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二十六卷）

鸿爪掠影（三）（之六）

　　◎王学泰

　　（续上卷）

　　五　监狱常事拾零

　　1. 接见

　　对于犯人来说，监狱生活中最大事件就是家里来人接见。一监的接见安排在每个星期四，因为当时北京是各地区轮流停电。宣武区是每星期四停电，车间没电，没法干活，便把工休安排在这天，自然接见也就在这天了。

　　现在电视里常看到监狱的犯人接见亲属情景，两者之间往往是隔着一个铁栏杆，双方隔着栏杆说话。当时的一监不是这样，接见室就是一个大会议室，会议室中间摆了几张宽达一米多的长条桌，长条桌接在一起，把犯人与家属隔离开来。犯人与家属会见时仿佛现在外交谈判的双方，伸出胳膊互相能握到手，但身体其他部位无法接触到。有的家属把三四岁以下的孩子抱来，放在桌子上，让犯人抱一抱。这种做法有时会受到监视犯人的看守的干预：“不要把孩子放在桌子上！”“别让小孩在桌子上撒尿！”这是接见时常常听到的队长的吆喝声，但作用似乎不大。因为接见时家属来的人多，家属就座一方的条凳上已经拥挤不堪，许多年轻的家属还得站在老人身后，小孩子不放在桌子上，放在哪儿呢？

　　接见是一次感情上的交战，好久没见家里人了，希望能见一面，但在这种情况下见面又是一次感情上的伤害。例如母亲对我期待很高，家里也就我一个从完整的大学里毕业。可是现今出现在她面前却是一个被众人视为“狗屎堆”的犯人。母亲作为一个普通人，对犯人看法与民众没有什么差别，自然也会因为儿子成了犯人而羞愧。我的第一次接见在一九七六年十月。从一九七五年三月四日被北京市房山公安局传讯算起已经有一年半没有见家人了。而且那时人被抓了，公安局根本不通知家属，一个大活人仿佛在人间蒸发了一样，能不着急？母亲是从一个开锁匠师傅那里知道我被捕的消息的。这个开锁的师傅是在房山公安局传讯时认识的。他想在房山买点便宜木材打家具，结果在房山以投机倒把罪被传讯了。在传讯室关押时他对我说，公安局他很熟（开锁属于被公安系统控制的行业），这点小事判不了他，他很快就会出去。通过这位师傅，家里才知道我的实际情况。

　　接见要申请，我一九七六年八月份到了一监，在入监队呆了十来天，八月底分到三中队，当时我就申请接见。不允许。没说理由，只说了一句：“你刚到一监，着什么急？”不久毛主席去世，诸事停顿。十月六日粉碎“四人帮”，诸事消停下来。我再次申请接见，批准了。我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告知接见的办法与时间。一个星期四，我刚刚吃完饺子（这天工休，为了避免监舍出事，监狱往往让犯人自己包饺子），队长就喊我的名字。我跟着队长来到接见室，第一眼就看到母亲、妹妹挤在接见桌的对面，妹夫、弟弟站在她们身后。母亲老了，稀疏的头发很少有黑色了。一见我剃了光头、身穿黑色的监服、虽然没戴镣铐、也是典型犯人的倒霉模样，心里很不好受。妹妹一下子就哭了。母亲制止她，说：“看你哥哥好好的，你哭什么？”我也赶忙说：“我是‘四人帮’的事儿，呆不了多久的。”“不要谈案情！”队长在我身后制止。接见时狱方最忌讳犯人与家属谈案情。他们认为，如此串通消息，容易发生翻案，给政府添麻烦。狱方认为已经判了刑的就是板上钉钉了，犯人唯一的前途就是老老实实服刑，一心一意接受改造。其他一切想法都属于不轨行为。此时，虽然政情比毛主席去世之前有了极大变化，但是，他们依然按照既有的规定行事。其实，我无意初次接见就谈敏感问题，而是安慰家属一下，不要因为我被判了十三年就绝望了。

　　这时队长又在吆喝：“犯人家属注意。我们在接见通知单中已经讲明，监狱不许送食品，我看还有带食品来的，请一律带回。”我看了一下接见桌子上，各种吃食琳琅满目，虽然社会上商品尚很匮乏，但家属千方百计把能够买到的东西带给亲人。因为是第一次接见，母亲谨遵接见通知单上规定，没敢带吃的。只是带了我向家里要的范文澜注的《文心雕龙》、王力的《汉语诗律学》与几盒带有滤嘴的香烟（那时过滤嘴香烟还不普遍）。母亲说，头两天，郭宝昌妈知道你的事儿，背着一个“招文袋”（这是京剧《宋江杀惜》文词，戏中宋江斜挎在身上一种布兜，民国时拜庙进香信徒常背这种袋子）来家，里面装了两种菜，还有炸的酱，让我给你送来，说你爱吃她做的菜。我跟她说，里头吃的挺好的，不用送吃的，再说政府也不让送。我平反后，宝昌来信说，不久（1976年底）老太太就病逝了。我出来后，她已经走了一年多了。

　　我在一监期间一共接见了四次。一九七七年春天接见时，家里告诉我，他们找过我的同案鸿远。鸿远家里也很着急，但他们不知道我们俩的案情（也就是互相说了多少犯忌的话）。鸿远在六中队，那里看他很紧，接见时什么也不能说。我相对条件好一些，接见时队长常常就走了。半个小时之后（按规定接见时间是20分钟到半小时），队长施施而归，如果见我们还没说完，他也不催。当然我也不愿意给人家带来麻烦，很快结束谈话，跟队长归队。我跟家里说，以后我申请一次单独接见，把我写好的案件情由，交家里带走，给鸿远家做参考。一九七七年夏天，我申请单独接见，很快就批准了。单独接见也是在那间大接见室，偌大屋子只有我们四五个人，安静得很，与平时接见喧闹情景迥然不同。队长一把我送到这里就走了，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给我们留下足够空间。总之，我向家里详述了案子发生的过程，并把我写的材料交给他们。后来听说，经过鸿远家整理，他们把这份材料送到邓小平家（鸿远的父亲生前是卫生部高级顾问，常常为国家领导人诊病，认识许多位居中枢的人士），那时小平还未工作，卓琳同志把这份材料转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是便启动了这个案件的平反。可是在一九七七年深秋我得了一场大病，几乎一命呜呼。用《红楼梦》中的一句话说，也是“天可怜见的”，使我挣扎待到平反那一天。

