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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两地相思整整六年
1955年春天，王龙基随父母从北京回到上海，住在瑞金二路十三层楼的二楼。
那天早晨，父亲带他乘了一辆三轮车来到静安寺。在万航渡路附近的一个小饭馆里，父亲请他吃了小笼包子。那时，能够吃上一顿小笼包子是很稀罕的事情。然后，父亲送他上海市沪西中学。他被安排到初一乙班，班主任是朱湘琴，她是教几何的老师。
刚刚转学的几个星期是很不自由，王龙基的烦恼大了。每当下课的时候，教室的门窗都被同学堵得严严实实的，大家都带着好奇的眼光来看“三毛”，他好像有一种在动物园里被游客参观的感觉。
后来，父亲对他说：“龙基，学校搞错了。”因为当时王龙基从北京第四十一中转学到上海，转学的时候别人对父亲介绍说，到重点学校——市西中学。结果，父亲错把沪西当成了市西。但事已至此，只好因错就错，谁想到，竟错出了一桩美好姻缘。
王龙基在班上是第45号，他后面的46号同学叫王桢琴。这个女孩子因为患肺病曾休过学，是后插班到初一乙班的。她剪着一头短发，每天不声不响地来到教室，下课后，又不声不响地走回去。她在班里不大活跃，不大愿意与别人交谈。全班46位同学，王龙基是最后一个和她说话的。可是，她的功课不仅是全班第一，也是全校近2000个学生当中两位全优生之一（还有一位是高中的同学）
两人第一次交谈，是班级搞活动，要编排文艺节目。王龙基让她参加编写，而且要限时交稿。当时，王桢琴对他印象不大好。
王龙基刚到学校时，她回家讲，班级出了怪事，不知从哪里转学来了一个人，全校同学围住教室门窗看他，害得我们班级同学进出都不方便了。这像什么话？
到沪西中学不久，王龙基就成为班上第一位团员。大伙夸奖他，可王桢琴除外，她对好朋友周美芳等人说：王龙基这么主观的人也能入团呀！
初二上学期，王龙基去王桢琴家，是要介绍她入团做家访。
王桢琴家住在万航渡路787号。第一次见到她的母亲，是在一楼的厨房间。当王龙基说明来历后，她母亲很客气地请他到她家三楼的房里去坐。那是一间邻马路的20多平方米的旧式弄堂房间，尽管年久失修，衣橱和床也都是老式的，但房里非常整洁。王龙基环顾住房的摆设后，就一本正经地调查起来。他问一句，她妈妈答一句。当时做梦也没想到，多年年后，她就是自己的丈母娘。否则他决不敢象调查户口那样，那么严肃的。
很快，王龙基成功介绍王桢琴入了团。
不久，班里成立了团支部，王龙基担任团支部书记，王桢琴担任团支部副书记，他们支部很活跃，成立了班级读报小组，坚持写团员日记，还组织了校外温课小组、参加学校的气象组活动。班级因此而成为一个团结友爱的集体，受到了学校和团区委的表扬。那时，上海市委出版的《支部生活》杂志经常组织一些国内外形势、历史的讲座，王龙基经常带领大家利用星期天去听讲。
初三的时候，王龙基应该离开少先队了，但他不舍得摘掉红领巾，就向大队辅导员朱翠玉老师提出：我和王桢琴兼班级的中队辅导员工作。朱老师同意了，这样，他们的红领巾一直戴到初中毕业。
1957年7月初中毕业的时候，王桢琴完全可以报考市西中学等重点学校，但她选择了和王龙基一起报考沪西中学。高一的时候，他们两个都分配在乙班，后来朱湘琴老师担任甲班的班主任，把王桢琴从乙班调到了甲班。
那时候，徐滔对王云阶说：“伟杰也要转学到上海，希望到龙基的学校。”王龙基听了非常高兴，他一直盼望着伟杰能够早点来沪西中学。后来，父亲又告诉王龙基，说伟杰已经转学到上海市行知中学住读。王龙基想了想，明白了，原来赵丹的儿子赵茅在那里呀，他也是自己的老朋友，三个人要是在一起多好呀。他就跑去找伟杰，让他通过班主任何金山老师和学校联系，就说，“王龙基也要来。”学校一听说，“三毛”要来，当然乐不可支。于是。王龙基在1958年7月转学到行知中学高二乙班住读。
