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二十二卷）

第3章 三十四封书信背后的故事

　　◎陈虹

　　“插友”兼同窗王栋生兄将三十四封泛黄的书信交还给了我——这是父亲陈白尘于“文革”期间亲笔写给他的。据说当年一共有四十三封，且每每于信末注有“阅后付丙”的字样。但栋生兄基本不遵“指令”，他说：“我实在不愿把这些如春风风我、夏雨雨我的信扔进火堆，我宁愿费点心机谨慎地把它们保存下来。”

　　查父亲的日记，一九七三年四月七日写道：

　　虹信中附来知青王栋生提出的关于历史分期的几个问题，要我解答。王，初中毕业，也在（江苏）丹阳插队，与虹偶遇于某处，谈吐不俗，故相识。他牢骚满腹，对现状极为不满，对某些“历史学家”尤为深恶痛绝。自认为是“垮了的一代”，其实是不甘堕落而苦无出路的青年典型。

　　于是乎，他们二人就这样相识了；又于是乎，他们开始了长达两年多时间的通信——从一九七三年的四月十一日起，一直到一九七六年初栋生兄招工回到南京止。如今王栋生早已是全国知名的特级教师兼著作颇丰的杂文作家了，别名“吴非”。但他却反复说：“今生今世，什么力量也不可能从我的脑海中抠去那段刻骨铭心的记忆，因为我的青年时代，曾经有过这样一盏灯。”

　　然而，我的兴趣却更多地转移到了这三十四封书信的背后——固然它们点点滴滴记载下了父亲对当年知青们的关爱，但同时也清晰地记录下了他自己在那段特殊年代中的心路历程。有人曾经将“文革”后期的这段日子称作是“历史的门槛”：向前一步便是希望和光明，但这一步却偏偏迈得那样艰涩与踟蹰。

　　我问过栋生兄，是否注意到父亲在每封信后的签名。他笑了，掰着手指一一数了起来。我说，这正是我要研究的，也正是我想写出来的——他的思索，他的性格，乃至他心底的秘密，统统隐藏在了这些变幻无穷的署名背后。

　　陈白尘——白尘——尘

　　“文革”结束后，父亲写过一个剧本《阿Q正传》，他说他始终都像小学生“描红”一样，严格地遵循着鲁迅原著的精神，唯有在阿Q的名字上稍稍地“描”出了一点“边”——倒霉时大家叫他“阿Q”；发财后众人改称“老Q”；等他参加了革命党，一群趋炎附势者们又尊其为“Q老”……这是父亲的幽默，更是“文革”的现实——当年他的名字就是这样被不断地变化着，因此署名问题绝非“小事一桩”，那是要反映“阶级立场”的！

　　为此，父亲给栋生兄写的第一封信，落款处便是“连名带姓”——“陈白尘上”。是那样的“公事公办”，那样的刻板严肃——

　　栋生同学：

　　你给陈虹的信和提的问题都看到了。首先要说明：我没有研究过历史学，只是好读读史料，而且是近代史的，所以对你提的问题我是不甚了了的；为了解答，我才又翻了翻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和郭（沫若）的刊在《红旗》上的论文以及其他资料。可是读后也没什么收获。现在只好随便谈些不成为意见的意见，你不要失望……

　　对于一名晚辈，为何要这样的拘谨？这便不能不提到当年的特殊背景了——父亲是于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四日才获得专案组的批准，从位于湖北咸宁的文化部“五七干校”回到南京治病的。从表面上看有似“赋闲”，但实则仍为“待罪之身”——不仅结论遥遥无期，而且随时都有可能被重新召回到荒湖野滩继续改造。至于南京的家，父亲形容道：“四周布满了狼一般的眼睛，有如天罗地网似的将我罩在其中。”为此他深居简出，不与外界有任何的接触。那么，这时的他又为何要与一位素昧平生的青年通起信来呢？原因无他：对方是知青，是跟他女儿一样被送去修地球的知青，是正当读书的年龄却又无书可读的知青！

　　栋生兄至今记得当时的情景：“大约过了十来天，收工回来，发现地上有封信，是邮递员从门缝里扔进的。信封是中式的，一看上面遒劲的字和‘南京陈寄’，我心里一阵惊喜：是他！——这是白尘先生给我的第一封信，信上依次解答了我提出的问题，要言不繁，他说自己并非专家，答案只能作参考云云。”