　　2. 在监狱中患病

　　俗话说“有什么也别有病”！日常是这样，如果在监狱得了病，那真是造了孽。鲁迅说传统的监狱“是取法于佛教的地狱，所以不但禁锢人犯，而且有要给他吃苦的责任”。因而在狱中患病是监狱应有之题意。解放后的监狱把“改造”作为宗旨，犯人患病比例是大大下降了。过去人们写到监狱，对此聂绀弩先生唱过反调。他平反出狱后，写过一篇《怀监狱》，其中写道：“常常想起监狱的医疗的方便—— 监狱的医院开在监狱里头，有病，大夫到监号里来看。这就比外面任何单位都方便”。大夫送药到监号，对于有固定疗法的老年病，有了药问题就解决了；聂翁在“K字楼”患肺炎作了七次透视，都由年轻犯人背上背下。犯人是队长派的，也用不着对他们感激涕零。而且青年人老在监号里呆着，巴不得有机会在监室外劳动劳动。背人的，被背的都高兴。聂翁所说的确是事实，而且监狱的医生大多也是犯人，看病也比较尽责。他表彰监狱医疗卫生，大约要表达的是对现实生活老人看病难的不满。监狱、劳改场的医生大多是所谓“医犯”，而看守所的医生都是干部，人品良莠不齐、不负责任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监狱里找医生看病叫“求医”，先通过看守，叙述病情，经他们允许后，待医生来时通知你，这是在看守所（“K字楼”）的程序；在一监，大夫上午定时到各筒道中心公共空间（看守的办公之地），此时患者与杂务说一声就可以去看。

　　我在“K字楼”看守所时，那里的医生是一个医疗经验不多的护士。她医疗技术不行，但为人、用当今话说“很牛”，从心理上说，她要在看病时充分享受她作为“人民”“干部”的优越感，获得一份精神享受，那么回家吃窝头咸菜也觉得痛快。犯人看病被她呼来喝去是常事，还常常说点不酸不咸训斥的话。这样，有点自尊心的犯人不是万不得已，不愿意找她看病。她还有一个毛病，爱问犯人的案情。犯人求医，一到她那里，她像预审员似的，板着脸训斥：“交代你的罪行！”犯人不得已就得复述一遍。当时“K字楼”的“花案儿”（男女关系一类的案子）多，有的大老爷们不好意思当着年轻妇女讲，可是有时医生的好奇心起来了，还要追问一些细节。犯人更加吞吞吐吐。此时她还会训斥道：“怎么着？嫌寒碜呀？早知道寒碜别犯罪啊！”犯人回到号里议论起这位大夫无不嗤之以鼻。有个老油条是“马路提货”（团伙盗运工厂堆积在马路边的原材料）集团的首犯，有点“老大”的气质，对谁都有些横，但不外露，是个老北京场面人。他最讨厌别人打听他的信息，他的事儿只能由他高兴了透露出一二。有一次求医，那位女医生见他刚刚坐下，就厉声问他：“你犯的什么罪？”他不假思索，回答得很干脆：“强奸了一个女大夫。”这句话一出，女医生一惊，反而没话了，局面十分尴尬。老油条跟没事儿一样，极自然诉说了病情，取回了药。当天下午，队长打开监室的铁门训斥他，说他侮辱干部，并铐了他半天。

　　面对这样的医生，除了青年的街道混混，都发怵与她接触。我是痰湿体质，按中医的说法是体内水分多，湿气重。在“K字楼”呆了一年多，每天蹲在号里，很少有活动，湿气郁结，起了不少湿疹。特别是大腿根部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小红点，痒得钻心，又不敢挠，怕中“指甲毒”；不得已，只得用粗糙干净毛巾摩擦以解痒。后来还是蹭破了，流了许多黄水，狼狈不堪。可是患病的部位特殊，我就没有勇气找那位女医生看。只是强忍着，真正感到坐监狱之苦。一九七六年夏天，北京多雨，身上湿毒尤重，夜不能安眠。七月二十六日被判十三年，移居到“上诉筒”等待分发到监狱。七月二十八日地震，连日大雨，室内的空气能够拧出水儿来，腿根与阴囊起了水泡，奇痒。幸好十几日后到了一监，环境变化稍稍转移了注意力。

　　到了一监正要求医，又赶上主席逝世，监狱顿时紧张，一切正常的规程都停止了，医生也不来了。有天夜里，实在痒得受不了，只好用手挠，大腿根部黏液淋漓，睡不着觉，想到厕所洗一洗。厕所在两个筒道之间，去厕所必须经过本筒道的门口。筒道门那里有杂务守夜。值班的杂务看我走路的狼狈相，关切地问我。这个杂务姓李，也是北师院的毕业生，好歹都在一个学校呆过。我照实对他说了。他告诉我说桌子里有紫药水和水杨酸钠，供患皮肤病和外伤犯人使用的。他叫先洗干净了，然后擦紫药水拔干；紫药水也有解痒功能。我照办了，果然减轻许多，睡了一个好觉。第二天晚上又痒，又找到那位杂务。他问我敢不敢忍痛作大胆治疗。“痒折腾我有半年了，如能解决，没有什么不敢的。”他说，“你把原来的紫药水洗干净了，擦干。先上水杨酸钠，干了，再上紫药水。”我按照他的说法办了。当水杨酸钠擦在阴囊上时，疼得我几乎跳了起来，像用小刀割一样。剧痛把所有的其他感觉（包括痒）完全掩盖下去。再擦上点紫药水，待药水慢慢干了，疼痛也稍减，后又接着涂了两次，居然好了。没用大夫也治好了这个困扰我半年多的顽疾。

