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越来越离不开传化产品的时候,传化父子的社会活动也日益频繁了起来。老人当过一届萧山市政协委员,又连续当了好几届萧山区人大代表,同时又是地方各级个私、计生等协会的理事,还是杭州市曲艺家协会的顾问。各种各样的奖项也跟着雪花般地纷纷飘落到老人头上。每次拿了奖,一出会场,传化便会将手里的荣誉证书之类的往侄儿观泉手里一塞,口里含糊道:“你替我放着。”从此便再也不会记得它们的存在。这些奖项的档次通常都在省市级以上,但它们再也不可能像1989年年底他被评选为宁围镇劳动模范时那样令他激动和难以忘怀了,在他心目中,那张奖状才永远是最珍贵的。
他还是他,跟过去推着“小火车”支援建城北闸、率着八百多号人的搬运队在杭城闯荡、为求购一车皮硫酸会连夜骑着自行车从杭城赶往上海时一样重情、好客,还时不时流露出孩童般的率真和幽默。
他的名字越来越为人们所熟悉和敬重,在一些社交场合中,许多人都能与他一起合影为荣。通常他也会一一满足人家这一愿望,只是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向来都不大喜欢拍照。
有一次,《今日传化》的一位摄影记者带了一叠刚冲洗出来的专为他拍的照片兴冲冲地过去请他过目。当时已经下了班,在那间镶着面大镜子,边上放满了乐器和音响设备的排演厅里,他一个人空荡荡地坐在那里,正搂着把胡琴拉一首曲子。待曲终了,记者把那叠照片递过去,他几乎连看也没看,只用握弓的那只手朝记者摆了摆,坦率地叹了口气道:“我向来不喜欢被照进相机里去,拍照应该是那些长得漂漂亮亮的人的事,生得不好看的,光丑在身上也就够了,还要丑到一张张照片上去,又传来传去地给人看,真有些想不通心里是怎么想。像我这样长得像个猪八戒似的,上了照也绝好看不到哪里去,何况认识我的人没有必要再通过照片来识得我,不认识我的人光凭照片又能对我有多少了解呢?只会想:这老头,怎长得这么丑,一张张照片上的眼睛都老是半闭着,打瞌睡似的,连眼珠子都看不见!他们哪里知道我还会讲许许多多的故事,拉二胡、弹圆琴、吹笛子吹唢呐,还会跑销售,做许多长大眼睛的人不能做的事呢。”
说到这里,握弓的那手动了动,胡琴跟着咿咿呀呀地叫了两声,又戛然而止了。
“要是一个人脸上的五官能用自己的手重新捏过,给我多少钱我也不会把眼睛捏成现在这模样,像两条缝似的,难看不说,还常常遭人误会。开会坐在主席台上,明明很认真地坐在那里听着的,台下的人却总以为我半闭着眼睛在打瞌睡,你说吃不吃亏?——吃亏透啦!”
少不得也有人依据相书上的一些理论,夸赞他那眼睛长得好的,似乎能有今日这番事业,还全亏了这双眼睛。他听了,也不答话,只是微微一笑。只是遇到那些相当有勇气不怕肉麻的人,一边粘乎乎地握住了他双手,一边热烈赞美道:“徐老板你的双手怎生得这么好,一看就知道很有福气的!”
他便将双手从对方手里挣脱出来,叉开了五指,看一眼,又翻过手来再看一遍,道:“我自己怎么就瞧不出好来呢?要是说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也无非是手掌比一般人厚实了些,指头上的肉也要多一些,可这种手又有什么好?一到冬天就很容易长冻疮。过去我这手上的冻疮总要烂到第二年夏天,像两个烂番薯似的,又红又肿,还不断地渗水,那情状你们没看到!”
那人便又将溢美之词转移到他那双眼睛上。老头儿便再也未能控制住自己了,嘴角一歪,笑道:“我要讲故事了,你们听不听?
“从前一户人家有两个女婿,大女婿有钱,睡觉喜欢仰卧,丈母娘就赞道:‘伸脚躺手的,看看样子就知道有福气!’;小女婿喜欢蜷着身子侧卧,但小女婿家境贫寒,丈母娘道:‘像狗似的一只,这种人也会有福气?!’
