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二十六卷）

泰戈尔与茅盾昆仲

　　◎钟桂松

　　在中国似乎很少有人说起二○一一年是世界文学巨匠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诞辰一百五十周年。世界各地凡是与泰戈尔有点关系的地方和机构都在纪念这位巨人，一些刊物也发表了不少歌颂泰戈尔的文章，介绍泰戈尔为人类文明所作出的贡献。通过一系列纪念活动，这位大师的形象、思想及文学艺术成就，依然光彩照人。

　　一

　　二○一一年五月，是这个纪念活动的高潮，印度驻华大使苏杰生五月七日在“泰戈尔诞辰一百五十周年纪念大会暨系列文化活动启动仪式”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五月八日，印度大使馆文化处与孟加拉国大使馆共同举办了“泰戈尔晚会”。苏杰生大使发表题为“伟大的导师（泰戈尔）的人生及其作品”的演讲；同一天，印度驻上海总领馆举行向泰戈尔半身塑像献花仪式，总领事和卢湾区政府有关负责人等向位于上海茂名路与南昌路交汇处的泰戈尔半身塑像前献花。五月九至十日，上海金源儿童戏剧学校和新德里泰戈尔国际学校的学生们分别在学校礼堂和长宁区文艺中心进行文艺表演，演出泰戈尔脍炙人口的舞剧，朗诵泰戈尔诗歌。五月二十一日，印度驻上海总领馆与驻上海的印度团体共同在上海举办文艺活动。活动推出泰戈尔创作的戏剧、诗歌和音乐作品，多侧面展示泰戈尔的人格魅力。十一月三日，中国纪念泰戈尔诞辰一百五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办，由北京大学南亚学系，印度研究中心和中国印度文学研究会联会主办。印度驻华大使苏杰生先生出席。

　　在泰戈尔的祖国印度的官方活动也十分隆重和热烈，印度总理辛格先生在泰戈尔诞辰一百五十周年纪念活动开幕式上作讲话，称颂泰戈尔是“人类巨匠”，“不仅是诗人、画家、哲学家，更重要的，他还是一位人道主义的智者”，所以泰戈尔是“当代最杰出的人物”，是“伟大的导师”。为弘扬泰戈尔精神，辛格总理宣布，印度政府已决定设立一个以罗宾德拉纳德特·泰戈尔名字命名的国际奖项，以奖励那些不断推动国际兄弟情谊与友爱的杰出贡献者。辛格总理宣布，印度政府已决定向泰戈尔亲自创建的国际大学投入大量资金，其中包括提供一项高达九亿五千万卢比的特别拨款。在泰戈尔故乡的纪念活动，除了总理在开幕式上致词讲话，表达一个国家政府对一个伟人的敬意，政府出台设立奖项和投入外，还实实在在地进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比如，印度政府还启动“罗宾德拉纳特绘画珍藏”的数字化项目；编辑泰戈尔生平影像纪录片；贾达普尔大学为《泰戈尔文集》在线电子版标注英文和孟加拉国文注释；印度国家文化部推出“泰戈尔国家文化奖学金”；文化部与国际大学还计划联手对所有珍贵收藏品，绘画、书籍和手稿进行保护，修复并数字化……等等，这些有力措施，推动泰戈尔研究和纪念泰戈尔。

　　二○一一年的泰戈尔纪念活动，充满着现代理性色彩，也充满着对世界巨人的真诚敬仰之情，这在世界经济、社会以及体现人文精神的信仰、价值观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这样的纪念颇有普世价值。

　　世界毕竟进步了。

　　二

　　泰戈尔无疑是近现代世界史上的一位伟大人物，他的杰出著作诗集《吉檀伽利》，以她的神秘意境和修辞魅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最终从二十八份提名中胜出，并且“由于他那至为敏锐，清新与优美的诗；这诗出之于高超的技巧，并由他自己用英文表达出来，使他那充满诗意的思想业已成为西方文学的一部分”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据说，一九一三年十一月十四日，诺贝尔委员会一封电报到达加尔各答，又转辗传达到在圣蒂尼克坦的泰戈尔。此时，整个圣蒂尼克坦都在为泰戈尔获得的成就而沸腾！几天后，即十一月二十三日圣蒂尼克坦又为诗人泰戈尔的荣誉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