　　坐监狱，还有一件令我痛苦的事儿，那就是夏天的热。我怕热不怕冷。天热了，就容易失眠。在“K字楼”一到夏天就睡床板，经过多年和数不清犯人睡卧过的床板锃光瓦亮，睡光板儿很舒服。但是热与蚊虫叮咬仍然使夏天很难捱。至今我还记得一九七五年八月的一个夜晚，闷热无风，床板早已被汗水浸湿。整个号里的人都睡不着，蚊子轰鸣，放肆地在人们身上嘬来叮去，吸吮着骨瘦如柴囚犯的血液。不知谁喊了一声，反正睡不着，不如打蚊子。于是因为难以入睡而紧张的人们，反而放松了，站在床板上作消灭蚊子比赛，几乎打了一个通宵。天蒙蒙亮了，大家才睡去。太阳出来了，站起来一看，监房四壁密密麻麻都是蚊子的尸体和人的血迹。

　　一监的通铺是烂木板钉的，净是木刺，没法睡铺板。我只好每天坚持睡前冲凉，让冷水从身上带走足够的热量，然后回号，盖上布单睡觉。一九七七年我一直坚持冲到秋末。一个星期四，洗完后，觉得有点冷，我发现自己有点感冒，于是赶紧回号，盖上棉被发汗。我以为第二天就会好了。没有想到第二天发烧，头痛，脑袋像要裂开一样，体温飙升到四十摄氏度以上。睡在旁边的徐连生在我耳边说：这回病厉害了，得住医院了，吃几天好的去吧。小徐还与我开玩笑，这时我的感觉已经模模糊糊了。执行员董清旻经过请示把我送监狱卫生所。那时我已经走不了了，徐连生背着我，他才一米六多，比我矮许多，我的脚拖在地上，董清旻在后面用双手抬起我的两腿，两人费了很大劲才把我弄到医院，到医院不久，我的记忆中是上厕所小便一次，此后便人事不知了。当我醒来的时候，眼前一片光明，满眼都是纯洁的白色。这时一个亲切而美丽的声音：“他醒了”“他醒了”。在狱中两年多了，很少听到异性的声音，因此女护士亲切的声音特别具有穿透力和抚慰力。我迷迷糊糊、但还在断断续续地想，这就是第一监狱医院吗？这里还有女护士啊，跟外面医院一样啊！又觉得我来到的仿佛是另一个世界了！我使劲睁开了眼睛，看到好几双陌生的眼睛在盯着我，有奇怪的，有惊讶的，更多的是高兴的，包括那两双美丽年轻的女性的眼睛。我舒心地笑了，笑增加了我的安全感。我想活动一下身子，突然发现左臂上还打着吊针和左手腕被冰冷的手铐铐住，金属的冰冷马上传导到身体的中心，一阵阵感到内心发冷。旁边有位像伺候我的小个子的中年男子尴尬地笑着，称一个胖而魁梧中年人为“姚队长”。姚队长说：“王学泰，你昏睡了三天了。当时你人事不知，给你打吊针，你就把针头拔了。两三个人也按不住你，没办法只好把你铐在铁床上，现在你清醒了，可以把手铐解开了。”说着拿出了钥匙，打开了手铐。后来知道这里原来是北京公安医院。这位姚队长也是病人，但又负责看管住在公安医院的“病犯”（当时法律用语）。公安医院的住院部一共五层楼，最高一层是犯人的病房，我就住在五层。一打开窗户就是久违了的故宫宫墙上八角楼，再换一个方向就是北京六十五中的教学楼。高中时期我曾在那里就读，那是一九五七年的秋天，物换星移二十年。当一九七七年的秋天，我站在公安医院病房窗前遥望六十五中，突然想到六十五中的老同学顾惟乔（我是在一监的小报——《劳改通讯》上看到了这个名字的。后来经询问得知就是六十五中那位，“文革”中在清华大学受迫害想外逃，被判十年，死于癌症。详见《野驴顾惟乔》）。当时的风华少年，今已在鬼录。

　　那位女护士告诉，你是拣了一条命啊。“化脓性脑膜炎”就是一发现就被送到医院，也不一定能抢救过来，你是得病三四天后、完全丧失意识后才被送到医院的，当时大家都不抱希望了，没想到你又活过来了，是医学上的奇迹，也是你生命上的奇迹。

　　后来得知，这次也真是死里逃生。星期五下午我被送到监狱医院，晚上就处在昏迷状态。最初以为是感冒，后来看到我又吐又拉，全身抽搐，昏睡不醒，怀疑我是大脑中的问题。提出把我送到公安医院治疗。可是适逢星期六，监狱长回家了。狱中犯人离开监狱必须有监狱长签字准许。医生干着急，毫无办法。幸亏医院有一位跟我在一个中队待过的医生，姓王。王医生是学西医的，但中医也很好，会针灸。他因为基督教入狱，判五年，快到期了，所以到监狱医院来做医护，其实，他比大夫懂得还多。王医生用针灸刺激、控制病情的发展，直到星期一，监狱长回来，把我急送到公安医院，侥幸活了下来。

　　护士对我说：“化脓性脑膜炎不得了啊，弄不好会记忆丧失的！”我悚然而惊，赶紧打开带来的笔记本，靠着病床默写背过的文章和诗词。不错，虽然头还稍微有些痛，三四天下来，也默写好几百首，看来脑子还没有太坏，凑合能用。以后的几十年，我主要还是靠头脑谋生的。我想，上帝的安排也许真是合理，当我身强力壮，能扛二百斤麻袋的时候，让我修理地球，干体力劳动；当我“及壮”以后，身体差了，精神日衰，改为脑力劳动。

　　正常人住院，大多控诉医院的伙食不行；我从监狱来，自然会有不同的感受。这里天天吃细粮，每天的饭由伺候我的那位杂务打来，后来让我写信通知家属，家属来探望，又送了许多吃的。我在住院的二十多天里，身体恢复得很快。医院里的接见更为宽松，家里来看，说了许多外面思想解放、政治宽松的情景。此时我虽在狱中，心早已飞向自由的天空。

　　二十多天后，又坐着监狱的汽车回到一监三中队，因为当时心情极好，都忘了回程是否戴手铐了。我在三中队人缘还可以，那次我被徐连生和董清旻送到监狱医院，很多人向他俩打听消息。董徐二人看到我昏迷的状态，后来又听说我被送到公安医院。犯人一被拉出监狱住院自然是凶多吉少，因此平安归来，还引起了小小的轰动。我最感动的场面是小报组的张培利，他活动较为自由，我中午刚到监室归置自己床位时，正是午饭时监室的犯人都在车间里劳动，吃饭也在车间；张培利端着饭盆，倚着我所在监室的门，默默地看着我笑。我直觉地感到背后有人，我猛地转回身看到他那张笑脸，那由衷的、带有点欣慰的笑容让我永世不忘。“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他似乎是说给我听的，又像说给自己的……

