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非唐——盛世帝国的谎言与真相

第六章 谏臣之王的“妩媚术”

　　贞观六年（632年）的金秋七月，大唐天子李世民在丹霄殿设宴，与近臣饮乐。席间，和自己的大舅子长孙无忌咬起了耳朵。李世民同志拉着皇帝腔，拽得跟二五八万似的。我说，这伙大臣里啊，有个叫魏征的小老头，如果我不听他的进谏，他就会拿架子不理我，你说这是为啥？

　　当事人魏老头的耳朵就像长了腿似的，立刻凑了过来：我进谏就是有意见，您意见都不肯听了，我还搭理您，您就真要自行其政了，我这是沉默抗议。

　　李世民忍不住了：你不会先应付我一句，转过头再来进谏啊？魏老头绷着脸道，我若当面顺从、转身唧唧歪歪，可不符合圣人的教训。

　　大唐天子觉得魏老头眼下这模样逗极了，便指着这个被他笑话长了“山羊鼻”的老头子说：人道魏征粗鲁傲慢，我怎觉得他妩媚动人呢？

　　1、倒霉蛋出身。

　　在生命的前46个年头里，“妩媚动人”的魏征，只是个不合时宜的倒霉蛋。他也算生在望族：河北巨鹿，北齐魏氏。可惜，他出生前三年，北周吞了北齐；他出生后一年，外戚杨坚（隋文帝）又篡夺了北周，吃掉了江南陈朝。

　　这厢，分裂300多年的中华重归一统，大隋的盛况，一时空前。那一头，最盛的时代里，魏征过得最穷。他那个讲气节的老爹魏长贤，在北齐灭后坚决不肯出仕，家庭经济损失颇为惨重。老爹一死，孤苦贫穷的魏征，出家做了道士。盛况只是镜花水月，魏征做了30多年的“隋人”后，隋文帝的继承人就毁掉了隋朝。“自古丧乱未有如隋世者”，魏征如是说。

　　幸好他和父亲不同，对短命的旧朝并无留恋，却属意于乱世里的“纵横之说”。10多年中，魏征先后投靠了名头最响的“反王”瓦岗李密，和出身低微但声望卓著的河北窦建德，求名建功之心，可见一斑。然而风起云涌中，他们都不是最终的胜利者，歼灭群雄一统神州的仍是关陇集团成员——杨坚的外甥、陇西李渊，以及他的次子李世民。

　　在一战定天下的虎牢关，年轻的李世民奇迹般地击败了窦建德10万援军，也将四处投机、寻找明主的魏征带回了长安。

　　但长安有更好的选择：太子李建成。更何况，李建成又不是懦弱无能的太子，他留守长安多年，襄助李渊，娴熟政务，礼敬贤人。对魏征，亦是太子洗马的礼聘。

　　遇到他，魏征的政治投机生涯也该结束了。他开始积极地为李建成出谋划策，核心是：要留心武功太盛又咄咄逼人的弟弟李世民。在魏征的协助下，李建成逐步巩固了权力，眼看就要取得最后胜利了。

　　可慢着！魏征半生的霉运还没完，他活像个灾星，跟谁谁倒霉——武德九年，李世民伏兵玄武门，太子建成血溅当场。然后，是大家最为津津乐道的历史片段了。李渊禅位，李世民登基，史称唐太宗，改元贞观。一个最恢宏、最磅礴的时代，拉开了序幕。

　　魏征似乎又要掉进那个命运的怪圈了：最繁华时最凄凉。他被带到李世民的面前。

　　说来魏老头前半生的努力，都多多少少栽在了这个不到而立之年的年轻人手里。眼下，李世民责问他：“为什么挑拨我们兄弟不和？”

　　通常胜利者的责问都是理直气壮的。可小老头魏征的回答，简直比李世民还要理直气壮，“如果皇太子早听我的建议就不会失败了。”大跌眼镜之余，李世民也起了敬重之意，在宽容太子旧党的基础上，开始重用魏征。

　　好在魏征没有哭天抢地要殉节，乱世无常，刚刚兴起的李唐很难说得上谁是“正统”。相反，如此一次又一次的“遇人不淑”，都消磨不了他半百之年的斗志。

　　唐太宗的朝堂之上可谓群星闪烁，人才济济：长孙无忌、杜如晦、房玄龄、尉迟敬德、秦叔宝……他们要么是李世民的创业班底，要么是李世民的长期合作伙伴，要么和李世民有姻亲关系，和他们相比，魏征无法不自惭形秽。