　　印度诗人泰戈尔是亚洲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金的作家，不光印度当时将泰戈尔的伟大奉为神明，而且全世界尤其是亚洲各国，对泰戈尔的作品及伟大思想趋之若鹜，在知识阶层掀起一股持久的泰戈尔东方文化热，一九一六年，泰戈尔访问日本，期间，对日本艺术早有影响的泰戈尔十分感慨，敦促印度艺术家要着眼于东方，从“司瓦德希”（“司瓦德希”是指印度坚持自给自足、抵制英货的政治运动）的理想出发开创一个新纪元。而一九二四年的中国之行，泰戈尔宣传从印度、日本感受到的东方文化也就顺理顺章了。

　　在这股持续多年的泰戈尔热中，中国不少文人为泰戈尔的博大而倾倒，泰戈尔的大量作品在中国年轻知识分子中间传播着，当年胡适，徐志摩等人成立的文学社团“新月社”，就是泰戈尔新月诗集影响的结果。可见当年影响不一般。

　　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一日，泰戈尔从印度的加尔各答乘船出发，开始他的首次中国之行，四月十二日，泰戈尔一行抵达上海，受到上海文学研究会、新月社等团体和知名人士的热烈欢迎，张君劢、郑振铎、徐志摩等亲自到码头欢迎这位巨人。泰戈尔的到来，也一时成为中国媒体争相报道以及社会各界热议的轰轰烈烈的大事件。仙风道骨的泰戈尔在郊寒岛瘦的徐志摩和人面桃花的林徽因两位俊男靓女的陪伴下，在中国奔波了近五十天，上海、杭州、南京、北京、太原、武汉等都留下了这位大师的足迹，刮起了一股泰戈尔旋风。泰戈尔第一次到中国，且受到如此热烈的追捧和爱戴，他深深感受到中国人民的友谊。所以，他去各处演讲缅怀中印友谊的同时，也大力宣传他的“东方文化”，宣扬他的全人类相亲相爱的理想主义。泰戈尔这种为世界和平行动奔波的精神泛爱的思想，引起当时中共中央以及一些年轻同志的警觉，茅盾（沈雁冰）晚年回忆，当时“泰戈尔的访华，使当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十分激劝，也引起了共产党的注意，中央认为，需要在报刊上写文章，表明我们对泰戈尔这次访华的态度和希望。”于是茅盾与陈独秀，瞿秋白、沈泽民等中共精英，挥戈上阵，写出了在当时一片欢呼声中不一样的文章。其中，茅盾与其胞弟沈泽民分别在《民国日报》《觉悟》《学生杂志》《中国青年》上发表多篇文章，对泰戈尔的思想作了尖锐、深刻的批评和分析。

　　三

　　其实，茅盾的胞弟沈泽民在泰戈尔没有到访中国之前的一九二三年九月，就发表了《太戈尔之生涯与思想》一文，介绍泰戈尔生平与思想，从文章里也可以看出，当初沈泽民对泰戈尔是作了一番研究的，因为半年后泰戈尔将来中国访问，所以在舆论预热过程中，中共已经注意到泰戈尔的泛爱主义思想会影响到中国知识界，所以中共青年理论家沈泽民首先发文介绍泰戈尔。这里，我们不妨看看当年沈泽民是怎样介绍的。在介绍泰戈尔生平和地位时，沈泽民还是用非常精辟的语言给予概括的。开首，他用活泼的语言介绍泰戈尔：

　　创立平和之院的山铁尼克当学校、为本国的被压迫民众向虎狼似的英政府要求自治、发起光明运动、为了世界和平对世界军国主义宣战的印度诗圣太戈尔，不久要到中国来了。两三年来，经过零碎的介绍，他的诗文已经有许多印入中国青年的心里。我们爱他，我们敬他，然而唯恐错解了他。现在有亲聆他的言论的机会了，我们平素爱读他的诗文的人，何等的欢喜啊！

