　尉迟恭推辞说：“我是编蓬为户、破瓮作窗人家的小民，遇到隋朝末年战乱不息、百姓流亡的时局，长期沦落在抗拒朝廷的境地里，罪大恶极，死有余辜。秦王赐给我再生的恩典，现在我又在秦王府注册为官，只应当以死报答秦王。我没有为殿下立过功，不敢凭空接受殿下如此丰厚的赏赐。倘若我私自与殿下交往，就是对秦王怀有二心，就是见利忘义的小人，殿下要这种人又有什么用呢！”李建成大怒，便与他断绝了往来。

　　尉迟恭将此事告诉了李世民，李世民说：“明公对我的忠心就像山岳那样坚实牢靠，即使他赠送给您的金子堆积到了北斗星，我知道明公的忠心还是不会动摇的。他赠给您什么，您就接受什么，这又有什么值得猜疑的呢！况且，这样做能够了解他的阴谋，难道不是一个上好的计策吗！否则，祸事就将降临到您头上了。”

　　不久，李元吉指使勇士在夜间刺杀尉迟恭，尉迟恭得知这一消息以后，将层层门户敞开，自己安然躺着不动，刺客屡次来到他的院子，终究没敢进屋。于是，李元吉向高祖诬陷尉迟恭，把他关进奉诏命特设的监狱里审问，准备将他杀掉，由于李世民再三请求保全他的生命，这才得以幸免。

　　李元吉又诬陷左一马军总管程知节，高祖将他外放为康州刺史。程知节对李世民说：“大王的辅佐之臣快走光了，大王自身又怎么能够长久呢！我誓死不离开京城，希望大王及早将定下计策。”李元吉又用金银丝帛引诱右二护军段志玄，段志玄不肯从命。

　　李建成对李元吉说：“在秦王府有智谋才略的人物中，值得畏惧的只有房玄龄和杜如晦。”李建成与李元吉又向高祖诬陷他们二人，使他们遭到斥逐。

　　李世民的心腹只剩下长孙无忌还留在秦王府中，他与他的舅舅雍州治中高士廉、右候车骑将军三水人侯君集以及尉迟恭等人，日以继夜地劝说李世民诛杀建成和元吉。李世民犹豫不决，他就去向灵州大都督李靖问计，李靖保持中立，拒绝参与进来；接着又向行军总管李世绩问计，李世绩也和稀泥不表态。

　　相比中央，他们对地方的重视程度要小很多，这与他们的基础太过薄弱有关，更与他们决心在中央解决李世民的策略有关。在中央的较量之中，李建成等人无疑是占据了上风的，其中更重要的就是成功地将李世民困在了长安。在后来，他们已经可以将李渊的反应和感受放在一边，堂而皇之的策划将李世民弄死的阴谋了。

　　李渊对自己的儿子们的明争暗斗并非不知情，但他却没有采取什么有效的措施来进行防范和制止。他的这种态度，与他毕竟是一个父亲不无关系，与此时日益严重的突厥外患也有关。在强大的军事威胁下，李渊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李世民的权力（兵权）。

　　不管李渊的出发点是什么，他的这种态度都造成了这样的结果：一方面是让李建成和李元吉无所顾忌，将李世民的空间逼迫的日益狭窄，另一方面则是让李世民觉得自己还没有被逼到绝境，使他早有了在绝境下铤而走险的打算，也相应做出了一些长期安排，但迟迟没有做好实际的准备。

　　“满城尽带黄金甲”

　　古人很了不起，很善于在天象上做文章。

　　他们会很轻易地就把一个事件和一个人的命运同自然现象联系起来。

　　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凡鸟降临人间，但凡帝王将相出生，老天总会播出一些不一样的节目。

　　武德九年（626年）六月一日，太白金星于白天划过长空，按《旧唐书，天文志》的说法，金星白昼划过长空预兆着会发生政权更迭。六月三日，金星再次于白天划过长空。

　　了不得了！太史令傅奕向李渊呈送密奏，称“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李渊将这份密奏又转交给李世民，小子你看着办吧！是要成全你呢？还是天要灭你。其用意是暗示李世民用自杀来澄清上天来这一出戏到底是什么意思？