　　虽然唐代并不十分讲究门第出身，但出身名门望族依然是可以傲视他人的原始资本。当然一个人的出身无法选择，退而求其次，那就要看一个人的“出处”，也就政治身份。所谓英雄不问出处，那是掌握话语权的人做贼心虚之时的自我安慰。所以一个人要想在风云变化的朝廷之上站稳脚跟，要么同时具备良好的出身和出处，要么二者居其一。但是，魏征既无良好的出身，也无过得硬的出处。而且，在和李世民相遇之前，魏征的个人信用几乎丧失殆尽。

　　魏征出身河北巨鹿魏氏，要说也算是北齐之名门望族，其父曾任北齐屯留令。只是魏征时乖命蹇，在距他出生还有三年之时，北齐就被北周消灭了；在他刚满一周岁之时，北周又被杨坚的隋朝给取代了。连续的改朝换代，连续的政治洗牌，生生把原来勉强称得上望族的魏氏给弄成寒门。因此，对魏征来说，所谓的名门望族只是一个可供自己精神胜利的温暖回忆而已，他从来没有从中得到过一丝一毫的实惠。反倒因为家贫，年纪轻轻的魏征很早就出家做了道士。

　　魏征亲身感受到了离乱之苦，所以他说“自古丧乱未有如隋世者”。“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对此，魏征算是有了深切体会。后来里尔克总结道：“哪有什么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

　　挺住，挺住，再挺住！是魏征的生活信条。在这一信念支撑之下，魏征先后或主动或被动地改变了五次主人：先投举兵反隋的武阳郡丞元宝藏；接着服侍瓦岗寨首领李密；后随李密降唐效力于李渊；不久因被俘开始效命于另一个义军首领窦建德；窦兵败后，魏征开始作为主要谋士奔走于李建成的鞍前马后，在此期间，他曾为李建成献出了及早动手除掉李世民的毒计。

　　辛苦了几十年，连个稳定的靠山都没有找到，每一次押宝都押错了地方，这就是魏征在遇见李世民之前所有的政治履历。出身就不用说了，这样的政治履历让魏征对自己的出处也无法说得清楚。可以这样说，在李世民的文臣武将之中，像魏征这样一生几易其主、数跳其槽的人并不多见。我们无法想象魏征将如何面对世人，面对新的主子李世民。

　　李世民干净利落地干掉李建成之后，所有的人都知道魏征这次玩完了。果然，李世民刚坐稳位子，马上就把魏征喊来痛骂：“你个垃圾，当年为何明目张胆离间我兄弟情感？”可以想见，当时的场景多么恐怖——秋后算账的时间到了，魏征似乎已在劫难逃！谁知魏征却不卑不亢，慷慨自若，他从容说道：“当日皇太子若听从我的劝告，哪会遭逢今日之祸？”在场的所有人都预测，这次魏征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面对作为胜利者出现的李世民，魏征居然连一点悔过的表示都没有，反而在公共场合大放厥词，岂有此理！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面对死不悔改的魏征，唐太宗居然“为之敛容，厚加礼异，擢拜谏议大夫。数引之卧内，访以政术”。

　　魏征的回答看似狂傲、扯淡，却是当时情景之下他的唯一活路：他如果痛哭流涕地忏悔，或者无原则地自我贬低，反而会让唐太宗满怀厌恶地将他杀掉。于是，他反其道而行之，大肆标榜自己的先见之明，同时又巧妙地道出了李建成的不听良言、自己怀才不遇的基本事实，而这一切又都是为了衬托李世民的伟大，李世民胜利的必然。因此，在关键时候，魏征以自己的才华保住了自己的性命，同时更赢得了李世民的青睐。

　　2、“生存术”大师求职记

　　魏征随李密降唐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见大唐重用自己。哥们是成大事的人，是治国安邦的超级人才，不能在这里干坐着不干活啊！于是自己就耐不住寂寞主动站出来向李渊请缨：老李啊，你得给我机会让我立功啊！你让我去山东维护一方稳定，那地方我说话还管用。于是魏征就担负起收编各地义军的重任，发一书而降李世责力，并先后使李绩、窦建德部下曹旦及齐善行等归降李唐。魏征在山东豪杰中的影响就充分显示出来。