　　对于泰戈尔的幼年生活，沈泽民介绍过他家庭情况后认为，“最早期是在没有了母亲的寂寞悲哀中过去，后半期是在自然的怀中过去。喜马拉雅山和恒河是他的真师，是他的慈母。”后来，“二十三岁，他结婚了，那是个美满的理想的结合。他们不久生了子女。太戈尔夫妇是何等的爱他们的小娃儿啊！你看那描写儿童的最美丽的诗集《新月》（The Crescent Moon），中间充满着怎样融融泄泄的家庭生活。可惜这种幸福竟是不能长久的。在他三十五岁的那一年，他的妻子死了，他的爱儿爱女相继夭折了。这个可怕的打击，使他徘徊忧伤。而世界的文库中，遂亦收割得了他的忧伤之果，一部最美丽甜蜜的恋歌——《园丁》。时间医平了心伤，悲凄化成了彻悟以后，他转而作颂神的诗歌了。GjtanlaL便是这时期内他所给我们的东西。

　　一九○二年，他四十二岁了，起初创办山铁尼克当学校，校址以加尔各答附近的？菖地方的森林中间，是一种森林学校。他采用印度古法，参以西洋学制，用宗教式的训育，使儿童与自然相融合。一般儿童，朝晚在绿荫中间，歌声悠扬，一种和平快乐的空气，使凡去参观过的人都不能不说他成功的。因此，这学校就出名叫做“平和之院”。

　　一九一三年泰戈尔得了诺贝尔奖金后，他已经是一个世界的人了，他和法国的法朗士、巴比塞，英国的罗素、瑞典的爱伦凯女士一道，发起光明运动，积极地主张非战。所以沈泽民说他：“在欧洲，他尽力于和平事业；在印度他委身于民族解放。”

　　所以沈泽民介绍泰戈尔生平是充满感情的，分析泰戈尔的思想背景是深刻的。所以，在分析介绍泰戈尔思想时，沈泽民这位二十三岁的中共年轻理论家用诗一样的语言写道：

　　从他的事业上看，我们就可以晓得，太戈尔决不是一个人生否定者。他努力于和平事业，努力于使人类与自然融合的教育（山铁尼克当学校），纵使他的哲学中带着多少森林气息，可决不是避世一流的思想。他是浸濡在印度精神里面，而同时吸收基督教的精神，以成其一派的思潮的。不过他所吸收的，却是他们的积极方面——佛的清净的耶稣的爱，却不是他们的否定现世的方面。对于现世的人生，他正和他们相反，是热烈地拥抱着的。

　　据他看，大宇宙中间，自然与人类是一个浑然的整体。宇宙是一个无限的生命，仿佛河流的波浪一般，和谐地欢乐地、跳舞着向前。人类也是这无限的、充满着韵乐的生命之海中的一滴水。而这生命之流，是向着爱进行的。为什么有生死呢？死不过是生命之更新，一个有生的躯体，用旧了，该换上个新的，使他可以负载新的生命。为什么有善恶呢？善是流水，恶是堤岸，两者是相待而成的。死与恶，总算是世界上两大不幸，但他们是导向不朽的生命和无涯的爱的手段。

　　在这绝对的和谐中，一切生物都合奏着圣乐，但并不都能自觉。能自觉的只有人类，这是人类所蒙的殊宠。人类因技能的进步，所有的精力，于对付生存之外，渐有余裕了。这使他能够反观，能够自觉他有一个我，能够知道这个我是宇宙大生命中之一部，能够找方法去实现他的我——他的生命。从这里产生了艺术。仿佛夏天的蝉一样，露水饮饱了，便到树上去高唱，以表现他那虽短促而饱满的生命。艺术家创作艺术品，原以发抒情感，得在创作的时候与宇宙的韵乐相谐鸣为目的的，除此以外，他什么都顾不到了。