　　关于“金星白昼经秦地”一事，后世史家多认为是迷信，或认为是李世民为自己后来杀兄逼位寻找藉口而捏造出来的美丽传说。而我对此的评价就是四个字：纯属扯淡。

　　李世民一战功成的原因当然有很多，但最关键的一点就是“靠人不靠天”。

　　第一个原因：集团化操作。李世民作为秦王集团的主子，拥有一个人才济济的心腹集团，其身边聚拢的这些人都是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结交下的患难之交，这一点上李建成是远远不及的。虽然在太原起兵之前李建成被李渊派到河东也是分管这方面工作，但经过战火的淬炼，秦王李世民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十八岁的少年了，而是一柄出鞘的利剑，而李建成也不是那个沉稳的大哥了，是一个等待接班的太子。

　　时间让他们都发生质的改变，老二已经有了取而代之的实力和野心。

　　不过，能吸纳人才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若仅仅是将各方人才集中到身边，整天在一起泡泡吧，过过夜生活。而不能用他们，让这些人忠心于己、为己所用，那也是枉然。因此，李世民在聚集人才之余还能使这些人才全心全力地为己效忠不能不说是一种手段了。

　　我们再反过来看看李建成，虽然他当时手下也有魏征、王圭等良臣，但王圭在“杨文干事件”中被谪。至于魏征，史书所载他在李建成手下时的事迹只有两件，其一是劝李建成参与对刘黑闼的第二次战争以固东宫势力，这个建议李建成采纳了，并干得还算漂亮；其二是他劝太子李建成及早诛杀李世民，这个建议李建成犹豫的时间太久了，以致于丧失了最佳的出击时间。除此之外史书对他在东宫就没有多少记录了，也就没有多少记录在案的作为了。

　　话说回来即使李建成重用魏征，东宫中可称道的谋士唯魏征、王圭、韦挺三人，武将唯薛万彻等寥寥数人，与秦王府中谋士有名者十八人以上、猛将更是如云之数相比，显然是相形见拙的。而从史书记载来看，李建成有要事商量，总是与李元吉在一起嘀嘀咕咕地私下商讨，不见有什么心腹自始至终参与其中。而李世民身边至少始终有杜如晦、房玄龄、长孙无忌三人始终环绕在侧。他与这三人都能够开诚布公地讨论。集四人之智慧，其谋划自是非同小可，效果也不可同日而语。

　　第二个原因：控制玄武门。李世民能控制玄武门，这是他取胜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玄武门在唐代多次政变中均处于关键地位，谁能控制它，就容易在军事上处于优势地位，取得最后的胜利，因此乃兵家必争之地。事实上，唐代政变中有三次玄武门事变之多，只是李世民这一次最为著名。这跟唐代长安宫城的设计有关。唐初打破了汉长安的格局，以北方为宫城重心，所以北门（即玄武门）成了影响宫城安全最重要的关口。

　　李世民作为军事家，对于这种战略要害肯定是特别敏感的。他收买禁军将领、安插心腹亲信，至少有两年之久在用心经营该地。这说明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决非一时之间的心血来潮，而是经过细心策划、长期准备的。

　　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其导火线是李建成、李元吉设下“昆明池政变”的计划泄露为他所知，以及李渊转交傅奕的密奏有暗示逼他自杀之心。但此处又说到李世民在玄武门上已处心积虑达二年之久，则他发动玄武门事变又似乎非由上述两原因所引起。一个是被逼状态下的自卫行动，一个是主动为之。这其实并不矛盾。

　　李世民当初布置玄武门，就是为了不豫之需，是最后一步险棋，不到迫不得已的最后关头，估计他也不想用到这一招。原因有二：其一，以卵击石，自不量力。以李世民当时兵力之弱（如上所述，是以不足一千人对抗东宫几万人），发动政变成功的机率实在微乎其微。若非李世民已到了走投无路、狗急跳墙之际，他怎么会愿意冒如此大风险呢？其二，舆论谴责，骂名千载。因为玄武门之变，有史家说李世民是“具有雄才伟略而根本蔑视公认道德的政治家”，其实这种说法有失公允。李世民决不蔑视当时的封建道德。相反，他是有所顾忌的人。否则他就不必千方百计在后来编写史书时想着法子去干预史官的著撰，将“玄武门事件”作道德上的美化了。

　　只是，在那个生死存亡取决于一念之差的时候，李世民已无暇去顾及道德不道德了。在“杨文干事件”之后，他已意识到欲以不流血手段击败李建成已是不可能，因为对手已经箭在弦，躲是躲不开了。