“风水轮流转。几年后,大女婿破产了,人也越来越潦倒得不成样子;而这时候小女婿却成了富人。再评价两个女婿的睡相,丈母娘说大女婿:‘笔笔直,像挺死尸似的!’又赞小女婿:‘像只香蕉,看看都好!’”
故事一讲完,他又有些后悔自己的刻薄,为了不致于使那人很难堪,便又道:“我这故事篓子一打开,就收不住了,索性再讲个呆女婿的故事。
“布谷鸟叫了,丈母娘问呆女婿:你们家的田里下种了?撒了多少谷子?呆女婿摸摸脑袋答道:两三石。回家,呆女婿把与丈母娘的对话说与妻子听,妻子道:两三石谷子可以撒好几百亩田,我们才几亩地,下回问起了,你该说两三升。
“到了深秋时节,地上收谷子了,丈母娘又问呆女婿:今年收成可好?谷子收了多少?呆女婿答道:两三升。妻子知道了,又教他:一年谷子收成怎会只有两三升?下回再问你话,你要答不上来,就干脆说:这件事情我不知道的,你问我们家隔壁王会计去!
“后来他妻子有喜了,丈母娘跟他谈起此事,呆女婿道:这件事我不知道的,你去问我们家隔壁王会计去!妻子听说了,又气又无奈,跺脚道: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呢?你应该说:恭喜恭喜,这件事情我听了最高兴!
“过了几天,他丈人被狗咬了,呆女婿去探望,还未进门,便一路高声道:恭喜恭喜,这件事情我听了最高兴!
“回到家里,妻子道:你又说错了,你该说:血流了多少?(被狗咬的)洞眼有多大?总是老狗畜生不好!
“第二年,他丈人家又添丁,丈母娘生下了小舅子,呆女婿又带了桂圆荔枝和老母鸡去探望,见了丈母娘的面便道:血流了多少?洞眼有多大?总是老狗畜生不好!”
后来萧山区曲艺家协会副主席赵新高在构思小品《相亲》的剧本时,就受了这个故事的不少启发。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相亲》这个小品,成就了观泉的笑星梦。
在传化跟随翁仁康他们的演出队送戏下乡的那些日子里,起初,观泉仅仅只是作为一名司机跟着他们四处飘荡和熬夜,只在来和去的途中才能体现出他存在的作用和意义。而中间的那部分时间,特别是传化和乐队里的人一起坐在台上表演时,观泉只能百无聊赖地呆在台下或幕后打发着时间。至于那些节目,从楼塔到城厢镇再到新湾河庄萧山三十多个乡镇的巡回演出中,他已经看了一遍又一遍,仿佛一口甘蔗已经过了三番五次的咀嚼。
后来他找到了一个能消磨时间的很好的方法——跟人学三句半。这三句半有点像歇后语的味道,前面三句基本上都是放,后面半句一下子把前三句的语意和份量收起来了。他很喜欢它的流畅、深入浅出和富于节奏感。表演时,先唱前三句,再镗镗镗地敲一下锣讲出后面半句,将意思都晓畅明白了,仿佛暑热天气里傍晚时分来一场阵雨,透体的清爽。
想必是他学得还挺不错,“班头”翁仁康不愿浪费这一资源,便把他这三句半也一起排进了节目单里。他心里多少也有些跃跃欲试,谁知上了台后,面对台下黑压压的一大片脑袋,无数双仰视着他的眼睛,和阵阵突出其来的简直令他惊喜得喘不过气来的掌声,本来就很容易被鼓动的他,也一下子来了劲,从此着魔般地喜欢上了那个充满了灯光、音响设备、受人仰望瞩目的舞台——虽然是露天的。