　　但是人类虽有了自觉的能力，能在上实现他的生命，实现世界的美和爱，过剩的精力也使他的物质欲发达，反而迷失了本性了。于是而蒙有殊宠的人，反而不及无知无识的蝼蚁鸟虫，蝼蚁鸟之类，虽不能表现他的生命，却是大生命之一部，在宇宙中和谐地生存着。人类则因迷失本性的缘故，不特不想表现自己，反而拒绝了宇宙的生命了。为了争夺物质上的利益，他们和自然为敌，和同类为敌，只顾扩权力，却不顾毁灭了世界的同情和宇宙的和谐。这是灭亡的道路。强国奴隶弱国，强者又自相争斗，致演成过去的欧洲大战，推原其故，皆由叛离自然而来。“因为作事的人们，常把他们的事务弄得出了和谐的地步，这是我们诗人所急欲将他弄和谐了”。艺术是实现人生的大道。

　　根据上面所说，我们可以知道，太戈尔的世界观中间，神的信仰是确定的了。他的所谓神，并非基督教的上帝，佛教的如来，是宇宙即神，生命即神，万有情态，无非神之表现。换言之，他的宗教，在这方面，是近似于一种泛神论。因为宇宙的荣耀无过于无限的生命，所以人的荣耀也无过于能实现他的生命于这无限之中。太戈尔是人生的热爱者！

　　为这缘故，所以他要主张和平运动，要为印度谋独立。因为在他看来，世界上最不长进的事，无过于毁坏人生，阻止人生的发展。何况印度，一个文明极古的民族，素来是自然的爱宠，将来或者全人类的救主，却被压制在英国侵掠主义之下，使他传袭的文明日渐澌灭？

　　以上可说是太戈尔对于人生、宇宙、艺术、和国家主义的思想的大概。我们看了，可以知道他的哲理从玄渺的宇宙观以至实际的社会问题都一线相贯，自成一个系统的。但是诗人，所以并没有系统的书籍记载他的思想，负这载达之责的，便是他的诗歌、小说、论文等了。

　　沈泽民对泰戈尔的世界观，艺术观、妇女观、以及文明观分析描述得十分深刻透彻。可见沈泽民后来对泰戈尔真的到中国访问后的请问和批评，是建立在深入研究了解的基础上，并不是今人所说的一种意气用事。

　　还在一九二三年下半年，泰戈尔将接受邀请来中国访问的消息传出以后，中国欢迎的舆论此起彼伏。中国文化知识界欢呼雀跃，郑振铎也是泰戈尔的粉丝，他主持的《小说月报》出版《泰戈尔号》上、下卷，郑振铎写了《欢迎太戈尔》，徐志摩写了《泰山日出》《太戈尔来华》《太戈尔来华的确期》；还有研究泰戈尔的如郑振铎的《太戈尔传》，王统照的《太戈尔的思想与其诗歌的表象》，周越然的《给我力量》，得一的《太戈尔家乘》，樊仲云的《音乐家的太戈尔》等等。

　　四

　　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二日，泰戈尔一行如约，乘热田丸到了上海汇山码头。自然，这是一个比今天天王明星的粉丝还要热烈的一次欢迎盛会，是知识界粉丝的热烈到顶点的欢迎，这些年轻粉丝的热烈程度，有的到了崇拜得五体投地，也有的到了泰戈尔思想全盘接收的程度。年轻徐志摩更是到了如醉似痴的程度，写信时称泰戈尔为“戈爹”，甚至因为陪着诺贝尔奖得主泰戈尔而激动得躲在海棠花下做了一个通宵的诗，激动得有些狂热了。

　　四月十四日，泰戈尔在徐志摩、瞿菊农等粉丝们的陪伴下，到杭州西湖欣赏湖光山色了。这一天，中共年轻的理论家茅盾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对于泰戈尔的希望》一文，表明自己崇敬但不迷信的立场，不指名地批评欢迎泰戈尔时的那种狂热，尤其是泰戈尔在中国内忧外患的时代里，高唱东方文化，在茅盾看来有点“诵五经退贼兵”的味道。他说：