王桢琴因为肺病复发而休学一年，第二年学校为了照顾她，让她转学到上海市五四中学。她在学校一直担任班级的团支部书记。那期间，王龙基的弟弟和妹妹考初中或者高中的时候，都是请她辅导。她辅导很有耐心，弟弟妹妹们都把她当做自己的姐姐。
有时，王龙基到她家去帮助她大姐姐做点家务，她们家的三楼地板是很干净的，尽管地板缝很大，地板漆都磨光了，但她姐姐每次都是跪在地上用刷子刷地板的。王龙基也刷过几次，那是很吃力的活。
有一次，王龙基帮她母亲洗三楼的窗帘，因为窗帘很旧，拧干的时候用力过猛，结果，窗帘全部被王龙基拧碎了。她母亲只是笑笑，说了句：没什么。但是，这幅窗帘还是丢到了垃圾桶里。
在高中读书的时候，王龙基担任校学生会文艺部长、校民兵营副教导员，还兼班的团支部书记，立过三等功，参加上海市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他还参加了万米赛跑、五千米赛跑，还当上了国家排球三级裁判。
当时，王龙基很想参军，他写过好多封血书。高三快毕业的时候，行知中学有几个保送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名额，他也是保送名单中的一个。
当时哈军工专门派了一位军官，陪同王龙基进行体检。他通过了视力检查，并获得了初试录取通知。高三毕业后，王龙基和伟杰、于本正一起报考了上海电影学院，他们两个报考导演系，父亲让王龙基报考电影文学系。
当时电影《三毛流浪记》的导演之一赵明担任导演系主任，后来担任副院长，他对王龙基父亲说：“让龙基报考导演系吧。”据上海电影局组织处处长兼学校人事负责人、汤化达的爱人方正阿姨说，是她把王龙基从哈军工的录取名单中留下来的。王龙基听了这话，也不再说什么。他拿着电影学院的正式录取通知上学了，成为电影文学系的一名学生。王龙基在学校里担任校团委组织委员兼系团支部书记，获得“学习雷锋英雄事迹”的积极分子称号。然而，他当兵的理想还没有灭。
后来，“上海电影学院”变成了“上海电影专科学校”。方正阿姨告诉王龙基，因为学院要全国统配，而专科学校可以全部留在上海电影局系统。
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将并入北京电影学院，王龙基他们将是上海电影专科学校的最后一批学生，而下一届的同学都将转入北京电影学院，由三年专科变为四年本科。于是，再次写血书，要求入伍。这时，恰好刘培善将军来到上海挑选文艺人才。
1963年，王龙基参军离家前。和王桢琴来到外滩，两人紧紧拥抱。王桢琴说：“在部队，你要好好照顾自己，你要给我写信，你要天天写，我会想你的……”王龙基说：“你身体不好，要多注意。有困难，你就去找我弟弟我妹妹，他们都喜欢你，他们一定会帮你。”
两人依依不舍地分了手，在上海火车站，王桢琴的手举得那么高，王龙基看得泪眼模糊。
福州军区文工团团长，后来晋升为军区文化部部长的亓尧大校，原来是王云阶在上海音专的同班同学。王龙基入伍不久，父亲为赵丹导演的电影《青山恋》作曲时，在福州被邀请到亓尧家做客。当王龙基听说父亲来了，非常高兴，从团里借了一部买菜的三轮车，花了一个多小时骑到火车站，结果，父亲早被市府用小车接走了，他只好把三轮车又骑了回来，弄的满头大汗。
王龙基在文工团创作组担任创作员，和张公敏、周一鸣等一起搞了两个话剧剧本，一个剧本叫《敢叫乌云迎斧开》，另一个叫《目标正前方，冲！》结果，“文革”中都成了大毒草。
1964年底的一天，王龙基去刘培善将军家里作客，刘政委要他到前线体验生活，让军区政治部主任李改少将把他的手枪给王龙基佩带。这把枪他就一直用着，文化大革命后，才主动上交的。刘政委对王龙基说：“好好到全训部队二连去体验生活，二连就是英雄连队——象山连，将要争取成为全军区的尖子。”王龙基被分配到王同琢少尉的二排七班。他们那时有联系和聚会。