再后来他嫌三句半不过瘾了,便又跟翁仁康学唱莲花落。最令他自得的是绍兴莲花落《王华卖父》中一大段模仿老太婆口气的独表。表演时,他用下嘴唇遮住了上嘴唇,意念里就当口里上下两排牙齿都不存在,那效果简直是惟妙惟肖。这方法还是他和叔叔传化一起坐在汽车里时探讨出来的。要是上台前适当地化一下妆,表演效果还会更好些。那时候观泉的下巴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尖削,唇上的胡髭总是剃得干干净净,又不再受日晒雨淋之苦,面上看起来反倒比以前白嫩了许多,衣服一换,再把头发一摆弄,一个和蔼亲切、生活幸福美满的老太太的形象就这样出来了。听徐“老太太”独表,一度成为那阵子的演出节目单上的保留节目。1999年6月份,在叔叔和翁仁康的鼓励下,徐观泉还参加了由省群艺馆等单位主办的“浙江省‘国土之声’绍兴莲花落演唱大赛”,虽然只获了个荧屏奖,但对他已经是一个相当大的鼓励了。
笑料迭出又颇具教育意义的小品《相亲》里的男女主角为两个近亲结婚的产物。初排时,扮演男主角的演员早已物色好了,女的却是试了一个又一个都觉不合适。中午大伙儿一起聚餐时,为了活跃餐桌上的气氛,观泉又即兴来了段“老太太”独表,众人笑得喷饭,被众星捧月般地端坐在大伙儿中间的传化亦笑,那双眼睛也越发地显得隐蔽了。笑声里众人忽听见传化对侄儿道:“《相亲》里的那个女的,你倒可以试试看,男扮女妆不要紧,像梅兰芳就演了一辈子的旦角——演员嘛,最重要的是你能演什么像什么!”
模仿老太太腔调都模仿出瘾来了的观泉事实上暗地里也早已有了这个念头,只担心说出来会被人笑话,听叔叔这么一说,便也不再有所顾忌。那个叫油菜花的傻姑娘于是在他身上丰满、鲜活了起来:齐耳的黄短发,一身背时的女式衣裙,红得扎眼的高跟皮鞋,脸上过多的脂粉,和红得一塌糊涂的嘴唇,再挎上个红色的女包,站在那里扭过水桶般粗壮的腰肢来,自以为妩媚地朝你回眸一笑,纵是平时跟他最熟识的人,这一刹那也会不由得一愣,心里诧异着这个打扮得既俗气又可笑的女人,似乎在哪里见过,怎这么脸熟!在著名江南笑星、滑稽演员黄宪高先生的精心指导下,观泉和他的另外两名搭档又对剧本里的每句台词、每个细节与动作都一一进行了细细的琢磨和反复推敲修改。在排演中,他们还听取了一直积极给他们提供素材的传化的不少意见和建议。《相亲》一上演,一下子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台上演了十来分钟,台下观众就乐了十来分钟。一位省报的记者看了该小品后,曾撰文评价道:“两个呆子之间提起亲来真是笑料迭出,妙语成珠,尤其是那个呆姑娘的表演更是惟妙惟肖……”在1999年5月份的浙江省企业文化艺术展演大赛中,《相亲》获得了银奖。
令人百看不厌的《相亲》如今已成为传化艺术团的精典之作。而对徐观泉本人来说,其意义更在于通过该小品中的表演,使他意外地发现了自己原来还具备了许多在滑稽艺术表演方面的得天独厚的条件,这是连一些专业演员都无法企及的。他的演艺也因“油菜花”而一下子趋于成熟。在随后出演的如《剃头》、《理发店的风波》、《厂长的烦恼》等一系列小品中,他已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表演风格。参加省市级的一些曲艺比赛,获奖对他来说也已易如囊中取物。2000年,省曲艺家协会还授予他为浙江省“曲艺笑星”荣誉称号。
短短几年间,眼看侄儿由一个门外汉,一下子成为在浙江省曲艺界多少也有些影响了的人物,传化倍感振奋,他更相信了“事在人为”这句古训。老头儿遂又野心勃勃了起来,他不再甘于做翁仁康手下的一名跟班,他要自立旗竿了!