　　也许是老天冥冥之中有助，恰恰是在那个时候，李世民将常何调入长安屯守玄武门。（也就是这个常何在这次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玄武门之变中李建成和李元吉经玄武门一同入朝，常何待二人入门后将玄武门关闭，使二人的手下无法进入救援，李世民顺利杀死了李建成和李元吉）。这时候还未到最后关头，李世民还是不愿轻易走这一步棋的。但到了玄武门事件前夕，血腥已经扑面而来，不是你抢先动手杀人，就是被别人抢先动手干掉。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件，还是有其迫不得已之处的。只是应该指出的是，形势逼人是主因，道德考虑是次要的。而这种形势逼人，最初的成因却也在于李世民个人不甘屈居于李建成之下的野心所致，李建成并不是始作俑者。

　　其实对于李世民来说当时面临的也并不只有发动政变一条道路可以选择。当时可供选择的至少还有一条，那就是他还可以潜逃出长安，到洛阳召集支持力量来与李建成周旋。

　　李建成等人事实上也几乎都认定他会选择后一条路，所以没有防备到他会选择发动政变。料敌不准，错失先机，才造成了李建成最后的失败。李世民大概是有可能想到这一个选择的，因为后一条路，至少在表面上看来，较之发动政变所冒的风险要小得多。但李世民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出乎众人意料之外，采取了看似冒险的政变。李建成以为李李世民会采取比较保守的态势，估计李世民在此之前也不会想到自己会这么主动，因为他真的没有太大的把握。

　　李世民考虑的是什么？在李建成已有防备的情况下，逃出京城，一路上关卡重重，未必能成功，而发动政变，只要在一开始就击杀李建成这，控制李渊，即使兵力极度悬殊，还是有希望取胜的。

　　“前夜”

　　就这样，时间走到了武德九年（公元626年）的六月，走向了玄武门之变。

　　此前一段时间，突厥入侵，李建成推荐李元吉代替李世民北征抗敌，得到李渊的同意，多亏没有成行，不然利空不利好，李元吉的指挥作战能力不敢恭维。虽未成行，但李元吉却借机将忠于李世民的猛将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秦叔宝等调入北征的军队，秦王府的卫队也列入调动之列。他们还计划在出征的时候，借李世民前去饯行的机会将他干掉。

　　下面这个毒酒事件，千百年来，争议颇多，但我的观点是信其有而不信其无。

　　当时李建成夜召李世民饮酒，用毒酒毒杀李世民，结果未遂，搞得李世民心绞痛，捂着胸口哇哇吐血数升，淮安王神通扶着他才回到西宫，及时找来医生才救了李世民。

　　李渊听说后到西宫来探望，问李世民病得怎样（死了更省心啊！），并传达了大儿子的话：“秦王一向不能喝酒，从今恐怕不能再赶夜场了。”李建成本来以为这次毒杀十拿九稳了。

　　李渊还对李世民说：“太原起兵，削平海内，都是你的功劳。我想立你为嗣，你肯定推辞；况且建成是你大哥，当太子时间也这么长了，我不忍心夺了他的太子之位。你们兄弟搞得好像一山不能容二虎，同在京城一个屋檐下，早晚肯定会起纷争，我想把你安排到洛阳，自陕西以东都是你的地盘。同时我还可以让你建天子旌旗。”

　　李世民听后，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不希望远离京城，那样的话我就无法在父皇面前尽孝道了。李渊说：“天下一家，东、西两都，道路甚迩，吾思汝即往，毋烦悲也。”

　　李渊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李世民没办法也准备收拾包袱离开长安。李建成、李元吉两兄弟不答应，两人一合计不划算。“秦王若至洛阳，有土地甲兵，不可复制；不如留之长安，则一匹夫耳，取之易矣。”这是旧唐书的原话，意思是说，放虎归山，不如留在身边，容易收拾。

　　李建成、李元吉密令数人跑到李渊面前煽风点火：“秦王左右闻往洛阳，无不喜跃，观其志趣，恐不复来。”同时他们又派心腹之臣向李渊说明利害关系，李渊才把这个事放下来。

　　六月三日，李世民进宫向李渊报告：“太子、齐王淫乱后宫，且屡次欲除儿臣而后快，似为建德、世充报仇，儿臣死后没脸去见窦建德和王世充。”这句话的意图是将罪责全部归于太子，并重申他的功劳。

