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二十六卷）

鲁迅与魏晋

　　◎骆玉明

　　说明：几年前在复旦大学以这个题目作过一次讲座。当时只是随口地说，没有稿子。感谢一位不知名的同学将记录稿整理出来，发到互联网上，传播颇广。但因为是随口说，难免有不合适的地方，或不便于记录而显得凌乱之处。趁《悦读》索稿的机会，重新作了清理。除了理顺文字外，篇幅也有所删削。

　　今天这个讲座呢，借用鲁迅作的一次讲演，叫做《未有天才之前》，开头说过的话，就是：“我自己觉得我的讲话，不能使诸君有益或者有趣，因为我实在不知道什么事，但推脱拖延得太久了，不能不到这里来说几句。”每年的讲座我都想尽办法地推，同学来跟我联系，我就说：“哎呀，没空呀。等下个月看行不行。”下个月我就说：“找不到题目呀，实在找不到题目。”然后——我就这样。我觉得如果我这样请别人，别人这样跟我推的话，我肯定勃然大怒：“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偏要你说。你就不说吧！”那我这样就觉得很坦然——是你不让我说。但我们学生会的同学就特别顽强，后来我都不好意思了，我说：“你跟我打交道很累吧？”他说：“没！很好，很开心！”这给我一个严重的打击，那我就只好跑到这里来说一点。

　　这个题目是很晚才想起来的，因为不知道说一个什么样的题目比较好。这个题目好像也不太完整，因为应该鲁迅与魏晋的“什么”。鲁迅与魏晋风度？鲁迅与魏晋文化？鲁迅与魏晋文学？可每一个好像都太小了一点。鲁迅与魏晋文化大概稍微能包容一下，可是“文化”这个词儿，现在用得特别的滥，让人觉得挺反感的——吃喝拉撒都有文化。所以就光溜溜的，就“鲁迅与魏晋”。

　　这个题目不是很完整，但是既然有一个题目，就有一个主旨。写文章没有中心思想是不行的，若是没有中心思想，老师就不给打分了。我讲这个题目的意思，就是从鲁迅跟魏晋文化或者跟魏晋文学的关系上来引发一点思考，谈我们怎么样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的问题。这好像还是一个比较大的题目，也还时髦。

　　这个问题关联比较大的地方就是，大约从清末以来，中国文化一直处于一种危机状态。一百多年过去了，这种危机状态并没有改变，是不是有越来越深的那种可能，也很难说。我们知道， “中国”这个名称的意思就是“天下之中”的意思，除了中国之外，那就是“四夷”。这个态度也就是说，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和文明的中心——古人一直都是这样认为的。可是到了清末，大抵是从鸦片战争以后，我们突然发现自己并不是世界的中心，也不是文明的中心。随着国家处境越来越艰难，中国人开始意识到完全有另外的与中国文化不同的文化，它们同样有着自己的价值。

　　之后到了甲午战争——甲午战争对中国人的自信心的打击是非常大的，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打击就更严重了，人们甚至觉得中国文化的很多东西根本要不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主要宗旨实际上就是吸收西方文化。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态度问题。可中国人又面临着一个很大的困难。日本人可以“脱亚入欧”，他们可以从根本上摆脱曾经认同的东方文化价值，所谓“洗面革心”地去接受西方的文化；而中国这样一个非常古老的、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民族，很难把自己的整个文化发展的希望寄托在另一种文化的基础上。这就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经常发生争执的问题。比较极端地倾向于西方文化价值观的人，他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时会采取一种完全否定的态度——我们知道，“五四”前后曾发生过“废除汉字”这样的议论；极端的保守派呢，又给我们一种很大的自信，他们认为西方的文化只是一种物质性的文化，精神文明还是要靠东方的，将来解救这个世界还是要靠中国文化、靠儒家文化。这好像又是吹了一个很大的牛，这个牛悬在很遥远的地方，使得我们目前又可以暂时地心安起来。我们现在虽然不如人，将来我们总是会好的；我们祖先比人家好，我们将来也比人家好，就我们现在不好。

　　这里面包含着很多的问题。我想恐怕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这样的，就是寻求中国文化传统当中真正本来是好的、有价值、优秀的东西，有生长力的东西，并且使它和我们接受西方文化价值的这种选择结合起来，从我们的文化自身中寻找到趋向于我们所希望的现代方向的因素。这是不是一个可能的事情，是不是一个做得好的事情？我想，这恐怕是从事中国文化研究工作的人所需要做的一个工作。

　　但是什么东西是中国文化当中有价值的东西？这个是需要仔细辨别的。上海的一个中学生的杂志，他们每年搞一次古文大赛，我在那里给他们当顾问。做了人家的顾问，通常总要说几句捧场的话，而捧场的话要说得人家也高兴，我呢，也觉得不是很违心。我就说：读古文，要努力发掘里面真正有价值、有活力的东西，再说得简单一点，就是让我们开心的东西，而不是让我们不开心的东西。中国古代文化里面有很多东西，是让人不开心的，是让人憋屈，让人郁闷，让人变傻、变蠢的东西。元代很流行的一种说法，说是“九儒十丐”，文人觉得很屈辱——只在乞丐之上啊。我在上课的时候曾经说：这上面还有一个呢，叫“八娼”，“八娼九儒十丐”。在儒之上有娼，儒之下有丐。但是我觉得这个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如果这个“儒”是指那些专门教人愚蠢、迂执、郁闷、活得没趣的那种人、也就是那些专门给大家做官方意识形态的政治思想教育而让人活得不耐烦的那种人的话，那么居于“娼”之下也完全是合理的。因为古代的所谓 “娼”是一个很宽泛的观念，它除了指那种色情业的工作人员之外，还指歌舞演员。歌舞演员是一种令人快乐的职业。而儒，相当一部分是令人不快活的。这种儒能居于娼之下，应该心甘情愿比较好。