　　既然魏征在安抚稳定地方上这么有能耐，故而玄武门之变后不久，李世民就立即委任魏征以“安辑河北，许以便宜从事”之重任。魏征在安抚河北时，亦极力保护山东集团中的精英。这魏征什么人，是生存能力极其强悍的小强，隋唐更替的乱世，失业率死亡率高居不下，他居然换了一份又一份工作，跳槽六次，工作经验丰富，年薪看涨。

　　盘点一下魏征的几任主子：元宝藏投机，李密阴鸷，窦建德雄廓，李渊豪纵，建成狐疑，世民更深通权术、狠辣好名。可魏征偏偏能够每走一步都受到重视，可以说他是一个善于适应环境的人，按现在的说法，叫做“生存术”大师。

　　魏征活了63岁，他38岁以前，都生活在隋朝。

　　魏征出身寒微，从小读书，不治产业，为求生计还当过一段时间的冒牌道士。而这个小道士喜欢读什么书呢？他十分着意“纵横之说”，也就是《战国策》《鬼谷子》这些著作。这两本书可以对照学习，前者讲事例，后者为理论。其中以忽悠人为要旨的《鬼谷子》可以说是生存的法门之术。

　　一是翻覆铺陈，就是要对于同一件事，正说反说都能够成理服人。在这方面苏秦是大师，他先设计了六国合纵，又在后期安排同学张仪去秦国搞连横，而加强六国依赖合纵的危机感。这有才的人很多，为什么有的人能脱颖而出，有的人埋于沙砾。这就不得不说到魏征的广告效应，也就是关键时候你要学会牛皮哄哄，当然这牛皮不是空穴来风，你得有真材实料。有一天，李世民和朝中大臣商议如何治国，以封仆射为代表的关陇军功贵族迷信武力，认为大乱之后，短时间国难治好，主张严刑峻法，威服天下，就是如秦始皇，隋炀帝那样。这时候魏征又站出来了，他说，这国家大乱后最容易治理，就像给饥饿的人容易准备食物一样是不难的，主张偃武修文，并吹牛说像我这样人来治理国家，就像发出声音便立即有回响一样，一年就可见成效，三年可大治，世民见魏征对治国如此有信心，也认同魏征的政见，如何使目的实现，魏征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他洞穿了李世民的心理，看到了唐初各种矛盾的焦点所在。利用自己为谏议大夫之机，积极进谏，以“居安思危”之语打动李世民。魏征深知：“自古上书，不急切，不能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语，圣人择焉”。

　　这也正是时人认为他“精通群书，颇明王霸之术”、“素有胆气，善得人主意”的根本原因之所在。魏征多次进谏于李世民，指出隋亡的根本原因就是“甲兵屡动，徭役不息”，要求李世民以亡隋为鉴。杨隋之亡，与重役山东，攻伐高丽密切相关。而李世民经略关中，安抚山东，亦无不是为与高丽作战做准备。一旦重与高丽开战，山东所受赋役又必然加重。这是山东集团所反对的，也是魏征最不愿看到的。

　　作为山东集团的代言人，为扩大山东集团在唐中央的实力，取得部分关陇集团成员的支持，魏征先后向太宗推荐侯君集、杜正伦、褚遂良，并特别强调侯君集、杜正伦有宰相才，使他们受到李世民的重用。魏征与王珪的关系也非同一般，这从每当王珪进谏李世民之时魏征必然附和，魏征进谏时王珪也同样附和就可清楚看出。特别是杜、褚二人，对李世民的言行是“必书”、“必记”，达到了魏征所期望的使李世民“不为非法”的目的。

　　二是抵戏飞箝，抵戏（实义为“隙”），即寻找君主的思维盲点和心理弱点而选定言辞；飞箝，抛出一个看似不相干的话题，激起君主的问询需要，然后说服其就范。大家都很熟悉的那篇《邹忌讽齐王纳谏》用的是“飞箝”的手段；《触龙说赵太后》则是“抵戏”的手段。