　　我们也是敬重泰戈尔的：我们敬重他是一个人格洁白的诗人；我们敬重他是一个怜悯弱者，同情于被压迫人们的诗人；我们更敬重他是一个实行帮助农民的诗人；我们尤其敬重他是一个鼓励爱国精神，激起印度青年反抗英国帝国主义的诗人。

　　此时的茅盾不仅仅是一个青年编辑，而已经是一个加入中共的革命者，年轻的茅盾向来对社会热点能够保持理性冷静的态度，不会成为某位明星的狂热的粉丝。所以在这篇文章里，茅盾提出“相对欢迎”的口号和理由：

　　所以我们也相对地欢迎泰戈尔。但是我们决不欢迎高唱东方文化的泰戈尔；也为欢迎创造了诗的灵的乐园，让我们底青年到里面去陶醉去瞑想云浮安慰的泰戈尔；我们所欢迎的，是实行农民运动（虽然他底农民运动的方法是我们所反对的），高唱“跟随着光明”的泰戈尔！

　　我们认为中国当此内忧外患交迫，处在两重压迫——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军阀专政——之下的时候，唯一的出路是中华民族底国民革命；而要达到这目的的方法，亦惟有如吴稚晖先生所说的“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们也赶铸了机关枪打回去”，高谈东方文化实等于“诵五经退贼兵”！而且东方文化这个名词是否能成立，我们正怀疑得很。

　　这便是我们不欢迎高唱东方文化之泰戈尔的理由。

　　我们又以为中国青年底思想本就太蹈空，行为本就太不切实，意志就太脆弱，他们本就只想闭了眼睛任凭身坐荆棘而专求其所谓灵的乐园，希望躲在里头陶醉一会；我们极不赞成再从而变本加厉，把青年思想引到“空灵”一方面，再玩起什么“无所为而为”的把戏。

　　这便是我们不欢迎专造灵的乐园让我们底青年去陶醉之泰戈尔的理由。

　　茅盾这样冷静的批评是深刻的，也是中肯的。无疑是当时一片狂热崇拜中的一副清新剂。

　　泰戈尔到达北京，北京火车站鞭炮齐鸣，梁启超、蔡元培、胡适、蒋梦麟、梁漱溟、辜鸿铭、熊希龄、范源廉等各界名流到火车站热烈欢迎，泰戈尔这位世界大师，成为新派旧派争相攀附的一尊“神”，梁启超在欢迎泰戈尔时，将泰戈尔比作千年前的鸠摩罗什，着实让人肉麻，而年轻的徐志摩与泰戈尔“老戈爹、老戈爹”的亲热让其他年轻人感到浑身不自然。所以，当时鲁迅在一篇文章中说到泰戈尔访华，对这些现象很不以为然，说泰戈尔访华“像一大瓶好香水似很熏上了几位先生以文气和意气”。革命家陈独秀当时还在领导着中共，他对泰戈尔来华宣扬他的东方文化有点恨恨不已。在文章中说：“请不必多放莠言乱我思想界！泰戈尔！谢谢你罢，中国老少人妖已经多的不得了啊！”

　　泰戈尔在上海、北京演讲之后，茅盾发表了《泰戈尔东方文化》一文，以轻松诙谐的笔调分别对泰戈尔宣扬东方文化提出批评。他说：“太戈尔在上海演讲的是《东方文化之危机》。这次讲演，他只反复警告中国人不该舍弃了自己可宝贵的文化去接受那无价值的丑恶的西方文化；究竟我们的可贵的东方文化是什么，他简直没有提起。他大声疾言西方式的工厂，把中国可爱的田野之美毁灭了；难道田野之美就是东方文化么？西方的‘望乡愁’的诗人，曾把丑恶的都市蚕食美丽的田野作为诗料，做了些很好的诗，可知田野之美亦西方所固有，太戈尔替我们痛惜的事，西方也已经发生过；如依太戈尔的话，便是西方本来也有东方文化而早被西方文化毁灭了：请问这话合理么？太戈尔又极力反对西方的组织、方法、能率、速度……等等，难道这引起东西真是毒蛇猛虎么？难道原始人的粗陋简单弛缓的生活真是人生的极则么？我觉得太戈尔在商务书馆图书资料大会堂的讲台上，的确做了一首很好的抒情诗，只可惜这首攻击西方文化拥护东方文化的抒情诗里，既不曾明白说出东方文化是什么，也没有指明什么是西方文化。”