　　可是有一位记者同志参加了那一次采访，后来我看他发表出来的文章，大吃一惊。他说：“骆玉明教授说：‘现在的学生，英文能看西方经典。’”——我又没说现在的学生英文能好到就能看西方经典！这吹牛了吧，没那么好吧？——“可是却不知道唐宋八大家。”我想他小脑瓜里大概就知道一个唐宋八大家。我呢，这唐宋八大家分开来，一个个单独地说，我觉得里面有些人还是比较可爱的。比如苏东坡挺可爱，是吧？这家伙挺有趣的。但是“唐宋八大家”这个概念放在一起说的时候，就属于我上面说的那种让人无趣和郁闷的“儒”。因为“唐宋八大家”是一个古文传统概念，就是所谓“文以载道”的概念，而“文以载道”的概念主要就是宣扬统治意识的概念。我就是从来也不捧唐宋八大家的场。顺带说，鲁迅和他的弟弟周作人也从来不捧唐宋八大家的场，尤其周作人对唐宋八大家之感冒是到了极端的，看到韩愈十分讨厌。我对这样公开发表出来的 “骆玉明教授”觉得毫无办法，只好将来有一天把这些东西全部搜集起来，然后重新发表一篇文章，叫《这不是骆玉明说的话》。

　　这证明我说的一点是很重要的——他在采访我，记录我说的话的时候，仍然没有明白我在说什么。许多人并不真正知道、也没好好想过中国文化里面什么东西是值得尊重的，值得发扬的，什么东西是不值得的，是应该成为过去的。

　　我想，鲁迅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态度，有些大家是很清楚，很明白的。鲁迅有过一个很有名的举动，就是有一个杂志让他开一个必读书目，他结果一本书也没开，而是在上面写了一段话——我把这一段文字带来了：《青年必读书——应〈京报〉副刊的征求》，在《青年必读书》这样一个栏目下面，正文是：“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附注倒是很长的一段，鲁迅说：“我以为要趁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但也都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然后下面有一句很惊世骇众的话，就是：“我以为要少，或者尽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是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不了什么大不了的事。”这是鲁迅早期的，上世纪二十年代说的一段话。它在文化史上也算是很有名的了，研究“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化或者中国思想的人必然会提起这段话，同时这也是非常多地引起争议的一段话。

　　鲁迅有一点大家如果能够明白的话，可能读他的东西会更清楚一些：鲁迅是一个感情很强烈的人，并不总是一个十分冷静。鲁迅的话里面最重要的是他的指向，就是说他指向什么方向。他那些话的意思，我想未必就是说中国的书一定不可以读或者说读了就一定不行，他要指向的是中国的文化中包含着那些让人无所作为，让人沉闷的东西。现在中国人最要紧的事情是积极地行动，是他说的敢怒、敢说、敢笑、敢骂，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确实，我们注意到，如果说外国书和中国书有不同，在鲁迅那个时代，具体来说，外国书所指的主要是西方十七、十八世纪以来的著作，这里面所包含的人文精神，那确实是比中国古书中所包含的要强烈的多——中国书所指的主要是中国古代的著作。相比较之下我们能够看出来鲁迅的话的指向。

　　而实际上我们当然知道，鲁迅是一位中国古典修养非常深厚的学者，我们甚至可以说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专家。大家知道当时有一个刊物叫《学衡》，专讲“国粹”的，鲁迅先生写过一篇文章是《估〈学衡〉》，随手在《学衡》里挑了些例子，然后把那些“国粹派”评得一钱不值。鲁迅的古代文化的功底是相当漂亮的，骈文写得相当好。我们也知道他是中国小说史研究的专家，他的两部古小说方面的著作，一部是《古小说钩沉》，至今仍是研究中国文学的人常用的一部工具书，另一部是《中国小说史略》，现在也没有完全被取代。鲁迅的诗，大家也知道写得非常漂亮；字，也写得很好看。总之他是一个旧学修养非常好的人。也有人常常拿此来攻击鲁迅，就是说你自己读了那么多的中国的古书，却反对中国人读古书，你是什么意思？

　　我想说的是鲁迅并不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一种全盘否定的态度，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也有很喜欢的东西。鲁迅曾经非常有感情地说：“遥想汉人是何等的闳放……唐人也不算弱。”“外来的动植物皆毫不拘忌，便充作装饰的花纹。”他写这篇文章是看他自己买的一个铜镜，铜镜上面是海葡萄纹，就是葡萄纹。汉代把外面进来的东西，前面都加一个“海”字，就像我们现在说“洋”一样。海葡萄啊，海石榴啊。他对汉唐时代的那种宏大、开放，那种随意接纳外来事物的态度，是非常喜欢的。但是，他又说：“到了宋代的文艺，现在似的国粹式的气味就熏人。”就是说特别地“国粹”——所谓的国粹就是特别固执地抱守着自己的一点点东西，以为只有这种东西是了不起的。鲁迅下面说：“然而，辽、金、元陆续进来，这消息很耐寻味。”他的意思是说，当中国人很固执地抱守着自己的国粹的时候，他们就变得很无力了，很没有用，然后什么人都可以打进来。

　　我们也知道鲁迅的一个计划：他曾经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或者是戏剧，题目是《杨贵妃》。鲁迅曾经非常认真地计划过，为了写这部《杨贵妃》，他考察了许多唐代的史料，乃至于唐代的衣食器物一类的东西。但是他要写的《杨贵妃》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呢？各人的回忆录说的情况不一样。郁达夫说他想写的是一部长篇小说，孙伏园——就是鲁迅最喜欢的那个学生，就是《阿Q正传》在他手里发表的那位——说是一个戏剧。可能孙伏园的记忆更准确一点，因为孙伏园跟鲁迅的日常接触更多一些。但也可能鲁迅自己还没决定，想写长篇，也想写戏剧。但后来没有写成功。因为他到陕西去，想通过西安感受一下唐代长安的氛围，而西安之行让他感到非常的沮丧——一路上，整个农村都很破败，城市也很陈旧，整个文化显得非常的荒蛮。他是被当时的陕西省省长刘镇华请去的，这位省长是一个军阀，他创办了西北大学，因此请一些名人去做一些讲演，把鲁迅也请去。把他请去做讲演是给自己捧场，而鲁迅讲的话题是《中国小说研究》，一点也没有起到捧场的作用。这个过程也让鲁迅感到十分沮丧。我们现在谁也不记得一个陕西的军阀——我们可能大概还记得吴佩孚啊，冯玉祥啊之类的，不大能够记得一九二四年陕西的一个军阀。可是在当时，这个军阀觉得读书人应该听从他的，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鲁迅的一路就很沮丧，没有兴致再写他的《杨贵妃》了。