　　我们翻开《贞观政要》看看，通篇记载的李世民与魏征等臣子所论之事，无非是一些居安思危、“水能载舟，也能煮粥”之说。而这些理论恰恰是大唐实现强国之路所需要的。李世民深知，隋炀帝“飞蛾扑火”的梦想就是因为光有想法，没有实践的办法，最终葬送了隋王朝。前车之鉴就在眼前，隋亡的警示钟声还音犹在耳。李世民不能忘记，他需要有人不断地提醒自己。更何况魏征的多数谏辞，除有居安思危成分外，还可起到抬高李世民声威的作用。

　　如每当李世民责怪魏征进谏的直言时，魏征就云：“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良臣使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传世，福禄无疆。忠臣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空有其名”。如此之语，亦就引出了李世民“征蹈履仁义，以弼朕躬，欲致之尧舜，虽亮无以抗”。然而在重大实质性问题上，李世民就独断专行，不会接受魏征的谏言，魏征亦多取回避之法。

　　魏征摸透了李世民的心思，把准了他的性格脉络。自古成大事者，必先识人。魏征的聪明，就在于他看到了李世民虚心求谏、重用人才的表象后面隐藏着本身固有的疑惧、残忍及独断，也看到了李世民急于在众人面前刻意修饰自己，以掩饰自己杀兄逼父之非。这些从贞观时期李世民的言行中可以清楚看出。而李世民后期由于功德圆满和对山东集团的成功打压，所以杀掉侯君集、逐杜正伦。对魏征，也在他死后“罢叔玉尚主，而足陪所撰碑”。此时二人的关系才从“求谏”、“直谏”的重重迷雾之中露出了原本互为所用的实质关系。看来这君臣二人在玩阴的上面，都不是善茬。

　　三是揣摩权断，主旨是利用察言观色而实现心灵感知，做到能够迅速把握君主的思维动向，抛出核心话题，促使君主决断；风头不善，则迅速将话题荡漾开去。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是《战国策》里的《吴起不恃河山》与《中射士论伪药》。如果说魏征是李世民实现大业的一颗棋子，那么李世民又何尝不是魏征博得“青史留名”的一颗棋子。君臣相得，其乐融融。李世民看到了魏征的背后有庞大的山东集团做后盾，而自己又“即位日浅，国家未安”，必须协调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使自己时时处于“居安思危”的状态，保持清醒的头脑，因而接受魏征的“犯颜”进谏亦就不足为奇了。为取得山东集团的支持，维护统治，位居九五之尊的李世民不断遭到臣下的“犯颜”，而且要把不满深深地隐藏在心中。

　　两个人都揣着明白装糊涂，都想为我所用。《旧唐书，魏征传》载侯君集被诛，杜正伦遭逐后，“上始疑征阿党”，但实际上并非在魏征死后李世民才怀疑魏征“阿党”，而是一直就有所觉察，只因种种因素的制约，始终隐忍罢了。他们两人之间的君臣之情谊，合作之默契，留下了诸多佳话，在历史上广为传颂并被称道至今，成为后世君臣竭力仿效的楷模。0可为什么魏征死后不久，李世民却下令砸毁魏征墓碑呢？

　　3、“逆龙鳞”不过是幌子

　　李世民比魏征小19岁，发动玄武门之变逼取帝位时，才二十六七岁，血气方刚，不择手段。他初登帝位，内外危机重重，臣民上下观望，于是李世民核名实，买人心，把几个当时的人杰安排在宰相班子的合理位置上。

　　因为实行三省六部制，当时的宰相是五六个人，三省即尚书、中书、门下，在唐中期以前，三省长官即为宰相。尚书省辖六部、管政务，长官尚书令，因为李世民曾担任此衔，所以后来废置，尚书令副手左右仆射成为事实的长官，房玄龄、杜如晦就是左右仆射，但杜如晦在右仆射位置上一年多就早逝了，后来此位置换过多人，前后有封德彝、李靖、长孙无忌等。中书省管政令的拟定和国策研究，长官为中书令，岑文本、温彦博、马周都任过此职。门下省管政令的复议、封驳，有权打回中书省和尚书省的拟敕和奏折，纠错矫正，是最接近皇帝，并承上启下的部门。门下省长官为侍中，魏征长期任此职，此外还有一个侍中叫王珪。