　　抢女人抢到老子头上来了。这种丑事摊在谁头上，除了惊愕就是愤怒。李渊无论如何不相信自己的大儿子、四儿子会做出这种猪狗不如的事儿来，最后只蹦出一句话：“你明天也和你大哥、四弟一起过来，我要亲自调查此事。”

　　在玄武门事变前夜，据史书所载，李世民曾召集秦王府的将领谋士来商量。众人纷纷劝李世民先发制人。李世民叹道：“骨肉相残，是古今大恶之事。我知道自己很快就大祸临头，我想等到他们先动手，然后以义讨之，不知道如何！”

　　尉迟恭反对说：“谁愿意坐在这里陪你等死，今大家以死来拥护你秦王，这是顺应天意。我们马上就要大祸临头，而你还在这里跟没事人似的，就算秦王你拿自己不当回事，也要考虑到宗庙社稷！你如果不听我尉迟恭的话，我尉迟恭就辞职，宁可上山当土匪也不能陪着您了！”

　　长孙无忌也说：“不听敬德的话，我们都不要有其它想法了，因为败局已定。敬德他们离开你，对不起，我长孙无忌亦当相随而去，没人愿意陪你死！”

　　面对属下以集体辞职相胁迫，李世民先生仍说：“你们不要误会了，我也不是说完全放弃，这事我们应该好好策划策划，从长计议。”

　　尉迟恭进一步苦劝：“秦王你到现在还在犹豫不定，这绝非明智之举；临难不决，非勇也。况且秦王你平时畜养的八百勇士，已经入宫，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秦王你不能坐在这里当个没事人！”

　　李世民还想用占卜这种迷信活动来决疑，张公谨见了抢过占卜的龟具，狠狠地摔在了地上，吼道：“卜以决疑，今天这事不是决断心中疑问，还搞这套迷信活动！占卜了反而不吉利！”

　　李世民此时还在摇摆犹疑，有人质疑其真实性，认为李世民这是李世民的御人之道，按兵不动，直到群情汹涌，才下令出击。其实只要我们前后联系起来，李世民犹疑不决还是有他的合理性。因为李世民就算决定干掉两个兄弟，但他无法预料结局，犹疑的是他心中还有羁绊。

　　但是时间已经不允许他老是这么疑而不决，李世民于是下定决心——杀！

　　“好吧，我同意你们的意见。”这句淡淡的话一出口，多少人的心落了回去，我的秦王，你终于行动了。

　　好了，既然决心已下，下一步就是如何行动了：“敬德，你去把房玄龄、杜如晦叫回来。”

　　房玄龄、杜如晦是秦王府的高参，不知怎么的被李渊忌恨，把他俩赶出了秦王府，且不许回来，现在到了这步田地，必须要把他们找回来策划策划了。谁知尉迟恭找到二人，说明来意后，二人却怕李渊怪罪，竟不敢回府。

　　作为一个政治家，李世民冷酷的一面显现出来，他闻讯大怒，解下佩刀交给尉迟恭说：“你再去叫他们两个，要还是不回来，就把他们的脑袋捎回来。”

　　这是何等冷血，房杜二人跟随李世民多年，向来忠心不二，只因一次不从，竟面临斩首。但这又是何等的无奈，因为所有人心里都清楚此次行动的结果是什么，万一泄露出去，大家都要完蛋，既然你房玄龄杜如晦知道了，那不来也得来，上了贼船还想下来？

　　没有选择，房杜二人只有加入这场宫廷政变。

　　政治风浪中，个人的力量是十分渺小的，而团体的利益才是主导力量，对敌手的打击一旦开始，便再无退路。

　　这次长孙无忌和他一起前去。最后房杜二人化装成道士，与长孙无忌走一条路，尉迟恭就走另一条路，齐集秦王府。

　　当夜秦王府的人整夜没睡，都在秘密行动。李世民已经于当夜带领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秦琼、程咬金、侯君集、张公谨、段志玄、张士贵等人伏兵于玄武门，连李世民的妻子长孙氏也亲自上阵。史书记载“太宗在玄武门，方引将士入宫授甲，后亲慰勉之，左右莫不感激。”李世民准备在玄武门发动突然袭击，截杀上早朝的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该出手时就出手，李世民决定将皇位争夺进行到底！