　　不过，我想鲁迅的这个《杨贵妃》呢，恐怕是根本写不出来的。因为杨贵妃是一个浪漫的文学素材，是一种很华丽的素材。这个故事里面包含着美女、宫廷、恋爱、政变、死亡这些戏剧当中最华丽的因素。这个很华丽的东西在那个很衰败的时代，在鲁迅冷峻的眼光和性格当中，恐怕很难成活——杨贵妃不能在鲁迅的手上再活起来。但是这个计划让我们看到鲁迅对中国文化传统中某些东西的一种热情。

　　我今天选的这个题目，要讲的是魏晋。如果说汉唐的东西在鲁迅的心目当中有一种遥想的依恋，一种梦思的情绪的话，那么他的性格可能和魏晋的东西更接近一些。所以我想我讲这个东西是在从鲁迅的喜好来谈魏晋文化，看看魏晋文化中那些是鲁迅特别喜爱或者特别容易接受的。由此我们也接触了我刚才说的指向的问题，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的问题。我们怎么样从中国文化当中寻求、发掘、发扬那些好的东西，或者我喜欢说的那些让人活起来的东西，让人有精神的东西，而不是鲁迅说的读中国书就让人沉闷的东西。

　　说到这一点，我想先说说周家兄弟俩，鲁迅也就是周树人和周作人。这两个人爱好、趣味有相似之处，也有很不一样的地方。他们比较共同的东西，是对所谓国粹，所谓唐宋古文都不喜欢。他们都喜欢中国文化中另外的一些东西。但是这里面还是有区别，譬如说周作人对一本《颜氏家训》很看好。《颜氏家训》是南北朝末期的，周作人认为是很好的一部书。为什么认为它很好呢？它反映了在混乱的世道当中，一种温和的、文雅的和机智的生活态度，具有洞察力，但是又并不与周围的环境发生激烈的冲突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态度。鲁迅对《颜氏家训》的态度怎么样呢？他没有直接说，但是我知道他是有点讨厌的。那是一九三三年间《大晚报》让施蛰存先生开一个青年人必读书的书单，施先生就开了《庄子》、《文选》以及《颜氏家训》等。鲁迅以“丰之余”为笔名写的论争文章中提到它，说“这《家训》的作者生当乱世，由齐入隋，一直是胡势大张的时候”，就是那个异族、胡人的势力大张的时候，“他在那书里也谈古典，论文章，儒士似的，却又归心于佛，而对于子弟，则愿他们学鲜卑语，弹琵琶，以服侍贵人、胡人。”他说，“这也是庚子义和拳败后的达官、富翁、巨商的思想，自己得念佛，子弟却学习洋务，使将来可以侍人。便是现在，抱这样思想的人，恐怕还不少。”就是说自己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儒士，然后叫自己的儿子去学一些时髦的东西，可以服侍那些异族的权势者。可是这事情出毛病出在什么地方呢？ 《颜氏家训》里确实有这样的话，可是这个话是作者颜之推表示反对的：“吾所不取也。” 鲁迅这篇文章发表了出去以后，他又怀疑自己是不是记错了，就再回去查一查书，一查，确实错了，就赶紧登更正。但这个例子证明在鲁迅的心目和印象当中，《颜氏家训》是讨厌的一部书。

　　回到我们的话题上来，鲁迅和魏晋——哦，我都说好久了，还没说到主题。但是中心思想我已经说了，是吧？那就好一些。

　　在魏晋文化里面，鲁迅所喜欢的东西是些什么东西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几个方面来说。我们知道鲁迅是一个性格非常强烈的人，他喜欢那种激烈的、壮丽的东西。所以鲁迅有一篇很有名的讲演，大家都知道的，就是《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题目很长，有一点诙谐的味道。鲁迅有时候说话很有趣的，鲁迅的文章有时候写得也很有趣的。你们看鲁迅写小说，写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有一些很滑稽的话，他忍不住要写进去。比如说他写那个《奔月》，嫦娥奔月，这小说写得很漂亮的，但是写到一半的时候就加了这句话，就是嫦娥在那里嘀嘀咕咕：“又是乌鸦肉的炸酱面，又是乌鸦肉的炸酱面。你看谁家里天天吃乌鸦肉的炸酱面？”读到这段的时候觉得特别好玩，这个是不是他们家太太在家里抱怨啊？现在我在家里，我老婆有时候不满意，就在那里嘀咕：“又是乌鸦肉的炸酱面。”很诙谐的，鲁迅的内心有很多诙谐的地方。你看他的那小说，常常冒出一些东西，很活泼，很好玩。可惜这老先生不在，这老先生在的话，我们真的应该把他请来，让他来胡扯，不要我再胡扯。

　　这个《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里面讲到魏晋文章的特点时，鲁迅用了三个形容词：“通脱、壮大、华丽”。从他对魏晋文学所使用的这些形容词来看，我们就可以看出他向慕的那些东西，就是那些富于机智的，富于生命力的和美丽的。

　　鲁迅是喜欢华丽的，大家能感觉到吗？鲁迅是非常华丽的，他的语言也非常华丽，只不过那不是我们的那种华丽，什么红啊绿啊、形容词很多的那种华丽，而是语言中蕴含着激情和力量，很强大。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很愿意想象鲁迅写出来的《杨贵妃》是什么样的，因为杨贵妃是一个很华丽的故事。