　　父亲给他的第二封信写于一九七三年的五月二日，内容依然是回答对方所提出的有关太平天国的问题，行文也依然是那样的小心翼翼：

　　两个问题都勉强答复了，但不能使你满意，因为首先我自己就不满意，但也无可如何了。自己是好读书而不求甚解的，遇到被人“将军”的时候，就露馅了。不过有人不时将将军，倒也是个鞭策的机会，所以也很感谢你！

　　父亲是从何时起稍稍放松下来——签名时去掉了前边的姓仅剩下“白尘”的呢？查看他的日记，有这样一段话：“收王栋生信，即复。这孩子好读书，每次来信都提出不少问题。”看来，他是渐渐喜欢上了这个“好读书”的小青年了，于是连回信的内容也有了变化，不再是以往的那种“有问必答”了——

　　你来信中有一句错误的话，就是“国宝”与“垮掉的一代”。我既非宝，你更未垮，历史不是以十年八年或三五十年来计算的。我不过是一个平庸的写匠，你也还是个有为的青年，至今为止，只能作如此评价。过高过低，都不恰当，你也不必矫枉过正，直率之言请你见谅！

　　这封信写于一九七三年的七月二十七日，父亲之所以“破例”，原因有二：一是因为对方“是个有为的青年”，二是因为他开始为这个自认为是“垮掉的一代”的小伙子而担心了。——在一九七三年九月三日的日记中他写道：“收王栋生信，谈汉主刘聪拒谏故事。这孩子的思想有入邪的可能。”九月五日又写道：“读《纲鉴易知录》，摘录数条，以待复王栋生信，有‘言非其时，皆招祸之道也’语。”

　　第二天父亲回信了：

　　你说你近来写过几篇短文，怕有毒，没敢让人尝过，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回家养病以来，有时手痒，也想动笔，但思前想后，不著一字，也是怕的“放毒”。汉代管宁对邴原说过：“潜龙以不见成德，言非其时，皆招祸之道也。”我等自非什么潜龙，但为了免于“招祸”，也应当避免“言非其时”才是……因此我再四思之，觉得你我都应以管宁之言为戒，你的这些短文还是不必问世为妙。这也正是你所说的“居安思危”之意而已，望勿误会。

　　信中的着重号是父亲自己加上去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年轻人的关心与爱护，同时也隐隐露出了对时局的忧患与不满。——看来他已不再将对方视作“外人”了。

　　那么，父亲又于何时开始在签名上只落一个“尘”字的呢？——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够享用的，对方必须是长辈抑或知己，而王栋生却仅仅是他女儿的一个“插友”！原因无须多说，答案全在这封信里，它写于一九七三年的九月十九日：

　　听说你也遭到“惩罚”，可谓“无独有偶”：陈虹报考中师，中途落选，正自苦闷，你如已去过大山，当会了解其详。但她颇不像你之“壮心未死”，想你会加以劝慰她。王勃所云，适中下怀，我也曾以“老骥伏枥”自况而励陈虹，但不知她能否振作也，故望能有以规之。

　　……我很欣赏你所说的话：“活着一天，就要像一个真正的人那样活着，而不是‘赖活’”，“只要自己不死，相信能看到想看的东西”。我当以此转告于虹。而且我想，这一天为期也不远了。我过去不同意你用“垮掉的一代”这句话，正是因为尚有许多人在持正不阿（你说是“挣扎”），而这一代人如果锻炼出来，才真正比那些“走运”的人更坚实，更有力，才是真正的接班人！（但是如果自己先垮掉，那是不足为训的人。）

　　已经非常明显了，此时的父亲开始将对方视为了知己——他比自己的女儿坚强，他“像一个真正的人那样活着”！

　　多年后我问过栋生兄：“那天你来大山时，看见我一个人躲树林里嚎啕，为什么不劝阻？”他笑了：“后来你不是也擦干眼泪走出来了吗……”但我知道：晚了，我毕竟让父亲蒙羞了。

　　陈征鸿——征鸿——鸿

　　陈征鸿是父亲的旧名——幼时读私塾时，先生给起的，据说颇有点“鸳鸯蝴蝶派”的味道，竟让他颇得意了好长一段日子。但自从父亲长大后，便很少用这个名字了，唯有家中的亲人及少时的伙伴才这样称呼他。