除了邀请那些有文艺专长的人到企业里来工作的外,传化还从行政人员到一线职工中,努力挖掘并培养了一批颇具艺术天赋的文艺苗子,这些人有在办公室里的行政人员、驰骋市场的营销人员、食堂里挥勺的大师傅,也有车间里的一线职工。正如翁仁康在主持节目时向台下观众介绍这些演员时所言:“白天包洗衣粉,晚上出来做戏文。”此外还有两三位属于外聘,他们虽然不在传化企业里上班,但一接到演出通知,便会赶紧放下手头上的工作,提前赶到,这有点类似于冠巨的“三脑”工程里的“借脑”做法。传化专门从省艺校或一些专业剧团里请来老师和专家,利用节假日和晚上的时间,对这些文艺骨干进行辅导和培训。
2000年初,传化觉得时机差不多了,便跟冠巨商量准备成立传化艺术团的事。为了能让父亲晚年尽可能地过得愉快、充实,同时也为了更好地宣传企业文化,冠巨当即答应帮助父亲实现这一愿望。随后父子俩便择定3月20日为传化艺术团的成立日。
要捱到这个日子,实在是太艰难了,但它终于还是紧跟着3月19日到来了。是日,萧山市委宣传部的有关领导来了,萧山市分管文艺的副市长来了,市文化局局长兼党组书记来了,浙江省曲艺家协会主席马来法来了,著名江南笑星黄宪高来了,翁仁康来了,宁围镇镇长、文化站长等一干人也都来了。一起来的还有萧山电视台、萧山日报社的几位记者。传化像个新郎倌一样,在儿子冠巨和集团党委书记及工会主席的陪同下,激动而又兴奋地守在会场入口处,迎接着这些贵宾们的到来。
仪式由集团党委书记苗裕华主持。隆重的授匾仪式过后,苗又宣布了传化艺术团的人事任命:由徐传化亲自兼任团长,徐观泉任艺术团秘书长,协助团长处理好艺术团的所有工作。
当晚,艺术团向集团领导和全体员工及浙江省曲艺界领导进行了文艺汇报演出,集团各下属公司也都纷纷选上节目来一起助兴并表示祝贺。晚会由翁仁康主持,尤为难得的是黄宪高先生这次也在众人热烈的掌声邀请中,兴冲冲地一起上台表演了节目,令许多人第一次在荧屏之外真真切切地目睹了这位著名的江南笑星的风采。
这简直是个狂欢之夜!
整台节目从开始到结束,传化自始至终都坐在台上。没有轮到他表演时,老人还端坐在那里,抱着他心爱的二胡(时而又换成琵琶或圆琴之类的),稍稍扭过些头来,从演员们的背后望着他们唱,望着他们跳,望着他们用动作和语言讲述着一个个幽默、滑稽的故事。老人的嘴角就慢慢地生动起来,一双眼睛也越发被眯成了两条细缝——这是他一生中最为幸福的时刻之一,有了它,老人再也不觉得人生还缺憾什么了!
台下观众席上坐着他的老伴,他的两个儿子和两个媳妇,还有他的孙子孙女们,他知道他们和自己的兴趣爱好完全不同,但为了使他开心,他们还是都为他捧场来了。他还好几次和小儿子冠巨的目光相遇,于是他不止一次开心地想:儿子把自己身上一些最优秀的东西都继承去了,他一定会越来越出色的!当人们用羡慕的口气谈论起冠巨的时候,通常会用“老传化的儿子”这六个字指代他,会说:“你们看老传化的儿子……”他真想再和乐队一起奏上一曲充满激情和欢快的《扬鞭催马运粮忙》!
尽管还有许多工作急待处理,冠巨还是和大家一起从头到尾地看完了整台节目的演出。演出结束后,他也未急着离去,又留下来亲切地和艺术团的全体成员一起合影留念。
传化艺术团也从此正式拥有了自己的办公、活动场所。
数年前,一位刚从一家著名的旅游企业跳槽到传化的部门经理,在参观了传化艺术团的办公室和排练厅后,曾惊讶地感叹道:“真没想到老爷子的艺术团还搞得这么规模,光那个排练厅,就比我原先呆过的那家以文化产业集团自称的旅游企业里的专业剧团还气派一倍都不止!”