　　我想把这个话题分成几个点来说的。一个就是鲁迅对于魏晋文化当中壮丽的、激烈的，就是有强度的那种东西的喜爱，或者说是共通。

　　举几个例子来说，一个是鲁迅写过一篇小说，原名叫《眉间尺》，后来收入小说集的时候叫《铸剑》。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故事。这故事来源于干宝的《搜神记》，它原来的情节非常简单，就是剑师干将莫邪之子为父报仇，但是有几段真是惊心动魄。就是赤比——那个干将莫邪的儿子，为父报仇，于山东遇一客，那客说我可以给你报仇，但是要拿你的脑袋去。然后赤比就拿剑割下自己的头来，用双手把头捧给他。鲁迅很喜欢这样的场面，那种非常刺激性的，非常惊心动魄的场面。然后那个客就跟他说，我必不负你——我不会辜负你，于是那个尸体才倒下去。把自己的头割下来，用双手捧出去——我们不要觉得这只是荒诞，这种荒诞里面表现着人的情感和对生活的想象，一种力量感在这里迸发出来。这些东西都是鲁迅特别喜欢的。然后客带了赤比的头去见王，头放在锅里煮，怎么也煮不烂，报仇者——就是那个客——我们就叫他侠客吧，就请王去看——到这个锅边上去看，然后一刀把他头也割进去。头掉下去以后，那个锅里的头嗔目大怒，就一口就咬上来，两个头就在水里面就斗起来，相持不下。客又把自己的头给割下去，三个头在锅里咬。这是一种非常荒诞，荒诞中表现出生命中非常强烈的一种力度的东西。鲁迅是非常喜欢的，所以鲁迅拿它来写一篇小说。鲁迅写的小说比原来的细节更丰富一些，头在锅里面滚动的时候还唱着歌。这是魏晋文化里面很强烈的一个东西，就是对复仇的歌颂。

　　鲁迅有一篇散文，题目就叫《复仇》，我把这个散文的头读一遍，看大家能不能感觉到鲁迅的性格里面我说的带有血腥气的那种东西。这不是残忍，散文前面的一小段是这样写的：“人的皮肤之厚，大概不到半分，鲜红的热血，就循着那后面，在比密密层层地爬在墙壁上的槐蚕更其密的血管里奔流，散出温热。于是各以这温热互相蛊惑、煽动、牵引，拼命地希求偎倚、接吻、拥抱，以得生命的沉酣的大欢喜。但倘若用一柄尖锐的利刃，只一击，穿透这桃红色的，菲薄的皮肤，将见那鲜红的热血激箭似的以所有温热直接灌溉杀戮者；其次，则给以冰冷的呼吸，示以淡白的嘴唇，使之人性茫然，得到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而其自身，则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这种对于杀戮，对于死亡，对于那种激情之下的死亡的一种歌咏和赞美，在别人的笔下是极少看到的。我说这些话的时候，不要把它放到一个道德价值上来评判，纯粹放在情感和诗意的角度上来评判，那就是对于那种强有力的，壮丽的生命的一种赞美和渴望。

　　魏晋时代还是一个赞美复仇的时代。除了《眉间尺》，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有些诗歌里面也还保存着这样的一种精神，比如说傅玄的《秦女休行》，这是记载当时的一个真实的故事，是说“庞氏有一妇，义声驰雍凉”。就是说西北陕甘一带有一个烈女，她的父亲被别人杀了，家里的哥哥、弟弟——男孩都不行，都软弱，都没有复仇的勇气，于是她自己，就 “白日入都市……匿剑藏白刃”，大白天跑到城市里面去，身上带着一把刀，然后看到了仇人，一刀就把那个仇人的头给割下来。世上的人都为之惊讶，为之哭泣，为之慷慨。按律呢，这个是要处死刑的，但因为大家都非常钦佩这位女英雄，最后在临施行死刑之前，她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宽谅，被宽赦。这是对于复仇精神的赞美。

　　我在这里讲的东西，不是表明一个比如说法律上的是非或者伦理价值上的一个是非。很多艺术性的东西，你不能从法律上的是非或者伦理上的是非来衡量。在中国后来，因为个人复仇对整个社会秩序来说它是危险的，所以它渐渐受到禁止，到唐以后就完全是禁止的，不准的。在魏晋时代，复仇虽然法律不允许，实际上还是受到赞美的。而在复仇的精神里面，表达出来的是个人的意志力这样一种强烈的精神。这个东西，我相信是鲁迅很喜欢的。《铸剑》这篇小说的素材，原来在《搜神记》里面并不是一个写得非常好的故事，情节非常简单，很短。但是鲁迅能够看中它，是有他自己性格上的原因。

　　我们另外知道，鲁迅在魏晋人物当中非常喜欢的一个是嵇康。鲁迅校过《嵇康集》 —— 鲁迅只校过一个古人的文集，就是《嵇康集》。在嵇康的身上，在嵇康的性格里面，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鲁迅与之相通的东西。

　　整个魏晋时代，如果我们要说一下它的背景的话，可能要花一点时间，我没有时间多说了。我就说一点，就是整个魏晋时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是一个动荡不宁的时代，是在很长久的年代当中统治着中国的思想的儒家学说逐渐走向崩溃的时代，也是人们从这一种思想的拘禁中解放出来、自由奔放的时代，是一个企图尊重个性和热爱个性、非常热烈地希望在艺术当中获得自我表达的时代，这是一个富于创造的时代。而思想活跃的时代往往就是艺术活跃的时代。思想不活跃，艺术是不活跃的。看起来这是两个东西，其实总是连在一起的。我有时候说很简单的话，你看一个国家的文化状况究竟如何，最直接，最简单的就是看艺术。如果这个时代没有艺术，那么你就知道目前这个民族是没有生气的。你现在看中国，房子造得很多，汽车造得很多，高架路造得很多，但是没有艺术，确实是没有艺术。