　　我真不明白，父亲为什么会对一个晚辈署上自己的旧名，而且更于短短的几个月内一再地“缩写”——由三个字而两个字，而一个字。是为了防止小人偷觑？还是将栋生兄视为了自家之人？我想，答案应该是更接近于后者吧。因为就在这年的年末，他在信中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天寒岁末，茅屋破否？望及时修葺，勿为北风所侵袭也！

　　栋生兄告诉我，收信的那天恰恰是滴水成冰，他又孤身一人在乡下过年，是父亲的这行字温暖了他的心，让他铭记一生……我无语，身为父亲的亲生女儿，心中好生“嫉妒”。

　　查父亲的日记，他们二人间距离的拉近，当是自一九七三年秋栋生兄登门拜访始——这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父亲称：“下午王栋生来，谈吐颇有见地，留饭，续谈至九时后始去。知青中一种典型人物也。”那次会面他们谈了些什么，我不得而知。但栋生兄披露了这样一个细节：“初次见面我很失礼，下了火车就去陈家，我在乡下久了，已忘了城里还有午睡这回事。中午一点敲了门，门开了，披着衣服的白尘先生惊疑地望着我，忽然用手指点点我：‘你终于来了！’然后转身告诉师母：‘是他。’——那一年他六十五岁，我二十三岁。”

　　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非常明白的——二人谈得很投机，而且栋生兄还提出要拜父亲为师，但父亲拒绝了他。这封信就写于他返丹阳后不多久——

　　手书迟迟未复，原因很多……最难办的，是你信中那句话，要作“学生”云云。说老实话，论年龄，论某一方面的专长来说，自居“师长”也未为不可。但“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我还不想有此一患。这绝不是什么故作谦虚姿态，而是确实心虚。行年六十又五，离不惑之年已四分之一世纪矣，还是惑之又惑，许多大问题并没搞通，这教我何以为人“师”？比如阶级斗争的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一般说是不惑的了，但在某些具体事实上又搞不通。又如社会主义这一历史阶段如何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也还有许许多多具体问题在思想上未得解决。如此，又何以为人师表？我想，你之所以访求“名师”，其目的当不在问字问句，而是希望对重大问题能有所解答，这我颇感你是“问道于盲”了。你我之所以能谈得来，我想主要是大家都有些牢骚，易于共鸣之故。而在这一点上，我感到惭愧的是，我给予你的消极影响多于积极的影响。就是说，我很少对你提出面对当前现实所应采取的正确态度；而在你目前正处苦闷、彷徨中的时候，这是很重要的。换言之，你现在需要的是一位能对你作人生航向的舵手，而我不是。你（信中）提到的德国某一幽默家的话云云，我是当着笑话讲的，而你联想到我国的某些人，这就不是舵手的作用，而且起了消极影响了……这一事情便可证明我之不适于为人师表了。无以，你我作为忘年交可矣！

　　父亲的态度非常明白，他是怕“误人子弟”；父亲的感情也非常明朗，这便是父执般的关爱。栋生兄后来在文章中这样写道：“当我们还不断地被”文革“的各种花样经所困扰的时候，他经常冷峻地三言两语就揭示出问题的实质。‘白卷英雄’张铁生出现之后，一些坚持读书的知青更感到前途无望。白尘先生给我写了一封信，一共只有六七十个字，劝我不必生气，末句是‘其实张某一儡傀耳’，我们这才想到这是某些人导演下的一出闹剧。这句话在要好的知青中悄悄地传播，大家一笑了之，尽管做不成大学梦了，但各人继续看自己的书。”

　　这一老一少为何能成为“忘年交”？而“陈白尘”又为何能变为“陈征鸿”？无疑，这是因为他们彼此在对方的身上找到了共同的东西——正直、磊落、嫉恶如仇……于是，从此之后的通信便越来越有内容、也越来越精彩了。

　　他们谈论农村的现状与农民的生活——

　　中国的民工，不仅东西南北处处皆同，而且古往今来代代如此。足下的工作，不仅可以回想到隋炀帝的运河，也可以上溯到祖龙的长城，就是这么打打骂骂、偷偷摸摸，看来很不像样子，但许多伟大工程也就在他们手中完成了。