当时王同琢的手榴弹可以投到七十八米，是我军投弹最远的尖子。后来，他一直晋升至中将。他们每天要进行射击训练、投弹训练、障碍训练、队列训练，无论刮风下雨、雷打不动。晚上，除了轮流站岗放哨，还经常有紧急集合训练和拉炼训练。有一次，整整一个晚上急行军，他们背着背包、挎着子弹袋和手榴弹，拿着步枪，在茫茫的黑夜中，在田间小路上奔跑，淌河翻山……那个晚上，王龙基不知摔倒过多少次，天亮了回到营房，就像一个泥猴，人也累得直不起腰。
那年，正好是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搞全军大比武。二连又赶到了漳州，和国防部命名的硬骨头六连进行多项竞赛，他们竟然取得了全胜。全连正在庆祝的时候，又传来了一个喜讯——他们在漳州地区击落了美国U-2无人高空侦察机，他们看到U-2飞机上的散落物，无比兴奋。二连的生活紧张艰苦，但是非常愉快，王龙基在二连学会了武装泅渡，学会无依托射击，学会投掷手榴弹，学会各种枪支的拆装保养，更学会了人和人之间需要相互关爱。更增强了军人应有的毅力和胆识。
1969年初，王龙基所在福州军区前锋文工团分成的话剧团、歌舞团，加上体工队近200人组成了军区五七干校第一连队，坐上“闷罐车”离开了福州。“闷罐车”就是运送货物的没有窗的货车厢，火车开开停停，停停开开，花了两三天的时间才到江西进贤县。他们穿着军装，来到了进贤县劳改农场，住进了大礼堂，正式开始福州军区五七干校第一连队的生活。王龙基是连队的文书、通讯员兼小卖部主任。江西的天气非常热，他把军裤的裤腿剪成了短裤，战友还用蚊帐布帮他缝了两件汗衫。每天，王龙基穿着短军裤和蚊帐布做的汗衫，骑着一辆体工队的跑车往返于干校和连部之间，把一叠一叠的家书和包裹带回连队。每个月还要骑车到几十公里外的县城银行营业所去拿200多人的三、四万元的工资，购买大家所需的日常生活用品。
在那些日子里，王龙基最惦记的就是王桢琴。他不知道她怎样了，因为在信里，她说的都是好的。但文革开始了，她家还会好吗？他担心，写信问，王桢琴还是说好。
王龙基只好把思念埋在心底，去拼命工作。
有个连队战友叫翁祥霖，复员后在福州鼓楼邮局工作。王龙基和王桢琴的书信往来都是从他那买的纪念邮票。在这六年中，王龙基写了数百数信，可王桢琴却回的很少。他无时无刻不思念王桢琴。
那天早晨，父亲带他乘了一辆三轮车来到静安寺。在万航渡路附近的一个小饭馆里，父亲请他吃了小笼包子。那时，能够吃上一顿小笼包子是很稀罕的事情。然后，父亲送他上海市沪西中学。他被安排到初一乙班，班主任是朱湘琴，她是教几何的老师。
刚刚转学的几个星期是很不自由，王龙基的烦恼大了。每当下课的时候，教室的门窗都被同学堵得严严实实的，大家都带着好奇的眼光来看“三毛”，他好像有一种在动物园里被游客参观的感觉。
后来，父亲对他说：“龙基，学校搞错了。”因为当时王龙基从北京第四十一中转学到上海，转学的时候别人对父亲介绍说，到重点学校——市西中学。结果，父亲错把沪西当成了市西。但事已至此，只好因错就错，谁想到，竟错出了一桩美好姻缘。
王龙基在班上是第45号，他后面的46号同学叫王桢琴。这个女孩子因为患肺病曾休过学，是后插班到初一乙班的。她剪着一头短发，每天不声不响地来到教室，下课后，又不声不响地走回去。她在班里不大活跃，不大愿意与别人交谈。全班46位同学，王龙基是最后一个和她说话的。可是，她的功课不仅是全班第一，也是全校近2000个学生当中两位全优生之一（还有一位是高中的同学）
两人第一次交谈，是班级搞活动，要编排文艺节目。王龙基让她参加编写，而且要限时交稿。当时，王桢琴对他印象不大好。
王龙基刚到学校时，她回家讲，班级出了怪事，不知从哪里转学来了一个人，全校同学围住教室门窗看他，害得我们班级同学进出都不方便了。这像什么话？
到沪西中学不久，王龙基就成为班上第一位团员。大伙夸奖他，可王桢琴除外，她对好朋友周美芳等人说：王龙基这么主观的人也能入团呀！
初二上学期，王龙基去王桢琴家，是要介绍她入团做家访。