　　“尘埃落定”

　　六月初四清晨，黎明时分，天还蒙蒙亮，长安城刚刚苏醒，而此时的玄武门，却弥漫着一股阴森森的恐怖气氛。

　　为什么单单选在玄武门？因为玄武门是唐朝政治活动中心太极宫的北门，太极宫有四个门：东门叫青龙门，南门叫朱雀门，西门叫白虎门，北门就叫玄武门。玄武门地势较高，是保卫皇宫安全的南衙禁军下属机构北门屯营的大本营，也是进入皇宫的必经之地。平时朝臣上朝，均需经从玄武门进宫，是一个响当当的战略要地。而守将常何与敬君弘表面上是李建成的人，实际上，已经被李世民暗中收买，让他得以掌控玄武门。

　　六月初四一大早，天还没亮，后宫李建成的“绯闻女友”张婕妤便已探到内情，她速派内侍飞报东宫和齐王府。李元吉一直跟随李世民南征北战，他太熟悉这位二哥的行事风格了，李元吉建议大哥不要入朝，他说：“我们应当集合东宫和齐王府的所有军队，假装有病不去上朝，先看看情况再说。”

　　可是李建成太自信了，整个长安都是自己的地盘，我的地盘我做主。李建成与李元吉领着自己的护卫如期出现在玄武门前。

　　李建成、李元吉并辔而行，他们的侍卫照例都留在了皇宫外，令他俩奇怪的是，李世民怎么没来？宫内静悄悄的，连日常走动的人也不见一个，整个太极宫仿佛只有他们两人。

　　李建成和李元吉都是经历过战阵的人，久经沙场者一般第六感都较强：今日太安静了，这不正常。二人疑神疑鬼地走到临湖殿附近，李建成再也忍不住了：“可能有埋伏！”他说，李元吉也觉得不对劲。二人刚要拨马，忽听一阵蹄声，一人飞马冲出，高叫：“太子、齐王哪里去？”来者不是别人，正是李世民。李世民全身戎装，挎刀带箭，疾驰而来，这哪里是上朝的穿戴？“不好！”要说李元吉还是比李建成强些，他一看到了动真招的时候了，刷拉一下就把弓拉出来，弯弓搭箭就射，可他从小到大，实在没见过自己的亲二哥这种玩命相，这股气势把他吓住了，他一连射了三箭，一箭也没中。

　　此时李世民也搭好了箭，他弯弓就射，这一箭正中李建成，登时翻身落马。李元吉忽见李建成坠马，把他吓得面无人色，他知道，李世民这是孤注一掷，开弓没有回头箭，他这次是真的下杀手了，想到这他抹头就跑，恨不能一步跨出太极宫。

　　李世民策马猛追，越追越近，跟着又一阵马蹄声，埋伏多时的尉迟恭率领七十名骑兵也追了出来，那七十名骑兵纷纷拿出弓箭乱射，不一时李元吉中箭，翻身落马。

　　李世民一马当先追上，本想察看李元吉死活，谁知此时出现了一个插曲，这个插曲险些要了李世民的命——他的马被旁边的小树林剐住了，突然停步，李世民措手不及竟坠落马下。

　　李世民当即挣扎不起，此时李元吉尚未死，他自知难保活命，便也豁出去了，一把夺过李世民的弓，就往他脖子上勒。李元吉素来骁勇，从前他败给尉迟恭可不是他没能耐，实在是尉迟恭太强了。今天这一下得手，李世民立刻性命危急，他摔了个七荤八素的还没明白，李元吉就压在他身上，夺过弓来往他脖子上套，这一下如果套上，他只需双臂用力把弓身三百六十度一转，弓弦一绞，李世民性命休矣。

　　秦王命悬一线！就在这千钧一发、生死存亡之际，尉迟敬德从天而降，跃马奔来，厉声喝斥。尉迟恭一生中两度救主，一次是攻打洛阳时，王世充大将单雄信欲刺世民，被尉迟恭击退，一次便是这回。唐代有此殊荣者，再无第二人。