　　第二天一早到车间接一小队的早班，李聘伟、邢长春、祁来、隋年生这些平常熟识的人都向我祝贺。到卧式机台上接李少白的班时，少白看着我也打了我一拳，“成，伙计！没傻，听说你的大脑还能正常运转。”说着递给我一个小纸条，并笑着说“本来想写篇悼念你的文章呢，刚开头，没想到你又活了”。我看那个纸条上写着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的悼念杜勃罗留波夫的诗句“怎么样的一盏智慧的明灯熄灭了，怎么样的一颗心脏停止了跳动”。我说，“批判会上没好话，追悼会上无恶言。我听惯了大批判，第一次活着享受到追悼会上的激情赞美。”大家都在苦难中，但从互相给予的善意中也看到了人性的闪光。

　　3. 大墙里面看电影

　　监狱与看守所不同，考虑到犯人除了劳动以外还应该有适当的娱乐，前面写到的在工厂劳动，每星期有一天的工休。两三个星期有一次电影。在监狱看电影是件大事，它不仅是一次娱乐活动，被阻断信息的犯人往往根据它来推测政治形势的演变。

　　放电影的地点是狱中的一个露天广场，不大，但狱中千余人都能装下。时间一般是在休息日的头天夜晚。也就是多在星期三的晚上。待天色黄昏时，犯人按照中队的编制在看守的带领下各自携带自己的小板凳来到小广场，端然静坐，天一擦黑，就开始放映了。

　　电影这种有刺激的娱乐往往会引起犯人的遐想，特别是一九七七年下半年，旧电影开放了，许多电影的放映都能带来点震撼。例如“政治犯” （当时不承认有政治犯，因为刑法中有“反革命罪”，“反革命”也是刑事犯罪）对影片的政治涵义很敏感。改革开放前，中国文艺、学术都是政治信号，开放旧电影简直就是发布政治信号。荧屏播放了写海瑞湘剧影片《生死牌》，它像一声春雷把人从政治沉闷中惊醒，人们马上联想到吴晗先生的《海瑞罢官》。大家私下议论，“海瑞出来了，‘文革’第一个倒霉者吴晗大概要平反了”，“文革”有点站不住脚了，自然彭总也要重新评价了。监狱里演过《甲午风云》，演邓世昌的演员李默然，很有气魄，更是具有震撼性，电影一结束，在排队回监室的路上就议论起来了：“邓大人”可能快要出山了（“政治犯”中也有对“批邓”不满而被判刑的）；放《林家铺子》知道所谓“三十年代文艺黑线”又快成为文艺红线了，周扬、“四条汉子”又要卷土重来了。……中国政治是个谜，时时放出些微信息让大家“猜一猜，谁来吃晚餐”。这真是一种益智活动，连监狱的犯人也能半公开地参加。

　　我还感觉到“文革”中拍的“革命电影”特别适合监狱中放映，因为影片中一律孤男寡女，不食人间烟火，不涉及性，仿佛每个英雄人物都是雌雄同体，自满自足的。这不会引起犯人的遐想，有利于思想改造。因此，在监狱看电影，常常引导我这样想：常常说起文艺宗旨是“为工农兵服务”，艺术创作原则是大写“英雄人物”和“三突出”精神，其实这些更适合为犯人服务，似乎可作犯人改造的教材，犯人欣赏这类作品有益无害。

　　在“一监”呆了两年，大约看了一二十场电影罢，每场一般是两个影片，其中有三场至今还保持着鲜明的印象。

　　一是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影片。我到一监一个月左右，毛主席逝世、接着就是“四人帮”垮台。本来“反击右倾翻案风”该刹车了。是由于惯性、还是因为其他秘而不宣的原因，北京的运动并未停止。那时旧电影（1966年以前拍摄的）大多还没有解放，社会上放的电影也多是一九七五至七六年间拍摄的影片，自然监狱中放映的也是这类。

　　经过“文革”，文艺政治化搞到极端，当时最大的政治就是“反击右倾翻案风、批邓”。因此这时的影片内容就是谎言的汇聚，是对观众智力的侮辱，也不妨说是一种测验。有个片子的名字记不清了，但它的第一个镜头，即使过了三十年仍然记忆如新：一个革命派的姑娘，风风火火，怒气冲天，从岸边跳上一只小船，一把抓住船上一个青年男子的肩头，刺啦一声，撕下一大块布来，露出坚实的肩膀。这是一个大特写，十分刺目。剧情发展，观众得知，这是女革命派阻拦其男朋友进城做小买卖，“搞资本主义”。这位女士的形象就是当时极其时髦的、但却令正常男人生畏的“头上长角，身上长刺”造反派角色。社会上谁敢接受这样的人物、男人谁敢娶这样的媳妇？当然，可能当造反派的女士就没有准备过嫁人。

　　另一个印象深的就是《欢腾的小凉河》。这是个针对性很强的政治片，它的矛头对准了邓（而且点了名）和一批老干部。影片中有个“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相当于现在的副县长）一出场就是提倡“集体发财”，说“不仅要发展，还要发财”。批评那些“张口阶级斗争，闭口阶级斗争”的干部，要以“三项指示为纲”。并说不搞生产就会“亡党亡国”，他要“整顿”现实秩序，实现“四个现代化”等等。这些在大多数民众听来是合理的，但却被主流舆论所狠批，因为它在观众中会造成何种影响？也很难从表面上来看，因为人们实际利益很难用口舌一笔抹杀。反派主角白副主任的外在造型上都模仿邓小平，留着小平头（“四五”之后，“小平头”就成为一种“反动”的政治意象），穿着藏蓝色的中山装，并在与“无产阶级革命派”争论时，引了“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这句邓氏名言，并说这是总书记的指示。虽然影片把这个副主任当作反面人物来塑造，但他颇具气势，言辞尖锐，与造反派辩论时侃侃而谈。影片想贬损这个人物，为观众灌输“反击右倾翻案风、批邓”的正确，在我看来适得其反，反而增加了我们普通观众对这位敢反潮流的白副主任的好感。