　　三省制的要旨，就是这几个宰相互相制约，说的不做，做的不说。宰相们每天上午到政事堂议政，其中房玄龄、李靖都是老狐狸，史载李靖“每参议，恂恂似不能言，以沈厚称”，其实李靖出将入相，房玄龄深谋远虑，都不是不能言词，但偏偏不说出来；与魏征出现言语交锋的，多为封德彝、温彦博等。

　　这正是唐太宗希望看到的

　　房杜、长孙这些人，从李世民还是秦王时，就都是其藩邸旧人，号称“十八学士”，李世民取帝位后，水到渠成地把朝廷的实务交给了他们，但是李世民最担心的恰恰是这股势力太大，不好控制，所以常暗地压抑。而魏征跟王珪，原本都是太子建成的亲信旧人，唐太宗竟先后重用这样两个人做侍中，显然是要利用他们“孤臣”的身份，抑制秦府旧人的势力过度膨胀，达到“兼听”的效果。

　　而封德彝不容魏征，是由于他和魏征在善于纵横术上面是一类的：封德彝在隋朝时是中枢佞臣，到唐高祖时，在太子和秦王处两边投机。封德彝处处为难魏征，魏征也在太宗面前说封德彝的坏话，太宗曾问：隋炀帝博学多才，为什么把天下丢了？魏征说：他以为自己最聪明，结果被奸臣虞世基蒙蔽了，太宗听了一度深以为然。

　　封德彝当年正是虞世基的死党。唐太宗在贞观年间的一次国宴上，失口对长孙无忌说了一句感慨：“魏征、王珪事隐太子、巢刺王时，诚可恶，我能弃怨用才，无羞古人。”

　　魏征怎么说呢？“陛下导臣使言，所以敢然；若不受，臣敢数批逆鳞哉！”原来，被后世人目为诤臣的魏征，其“无限话语权”是唐太宗给他的，魏征同志不过是扮演了一个肉喇叭的角色。魏征是唐太宗的发言人，唐太宗不能讲，或不好突兀讲出的话，就由魏征说，或由他当众“启发”出来。

　　翻开《谏太宗十思疏》，可以看到其中的思考并没有触及唐朝政体的实质，不过老生常谈的高调而已，唐太宗能够发动政变夺权，能够稳住朝局，已经说明他是个很明白权力规则的人，魏征这篇上疏中的泛泛之谈对他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把这样的文字公诸天下，只不过是皇帝要强调自己的施政取向而已。

　　魏征死后，唐太宗哀叹：我失去了一面镜子！这个比喻很精确：唐太宗始终把魏征当做自己的分身，让天下人可以从老魏身上看到一个更完美的自己，并且这个善于纵横术的分身，可以给自己增益美德的分数，放大自己的言辞于天下。不过，魏征他比一般“言官”伟大的地方在于，他的手段虽然复杂，但政治抱负还是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

　　自古成大事者，必先识人。魏征的聪明，就在于他看到了李世民虚心求谏、重用人才的表象后面隐藏着本身固有的疑惧、残忍及独断，也看到了李世民急于在众人面前刻意修饰自己，以掩饰自己杀兄逼父之非。这些从贞观时期李世民的言行中可以清楚看出。而李世民后期由于功德圆满和对山东集团的成功打压，所以杀掉侯君集、逐杜正伦。对魏征，也在他死后“罢叔玉尚主，而足陪所撰碑”。此时二人的关系才从“求谏”、“直谏”的重重迷雾之中露出了原本互为所用的实质关系。看来这君臣二人在玩阴的上面，都不是善茬。宋代文化圈大佬欧阳修曾经爆料，说有一次李世民、魏征、长孙无忌三人一起喝酒，可能喝高了，气氛比较暧昧，说话也就有点越界。长孙无忌跟魏征抱怨说：你丫混到今天这份上，实现自我价值，有我一份推荐的功劳吧，怎么我现在在你这儿说话就这么不管用呢？魏征一个劲儿地打哈哈，喝酒，喝酒。长孙把话匣子一打开，三人就这个话题耍开了嘴皮子。最后魏哥仗着酒劲，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跟李世民说：我知道老板需要我放炮，要不然我哪敢跟您硬顶？要不是您有需求，借我十个胆子也不敢，除非我活腻了。还有一次，魏征当面给李二指出错误，李二也当场表示悔悟。皆大欢喜之余，老魏说了句无比诚恳的话：俺愿意做良臣，不愿意做忠臣。良臣是啥？老板英明，自己也幸福，总之你唱我随，一生平安；忠臣是啥？直着脖子死谏老板也不听，还把你给杀了。瞧瞧这马屁的水平，不仅表明自个儿心迹，力道和方向也恰到好处，不肉麻不恶心，已是天外飞仙的境界，不是你我凡俗之人能够拍出来的。