　　再说李元吉，他蹦起来就跑，马也丢了，步行直奔武德殿，此时他心中倒还清醒，赶紧去找老爷子李渊。尉迟恭骑着马就追上来，一连几箭，李元吉被当场射杀。

　　这宫内闹得不亦乐乎，宫外此时也打得不可开交。

　　李建成、元吉进去不久，宫外的太子卫队便听到动静不对，他们立刻要求进宫察看究竟，被玄武门守将严词拒绝。可开国之兵，谁也不白痴，大家一猜就明白了七八分，有人就通知了太子府的将领冯立、薛万彻等，这些个也不是吃素的，闻讯立刻组织了太子、齐王二府府兵共两千人，直奔玄武门，奋力攻打，要救出李建成和李元吉。

　　那冯立、薛万彻也是唐初名将，他们这一打可热闹了，宫墙上下打成了一锅粥，人喊马嘶，箭矢乱飞，甚至飞到内殿的都有，张公谨还真不含糊，他一边安排秦王府的府兵竭力抵挡，他自己则独自去关玄武门。

　　玄武门其实一直没关。原因很简单，如果太子、齐王一进去就关门，大家都不是傻子，岂不是掩耳盗铃？所以玄武门就那么一直开着，直到打起来。

　　张公谨真不愧是一员猛将，古代的宫门，怎么的也得高三米，木头加上铁皮估计至少也有个两百多斤重，他竟然一个人冒着对方的箭雨，用尽全力硬是把门关上了，放到现在，至少能做个健美教练。

　　门关上了，这仗可就不好打了，冯立、薛万彻再三攻打也没见效果，此时谁也没想到，一个猛人出现了，也就是在玄武门驻守，掌管屯营兵，掌管禁军的云麾将军敬君弘。

　　敬君弘挺身出战，手下亲兵劝他：“事情还没见分晓，不如先看看形势再说，等兵力集合起来，再出战也不迟。”

　　他在前面已经开了绿灯，把尉迟恭、李世民以及他们那七十名骑兵提前放了进去，按理来说，他已经立了大功，他不属于秦王府的府兵，即便他现在不参战，谁也怪罪不得，退一步讲，就算他参战，只要他像张公谨一样，做个守城将军也就够了，回头来也是大功一件，要知道，张公谨就凭他这身关大门的力气，事成后也得到了“左武候将军，封定远郡公，实封一千户”的赏赐呢。

　　这位敬君弘估计有更大的抱负，想立更大的功劳，带着中郎将吕世衡大声呼喊，冲杀出去，结果一同战死，临死前还帮个倒忙——打开了宫门。

　　长孙无忌、侯君集等一看宫门又开了，差点吓死过去，连忙率人死命守住宫门，与薛万彻的人马展开殊死恶斗，薛万彻乃当世名将，他一看玄武门一时间难以攻下，估计太子已遭不测，随即计上心头，大吼一声：“走，我们去攻打秦王府，为太子报仇！”

　　这一嗓子可把守门的秦府将校吓得不轻，要知道，为了此次政变成功，大家把老底都押在这儿了，精兵猛将基本上都在玄武门，而秦王府，除了孩子就是妇女、家人，根本没留几个兵把守，若此时薛万彻领着人去了秦王府，不用问，这些个秦府兵将的家属包括李世民的家属在内，全都得被屠戮。

　　眼看着秦府众军的士气就要散，危急时刻，忽然在宫墙上出现一人，这人手持两个物件，冲下面的太子、齐王的府兵大吼一声：“你们看，这是什么！”

　　众人抬头往上看，一个是太子李建成的人头，一个是齐王李元吉的人头。拿人头者正是尉迟恭。

　　尉迟恭今天喊了两嗓子，一嗓子救了李世民的命，一嗓子救了秦王府诸位家眷的命。

　　看到这两颗人头，薛万彻的人马立刻傻了。太子死了？齐王死了？那我们还打个什么劲儿啊？现在要救的人已经死了，我们犯得着为了两个死人去拼命么？

　　哗……人群散去，刚刚还杀得白热化的玄武门前，霎时冷清了许多。

　　薛万彻流着眼泪长叹一声，率领自己的亲兵流入终南山。而冯立亲自指挥杀了敬君弘，便也自我安慰道：“也算给太子报了点仇了！”也逃入深山。

　　后来薛万彻又被李世民请出，成了唐朝的守边名将，端的厉害，西到各少数民族部落、东到朝鲜高丽都让他打全了，打得夷人闻风丧胆，知道是他来了撒丫子就跑。冯立则不久后主动回归朝廷，李世民同样不计前嫌重用，后成为一代名臣，在职期间最有名的典故就是，饮贪泉水而一生不贪。