　　回到魏晋，我说从中国历史上来讲，这个思想活跃和艺术活跃的时代也是人们非常富于热情地在艺术当中创造自我的时代。我们如果再看鲁迅的话，不仅是一个思想家，鲁迅是一个诗人，是一个艺术家，鲁迅有非常强烈的艺术趣味和艺术爱好——当然长得太矮了一点。说到嵇康，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当中，他用非常喜爱的口吻说到嵇康和阮籍。他说：“嵇、阮两人的脾气都很大，阮籍老年时改得很好，嵇康始终都是极坏的。”鲁迅说这两人脾气都极大的时候，是一种很喜爱的口吻在说，但是他说阮籍老时改得很好，这带一点嘲弄；嵇康始终都是极坏的脾气，我觉得他这里面多少像是在说自己。至于阮籍是不是老年才改得很好，这个在学术上有讨论的余地。其实阮籍并不是在老年才改得很好，阮籍从来就是那种在可以坏的时候很坏，在不可以坏的时候很好。他属于那种人，就是在无碍于大势、没有危险的状态下，他的脾气是很坏的，非常任性。而嵇康则一直脾气很坏，非常任性，所以鲁迅更喜欢一些。

　　你看，一般来说，鲁迅也是一个任性的人。真正喜欢鲁迅的人，也常常是任性的。就是说不能过分地约束自己，总是要找机会释放一下，干些不讲理的事情。所以读鲁迅的文章，你真正明白的话，你真正能读懂的话，就是他不高兴可能就要干不讲理的事。你不能去要求他说总是很讲道理。没有的，没有的。他从来没打算过总是很讲道理。所以他说嵇康的脾气始终都是很坏的，这是对嵇康的一个极大的赞美。

　　嵇康说到自己的性格的时候，说自己是“促中小心”。这个“促中小心”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很多人在那里骂鲁迅的话——“心胸狭窄”。你说鲁迅心胸狭窄也可以，鲁迅在某些情况下确实表现出心胸狭窄。但这个“心胸狭窄”和他的气度并不矛盾。所谓 “心胸狭窄”毕竟是个形容词，仔细地分析的话它可以指两种情况：一种就是说，气度狭小，容不得东西；另外一种“心胸狭窄”就是嵇康说的“促中小心”，就是对自己不能忍受的东西绝不忍受，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嵇康的一种性格，叫“峻洁”，就是一种带洁癖性质的一种性格。实际上在嵇康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宽豁大量，对很多事情都是无可无不可的一种随便、松散，但是在某一种特定的情况下就绝不能忍受，绝不能接受，就是死了也不干。所以嵇康在那个时代是一个非常有人格魅力的人。

　　说到底，我们如果看关于嵇康的历史材料的话，我们感觉到嵇康简直就是个“美人”。我们看《世说新语》中对嵇康的记载，说他身高七尺八寸——他比常人明显要显得要高（按，事后笔者以现存的曹魏骨尺换算，为一米八七）。《世说新语》里面说嵇康的风度，“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就像松树里面穿过的风一样——这都是诗的语言，不是化学或者物理学的语言——说像松林里面吹过的风一样，慢慢地向天空飘过去；说他喝醉酒倒下来的时候，“如玉山之将崩”，像一座玉的大山要倒下来一样。这都是当时人非常钦慕的语言。嵇康自己写自己的样子呢，却是一种非常懒散的样子，说自己不喜欢洗脸，喜欢睡懒觉，头面经常十天半个月都不洗，身上呢有虱子，老是要捉虱子，所以不好当官。最有趣，最生动的是他说自己赖床，不愿意起来，要憋得尿泡忍不住了才起来撒尿。我们男生在不上课的那一天或者逃课的那一天，我们充分地感受到这种——“乐趣”。

　　但是嵇康对于他自己不能够忍受的东西他是绝不接受。当他最好的朋友——嵇康最好的朋友实际上是山涛，还不是阮籍——当山涛劝他出来做官的时候，他就光火了。当时司马昭他们已经掌握了整个国家的大权，嵇康老是不出来合作。他又很有名，在太学生中威望又很高，所以他不愿意出来做官，山涛就觉得有危险，劝他出来做官，推荐他做吏部郎——这就相当于中央组织部的司局级官员吧。嵇康立刻写信给山涛表明拒绝。这封信是中国古代散文中的名篇，那种嘲讽和挖苦真是非常的尖锐。

　　嵇康说关于做官的事，他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就是说有七个不能忍受的，有两个是非常不合适的。他说自己喜欢晚起床，值班人员老是要叫我，这个是我无法忍受的；他说我喜欢随随便便地抱着个琴，到处弹弹唱唱，当了官以后，手下人就整天要跟着我，不能随便动，这也是我无法忍受的；他说我不能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坐得太久了，坐得太久了我就浑身发痒，身上虱子又很多，我要捉虱子，这也是不能忍受的；他说我写字写得不好，又不喜欢给人写信，那么做了官以后，一天到晚要给人家写东西，这个呢，我也是不能够忍受的；他说我不喜欢吊丧，就是人家死了人我要上门去吊丧——这就是重要的礼仪性活动了——他说“人间以此为重”，我如果不去的话，人家就要怨恨我，所以呢，这个也是我所不能忍受的；又不喜欢看到俗人，跟俗人在一起，废话塞了一大堆在耳朵里难过，他说这个很多人在一起，一股臭气——哎呀，这个装腔作势的，这个眼神变来变去的，也是我无法忍受的……就这样一路说下来，说到后面就厉害了，说自己“非汤武而薄周孔”，对于那些圣人，我都很讨厌。所以如果我在人间做官，这种态度迟早会闯祸。他又说自己“刚肠疾恶，轻辞直言，遇事便发”，这也是大患。整个在《与山巨源绝交书》里面，他实际在表达他自己的自由的性格、愿望的同时，又把对官场当中的那种丑恶、虚伪和肮脏的东西无法忍受的性情，非常痛快淋漓地表达出来。

