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二十六卷）

日本出版“黄金时代”的景象

　　◎陈万雄

　　陈万雄先生，现任香港联合出版集团总裁。从事出版事业已三十余载，他是我国难得的一位学者型的出版人，既有深厚的史学底蕴，著有多种学术专著；又有丰富的出版实践，推动香港出版事业取得长足的发展。他对二岸三地的出版业非常熟悉，对世界的出版行情也十分了解。为了回顾自己三十余年来在出版界的所见所闻，陈万雄先生特在《悦读》上开辟“闲话出版三十年”专栏。爱书的读者和出版界人士，一定会从中得到启迪——

　　一

　　自少喜欢阅读、逛书店。日子久了，不经意间记住了许多出版社和书店的名号。大学之后专注于中国近代思想史，出版史是绕不过的，有点认识。上世纪七十年代中，负笈日本，耳濡目染，才与图书出版结上了缘。

　　甫抵日本，最让我啧啧称善的是社会的读书风气。

　　那年代的日本，大、中城市不用说，小至乡镇，瞩目所见，车船乘客，不拘老幼，近半捧着书刊在阅读。诚然是日本社会的一道文化风景线。不说东京、大阪，就我居住的广岛，大小各式书店林立。大百货公司的高层，大都有书店。比起当时的港、台地区，书店的规模、店堂之楚楚、设备之雅巧、图书之繁多、服务之周到，何可相拟。即一家数百平方米大小的书店，决不乏学术和高文化层次的图书。星期日到大书店，人流如鲫。最让人欣羡的，不少一家数口，来到了书店，各就己意转悠，浏览、搜购图书。待约定时间，再集合上馆子。日本寻常家庭，总设置书室或杂陈书框数列。曾阅新闻报道，日本家庭日常开支，平均是五分之一花在图书刊物的消费上。睹此情景，当时心绪，仿如千年前来唐都的日本留学生和留学僧，不无“上国文采”的赞叹。在大学学习历史的我，更感慨油生。日本国民性喜阅读，十五六世纪抵日的西方传教士，屡见诸文字，为之赞赏不已。甚至誉之为世界上最喜欢阅读的民族。二次世界大战后，虽然战败，经济萧条，人们在电车、火车上阅读，已成社会普遍习惯。这种习惯首现东京，明治三十年（1897）左右，在市内电车上阅读已蔚然成风。话得说回来，日本情色书刊的泛滥，漫画图书的铺天盖地，阅读者不分老幼，不少大学生手捧着教科参考书，再挟着厚厚一两本漫画书，坦然地回到学校，也是让我吃惊和不解的。这又是日本社会文化的另一种情状。

　　怎样看待日本的文化和政治是一回事，应该看到，日本社会十分重视“教养”。阅读是种教养，图书的阅读，能移风易俗，润育社会文明。日本人喜欢阅读的历史来由和背景，很值得探究。日本历史上几大变局，如中古时代的“大化革新”、明治时期的“文明开化”、以至战后“文化国家”的建设，都是日本社会阅读风气大开的契机，也是日本开新国运的时期。岂乎日本人更能领会、践履司马光所说：“教化，国家之急务也……风俗，天下之大事也……夫唯明智君子，深识长虑，然后知其为益之大而收效之远也。”的治道耶！

　　抵日不久，报刊所载，电视所播的几则新闻，也令我更留意图书出版这回事。

　　一则是大学毕业生就业的调查报告。说毕业后视为上选职业之一，是当出版社的编辑。报道并说，只有最著名的几家大学的毕业生，才有望进入最著名的几家出版社当编辑。一则报道说，日本一位相当著名的大学校长辞去职务，改任一家著名出版社的总编辑。这种职业的选择价值，与我生活在香港的经验，虽不至于是天方夜谭，也总够讶异的了！一九七八年某段日子，是我到了日本第二年，报刊经月累篇地报道、详解细说“筑摩书房”的破产新闻。“筑摩书房”是日本历史悠久、以出版优质人文社会学科而驰誉的中等规模出版社。一家出版社的破产，在日本这样的资本主义社会引来如许的报道和评论，让我好奇。不出几个月，又有新闻，说该出版社得到日本政府的批准，援用了日本特有的破产法，免陷倒闭得以继续经营。这种人情法律，自是考虑到它的社会文化功能。随即，文化学术界发起一个运动，鼓动读者去征订这家出版社新推出的一套大型文学全集，用实际行动支持这家良好的出版社继续经营下去。早前的一九六八年，著名学术出版社“河出书房”破产，一九七四年东京神田书店街的最大书店“三省堂”破产，都曾援用了这种破产法，再得读者的支持下，继续经营下去。上面言及的两家出版社和一家书店，至今仍自成风格，继续经营。