　　据史料上讲，魏征光上书谏言给李世民就有二百多条，数十万言，还不用说大量的口头谏言呢？这些谏议，不仅是有关国家大事，更多是在生活上、道德上的。老魏这老狐狸的形象功臣当得相当不赖，还当出了高水平。李世民也配合得相当的好，俩人一唱一和，成就了戏台上的千古佳话。

　　4、砸烂牌坊一场戏

　　贞观十六年（640年），魏征染病卧床，李世民下令把为自己修建小殿的材料，全部为魏征营构大房屋。李世民随后亲自去看魏征，魏征叩拜后正想讲话，太宗就抢先对魏征说：“朕知道你又要来劝谏朕不要花费这些钱财帮你盖房子，朕告诉你，这些东西都没有另外花钱，因为这些材料本来就是要替宫中添一座小殿用的，朕现在停止盖小殿，把这些材料送过来给你盖正寝，并没有多耗一分国家的钱，所以你不用操心了。”

　　魏征听了这话，当然感动地磕头如捣蒜。过了几天，魏征病重，唐太宗又来到魏征家中，抚着魏征的手臂，痛哭流涕，并问魏征想要什么东西？魏征回答说：“臣不要任何的东西与抚恤，臣只担忧国家的兴亡。”不久，魏征病逝家中，李世民亲临吊唁，痛哭失声，并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我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时光闪回，史料记载侯君集被诛，杜正伦遭逐后，李世民开始怀疑魏征的诚意，认为这魏老头逢迎上意，徇私枉法；比附于下（上始疑征阿党），但实际上并非在魏征死后李世民才怀疑魏征“阿党”，而是李世民一直就有所觉察，只因种种因素的制约，始终隐忍罢了。他们两人之间的君臣之情谊，合作之默契，留下了诸多佳话。可魏征死后半年，李世民就开始怀疑魏征在朝廷内有结党营私的嫌疑。后来，李世民又得知消息：魏征曾把自己给皇帝提建议的书稿给当时记录历史的官员褚遂良观看，李世民怀疑魏征是故意靠自己来博取清正的名声，心里很不高兴。先前李世民已经同意把衡山公主许配给魏征长子魏叔玉，这时也后悔了，下旨解除婚约。到后来他越想越恼火，便下令推倒了魏征的墓碑，砸毁了自己的“镜子”。

　　为什么李世民对生前死后的魏征态度会有如此大的转变？其实在李世民的心目中，魏征的身份很尴尬但同时又很重要，他是李世民的一颗重要棋子。魏征既不是山东贵族，又不是山东武人，他的责任不仅仅是用来联络山东豪杰，更重要的是监视山东贵族及关陇集团，同时分合操纵当时唐廷内部各政治集团，让他们既互相团结，又互相掣肘。形成分而不裂，合而不黏的局面。如果魏征的行动越过李世民赋予的这种权力，就可能触犯李世民的政治底线。魏征推荐杜正伦为相，而杜正伦的出身是山东豪门，所以李世民赋予魏征监视山东贵族的作用就有可能消失，转过来魏征又落了个联合山东集团文武两大势力的嫌疑。候君集与李世民都属于六镇胡汉关陇集团，史书上说，他的才能出将入相没有问题，魏征举荐杜候二人，等于集合了当时东西文武三大社会势力，而他自己身为其枢纽，这是李世民最不能容忍的。后来侯君集参与太子李承乾谋反被杀，幸好这些事造成的恶果暴露在魏征死后，否则魏征也是罪责难逃。

　　贞观十八年（642年）初，李世民东征高丽失败后耳边重又响起自己大言不惭地批评魏征的话，感觉十分丢面子，不得不对群臣说出了“如果魏征在，决不会让我有今天的失败。”的反省话，他一边承认错误，一边又下令重修了魏征墓，并且让魏征的儿子承袭了国公的爵位。李世民的真正用意是修复了自己的面子，也重塑了自己纳谏惜臣的光辉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