　　而在做这种表达的时候，他同时也是在挖苦自己的朋友。虽然他后来被杀时把自己的儿子托给山涛——他没有人可托，山涛是唯一最可信的人嘛。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嵇康和山涛的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可是骂的时候他照骂，骂得刻毒也不管。你可以看到鲁迅有的时候骂林语堂，嘲弄刘半农，也是差不多。鲁迅和刘半农的关系是非常好的，但他嘲弄刘半农时也够厉害。刘半农骂大学生，说大学生不识字，把那个“昌明”写成“倡明”，刘半农就很得意地写了一首诗来骂，他说古代这个“倡”啊，是通 “娼”的，所以现在大学生把“昌明”写成“倡明”，意思是说有了娼妓，文化才发达，也有道理。他这么说觉得自己很有学问吧。鲁迅就看不下去了，鲁迅就也写了很有学问的文章，把刘半农狠狠地嘲弄了一番。也就是说他对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厌恶的东西，那就是不能忍受，不能够克制，哪怕为这个付出非常大的代价。

　　嵇康也就是为了他的这种态度倒了霉。这事实际上跟他写给山涛的信也有关，说讨厌汤武周公这句话的意思实际是讨厌司马氏一家正在做的事情，就是禅让——他们正准备着以禅让的模式夺取曹家政权。其实我们很难有根据确切地知道，嵇康在政治上积极地反对司马家族，或者说他是有计划，有目的地反对司马家。我恐怕真的是看不出来。而且嵇康是一个服药的人，是一个重养生的人，嵇康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就是《养生论》，他实际上是有一种高蹈于世外的愿望，但是对于自己不能忍受的事情，他是无法接受的。这些性格特点我们在鲁迅身上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我想鲁迅在校这个《嵇康集》的时候，常常会觉得很会心。所以他对嵇康有一种喜爱。

　　我们在说魏晋文化的某些特点的时候，有些东西也不止是魏晋才有。在中国历史上，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原本就有那些壮丽的、强大的、激情的、高亢的那种东西，这是鲁迅非常喜爱的。我觉得那也是中国文化当中非常好的东西。我当然不是说复仇是好的，我是说这个文化气质，在这种文化气质当中人们所追求的那种生命强度。所以你看鲁迅对于虚假的东西很厌恶。鲁迅说，那种“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切莫同他接近”；鲁迅写的那些关于复仇的文章，还有《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等，都显示出对于虚伪的和没有生气的文化特点的厌恶。我们要注意到的是这些东西。

　　在魏晋文化里面另外一个很突出的东西就是敏感。魏晋文学，魏晋的士大夫，对人的生存困境是非常敏感的。而鲁迅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他和魏晋人相通。

　　你如果读鲁迅的作品的话，你会为他的敏感感到惊撼。鲁迅有篇文章里说到严复，开头有一句非常夸奖他的话，说严复在一篇文章里面说到见到那些街上的穷孩子，过着肮脏的贫乏的生活，心里很忧虑，不知道他们将来会怎么样。鲁迅就赞美说严又陵终究是翻译过《进化论》的，他是十九世纪中国最敏感的人。你明白吗？当严复对穷人的生活表现一种敏感的时候，鲁迅非常感佩他，觉得这个人是值得赞美的。我们也许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吧，走在街上看到那些穷孩子，不知道他们将来会长成什么样子。

　　而在鲁迅的这篇小说里面，我们经常会遇到敏感性的东西。鲁迅所写的许多故事在一般人看来它几乎不成为故事，所以有人把鲁迅的小说读给他老妈听，他老妈就觉得，这有什么事情啊？这种事情我们都见多了。看来他老妈没有很强烈的感受在里面。但是你仔细读鲁迅的小说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就真的很震撼，觉得心里面有一种不知道怎么样的感觉。

　　你读祥林嫂，她纯粹的不幸也还罢了，这样的一个女人，她不能够活在这个世界上，甚至她不能够死，死的安慰都不存在。对穷人来说，一个很重大的安慰就是死——死了，一切都好了；死了如果有来世，那么来世是一个希望，是一个期待。来世是一种鸦片的话，鸦片至少让人少些痛苦。但是连这个都没有，死都不能。就连这个也都罢了。你读到祥林嫂说到她的阿毛的时候——阿毛是她在这个世界上获得的唯一的属于她的东西，却被狼吃掉了——当她说她的阿毛的时候，一开始大家都还听着，后来大家就觉得，哎呀，听都听厌了，她再要说的时候，人家就扭过头去不愿意听她的。那时候你就觉得人世间的这种冷漠是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这种冷漠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并不是因为它稀罕，一点都不稀罕。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你有了悲哀的事情，你不必跟别人说，因为人就是如此。这也是鲁迅看人和人的生活，有时间我们还会说到一个话题，鲁迅的心是晦暗的。因为这种敏感，他的心是晦暗的。他看不出人和人之间有什么希望，他看不出人和人之间有什么极致的大欢喜可以发生，他看不出这些东西。

　　我们再说闰土的故事。《故乡》里面写少年闰土的故事，可以看到鲁迅笔下的诗意——鲁迅经常会有诗意之笔。大家如果离高中时间不远的话，应该还记得课文里面说，在那黄澄澄的大月亮下面，沙滩上一个少年，戴着一个银项圈，那个银项圈真是一个很漂亮的装饰，手里拿着一把钢叉的姿态，那非常非常诗意。这个闰土到了中年的时候，腰也弯了，眉头也皱了，更重要的是，他变成了一个卑屈的人。鲁迅的一些文章我是读过好几遍的，但我一直不是特别明白这个故事——这个故事让我感动，但我一直不很明白这个故事说的是什么，它的真正的东西是什么。等有一天，突然明白了：人生下来都是有希望的，长大了大多就没有希望。每一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我们给他起名字，我们给他一个愿望，而这个愿望就慢慢地枯萎，这个生命就慢慢枯萎掉。这个生命最后是变成琐碎的、无聊的、卑屈的这样一种情形。这里面包含着很深的对人的生存困境的一种敏感。