　　……我想那些打骂以至吃喝嫖赌的行为，除了“传统”之外，最大的原因在于文化落后。特别是在今天，人民没有文化生活——最起码的文化生活，休息之余你要他干什么呢？（我常有一种怪论：农村人口增长率过高，其原因之一便是生活水平过低，没有文化生活，除了抱着老婆睡觉，还有什么可称之为幸福的东西？在高度文明的近现代国家，哪有像我们人口过剩的？）因此，对于农工们的如此种种，也就不能深责了。他们的伟大正在于不知什么叫苦，而不叫苦则在于穷。我现在无法断定的是：如果他们不穷了，是否还肯如此之苦？如若不然，则我们这伟大的民族出路何在？是永处贫困之境？还是丢掉这个伟大的光荣？愈想愈茫茫然起来。

　　他们还谈论目前的时局与全国的形势——

　　所谓“永不录用”者，是唬人之词而已，许多蟹公尚难“永”存，况小小鱼虾乎？日来省中情况大佳，揭发林贼死党的斗争盖子已揭开了，许多蟹公已作寒螿泣矣……未来局面自难逆料，但“前途是光明的”，总还是大势所趋。“走投无路”者当非青年之辈，而是该死的大小林贼之类。

　　……柳著（《柳文旨要》）中叛将之说，至今还是适用的。其实凡是搞篡夺阴谋者，十九都是此辈，唐代藩镇以至北洋军阀，都深娴此技，至今未见改辙也。几年来此辈所作所为令人发指，单只“小五子”一个问题，全省几十万人遭受迫害摧残，其酷刑虽周兴、来兴臣辈亦自叹不如，遑论其它！无怪乎足下有“论甚么清白”之叹也。

　　父亲甚至大胆地批评起了“评法批儒”的无耻与荒谬——

　　有些“贩子”肆意鼓簧，丑诋前贤，令人齿冷！但贩子终为贩子，奈历史何……至于捧秦，则是矫枉过正所必然，但有些贩子又从而“加码”为可恨耳！“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自古已然。

　　……昨日有本小册子介绍太平天国，说失败的教训仅仅二点：韦昌辉的内讧与石达开的分裂。有人议论说，洪秀全脱离群众也应是个原因，立刻遭人反驳，说是对农民革命的侮蔑。又闻，有人议及秦始皇他妈与嫪毐的丑史，也遭反对，真是碰不得他妈的了！可怜可叹！

　　父亲终于开口骂人了，终于“肆无忌惮”起来了！——在“忘年交”的面前，他再也不需要遮掩、不需要顾忌了……

　　尉庸文——庸文（荣文）

　　谈到这一签名，则是需要解释一番的了。

　　那是一九七四年的五月一日，父亲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而“突发奇想”，已经无从考证了，但他在信纸末尾落下的就是“尉庸文”三个字。似乎是怕对方不明其意，他又加了一个注：

　　署名了无深意，因思及迅翁曾有“隋洛文”的笔名，故效颦耳。

　　隋者，堕也。这在古代汉语中是相通的。鲁迅之所以起了这么一个笔名，那是在暗隐当年的他竟然成了被政府通缉的“堕落文人”。那么，父亲的寓意又在哪里呢？从读音上看，尉又可以读作yǜ，而“尉庸文”岂不成了“御用文人”乎？写了一辈子喜剧的父亲，难以改变他那幽默而又辛辣的风格，这不，又不知他是在调侃何人了！

　　其实，这一“笔名”的出现，更可清晰地折射出父亲此时的心情——他又开始说笑了，又开始恢复了“难移”的“本性”。原因何在？时局与形势出现了重大的变化。

　　一则，他可以不去干校了，终于解脱了牛棚的监禁与劳改的折磨。他在信中欣喜地告诉自己的“小友”：

　　我们干校来信，说如要继续治病，可请医生开一证明来，看来是允许长期在宁逍遥的了。昨日已弄到一纸证明寄去，七十四年内是可以“平安无事”矣！用以告慰。

　　二则，对于运动的发展及国家的前途，他是越看越清楚了。于是他同样告知自己的“小友”：

　　无肠公子们时而作寒螿泣，时而又作横行状，尚难即作定论。盖中央对他们的态度暧昧，不知究竟是“欲擒故纵”，还是“尾大不掉”，不敢下手，因而一时又趋沉闷……所以我等小民固然要慢慢看，可代价也是不轻的。

　　“小友”毕竟年少，在来信中探询起了父亲今后的打算，并盼望他能继续“挥毫”。一开始父亲是矢口否认的——

　　至于“挥毫”云云，足下亦未免过于乐观。“庆父不死，鲁难未已。”驸马辈一日在朝，我等焉有分“毫”之想，而况“挥”乎？即使敢“挥”，不仅难入时人之眼，而且有犯回潮之嫌也……我也只想找个山明水秀的去处，盖上茅屋数间，以终天年而已，岂望他哉？