　　此时玄武门之变已经基本平息，政变目的已经达到绝大部分，太子、齐王已死，虽然还有部分党羽顽抗，但已是无头飞鸟，不足惧。眼下要做的，就是把这一切告诉李渊，告诉他，你的大儿子、四儿子已经完了，你还不快把皇位让出，更待何时！

　　李渊还在想着等下怎么处理这些烦心事，看到底戴的是不是绿色的帽子，却见到尉迟敬德身披铠甲，一身戎装地匆匆赶来。李渊大惊失色，问他是谁作乱及他此行的意图，尉迟敬德回答他说：“秦王以太子和齐王作乱，已带兵将其诛杀，秦王担心惊动陛下，派臣前来宿卫。”

　　李渊忍住巨大的悲痛，询问裴寂他们该怎么办。裴寂本来就一直是太子李建成死党，如今太子被杀，除了震惊之外，他能有什么办法？

　　萧禹和陈叔达两人异口同声地说：“建成和元吉，原本就没有参加太原首义，又无大功于天下，他们嫉妒秦王功高，一起阴谋作乱。今日秦王已经讨伐并诛杀了他们，说明大家都诚心归附于秦王，秦王功盖天下，内外归心。如果陛下立秦王为太子，将国事委任于他，就不会再闹出什么事端了。”李渊也当即表示，立李世民为太子是他多年的夙愿。

　　此时东宫、齐王府的兵将仍在与李世民的秦王府将士作战，尉迟敬德就请求李渊颁布亲笔诏旨，将他们都交给李世民处分，李渊依言下旨。李渊的圣旨宣布后，战斗便停止了。

　　然后李世民觐见李渊。

　　然后是李建成的五个儿子和李元吉的五个儿子全部被处死。

　　最后是下诏赦天下，稳定局面并为这一事件定性，同时国家大小事务，都交给秦王处理。至此，玄武门之变宣告结束。

　　由于玄武门夺权的非法性，李世民登上前台后首先要做的不是别的，当务之急就是用和平气象清理现场，收拾为攫取政权而喋血玄武门造成的人心浮动，流言汹汹的局面。这个世界依旧阳光灿烂，鲜花盛开，好一派盛世景象。

　　礼葬故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是必须要做的。对李世民来说，这绝对是一项势在必行的既可笼络人心又能表白自己非冷血的政治举措。玄武门事变的刀光剑影才消停三天，唐高祖李渊就下诏立秦王李世民为太子。有人说这份诏书完全是秦王集团的手笔，李渊在这里不过是充当了他们的肉喇叭和传声筒，以“孝惟德本，周于百行，仁为重任，以安万物”为说辞，来了一番宏大叙事，竭尽全力替玄武门流血事件打掩护，为新太子涂脂抹粉。秦王集团代笔有必要吗？李渊还有第二条路可以选择吗？既然没有选择，何来假手于人代笔。

　　每个人心里都清楚（包括李世民本人），白纸黑字写出来的东西绝对掩盖不了光天化日下发生的事实，就算后来真的如愿以偿当了皇帝，这也依然是李世民心中最难化解也始终无法化解开来的心结死结。满打满算，连头带尾，李世民只当了两个月零一天的太子，就即位登基成了大唐王朝的第二代皇帝。时间是当年的八月八日，好吉利的日子，估计李世民也是为了讨个好彩头。十月，李世民就下诏追封故太子李建成为息王、故齐王李元吉为海陵王；前者谥号曰“隐”、后者谥号为“刺”，隐去的刺，还算得上刺吗？李世民依礼重新改葬。李世民还在千秋殿西边的宜秋门泪雨滂沱地哭了一鼻子，同时又把自己的皇子赵王李福作为建成后嗣。都杀光了，还要什么后嗣，这不是扯淡吗？

　　有人会说，玄武门是时势所迫，其实还是兄弟情深。顺着这个意思，那是不是说李世民自己在和自己掰腕子，今天的李世民在打昨天的李世民的耳光？李世民为两兄弟死后取得谥号，奥妙全在《谥法》“隐拂不成曰隐。不思忘爱曰刺；暴戾无亲曰刺。”真要是照这么解释，李世民杀凶诛弟不就是唐帝国的一场雷霆万钧的“拔刺行动”。如此做法，既重申了玄武门之变的正义性，又表露了当今皇上李世民的仁爱之心，为帝国拔刺何罪之有？为江山社稷拔刺何错之有？呵呵，中国文字真是博大精深。