　　日本，是我首个踏足的外国，也是第一个对其社会实况有体验的国家。图书与出版之关乎国家文化和社会风气的想法，自此注入我心。香港固容易接触到各种英文图书。与中文图书比较，就图书论图书，不难判殊高下，甚至差距明显。感觉却自然而然，理所当然，心底不起波澜。可能是“欧美先进”的潜意识作祟。又或者之前未践履过英、美国家本土，对其社会的出版和阅读情状无所知悉，不像到了日本，在情思上有这样的冲击。

　　二

　　滞日几年，课余大半时间流连于书店，可用的钱，大都化在购买书籍上。这除了个人志趣之外，也缘于这种图书环境。去书店，除寻找自己适读书外；每周各异的新书环境，总让人心思脚动；图书品类，题材丰富，形式多样，装帧精美，揽阅抚摩，是赏心乐事；甚至图书的广告，五花八门，各种雅致的书签，可搜集可观赏可庋藏。

　　一些著名和规模大的出版社，每年都推出若干套大丛书：有历史文明、文化风俗、文学和艺术、自然科学，以至各类百科，题材繁富；内容遍及日本、世界甚至中国；规模可有十来册，甚至数十册不等；有纯文字的、有丰富插图的、有图文并茂的，不一而足。一些出版社除了出版的丛书，有专业有普及的，开本、装帧和类型都各不相同。丛书数量之宏富可至千种，出版时间可沿续数十年。日本的翻译出版，除英语世界外，相信难出其右。译书范围，遍及世界各种语种。题材内容，上至阳春白雪的专业研究，下至下里巴人的流行读物，应有尽有。世界各种语文新书翻译成日文，速度之快，几与该书原文同步。日本学术界重视翻译出版。一本有水平的学术译作，与学者自己学术著作等视，在译著的封面、副书页，译者与原著者并列可见。译著多附译序或解说，这不啻是该学科或该学者和该书的导读，对学生的学习和学者的研究，裨益极大。使人恍然明白，日文这种语文，不仅用于认识日本种种，亦是了解世界种种的便捷之道。推而衍之，出版之发达对文化之发展，效用之大，由此可见。

　　日本出版时至今日，虽云颓落，然而其图书制作之精美，装帧之雅致，编辑之周至，构思之精巧，仍然是世界出版的强国。这实有赖出版水平的精进。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当时两岸三地，出版和图书业，仍然落后，甚至比不上二十世纪前期的上海。与其时日本所见，云乎远甚。

　　三

　　逢长假期，总游走东京、大阪、京都甚至日本各地，征逐图书，甚至不辞跋涉，踯躅于小城镇大街小巷的新旧书店，看书和淘书。日本新书出版量大，即为佳作，过了销期，也不容易再版。当时日本书店虽然遍及各处，比之蜂拥而至的书种，也难以容纳，图书无限而地方有尽。旧书店遂成为爱书人的乐土。旧书店也担负起文化流通传承不可取代的角色。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日本旧书店业繁盛一时。东京神田书局街，至今虽仍让游客津津乐道，以能一游为快。但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整个神田区，旧书店鳞次栉比，盘桓着好几条街，各擅其胜的分野，店中整洁满密的图书，觅书者梭巡而至的盛况，比之如今，旧书店疏落，寻书人零星，不无今昔之叹！

　　日后从事出版图书业，才了解到战后以迄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三十年，是日本出版和图书业的“黄金时代”。留日期间这几年，正是黄金时代的顶峰；但同时，也是由顶峰向下滑落的开始。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东京八层楼高“八重洲书城”的开业，“杂（志）高书（藉）低”市场份额的逆转，结合图书、影视于一炉的“角川商法”等现象，固然是日本图书出版的新气象，但同时宣示了日本出版迈向企业化的趋势。吊诡的是，日本出版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伊始，陷入长期的低增长以至负增长。更想不到日本出版和图书业沉痾至今，不振愈二十年。个中原因，一九九七年在中国内地第一间书城“上海书城”开幕的图书研讨会上，笔者曾以《对日本当前出版的观察和思考——出版产业化与文化发展的矛盾》（后收入拙著《历史与文化的穿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一文予以剖析。其中内容和意见，由命题可思过半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在日本赶得上见证其出版和图书业的黄金时代，所见所闻，对出版图书业之认识，对社会文化的体认，甚至对后来之投身其中以至服务一生，确有过启牖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