　　至于茅盾称泰戈尔宣扬的“东方文化”因为没有实质内容，讥为“卖野人头”是“空空洞洞地咨嗟咏叹，弄他私人的狡狯”。显然已经有点青年革命家的激情了。当评论到泰戈尔北京演讲的《人类第三期之世界》时，茅盾写道：

　　太戈尔在北京的题目是《人类第三期之世界》；这是一个极有意思的题目。历史上曾有过许多思想家描写这“人类第三期的世界”，描写得最圆满最动人的，是鼎鼎大名的克鲁泡特金，这位地质学家同时是一个文学好手，他所创造的纸上的“第三期世界”总算是美丽到极点，诱惑人到极点了，只可惜这个世界少了一扇大门，我们没有法子进去。现在太戈尔描写的第三期世界比克鲁泡特金的更空灵了。我们如果说克鲁泡特金的第三期世界是纸上的，那么，太戈尔的便是烟雾里的；因为他只说“尚有一更光明更深奥更广阔的世界”，空间怎样光明深奥广阔，太戈尔又本诗人含蓄之旨，不肯说了。我们如果说克鲁泡特金的理想世界忘记装了大门，那么，太戈尔便简直不要大门；因为太戈尔并不希望肉体的人类到他的第三期世界里去，只希望灵魂的人类去，所以无所用其大门。

　　今天看来，当年不仅茅盾的批评是深刻的说理的，而茅盾胞弟沈泽民对来中国后的泰戈尔的批评却是尖锐的。他在《太戈尔与中国青年》一文中对泰戈尔的 “冥想”作了深入透彻地剖析，认为泰戈尔“他不曾晓得思想与生活方式的关系，”还有“他根本抱定一个神的观念不肯丢开，以至误认精神可以脱离物质的条件而单独发展”。沈泽民继续写道，“我们可说太戈尔实是一个思想落后的人了，他是印度的一个顽固派。纵不是辜鸿铭、康有为一类老顽固，也必是印度的一个顽固派党的人物。太戈尔不是没有他的价值，他的诗是我所爱读的，他的小说也有他的魔力，他的散文可以卓然成立一派。他的人格也一定比梁启超张君劢等辈高出万万。只是他的思想实在是中国青年前途的一大障碍。”这口气就有点陈独秀味道了。显然，当时已全身心投入中共革命活动的沈泽民，锐利的文笔中，透出一个先进分子的思想。

　　五

　　泰戈尔一九二四年到北京至今已有八十多年的时间，世事沧桑，天翻地覆，在二○一一年纪念泰戈尔诞辰一百五十周年的热潮中，与当年泰戈尔首次访华相比，多了一些理解多了一些理性，而对当年粉丝们的热烈的追捧文章，今天看来似乎有点像今天那些小青年崇拜“超级女声”的狂热，也有点像崇拜港台名星的执着，只不过当年的崇拜的对象是真正的世界级大师而崇拜者如徐志摩等都是知识界，文学界的翘楚。而当年挥笔批评泰戈尔访华时传播东方文化思想和访华时国内出现的种种现象的那些人，同样也不是等闲之辈，尤其今天重新研读茅盾昆仲在泰戈尔访华时发表的文章，虽然当年还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文笔和思想及价值至今仍比当年颂扬泰戈尔的那些文章更有传世价值。

　　不过，人都喜欢听恭维的好话的，包括大人物泰戈尔先生，否则不会与狂热崇拜他的徐志摩等建立起如此深厚的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