　　当然，他写的是一个穷孩子。但是鲁迅的这种悲哀我想是有很大的泛义性吧，否则我们在笼统的故事里面真的看不出东西来。闰土有什么大不了的事？穷？天下穷人真多啊，什么时候没有穷人？闰土家里也没什么，你说闹了点水灾，他也没倾家荡产是不是？他老婆也没给什么衙内抢去——我们经常在戏剧里面看到那个衙内把劳动人民的老婆抢去了，其实这种事情也发生得很少，衙内一般不抢劳动人民的妻子，要抢的是另外一些人。生命几乎是无事的，几乎是没有事情的，但是几乎是无事的生命它有最大的悲哀。生命不是在生长，不是一天比一天生长得好，生命是一天比一天萎缩下去。在鲁迅的小说或者说鲁迅的文学作品里面非常强烈的东西，就是一种对于人的生存困境的敏感性。

　　我在说鲁迅与魏晋的时候，我并不是说鲁迅的这些东西都来自魏晋，而是说，鲁迅的某些气质跟魏晋文化，有的地方是有渊源关系的，有的地方它只是一种相似。或者说在魏晋文化里面可以看到这种很有生气的东西——我把敏感称之为一种有生气的东西，因为人有活力的时候，都是敏感的，人越是有活力，越是敏感。人只是无法活下去的时候，人才会变得麻木。我在这里插一句话，这几天看到那个马加爵的事情，我不知道能不能跟大家说一句话。如果你是从农村来的，如果你受过很多苦，我告诉你，一个男人在世界上受苦不算什么事情。因为我们受苦，所以我们有力量。我从来都是对农村的学生这样说。我也从小就很穷，什么事都经历过，我从来不在乎，吃过的那些苦，从来不在乎。有一点就是，等你娶了老婆，不要让你的老婆受苦。

　　我再往下说一点，就是说当一个人，他的生命在压抑当中，他没有力量，没有精神力量应对周围的时候，他会变得麻木。我有的时候会很深刻地记住生活里面的一些琐事，只是一些琐事。比如说有一次，我走过那个淮海路边上的一个小街，不小心跟一个女的撞了一下。肩膀撞了一下，很自然回过头去说声对不起。我去看她，是背着一个大篓子拣垃圾的一个女人，可能三十五六岁，但说不清楚，因为那些很穷的妇女可能老得比较快。她没有注意到自己跟我撞了，她也根本听不见我跟她说对不起，她的眼睛里完全没有光芒，整个世界都是空茫的。我想这个世界在她眼里大概只有两种东西，一种是有用的东西，一种是没用的东西——有用的东西就是垃圾，可以拣来卖钱所以是有用的。剩下的那些房子，那些男男女女，那些华丽的东西都是废物，没有用的。她不能够用一种活的感情来对待现实，生命被压迫到这一步的时候，会麻木。我读巴金老先生的文章时，就想他在“文革”当中的处境。人到了那地步的时候，人就变得麻木了，什么都不能分辨了。除了诅咒自己——因为只有诅咒自己才能躲过危机，因为只有诅咒自己才能给出这个世界的解释，诅咒自己成为了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不断重复的唯一的动作。而一个好的文化状态，它实际上是一个敏感的状态，一个好的精神状态它总是敏感的。

　　我们看魏晋文学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感觉到这一点，特别是阮籍。阮籍的诗歌是一种非常敏感的诗歌，它触及了中国诗歌原来没有的东西，就是说，生命所面对的困境和自由的不可能性，乃至于一种孤单和无聊。

　　我读阮籍的《咏怀诗》第十七首，非常震撼的，特别是读到最后两句。诗中开始好像在说一件平常的事情：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厅堂里，没有人可以跟他说话。然后出门来到大路上，这个大路上看不到人来人往，这就有点奇怪。接下来说登到高山上去望世界，整个世界就是一片荒莽——现在可以看出这是象征的写法，它说这个世界是没有人的，只有那些惊惶的野兽和飞鸟。最后写得非常奇特：“日暮思亲友，晤言用自写（泻）。”——如果前面的象征都是为了证明这个世界是没有人的，自我处于绝对的孤独之中，那么最后两句怎么来呢？又怎么可能期待与亲友“晤言”，就是相对而谈，以求摆脱孤独呢？但是仔细体味你就明白了：作者是说：即使这个世界是空茫的，即使人跟人之间是无法沟通的，但人还要在一起说话，还得滔滔不绝。因为连孤单也是我们承担不了的东西。我们只能无聊，只能无聊。因为你无法总在孤单中度过，所以你最后选择无聊。所以有这样的话：“日暮思亲友，晤言用自写（泻）。”到了天黑的时候，你还是希望身边有朋友，你跟他去说话，说话的最后的意义和目的，只是拉肚子，只是发泄。就是说，人都不能选择孤单，人只能选择无聊。

　　在阮籍的诗歌里面所表达出来的对生存状态的敏感性是相当惊人的——不是偶尔，而是很多的诗。所以阮籍的诗有时候是非常阴暗的。我偶然地曾经发现过一次，他的一首诗，说生命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用白话翻译过来，跟叔本华的一段话几乎就不用改动几个字。叔本华的原文是说，生命就像在礁石丛生的大海上航行的一片孤舟，你小心翼翼，小心翼翼地绕过了一个又一个的礁石，那么最后指向的就是死亡。这个意思，在《咏怀诗》里面，完全用相似的语言表达出来。我不是说好像阮籍的思想真的伟大得很了不起，你不能凭一段话相似就说他的思想水准如何如何。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这首诗的敏感性，魏晋诗歌所包含的这种敏感性是非常惊人的。而这种敏感性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人的自爱和坚强。只有坚强的人，才能够活生生地生活在黑暗当中。他不麻木，他看。他能够忍受自己的敏感，能够接受自己的敏感，不肯麻木。那我想这也是我们读魏晋文学，我们喜欢的一个东西。因为这种敏感，这种痛苦，它表现出一种生命的活力。