　　印象最深的影片是一九七五年中国新闻纪录影片厂拍摄的访问“民主柬埔寨”的纪录片。这个片子很长，分上下集，大约有三个小时。我很佩服拍摄者的毅力，这样一个没有色彩、没有欢笑的空间，他们居然能够专心致志地审视那么长时间。当时柬埔寨内，人们穿的一律是黑色（仿佛是秦始皇时代的“尚黑”），无论男女，女的只比男的多一条黑围巾。不过这让一监犯人（犯人服装都是黑色）感到亲切，看看银幕，再瞅瞅衣裤，真有“天下同此一色”之感。

　　歌舞团的演出也一律着黑装，其歌唱如诵佛经，不知是佛诵取法于柬地民歌，还是柬埔寨人由于深信释迦惯用佛音梵呗以表达情怀呢？舞蹈只是顿足扬臂，颇具古风。女舞者持镰刀，男扬斧头，两者携手，就是工农团结；举枪联臂，昂首扬眉，便是消灭敌人。一看就懂，非常大众化，然而毫无美感可言。

　　影片中的首都金边，更令人惊讶，宽阔的大街上几乎没有行人，只有军用卡车往来疾驰，扬起阵阵沙尘，大约是革命政府的车子在执行任务。这个片子中给我印象最深的镜头是一位十来岁小革命军人。这个孩子大约也就一米三四高，穿一身工作服，面无表情、专心致志地在车床上加工机器零件。因为个子矮，只得站在一个肥皂箱上工作，车床旁边还竖着一支冲锋枪。旁白说，这个孩子六七岁时父母被美帝国主义者杀死，为了报仇，他参加了红色高棉革命部队，用枪打击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为革命建立了功勋。现在革命胜利了，他放下武器、拿起工具为柬埔寨的社会主义建设努力工作，再立新功。当时还不知道柬埔寨发生了人间浩劫，但我想这样小的孩子，如果在革命战火中没有条件上学的话，革命胜利了，为什么不让他们读书呢？后来我才知道，那时根本没有学校了，因为学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地方，统统被取缔了。

　　可是“文革”前的影片中有些还是有点爱情内容的，尽管这已经是革命＋爱情，或劳动＋爱情了，最不济也是爱情不忘革命、爱情不忘劳动，与现在拍的爱情片根本不是一回事。但就剂量甚微的爱情也有副作用，足以使一些定力不足者心动。

　　有一次放完了《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这是一部歌颂大跃进农民改天换地的影片。其中女主人公孔淑贞，很是抢眼。第二天一早在三角院洗脸时，碰到大老黑，他拿着一块新的花毛巾擦他那张黑脸，因为对比鲜明，我不禁赞叹“真花啊”！大老黑用手拍着毛巾说：“知道吗？孔淑贞给的！”我笑了说：“你真是至死不悟啊！”他是因为男女关系被判死刑缓二的，当时尚未改判。因此，我说只有“文革”中拍的影片适合给犯人看，因为只有那时的影片能够“纯洁”到毫无人性的地步。

　　（下卷续完）

　　雅科夫列夫的绝唱

　　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素有“公开性之父”、“改革设计师”之美称。戈尔巴乔夫改革期间，他曾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宣传部长等职。多年主持俄罗斯政治清洗受害者平反委员会工作，亲自接触到大量本属绝密的档案文件。二○○三年，他所著的《雾霭》一书问世，此书堪称雅科夫列夫的“绝唱”：该书于二○○三年面世，作者则在两年之后的二○○五年十月病故。他虽年届耄耋，仍壮心不已。这是一位智者关于百年俄国历史的回忆和思考。他运用犀利的解剖刀，既无情地解剖俄国社会，也无情地剖析自己，为俄罗斯的民主、自由而奔走呼号。

　　此书已被翻译成中文，即将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现征得译者的同意，摘录若干片断，以让读者对此书有一个概略的了解。

　　一、骇人听闻的红色恐怖

　　宣布新政权成立的法令墨迹未干，捷尔任斯基即声称布尔什维克负有引导和领导仇恨和复仇的历史使命。次日，也就是十一月十日，举行了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会上决定“同人民公敌进行更加有力更加积极的斗争”。请注意：“人民公敌”。

　　总之，在十月革命的最初三天就宣布了当局的三大战略性纲领：“仇恨纲领”、“复仇纲领”、“人民公敌纲领”。十月革命后才过去一个月，十二月十一日政府即赋予“人民公敌”概念以正式的地位。“人民委员会充分认识到苏维埃政权所肩负的对人民和革命的命运之责任，特宣布立宪民主党为…… 人民公敌。”法令由布尔什维克首脑签署。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人民委员会成立了惩戒和恐怖组织——全俄肃反委员会。该委员会首先被赋予政治功能。罗曼·古利指出：“…… 捷尔任斯基在俄国上空举起了‘革命之剑’。就死于共产主义恐怖者人数之不可思议而言，‘十月的富盖’超过了雅各宾派、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以及所有反动派的恐怖。俄国将自己历史上的可怕乱世与捷尔任斯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长期浸泡在血泊之中。”

　　一九一八年八月，捷尔任斯基发表了致“工人阶级”的公开信。信中说：“让工人阶级以群众性恐怖去击溃反革命的邪恶势力！……让工人阶级的敌人知道，凡是胆敢稍稍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宣传的人，都将立即逮捕，关入集中营！”紧接着捷尔任斯基的公开信之后，他的副手彼得罗夫斯基向各地肃反机关发电报。电报中说，尽管发出各种各样的指示，真正的大规模恐怖尚未组织起来。他提出将可疑者、稍受牵连者统统逮捕和处决。接下来他说：“在运用大规模恐怖时不得有丝毫的犹豫不决，不得有丝毫的优柔寡断。”

