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二十六卷）

听“鲁迅精神与当代文化建设”研讨会有感

　　◎王得后

　　仿佛是“六个一”那天，或许还早些，孙郁兄来电话，说北京文联想邀我参加一个研讨会，题目是“鲁迅精神与当代文化建设”，会在南京开，问我能不能去？真是喜从天降。当今之世，还有知者追求“鲁迅精神”与当代文化的建设，不是凤毛麟角，也是寥若晨星了。我满口答应，颇有期待。

　　三十年来，鲁迅研讨会多矣，而像这样带有根本性的切中时弊的专题，我萎缩的脑海中一片空白。这是一个内容丰富、复杂，而难以推行的题目。盖有力者“非不能也，是不为也”。这是我三十年探索的题目。一九八一年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我提供的论文就是：“立人”是鲁迅的中心思想、目的和归宿。直到一九九一年还有我尊敬的前辈批评的议论见于报端。我不改初衷，新世纪又写了《“立人”就是立文化》。如石沉大海，毫无反响。社会醉心于 “国学热潮”之中，企望在“信仰危机”之后用“国货”挽狂澜于既倒，鲁迅竟然成了被批判的对象，遑论他的“新文化建设”！二十年过去，社会精神濒临崩盘，恐怕并非危言耸听。民间谚语说的是：看央视“这边风景独好”，一片和谐气象。走出门，老人倒地没人“敢”扶，儿童被碾压“不敢”救助。是的，“愚弱”的精神是撑起不了“崛起”的大厦的。难怪非鲁迅研究界的朋友也决心呼唤“鲁迅精神”，要发出别样的声音，我怎能不“初闻涕泪满衣裳”呢？

　　二○一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到达南京，我才知道，这是北京文联和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联手举办的。十五日开会，又是一个“比较无所顾忌”，“比较畅所欲言”的学术会议。这是我二○一一年第二次亲历的这样鼓舞我心的鲁迅研讨会。我深知有人不高兴，但鲁迅八十年前就说过：“在我自己的，是我确曾认真译著，并不如攻击我的人们所说的取巧，的投机。所出的许多书，功罪姑且弗论，即使全是罪恶罢，但在出版界上，也就是一块不小的斑痕，要‘一脚踢开’，必须有较大的腿劲。凭空的攻击，似乎也只能一时收些效验，而最坏的是他们自己又忽而影子似的淡去，消去了。”最令我难忘的是：与会者没有一个半途而退的。这可是如今罕见的“盛事”了。在如今的学术会上，自然，我参加的是极少数极少数，但几乎无会不见“华威先生”和他的弟子多矣。他们都是“知书识礼”的学者教授啊。不过我又想，如今的生活节奏快而又快，“赶会”也是难免的。世易时移，或不当以“华威先生”视之。

　　研讨会给了我许多启迪。首先是议题。质疑的是：“鲁迅精神”和“当代文化”都并非“不证自明”的，而题目给出的似乎就是一个肯定的结论。这时候我也才注意到，我们汉人的一种思维定势，的确是这样的，题目就是答案。但随后我就想起一九八○年代初，一次研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电影的会上，一位前辈发言的题目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三十年代电影。他侃侃而谈，如数家珍，可最后的结论是：没有影响！哇。虽说已经开过“理论务虚会”，虽说夭折了，还是石破天惊，如醍醐灌顶。这是违背权威的指示的呀。从那时，我知道正题可以反做。在是非、利害、深浅、大小等等之间，还可以有多种多样的视角，多种多样的方面和议论。打破定于一尊的“思维定势”，空间无限广阔。鲁迅谈《红楼梦》，就说：“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在我的眼下的宝玉，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证成多所爱者，当大苦恼，因为世上，不幸人多。唯憎人者，幸灾乐祸，于一生中，得小欢喜，少有罣碍。然而憎人却不过是爱人者的败亡的逃路，与宝玉之终于出家，同一小器。”可见，文学—文化不是算术，二二一定得四。鲁迅也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有开放的思路。天津师傅教我一句民谚：“好看不如爱看。好听不如爱听。好吃不如爱吃。”人间世的一切，都在一个“爱”字：你爱就拥抱了；热烈的爱就热烈地拥抱。不爱则“何有与我哉！”乃至于“憎”，也是人情之常。即使世界“大同”，人类生活在“黄金世界”，人还是有不同的七情六欲的，我以为。