传化艺术团与传化超市仅一墙之隔。那儿原先是集团员工食堂,房子还是1994年年底建造的,动工时,也未想到企业随后几年的发展会如此迅猛,短短几年时间,就如那些正旺长个儿的少年身上的衣着,胳膊腿儿的,很快就觉得紧绷绷的,再下去行动都要受阻碍了。食堂搬迁后,传化便让人将房子适当装修了一下,二楼设了两间办公室,一大一小,大的在外,供艺术团里几名专职演员使用;团长办公室在里间,可是传化通常喜欢坐在外面,和大家一起说说笑笑,也便于互相切磋琴艺,瘾儿上来了,便各自拿起一样家伙,同奏一曲。他真正的办公室该在集团办公大楼四楼,很气派的一个大间,还单独拥有卫生间和一小卧室,但他除了公司里有重要客人到来,非得由他以集团董事局主席出面接待外,平常几乎都是不过去的。
那间排练厅就在他们办公室的隔壁。有四五百平方米那么大。一进门,便见一面巨大的镜子镶嵌在对面墙上。边上放满了各种乐器,还有各种音响设施,都是这些年来艺术团里陆续添置起来的。老人常常会热情而又兴致勃勃地教来这儿的人们怎样让二胡声音变得喑哑;怎样打击扬琴,琴键会发出最悦耳动听的声音;怎样弹拨琵琶,那姿势才算标准……。别人越表现得好奇和无知,老人就越是兴奋、来劲。
靠近门口的一角,还有两台健身器,若是有人好奇地问起那台跑步机该怎么用,老人便会亲自跨上机子作示范。他跑得越来越快,在这剧烈的耗氧运动中,令人奇怪的是他的面色还是跟原来一样,一点儿都未起变化,那精神抖擞的样子让你无法想象到这已是位古稀之年的老人了!大约十多分钟后,他才会从跑步机上下来,那额头也并未如人想象中的那么潮湿。但他还是会叹息:“过去在杭州拉大板车时,手里拉着一满车的砖瓦、水泥、楼板之类的,上坡下坡时,也得这样跑着,甚至还必须跑得更快。现在都二十来年没干这活儿了,骨头、肌肉早已是松了,再说这年纪也还是到底在的!”
那镜子从某几个角度望过去,有些哈哈镜的味道。没事的时候,或与众人刚刚在排练厅里演奏完毕,传化喜欢在那镜子面前走来走去,一会儿走到左边,看着镜里的自己一下子变得像丝瓜似的那么长长的一条;一会儿走到右边,那脸和身子又转眼变得扁扁的,圆圆的,像个大南瓜,仿佛有一双无形的手,把他从头到脚地夹在中间,漫不经心地轻轻一挤,就让他变成了这形状。回想起自己这六十多年来的风风雨雨,传化觉得人生也同样充满了这种讽喻意味。
作为老板,传化一点儿都不被艺术团里的演员们所畏怯。这些搞艺术的人精很快就熟悉、掌握了他的个性。他们知道他看不得别人受苦、遭罪,能帮上忙的,他一定不会袖手旁观。他从来不会在众人面前颐指气使,他们之间一直都是平等的,是同事,是朋友,是家人与家人之间的关系。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互相调侃、逗乐,开一些很民间的玩笑。他的憨厚,那孩童般的天性,于是都在他们面前坦露无遗。于是他们眼里的他不再像刚开始时想象中的那么威严,令人敬而远之。他们对他有的只是尊敬和爱,倒是见了观泉,他们还会“做些筋骨”。
比起公司其他员工来,这个特殊的团队也许看起来要显得稍稍松散一些。但实际上,他们也受着团内一些规章制度的严格约束。也许在传化的潜意识里,艺术团更像是他内心深处的一块私有地,他要把自己晚年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在这块土地上,把它细细地耕耘好,于是对演员们的素质要求也越来越高,那些上了年纪技艺却久无长进的、平时生活作风不太检点的、喜欢搬弄事非与其他演员不能和睦相处的、未能遵守团内外的工作制度的,等等,都先后被一个一个地出局。为了改变演员队伍中的老龄化现象,传化决定直接去艺校招收演艺人才。恰好绍兴曲艺学校首届学生正将毕业,该校属民营,是由著名绍兴莲花落演员胡兆海夫妇创办的。得知这一消息后,传化便迫不及待地让观泉开车送他去绍兴。