　　敏感的生活态度常常和哲学意义上的人生虚无感联系在一起。因为在宗教信仰中，生命是可以定义的，在个体附着于国家与群体意志的状态里，生命也是可以定义的，而当个体感觉到他只能以一个纯粹的个人来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就会发现生命无从安顿的苦闷。魏晋作为个体觉醒意识的时代，作为儒家的“天命”观和“纲常”观不足以成为人生的精神支撑的时代，虚无也就成为文人的强烈的感受。喝酒啊，吃药啊，放诞的行为啊，都和这种虚无感有关。在上面引到的嵇康的文章、阮籍的诗歌里，也同样能够感受到虚无的气息。

　　“虚无”这个词味道好像不好，是不是太消极？也许是有一点。但也有另外的可以说的地方，就是个体不愿意附着于外于自身的力量，宁可漂泊于虚无之境。鲁迅《影的告别》说：“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 那么，去哪里呢？他说，“我不如彷徨于无地”，“我不如在黑暗里沉没”，“我愿意只是虚空”，因为“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鲁迅身上和魏晋文学非常相通的一个地方。就是：虚无。

　　鲁迅那种生命的虚无感是很强烈的，我们在他的文章里会不断地读到这种东西。我再读一段《坟》的题记：“虽然明知道过去已经过去，神魂是无法追蹑的，但总不能那么决绝，还想将糟粕收敛起来，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恋。至于不远的踏成平地，那是不想管，也无从管了。” 他把自己的文章的收集起来，他的感受就是，虽然是些糟粕，但我也做一个坟把它埋起来；我做一个坟把它埋起来，这是我心里的纪念。将来这个坟总要被人踏平，那是没有办法的，但是眼前我先给自己做一个坟。他的心里是很晦暗的，这种很晦暗也许我们只有在西方现代派的哲学和现代派的文学家身上，比如说，我们在加缪啊，在这些人身上能够看到这种类似的晦暗。就是说：人无法自己给出自己的定义来。这是不是人的根本上的困境，人的最后的困境是不是就是这个，我不知道。但是那些伟人，那些智者，他们最终都将面临这个问题。就是：生命不能给出它最后的定义来。

　　当然，我说的这个“虚无”并不是指鲁迅的生活态度、他的行为是虚无的。鲁迅生活的态度是积极有为的，他是非常强烈地说要做事的。而且他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也是努力的，包括他投入到“左翼”文化运动，投入到当时的政治——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接触到当时中国政治的核心，就是国共两党的矛盾和斗争。他在做这一切的时候他都是投入的，但是鲁迅的内心仍然是空虚的。在最后和最根本的地方，他看不到价值所在，他看不到生命最后可以寄托的东西是什么。即使鲁迅知道群体的、社会的事业是值得去从事的事业，他也不能把自己融化在这个事业当中。明白我说的意思吗？他可以投入到自己认可的事业当中，他可以在这里面形成他的伦理判断、价值判断，可以形成他的是非，但是他并不能使这个个体融化到当中去。因为生命仍然是一个个体的存在。一个社会的事业和群体的事业，它不能取消一个个人的价值，个人的痛苦，个人的情感。

　　鲁迅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个人主义者。当然，“个人主义”这个词已经被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官方意识形态解释得非常荒谬，所以讲到这个概念的时候，应该对它有一些基本的了解，才能说这个词。否则的话，你认为“个人主义”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自己的口袋里，就是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只想到自己，不想到别人，就是害别人，那就没办法——这也许是做宣传的人有意的一种行为，它使得“个人主义”这个概念完全失去它本来的意义。

　　如果我们在本来的意义上来说的话，鲁迅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个人主义者。而强烈的个人主义者他有一种只能站在自己独一的立场上来看生命，而不能站在其他的立场上来看待生命现象这样的一种气质。这样的一种气质导致人的对世界的荒茫感和虚无感。

　　也因为鲁迅是一个强烈的个人主义者。所以他对周扬等人，就是那些党内他称之为“奴隶总管”、“工头”的一小部分人非常厌恶。虽然他参加“左翼”文化运动并且正成为“左翼”文学的一面旗帜，他跟共产党的关系也是很亲近的，但如果有人像一个“工头”、一个“奴隶总管”那样试图驱使他做什么，强加给他什么东西，他仍然是绝对不肯接受的。

　　有一个前一段时期流传得很广的事情，就是说罗稷南先生直接问毛泽东，如果现在鲁迅活着会怎么样？毛泽东回答他说：“他要么识大体，不说话；要么已经在牢里面了。”这个话，有人表示怀疑。但是黄宗英出来证实，她说她就在边上听见了。这个事情基本上可以被认定为是一个事实，但是我们也不要轻易地就从字面上去听毛泽东的这句话。这句话里面还包含着另一层意思，就是毛泽东对罗稷南提出这个问题的厌烦和警告。

　　但是，“鲁迅如果活着，会怎么样？”这个问题仍然存在。我想：鲁迅如果活着的话，他将面临一个巨大的困境，他将更深切地感觉到人生的晦暗和彻底的虚无。我们真的不知道他会做什么，但是我们能够相信他总会做些什么。

　　最后回到今天讲演的题目：鲁迅与魏晋。一方面我想说鲁迅并不毫无保留地反对和否定传统文化，事实上他和中国的历史传统有很多的关联；另一方面我想说，尽管无论汉唐也罢，魏晋也罢，历史上的东西在今天并不合适简单地加以继承，但是我相信有一点就是：我所赞美的，我所强调的，或者说我今天要说的话题当中最核心的就是，我们喜欢中国文化中那些有生气的、有生命力的、敏感的和有力量的东西，喜欢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是我们在中国文化当中值得清理、值得纪念和值得发扬并且希望把它和我们接受其他文化的这种选择结合起来的东西。

　　好，我所有的东西就说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