　　无知者无畏。无知者只活给自己看，他们没有历史使命感，没有未来名誉感，所以他们无所顾忌。李世民不是一个无知者，从一开始到他生命的最终结束，他一直心有顾忌，他太在乎历史给他的盖棺定论了。在刀剑入鞘的那一刻，就开始了大量收复人心的工作。例如李建成手下将领薛万彻，事变之时为救主曾带兵攻打玄武门和秦王府，失败后与数十骑逃亡京师附近的终南山，被当时还是太子的李世民派人好言相请劝了回来，理由当然是现成的：各为其主嘛！又如原东宫翊卫车骑将军冯立，明知故主遇难大势已去，依然领兵反抗，杀死了李世民的屯营将军敬君弘，他的理由也很感人：“岂有身受其恩而死逃其难！”也就是愿以一死“以报太子”的意思。激情来得快，去得也快，玄武门事变时没能舍生取义的冯立第二天就来向李世民报道请罪，表示愿意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李世民也是好一番慰勉，又授其为左屯卫中郎将。冯将军当即信誓旦旦：“逢莫大之恩，幸而获济，终当以死奉答！”真是翻手是云，覆手是雨，这政治还真不是一般人能玩得起的。

　　还有那个在历史上几乎和唐太宗同样有名、被唐太宗作为镜子时时检点“为政之失”的魏征更成了李世民修正个人形象的一个巨托。请看两个人的双簧表演。玄武门之后，为避免杀戮，太子党人纷纷逃匿，只有身为太子洗马的魏征依然故我，好像没事人一般，有才就可以拽得像二五八万。当初他可是以秦王为大敌，在李建成面前出了许多主意的智囊人物啊！估计李建成也没有采纳多少。换了谁，估计也饶不了这样在背后摇鹅毛扇的人。从后来对魏征的重用可以看出，李世民应该一开始就留意到这个人，他一直在等魏征给他一个态度，可魏征始终装傻卖愣，你不找我我不找你。事情过去一段时间，李世民终于憋不住，当众拉下脸来问他：“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呢？”在场人都为之捏了一把冷汗，以为问完后应该就是咔嚓一声，魏征人头落地。魏征却很不以为然，一副置生死于度外的超然，从容不迫地回答：“皇太子若从臣言，必无今日之祸。”魏征此言其实是刚中有柔，看起来生死不惧大义凛然，但在表明自己的重要性的同时又主动称臣，就看李世民能不能破解其中的玄妙了。反正他已经伺候过一个太子了，结果意见总是不被采纳，使他空怀壮烈颇感失落；现在他面对的又是一个不仅能决定自己生死、还能决定自己此生能否真的有所建树的主子，若对方不能理解自己的价值，自己此生就真是立言不能、立功无望，那还真不如让人给杀了，起码也能在道德上成全了自己。当时的魏征很可能就是这么想的，但后来成了贞观天子的李世民却闻言大喜，对他倍加器重。先封其为詹事主簿，后又升为尚书右丞兼谏议大夫。因为山东、河北一带曾是李建成苦心经营的地区，为了消除政敌的政治影响，李世民又派魏征前往宣慰，可谓信任有加。

　　还是这个牛哄哄的魏征，在皇上重新礼葬故太子与齐王前夕，从山东返回京师，与当初曾为东宫官属、现在又成了新皇手下黄门侍郎的王珪联名上表，认为不仅应该礼葬我们的旧主子，而且应该越隆重越好。道理再明白不过了，拿死人做文章，将死了的人再葬一回，这是活着的人做给活着的人看的一场戏！目的不再哀思，而在政治。李世民很爽快就同意了，不仅亲自痛哭志哀，并且命令原东宫、齐府的僚属统统参加，一起去哭上一鼻子。原本不乏激烈的秦府与东宫、齐府之间的矛盾，也就在皇上泪雨滂沱和一场浩大的葬礼之后，渐渐趋于平复，化为无形，李世民的化骨绵掌功力自然不浅，效果也是立竿见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