　　如果说罗伯斯庇尔将恐怖宣布为美德的话，那么布尔什维克就是把恐怖说成“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一九一八年九月，季诺维也夫写道：“为了顺利地同我们的敌人作斗争，我们应当有自己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我们应当将苏维埃政权治下一亿俄国居民中的九千万人争取到我们这边来。至于剩下的那部分人，对他们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应当把他们除掉。” 总之，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就是将一亿人中的一千万，也就是十分之一除掉。在第三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1918年10月18日）上，著名的水兵热列日尼亚科夫声称，“布尔什维克准备处决的不仅是一万人，而且是一百万人，以便粉碎一切反对派。”于是确定了战略方针，斯大林后来继承了这一战略方针，杀害了数以千万计的苏联公民。季诺维也夫等“人道主义者”也被处决。

　　一九一八年一月，布尔什维克首脑在《如何组织竞赛？》一文中说，“有许许多多贯彻‘社会主义金科玉律’的办法”：他将其中的一个办法叫做：“将十分之一犯游手好闲罪者处决。”决定命运的公式为“十分之一”。后来希特勒也喜欢上了这个公式，卫国战争中党卫军分子枪决苏联和平居民，是每十个人中杀一个。在坏人的行为中，一切都很相似。

　　一九一八年六月二十一日沃洛达尔斯基（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主任）被刺身亡后，布尔什维克首脑在致季诺维也夫的信中写道：“我们直到今天才在中央委员会听说彼得格勒的工人希望以群众性恐怖来回应沃洛达尔斯基的被刺，你们（不是你本人，而是彼得格勒的中央委员们或者彼得格勒委员会的委员们）却劝阻了。我坚决抗议！我们是在败坏自己的名声…… 是在妨碍群众完全正确的革命首创精神的发挥。这—是—不—行—的！恐怖分子会把我们当成窝囊废。这是个非常的军事时期。应当鼓励恐怖的魄力和规模……”

　　布尔什维克首脑的“恐怖的规模性”的确成了大规模的实践。为回应乌里茨基（也是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副主任）被刺，处决了五百名人质，均系完全无辜者。

　　一九一八年八月九日，布尔什维克首脑发出几封电报，一封比一封骇人听闻。致电下诺夫哥罗德的Г。 费多罗夫：“应当竭尽全力，组建独裁者三人小组（您、马尔金等），立即实施大规模恐怖。”致电奔萨的叶夫根尼·博什：“必须……对富农、神甫和白卫军实施无情地大规模恐怖；将可疑者关进城外的集中营。”

　　次日，仍然致电奔萨：“致库拉耶夫同志、博什同志、米金同志等奔萨共产党员。同志们！对五个乡的富农暴动必须进行无情地镇压。这是整个革命利益的要求，因为如今处处都在同富农进行‘最后的坚决斗争’。应当树立榜样。一、至少绞死（一定要绞死，让老百姓都看见）一百名众所周知的富农、财主、吸血鬼；二、公布他们的名字；三、没收他们的全部粮食；四、确定人质——根据昨日电报。要使数百俄里之内的老百姓都看见，都害怕……收到电报请回电，执行情况也请电告。你们的布尔什维克首脑。”致利夫内执行委员会：“必须…… 没收反叛富农的全部粮食和一切财产，绞死富农中的主谋……”布尔什维克首脑要求粮食人民委员部驻萨拉托夫的全权代表派克斯“任命自己的首长并处决阴谋分子和动摇分子，谁也不用问，不允许白痴似的拖拉。”关于同尤登尼奇的斗争。“…… 处死尤登尼奇…… 如果进攻已开始，可否再动员二万彼得格勒工人加上一万资产者，在他们身后架上机枪，枪杀数百名，对尤登尼奇实施真正的大规模猛攻。”

　　又是绞死，又是枪杀，又是烧死……

　　布尔什维克首脑热中于恐怖。“致克列斯廷斯基。我建议立即成立（起初可以秘密地）专门委员会，以制定紧急措施（拉林所主张的）。拉林说得对。比方说，您+拉林+弗拉基米尔（捷尔任斯基）+李可夫？秘密地准备恐怖：必须而且紧急。布尔什维克首脑”。

　　一九一八年九月五日，政府将恐怖合法化，颁布了臭名昭著的《关于红色恐怖的法令》。决定中说：“听取了肃反委员会主席关于这个委员会的活动的报告，肃反委员会认为，在目前情况下通过恐怖来保障后方是当务之急；为了加强全俄肃反委员会的活动并使之更具有计划性，必须尽量多派负责的党内同志去；必须通过将阶级敌人隔离在集中营内来保障苏维埃共和国的安全；所有同白卫军组织、阴谋和暴乱分子有牵连的人均应处决。”

　　恐怖进入了新的阶段。

　　据《北方公社报》（1918年第98、99、100、101期）报道，仅仅一九一八年九月、仅仅彼得堡一地，在捷尔任斯基领导下有九百四十九人作为人质被捕并处决。第一批人质五百一十二人于九月初处决。第二批人质四百三十七人随后处决。请看他们的社会构成：部长两人，海军上将一人，将军二十一人，上校二十二人，军官三百二十人，海军军官十八人，商人十八人，银行家三人，工程师七人，大学生三人，妇女两人，各党派成员十五人，罗曼诺夫家族亲王四人，普通士兵一人。

　　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一九年的七个月内，处决了八千三百八十九人。其中：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一千二百○六人；莫斯科肃反委员会二百三十四人；基辅肃反委员会八百二十五人；全俄肃反委员会七百八十一人；集中营中关押了九千四百九十六人，监狱中关押了三万四千三百三十四人；扣作人质一万三千一百十一人；上述时期共逮捕八万六千八百九十三人。

　　叶卡捷琳诺格拉德市监狱一九二○年八月至一九二一年二月处决了将近三千人。敖德萨肃反委员会在十一个月内处决了“一万五千至二万五千人，报上刊登了一九二○年二月至一九二一年一月期间将近七千名被处决者的姓名。敖德萨还有八万人在关押地。”一九二○年九月，斯摩棱斯克镇压了卫戍部队的起义，镇压过程中处决了一千二百名士兵。《塞瓦斯托波尔消息报》刊登了第一批恐怖受害者的名单，处决了一千六百三十四人，其中妇女七十八人。据报道，“纳希莫夫大街上挂满了军官、士兵和非军人的尸体，他们是在大街上被捕，未经审判即匆匆处死的。”塞瓦斯托波尔和巴拉克拉瓦的肃反委员会处决了将近两万九千人。据马克西米利安·沃罗宁证实，恐怖的第一个冬天（1920年）克里米亚处决了九万六千人。