王桢琴家住在万航渡路787号。第一次见到她的母亲，是在一楼的厨房间。当王龙基说明来历后，她母亲很客气地请他到她家三楼的房里去坐。那是一间邻马路的20多平方米的旧式弄堂房间，尽管年久失修，衣橱和床也都是老式的，但房里非常整洁。王龙基环顾住房的摆设后，就一本正经地调查起来。他问一句，她妈妈答一句。当时做梦也没想到，多年年后，她就是自己的丈母娘。否则他决不敢象调查户口那样，那么严肃的。
很快，王龙基成功介绍王桢琴入了团。
不久，班里成立了团支部，王龙基担任团支部书记，王桢琴担任团支部副书记，他们支部很活跃，成立了班级读报小组，坚持写团员日记，还组织了校外温课小组、参加学校的气象组活动。班级因此而成为一个团结友爱的集体，受到了学校和团区委的表扬。那时，上海市委出版的《支部生活》杂志经常组织一些国内外形势、历史的讲座，王龙基经常带领大家利用星期天去听讲。
初三的时候，王龙基应该离开少先队了，但他不舍得摘掉红领巾，就向大队辅导员朱翠玉老师提出：我和王桢琴兼班级的中队辅导员工作。朱老师同意了，这样，他们的红领巾一直戴到初中毕业。
1957年7月初中毕业的时候，王桢琴完全可以报考市西中学等重点学校，但她选择了和王龙基一起报考沪西中学。高一的时候，他们两个都分配在乙班，后来朱湘琴老师担任甲班的班主任，把王桢琴从乙班调到了甲班。
那时候，徐滔对王云阶说：“伟杰也要转学到上海，希望到龙基的学校。”王龙基听了非常高兴，他一直盼望着伟杰能够早点来沪西中学。后来，父亲又告诉王龙基，说伟杰已经转学到上海市行知中学住读。王龙基想了想，明白了，原来赵丹的儿子赵茅在那里呀，他也是自己的老朋友，三个人要是在一起多好呀。他就跑去找伟杰，让他通过班主任何金山老师和学校联系，就说，“王龙基也要来。”学校一听说，“三毛”要来，当然乐不可支。于是。王龙基在1958年7月转学到行知中学高二乙班住读。
王桢琴因为肺病复发而休学一年，第二年学校为了照顾她，让她转学到上海市五四中学。她在学校一直担任班级的团支部书记。那期间，王龙基的弟弟和妹妹考初中或者高中的时候，都是请她辅导。她辅导很有耐心，弟弟妹妹们都把她当做自己的姐姐。
有时，王龙基到她家去帮助她大姐姐做点家务，她们家的三楼地板是很干净的，尽管地板缝很大，地板漆都磨光了，但她姐姐每次都是跪在地上用刷子刷地板的。王龙基也刷过几次，那是很吃力的活。
有一次，王龙基帮她母亲洗三楼的窗帘，因为窗帘很旧，拧干的时候用力过猛，结果，窗帘全部被王龙基拧碎了。她母亲只是笑笑，说了句：没什么。但是，这幅窗帘还是丢到了垃圾桶里。
在高中读书的时候，王龙基担任校学生会文艺部长、校民兵营副教导员，还兼班的团支部书记，立过三等功，参加上海市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他还参加了万米赛跑、五千米赛跑，还当上了国家排球三级裁判。
当时，王龙基很想参军，他写过好多封血书。高三快毕业的时候，行知中学有几个保送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名额，他也是保送名单中的一个。
当时哈军工专门派了一位军官，陪同王龙基进行体检。他通过了视力检查，并获得了初试录取通知。高三毕业后，王龙基和伟杰、于本正一起报考了上海电影学院，他们两个报考导演系，父亲让王龙基报考电影文学系。
当时电影《三毛流浪记》的导演之一赵明担任导演系主任，后来担任副院长，他对王龙基父亲说：“让龙基报考导演系吧。”据上海电影局组织处处长兼学校人事负责人、汤化达的爱人方正阿姨说，是她把王龙基从哈军工的录取名单中留下来的。王龙基听了这话，也不再说什么。他拿着电影学院的正式录取通知上学了，成为电影文学系的一名学生。王龙基在学校里担任校团委组织委员兼系团支部书记，获得“学习雷锋英雄事迹”的积极分子称号。然而，他当兵的理想还没有灭。
后来，“上海电影学院”变成了“上海电影专科学校”。方正阿姨告诉王龙基，因为学院要全国统配，而专科学校可以全部留在上海电影局系统。