　　虽说文化必须有开放的思路，博大的胸怀，因为文化是包罗万象的。人类创造的一切，自然科学的，人文社会学科的，物质的，精神的，吃喝拉撒睡，琴棋书画剑，无不包含在文化之中；具体的科目除了它的专业之外也有文化的蕴涵。但文化的根柢毕竟是对人的思维、言语和行为的濡染，的规范。文化即人化，也即化人。价值观与价值取向是文化的根本特质。“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孔子—儒家的根本特质。“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是“不得与民变革”的教旨。其他是枝叶，也就是可以“与民变革者也”。二十年的“国学热”，没有一个当下的“国学家”敢谈“三纲”者，是有深意和苦衷的吧？有海外学者曰：“创造型转化”；大陆学人也如获至宝。不过，没有一个人教我：如何将“君臣转化”？父子，夫妻也一样。而陈独秀、胡适、鲁迅们倡导的是新文化，要扫荡的正是“三纲”，他们的共识是：“三纲”是奴隶政治奴隶道德的根本，是一级压迫一级的非人性的文化。他们呼唤人的尊严，自己要成其为人，同时把别人也当人。人与人之间要“自他两利”。鲁迅明确提出：“人固然应该生存，但为的是进化；也不妨受苦，但为的是解除将来的一切苦；更应该战斗，但为的是改革。”这就是他倡导的“一要生存”，但不是“苟活”；“二要温饱”，但不是“奢侈”；“三要发展”，但不是“放纵”的“立人”的纲要。鲁迅理解并尊重人的生物性的“生存”、“温饱”和“发展”的天性欲求，但鲁迅倡导人必须超越生物性的生存，而成其为“人”的生存。人需要休息，需要娱乐，需要喝茶，鲁迅曾经发议论：“善于治国平天下的人物，真能随处看出治国平天下的方法来，四川正有人以为长衣消耗布匹，派队剪除；上海又有名公要来整顿茶馆了，据说整顿之处，大略有三：一是注意卫生，二是制定时间，三是施行教育。第一条当然是很好的；第二条，虽然上馆下馆，一一摇铃，好像学校里的上课，未免有些麻烦，但为了要喝茶，没有法，也不算坏。最不容易是第三条。‘愚民’的到茶馆来，是打听新闻，闲谈心曲之外，也来听听《包公案》一类东西的，时代已远，真伪难明，那边妄言，这边妄听，所以他坐得下去。现在倘若改为‘某公案’，就恐怕不相信，不要听；专讲敌人的秘史，黑幕罢，这边之所谓敌人，未必就是他们的敌人，所以也难免听得不大起劲。结果是茶馆主人遭殃，生意清淡了。”鲁迅甚至尊重底层民众的听唱《十八摸》，道理是：“那是她用‘自食其力’的余闲，享点清福，谁也没有话说的。”当代“王者师”谁有这样的眼光，这样的胸襟？从民众的利害来观察文化！

　　我常常困惑，常常苦闷：大禹的爹奉命治水，用“湮”也就是“堵”的方法，失败了，头也被砍了。大禹“反其道而行之”，毫不理会“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是为孝也”的祖宗规训，用“导”的方法，导九流入海，滔滔洪水的天灾化于无形，天下太平了。那当是名副其实的“盛世”吧。大禹也坐了龙庭。可我们同胞，歌颂大禹，为大禹树碑，建庙；可完全不学他的思路，不用他的方法。我华夏大地，有谁见过鲧的碑？有谁烧过鲧的香？可骨子里却效法他，也即大禹的爹：永远用“湮”，永远用“堵”，永远是“管理”，永远说不清多少天灾，多少人祸！为什么这样？

　　与会者对于鲁迅以个人为本位，“尊个性而张精神”，达到大群的觉醒的“立人”办法，没有公开的异议，根本的异议，似乎也许是一种共识了。因为鲁迅所说：“盖惟声发自心，朕归于我，而人始自有己；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若其靡然合趣，万喙同鸣，鸣又不揆诸心，仅从人而发若机栝；林籁也，鸟声也，恶浊扰攘，不若此也，此其增悲，盖视寂漠且愈甚矣。而今之中国，则正一寂漠境哉。”实在是合乎常识，合乎人情，是朴素的道理。还有一个共识，是知识者固然要“声发自心”，要“立我”，要有自己；但如果社会不容人说心里话，甚至以“交心”入罪，是不会有刚健、鲜活、高尚的文化的。社会精神下滑，老人倒地不救，小悦悦被车辗压路人不敢援手，恐怕多的不是个人的冷漠，而是害怕因此得祸。这是有一种强大的逼迫人不敢救助的社会力量在。社会是个巨无霸，即使是觉醒的知识者也如沧海之一粟。鲁迅的呐喊近一百年了，一九三六年临死还呼吁“救救孩子”，几近于耳边风啊。

　　有信任鲁迅的人在，又有这样一些共识，又注意到文化的多元性、多样性，反对定于一尊，怀抱开放的思路，“民魂”不绝，希望在前。我对这次研讨会，心怀无尽的感激之情。非为我钟情的专业，为我难割难舍的同胞和异胞也。

　　二○一一年十一月十九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