　　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日，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尽可能在遥远的北方乌赫塔地区、远离居民区的地方成立能容纳一至两万人的感化营的决定》。集中营网遍于国中。仅奥尔洛夫省上世纪二十年代就有五处集中营。数以万计的俄国公民曾经进过这些集中营。在一九一九年的四个月内，仅仅一号集中营就关押了三万二千六百八十三人。集中营的数目在不断增加。如果说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仅有二十一处的话，那么一九二○年十一月已经达到八十四处。

　　凡是读过《苏联共产党历史》的人，都知道许多关于布尔什维克首脑建设社会主义的神话，其中也有关于他的“政治遗嘱”的神话，认为《给代表大会的信》（他在信中提出免去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就是“政治遗嘱”。实际上，这根本不是他的遗嘱。布尔什维克首脑在致加米涅夫的信中写道：“以为新经济政策结束了恐怖，这是大错特错。我们还要回过头来搞恐怖，搞经济上的恐怖。”集体化、工业化、政治犯奴隶般的劳动就是将这一布尔什维克首脑遗嘱变为现实的的最有说服力的范例。

　　布尔什维克首脑在起草俄罗斯联邦刑法法典期间，致信司法人民委员库尔斯基，其中说道：“库尔斯基同志！…… 我认为应当将死刑的运用…… 扩大到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等等的各种活动上面。”不久又去一信：“库尔斯基同志！…… 公开提出一个原则性的、政治上正确（而不仅是法律上狭窄）的论点，来说明恐怖的实质、它的必要性、它的范围。”

　　接到布尔什维克首脑指示的，不仅有肃反工作者，还有法庭：“我们的革命法庭对公开替孟什维主义者辩护的人应当处以极刑，否则就不是我们的法庭。”一九二二年三月，布尔什维克首脑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讲话时这样说道。在一九二二年第一部苏联刑法法典中，就出现了“鼎鼎大名”的规定以“政治行为”处以极刑的第五十八条。

　　一九二三年二月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一纸秘密通令，详细列举了注定成为肉体消灭对象的社会族群。他们分别是：

　　政治党派和政治组织：

　　1. 所有革命前政党的原成员；2. 所有帝制派联合会和组织的原成员；3. 所有独立庄稼人联合会的原成员，以及乌克兰中央人民会议时期独立庄稼人联合会成员；4. 所有原旧贵族人士；5. 所有原青年组织（童子军等）成员；6. 所有各种流派的民族主义分子。

　　沙皇机关职员：

　　1. 所有原内政部职员；所有暗探局、警察局和宪兵队职员，所有暗探局和警察局的密探，所有边防官员等等；2. 所有司法部职员：所有区法院成员，各级法官、检察官、调解法官，司法侦查员，执法者，村法庭庭长等等；所有沙皇陆海军的军官和士官，无一例外。

　　暗藏的苏维埃制度敌人：

　　1. 白军、非正规白卫部队、彼得留拉部队、起劲地与苏维埃政权作斗争的各种暴动队伍和匪徒。受到苏维埃政权赦免者也不例外；2. 所有白卫政府、中央会议、盖特曼行政当局之中央和地方机关和机构的文职人员；3. 所有宗教活动家：东正教和天主教的主教、神甫，拉比，助祭，修士，合唱指挥，教民组长等等；4. 所有原商人、商店和小铺的店主以及耐普曼（指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企业主、投机商人）；5. 所有先前曾使用过雇佣劳动力的原地主、大佃户、富裕农民。所有原工业企业和作坊的厂主；6. 所有其直系亲属处于非法状态或者继续在反苏维埃匪帮中与苏维埃制度作斗争的人；7. 所有外国人，不论其所属民族；8. 所有其亲友在国外的人；9. 所有宗教教派和宗教团体的成员（特别是浸礼宗教徒）；10. 所有旧学派的学者和专家，特别是其政治方向至今不明者；11. 所有过去曾因走私、间谍活动等受到怀疑或者判刑的人。

　　二、妙语连珠

　　“战争赔款”

　　谈话末了，我一本正经地对总理说：

　　“科尔先生，这一切都很好。今天我们的谈话也是有建设性的，不过有件事情让我不得安宁。始终折磨着我。”

　　“您指的是什么？”

　　“我指的是德国至今没有付清对我国的赔款。”

　　“什么赔款？我们全都付清了的。”

　　“不对，科尔先生。德国政治学家杜撰了在地球上建设最好社会的理论。德国人自己不知为何不愿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想法构建自己的幸福，却把这个计划塞给我们。俄罗斯咬上了这个诱饵，把社会破坏活动当成了善行。结果是我们变穷了，落后了。现在又来向你们求援。”

　　科尔听了大笑不止。

　　那个组织

　　除了已经讲过的而外，我就不去详谈苏联历史的细节了。其中许多东西都混淆不清，交织和缠绕在一起，诸如恶与善、罪恶与自我牺牲、凶手与受害者、使人痛苦的仇恨和尚未彻底泯灭的善心等等。简而言之：亚戈达、叶若夫、贝利亚及其帮手有罪，斯大林及其躁狂的争权、残忍、蔑视人的个性有罪。鼓吹“暴力是历史的助产士”的列宁有罪。然而这还不是答案，而是答案的一半。一个、五个、九个、一百个“超人”也无法如此毁坏国家的命运和人们的命运。正因如此，我才想谈谈意识形态、谬误、盲目的信任、我们过去所崇拜的理想。

　　另外一个问题是，是否可以认为那个组织的掌权是为社会所接受的、对社会说来是安全的，并从而承认它有权掌握最高的绝对权力呢？这个组织在七十五年中始终坚持其再明显不过的谬误，郑重其事地认为并且公开断言：它、也只有它才洞悉社会生活潜在的动因、历史的客观规律、幸福未来的处方和通往幸福未来的秘密路径。