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将并入北京电影学院，王龙基他们将是上海电影专科学校的最后一批学生，而下一届的同学都将转入北京电影学院，由三年专科变为四年本科。于是，再次写血书，要求入伍。这时，恰好刘培善将军来到上海挑选文艺人才。
1963年，王龙基参军离家前。和王桢琴来到外滩，两人紧紧拥抱。王桢琴说：“在部队，你要好好照顾自己，你要给我写信，你要天天写，我会想你的……”王龙基说：“你身体不好，要多注意。有困难，你就去找我弟弟我妹妹，他们都喜欢你，他们一定会帮你。”
两人依依不舍地分了手，在上海火车站，王桢琴的手举得那么高，王龙基看得泪眼模糊。
福州军区文工团团长，后来晋升为军区文化部部长的亓尧大校，原来是王云阶在上海音专的同班同学。王龙基入伍不久，父亲为赵丹导演的电影《青山恋》作曲时，在福州被邀请到亓尧家做客。当王龙基听说父亲来了，非常高兴，从团里借了一部买菜的三轮车，花了一个多小时骑到火车站，结果，父亲早被市府用小车接走了，他只好把三轮车又骑了回来，弄的满头大汗。
王龙基在文工团创作组担任创作员，和张公敏、周一鸣等一起搞了两个话剧剧本，一个剧本叫《敢叫乌云迎斧开》，另一个叫《目标正前方，冲！》结果，“文革”中都成了大毒草。
1964年底的一天，王龙基去刘培善将军家里作客，刘政委要他到前线体验生活，让军区政治部主任李改少将把他的手枪给王龙基佩带。这把枪他就一直用着，文化大革命后，才主动上交的。刘政委对王龙基说：“好好到全训部队二连去体验生活，二连就是英雄连队——象山连，将要争取成为全军区的尖子。”王龙基被分配到王同琢少尉的二排七班。他们那时有联系和聚会。
当时王同琢的手榴弹可以投到七十八米，是我军投弹最远的尖子。后来，他一直晋升至中将。他们每天要进行射击训练、投弹训练、障碍训练、队列训练，无论刮风下雨、雷打不动。晚上，除了轮流站岗放哨，还经常有紧急集合训练和拉炼训练。有一次，整整一个晚上急行军，他们背着背包、挎着子弹袋和手榴弹，拿着步枪，在茫茫的黑夜中，在田间小路上奔跑，淌河翻山……那个晚上，王龙基不知摔倒过多少次，天亮了回到营房，就像一个泥猴，人也累得直不起腰。
那年，正好是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搞全军大比武。二连又赶到了漳州，和国防部命名的硬骨头六连进行多项竞赛，他们竟然取得了全胜。全连正在庆祝的时候，又传来了一个喜讯——他们在漳州地区击落了美国U-2无人高空侦察机，他们看到U-2飞机上的散落物，无比兴奋。二连的生活紧张艰苦，但是非常愉快，王龙基在二连学会了武装泅渡，学会无依托射击，学会投掷手榴弹，学会各种枪支的拆装保养，更学会了人和人之间需要相互关爱。更增强了军人应有的毅力和胆识。
1969年初，王龙基所在福州军区前锋文工团分成的话剧团、歌舞团，加上体工队近200人组成了军区五七干校第一连队，坐上“闷罐车”离开了福州。“闷罐车”就是运送货物的没有窗的货车厢，火车开开停停，停停开开，花了两三天的时间才到江西进贤县。他们穿着军装，来到了进贤县劳改农场，住进了大礼堂，正式开始福州军区五七干校第一连队的生活。王龙基是连队的文书、通讯员兼小卖部主任。江西的天气非常热，他把军裤的裤腿剪成了短裤，战友还用蚊帐布帮他缝了两件汗衫。每天，王龙基穿着短军裤和蚊帐布做的汗衫，骑着一辆体工队的跑车往返于干校和连部之间，把一叠一叠的家书和包裹带回连队。每个月还要骑车到几十公里外的县城银行营业所去拿200多人的三、四万元的工资，购买大家所需的日常生活用品。
在那些日子里，王龙基最惦记的就是王桢琴。他不知道她怎样了，因为在信里，她说的都是好的。但文革开始了，她家还会好吗？他担心，写信问，王桢琴还是说好。
王龙基只好把思念埋在心底，去拼命工作。
有个连队战友叫翁祥霖，复员后在福州鼓楼邮局工作。王龙基和王桢琴的书信往来都是从他那买的纪念邮票。在这六年中，王龙基写了数百数信，可王桢琴却回的很少。他无时无刻不思念王桢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