　　他还说——

　　我为自己算过命，恐怕出山归隐两不成。听说如今干部又有一种安置办法，即仿部队的，叫做离职休养，简称“离休”者，将来就是我的前途了。作为一个作家，本无所谓出山与否，即使隐居，也同样可以执笔。问题在于，即使出山，又能写出什么东西？“冷眼观螃蟹，挥毫为人民。”确是佳句，但二者的统一是比较困难的。“为人民”为不好，又将被视为“反人民”了。所以返宁一年，除整理日记外，不著一字也。

　　但是仅仅才过了几个月，“不著一字”的父亲竟然也“效颦”起鲁迅的笔名来。看来他心中的坚冰在开始融化，一种欲望也在悄然而生。

　　一九七四年的七月二十六日，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读《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韩非作《说难》，而终以说客身份遭难，是一个悲剧人物。李斯卖友，是个小人，但如今论者却作为小节原谅了。凡是扯得上法家的，都鸡犬升天。吕后残暴，也因属于法家而被恢复名誉。但在这些历史人物的尸体下面，却隐藏着多少杀机！今之“淮阴侯”虽无造反之意，恐亦有未央宫之祸也！

　　局势的险恶，使他不敢再“归隐”了，一周之后父亲给王栋生写了一封信：

　　我近来并未更加颓唐，只是谣言孔多，令人心烦。明知造谣者的用心所在，但无从揭发为恨耳。法家的追封日多，目的还在于透出今日的“儒家”来，这倒是要拭目以待的。

　　人们都说，喜剧作家是站在时代的顶峰，居高临下地俯视人间万物的，因此他们不仅能看到走在历史末路上的小丑，而且更能看到地平线上的曙光。我想，这也正是处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日子里的父亲为什么又恢复了他那乐天的本性并为自己取下了这么一个“奇怪”的笔名的原因吧，因为他要“拭目以待”，并且有点“蠢蠢欲动”了。

　　——这是他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一日的日记：

　　返宁一年多，对社会现象了解不少，忧心忡忡，每感无从申诉，也就不去考虑向党中央反映了。但自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党政军各方面暴露的问题尤盛，有所怀疑，有所忧虑，每每感情冲动，想向毛主席上书，但一想到自己如今的处境又颓然了。可是我毕竟还是一名共产党员，心所谓危，焉能默然？应该对若干现象作深入了解，细致分析，以等待时机，作如实的、恳切的反映才是……从此是作一个安分守己、只图个人安危、过着退休“养老”生活的废物呢，还是作个（西汉时期）折槛的朱云式的人物呢？我感到惭愧。

　　南京臣——老臣

　　陈白坚——白坚氏——小土氏

　　父亲的“蠢蠢欲动”一开始并未“动”在写作上，而仍然是“动”在了签名上。——从一九七四年的夏天开始，他便在给“小友”王栋生的信中不断地变换着自己的签名，其幽默与诙谐着实令人喷饭。

　　先以“南京臣”来说吧，它的由头倒是来自栋生兄。

　　此兄与我同在丹阳插队，但不在一个公社。他落户的镇子叫豆庄，村子名东阳桥。为此，他与一侯姓同学便不无戏谑地在信封的下款分别署上了“丹阳王”和“东阳侯”。最初父亲没能明白其中的“噱头”，曾去信提醒以防“万一”——“以后赐示，信封上乞注详细地址。此乃陈虹告我的方法，非仅怕无法投递时可退还原处也。”但很快他便琢磨出了对方的寓意，于是在紧接着的第二封信中也同样谐谑了起来——不仅直呼对方为“丹阳王”，而且落款处竟是“南京臣顿首再拜”。栋生兄知道玩笑开大了，赶快来信纠正，不料父亲的回信更幽默：

　　……“王”位之封，是阁下（在信封上）自封的，在下不过是“南京臣”耳，哪敢裂土封王乎？

　　可能是栋生兄因“知错”而“收敛”了一些，再次来信时改称为“豆庄王”了。哪知父亲“不依不饶”，竟得寸进尺般地开起了玩笑：

　　在下称臣于南京，原系事实，与丹阳之王可谓风马牛，阁下何必惶惶自贬？其实豆庄之大小不下万户，即使称王于此也还是个王的，辞也辞不掉，何况《百家姓》尚未批判，想废姓也还不成。