胡兆海的艺校座落在离绍兴市区仅两公里路左右的会稽山脚下。如同倚坐在母亲怀里的孩子,学校三面环山,属大禹陵风景区境内,周围环境相当优美。校舍多是一栋栋高低错落的两层楼房,看起来更像个度假山庄,让人感觉仿佛在家般的温馨和舒适。
孩子们都被唤出来了,都是些才二十岁左右的少男少女,他们都来自附近的乡村,和他们的校长胡兆海一样,衣着都十分朴素。一双双充满艺术灵气的大眼睛眨巴眨巴地望着眼前这个陌生而又和蔼慈祥的老头。
经过一番面试,传化先选中了两名女孩,这二人长得眉清目秀,弹、唱、跳样样都来,其中有一个还十分擅长唱莲花落,那腔调,那招式都能看出是正宗“胡式”谪传,听胡兆海介绍时的语气,那得意的微笑、表情,显然是他本届弟子中最为出色的一个。传化还挑了一名男孩。这男孩最初被带到他面前时,他还很有些失望,这男孩看起来憨乎乎的,个子也不是太高,不过还有些敦实,似乎更适合当汽车驾驶员或经警之类的,在舞台上就好像不太适合了,因为观众对出现在这种地方的脸蛋的要求一般都会比较苛刻。但传化也不得不承认这男孩的扬琴打得确实不错,而艺术团里也正好缺少这样一名乐手。
胡兆海看出了他内心的犹豫,便拍拍他的肩膀笑道:“乡下孩子嘛,看起来当然要显得黑一些,要是在办公室里几个月呆下来,说不定马上就变白了!再说男孩子长得黑一点看起来反而更显精神。”观泉也在边上道:“打扬琴是坐在后台的,长什么模样台下的人一般不太容易看清楚,也不大会去留意。其实这男孩也只是黑了些,五官还是长得不错的,身子也挺结实,出去演出装拆戏台、搬运道具还可以给我们做个很好的帮手呢!”
听他们这么一说,传化也就默许了。三人正式过来报到之前,传化还专门邀请其父母来公司玩了趟,使他们对孩子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尽可放心。这三名新来的年轻人,给艺术团一下子注入了一股极其新鲜的活力。他们都很朴实,很勤恳,对艺术也都有着各自的执著追求。每次演出,多才多艺再加上靓丽的扮相,使那两名女孩子总是担当着重要演员角色。她们一会儿在前台表演,一会又出现在后场,有时候忙得连戏装都来不及脱。擅长唱莲花落的那名女孩子在进艺术团还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凭一曲由胡兆海的好友杨乃浚先生根据传化早期创业经历编写的莲花落《两千块钱一只缸》,频频获得了许多省市级曲艺比赛的大奖。此后又以另一则莲花落《三女闹洞房》,赢得了更高奖项,深得曲艺界老前辈们的赞赏。
隔了一年,传化又通过熟人的介绍,从浙江省艺术学校招来了三名应届毕业生。由于地域原因,这三名周迅的小师妹们,虽然对萧绍地区的曲艺不是很拿手,但科班出身使她们曾经得到过更为正规也更为全面的艺术训练和修养,知识结构也更为全面一些。和胡兆海的三个弟子在一起,彼此之间正好能够形成互补。
至此,演员年轻化已成为传化艺术团的一大特色。在十来名专职演员中,平均年龄只有二十来岁。艺术团专门聘请了原省曲艺家协会主席马来法、著名滑稽演员黄宪高等名家为顾问,经常邀请他们过来给这些年轻的演员们进行指导。
和这些年轻人在一起,传化只觉得自己也一下子年轻了许多。他喜欢和他们朝夕相处,喜欢看他们排演;喜欢让他们围绕在他身边听他讲一个个虽然有的已经重复了好几遍的故事;喜欢他们在他表演的时候为他挑错;喜欢和他们一起分吃一个瓜、一包饼干;甚至有时候该吃中饭了,他也不愿意回近在咫尺的家里,享用公司专门给配备的高级厨师的手艺,而喜欢跟大伙儿一起在员工食堂里以排上半天队再加上两块钱的代价,换取一份一荤二素、一般不太会让你有所浪费的工作餐吃。
就像传化集团已成为冠巨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样,艺术团也越来越成为老人的家园,成为老人身上的衣服、四肢、发肤和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