　　就这样，在以后一段时间的通信中，父亲不仅在信封上直接署作“南京臣寄”，而且还时不时地以“老臣”自称。

　　一九七四年的这段日子里，父亲与栋生兄又先后见过两次面，彼此间的关系也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据栋生兄告知，他们有时候竟能聊到“忘乎所以”——“和善的师母颇为不安，不断地暗示我们‘隔墙有耳’。”他还说，他本人的抽烟本领也是在我家练出来的——“白尘先生的烟瘾很大，一天要抽五十支，一只大海螺充当烟缸。我们对坐，后来竟也可以连抽十多支了。”

　　也就是在那年的秋天，栋生兄当面问过父亲：“依您的估计，这场运动还得多少年才能收场？”父亲没有回答，而是让对方先说。“丹阳王”想了想：“怎么也得七八年吧。”“南京臣”却摆了摆手：“不用，五年足矣！”……事隔多年，每当忆起这段往事，栋生兄总是慨叹不已：“还是白尘先生估计得准！——虽说一九七六年‘文革’基本收场，但真正令他愉快的日子的确是在一九七九年以后才到来的。”

　　由此可见，自一九七四年起父亲的心情是在逐渐“由阴转晴”——先是邓小平出山，主持了中央日常工作，致使瘫痪多年的各条战线都获得了全面的整顿与初步的改观；后是江苏省清查了吴大胜在深挖“五一六”运动中的罪行，并将所有参加“三支两军”的人员撤离地方，回到原来的部队。这一切都令父亲看到了一线希望，他的笑声因此而多起来，他甚至还准备同“丹阳王”一起，合写一部《新解颐录》。

　　这不，只要翻阅一下父亲在这段时间给王栋生写的信，其签名实可谓稀奇又古怪：除了“南京臣”和“老臣”外，还有“小土氏”、“白坚氏”、“陈白坚”等等。——前者，比较好解释，他是将自己名字中的“尘”字拆开，上为“小”，下为“土”，玩了个文字游戏。至于后者，则要作一番“注释”了——他在信中告诉栋生兄：

　　“坚”是邮务员如此叫的，而且是应写作“尖”字的，太不雅了。

　　这个故事，我们全家人都知道：当年邮递员送信，都是在大门外高呼收信人姓名的。但由于寄信者草书，陈白尘的“尘”字下面一横每每写不直，于是多被误作了“尖”字；而收信人呢，则是有苦难言，又不能不起身应答。然而没有想到，这一笑话竟然也被父亲用作了“典”。一谈起它，栋生兄便捧腹不已。

　　在这些笑声的背后，父亲究竟在想些什么呢？抑或说，是什么原因让他如此地“返老还童”起来了呢？——在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

　　终日碌碌，殊无聊。因念长此以往实非计。年来感触至多，笔杆蠢然欲动，此后能有一个到两个个人五年计划，是可以写下一二部东西来的。

　　陈“员外”——员外郎

　　父亲从何时起又自称为“员外”了？那是一九七五年的春天，他的命运终于有了转折——这有日记为证：

　　一九七五，三，二：上午省干校赵万福同志来访，说其干校已把原五、六连的和安置组的人重新编组，成立四个片，即四个支部。城北片下设三个组，大庆路一带为一个组。赵说，他是代表组长来通知我的，明日起即参加他这一小组的学习，每周一、三、五共三次。回到南京已两年多了，省干校终于接收我参加学习。虽迟，但总算有个着落。

　　这样的好消息，父亲当然不会忘记通知“丹阳王”——

　　最近我荣幸地被通知参加在南京的原省干校人员的分片学习，我因提出将组织关系调回江苏的要求，报告转省委去了，不知下文如何。这也算是对我落实政策的先声吧。

　　也就是在这封信的末尾，他署上了这样四个字——“陈‘员外’上”。是啊，不叫“员外”又叫什么呢？除了“学习”，没有任何的职务。

　　但就连这样的学习，没过多久也变味了。他在日记中写道：“小组学习已经成了漫谈会，从组长起都是牢骚满腹，语中带刺。闻其他小组更差，连学习活动都坚持不下去了。不能具体落实政策，光是空对空地学习，是难以为继的。”

　　然而，坏事往往能变成好事，困境往往能变成契机。一九七五年的六月一日，身为“员外郎”的父亲终于开始动笔了——他在日记中写道：“从今天起，我要开始新的创作——酝酿已久的那部笔记体的作品。”

　　何为“酝酿已久”？无疑，应该是从“尉庸文”时期就开始了。他给自己的这部新著起名为《听梯楼笔记》，又何为“听梯”呢？其中的含义他在给“丹阳王”的信中透露出来了——

　　听到一些传闻，中央似在加紧落实干部政策。但这种楼梯的响声已听惯了，只怕有朝一日狼真个来了，也不相信了。此之谓麻木不仁。

　　《听梯楼笔记》自一九七五年六月一日动笔，至该年的年底杀青。他在《后记》的结尾处这样落笔：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记于南京玄武湖畔、高云岭下、听梯楼之南窗前。时天寒岁暮，树林凋零，阴云沉沉，似有雪意，而庭中月季新芽待发，距立春不过一月矣！

　　栋生兄交还给我这批信件时，只有三十四封，比他说的四十三封要少掉了九封。我估计缺失者主要在这一阶段——因为中央专案组来南京向父亲出示结论是在七月十八日，他被戴上了帽子，开除了党籍，留给他的，只剩一个“公民权”。为此，父亲不得不停止写作，不住地向上申诉，他不服，要求重新审查，重作结论。事后我问过栋生兄，他回答我，这一阶段父亲并未停止与他通信，而且也告诉了他这一令人痛苦不堪的消息，但是我却始终没有见到这些宝贵的资料。

　　不过我绝对相信，这些信件的内容不会是沮丧，而是向“丹阳王”报告自己的写作进程。因为仅仅才停顿了一个月，他又重新拿起笔来。——这是他的日记：

　　一九七五，八，二十八：《听梯楼笔记》的写作被打断了一个月，今日续作一短篇《丹阳王》，得二千余字。内容主要为王栋生所供，记下又一“新生”的地头蛇！

　　一九七五，九，二十三：完成《工农兵大学生一样板》，约四千字。有多少东西要写，却觉时间精力都不够了。一个作家的悲剧大都如此：等到他真正想写些对人类有益的作品时，或者由于衰老，或者由于环境，竟迫使他无法完成了！

　　笔记者，纪实也。这部《听梯楼笔记》的内容，也完全是纪实——纪“文化大革命”之实，纪大革文化命之实。他将自己从各种渠道听来的消息一一记录下来，目的只有一个：“我只想作个自封的稗官，记下这些‘闾巷风俗’，有朝一日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离开了病榻，我将捧出这部书稿，作为芹献。”

　　的确，是写作帮助父亲度过了精神上最为痛苦的一段时光。他在日记中写道：“自动笔写这部笔记起，每日似有所为而生活了，心境略感安定。”又说：“只有在写作中才感到生活着。”

　　“文革”结束后，我将这部写在四孔活页纸上的书稿递给栋生兄看，并感谢他在来信及数次与父亲的会面中提供了众多的“素材”。栋生兄一个劲地摆手：“这怎么可能？”我找出了父亲的几段日记，读给他听——

　　一九七四，二，十四：王栋生由丹阳来，送稿至《新华日报》。为报导亦要开后门，送烟酒，岂有此理！

　　一九七四，十一，四：王栋生来，谈到某校暑后来了一位工农兵大学生，从校长起即不欢迎，教员对之更是冷漠而残酷，以其是两年前开后门进的大学，闻之可笑可叹。

　　一九七五，二，九：王栋生来，谈他从六合上长途车时某一解放军多占座位拒不让孕妇就坐而引起公愤事，令人浩叹。二十几年来培养成的对解放军的敬爱风气逐步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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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栋生兄笑了，说是有这些事。他回忆起那些天里他们老少二人如何促膝长谈，又如何“粪土”宵小。气愤时父亲用烟嘴狠敲桌子，大笑时又屡屡被香烟呛得咳嗽不已……

　　一九七五年终于过去了，《听梯楼笔记》也完稿了，而江苏的知青们更是在省委书记彭冲的指示下，一批批地调了回来。于是父亲在给栋生兄的最后一封信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希望一九七六年是你们知青的翻身年。

　　是的，再接下来的日子便一天比一天有希望了——一九七六年初，我与栋生兄先后回到南京；次年冬，又一同考进大学；再过一年，父亲也不再是“员外”了，他被南京大学的校长匡亚明请去当了中文系的主任。

　　——恶运终于结束了，三十四封书信背后的故事也到此而画上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