　　凡是那些出于最良好的动机、试图哪怕赋予该组织的行动以某种合理性的人，这个组织都是坚决彻底地猛烈抨击之，逐出自己的队伍，进行整治、迫害、诋毁和肉体消灭。

　　这个组织把国家和人民当成自己手中一块可以随意塑造的黏土，患上了过分自信病，除了靠它为自己创立的超级集中和超级军国主义化的国家的全部实力来加重的抽象的历史责任而外，它不负任何责任。一种到了癫狂状态的偏执。

　　历史账单

　　布尔什维主义不得逃避对以下行为所负的责任：

　　一九一七年非法的暴力国家政变及随后开始的“红色恐怖政策”；

　　发动同胞相残的内战；

　　消灭俄罗斯农民；

　　消灭基督教教堂、佛教寺庙、穆斯林清真寺、犹太教会堂、祈祷室，对信徒的迫害，使国家蒙羞的反良知罪行；

　　消灭俄罗斯社会的传统阶层——军官、贵族、商人、知识分子、哥萨克、银行家和企业家；

　　闻所未闻的假案，伪造的判决，庭外判决，未经审判和侦查的枪决，虐待和拷问，成立集中营、包括关押儿童人质的集中营，对和平居民使用毒气。有两千多万人在列宁斯大林清洗的绞肉机中遇害；

　　消灭一切党派和运动，包括民主和社会主义取向的党派；

　　拙劣地进行同希特勒法西斯的战争，尤其是在战争初期，当时位于我国西部地区的正规军几乎全部被俘或者被歼。只是三千多万死难者组成的墙壁才使得国家免受外来的奴役；

　　对于原苏联战俘犯下的罪行，把他们像牲口一样从德国集中营驱赶到苏联的监狱和集中营；

　　野蛮地将德意志人、鞑靼人、车臣人、印古什人、卡拉恰耶夫人、朝鲜人、巴尔卡尔人、卡尔梅克人、土耳其-麦斯赫基人、亚美尼亚人、希腊人、加告兹人、波兰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摩尔达维亚人、西乌克兰人从故土驱赶至我国荒无人烟的地区；

　　策划对于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大师、工程师和医生的迫害，对于祖国科学和文化造成的巨大损失；

　　策划种族主义诉讼案（针对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世界主义——反爱国主义者”、“医生杀手”），旨在挑起族际纠纷，激起卑鄙的本能和偏见；

　　策划针对任何异己思想的罪恶运动；

　　全盘的无所不包的国家军国主义化，结果是人民彻底贫困化，社会的发展陷于灾难性的停滞；

　　确立针对人、人的荣誉和尊严、人的自由的专政。

　　由于布尔什维克政权在历次战争中的罪恶行为，由于饥饿和清洗，有六千余万人死于非命，俄罗斯濒临崩溃。布尔什维主义作为法西斯主义的一个变种，充当了走上消灭本国人民道路的反爱国主义主要势力。这股势力给人民的遗传基质、他们肉体和精神上的健康造成了不可思议的损失。

　　为了拯救国家和整个世界，必须来一场坚决而彻底的国家和社会的非布尔什维克化。

　　企业家与官员

　　那么，我们今天究竟拥有什么呢？我们拥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拼命干活者的队伍愈来愈庞大，他们仅仅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勤劳、自己痛苦的经验、自己的智慧和灵巧上。不错，企业家随时随地都得耍手腕，因为一群官员老是在纠缠他们。要不断地摆脱官员：有时用棍子，不过更多地是靠贿赂。扔下一块肉，狗就会跑到其他院子去转上个三两个月。

　　俄罗斯官员的日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滋润过。官员大大富过尚嫌衰弱的企业家阶层。贿赂成为像见面握手一样必不可少的事情。任何一家商号，只有通过官员才能开张。在俄罗斯，致富之路总是多半通过权势的侵吞公款。如今这已经达到了难以想象的规模。官员决定一切，却不负任何责任。无论在上帝、社会、法庭面前都不负任何责任。

　　然而一群受贿者毕竟不是一群讨伐者和刽子手。官员狡猾，但俄罗斯生意人更狡猾，他们学会了耍花招。小公司像蟑螂一样见缝就钻，地上、床垫上、集市的小桌上，哪儿都可以摆自己的商品，还可以走街串户。最机灵者往往进入中产阶层，全靠自己的勤劳和灵巧。

　　俄罗斯的溃疡

　　贫穷和无权地位过去和现在一直是俄罗斯永远的溃疡。贫穷是由于缺乏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无权地位则是由于把国家在社会生活中的极端重要性看得过大。

　　戈、叶的功过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无论他们有过多少错误和失误（有时还是严重的错误和失误），他们毕竟使国家留在民主的轨道上。历史将会忘记他们彼此的不睦，却将会牢牢记住他们的业绩。他们都是自愿交出权杖，从而显示出个人的勇气和历史的洞察力。

　　忘记了“快乐国度”中的生活

　　如今，许多人开始忘记改革前的社会是怎样的社会，改革前的我们又是怎样的我们。忘记了那种扼杀一切活物、甚至新事物微小萌芽的死气沉沉的环境。我们这些改革的拥护者只是随着对新信息、新知识的掌握，逐渐弄清楚了（这里我说的是自己）马列主义是无效的，它反映了社会之中在他人的口袋里、最好是在抢劫和破坏中寻找自己“幸福”的那部分人的利益。这部分人至今痛恨他人的成功，痛恨并非属于自己的幸福。

　　已经忘记了苏联人没有权力和财产，以便于仍然做个昆虫，顶多是个小啮齿动物。已经忘记了“快乐国度”中的生活：买到一瓶伏特加是乐事，买到一截香肠就更是乐事。已经忘记了不排队购买臭肉和烂土豆就无法过活的日子。那年月还缺不了亲爱的告密者，缺不了在党委会、工会委员会上就某个“道德败坏者”同谁的妻子干了什么、怎么干的问题进行的辩论。甚至在朱可夫元帅和导演托夫斯托诺戈夫的卧室里都装上了窃听器。其实，政治局委员全都受到窃听，总书记和总统也未能幸免。平行党——肃反工作者党负责人的求知欲很强，他们对知识如饥似渴。

　　当空想掌握了群众

　　我怀着痛苦的心情开始向自己提出难以解答的、折磨人的问题。为什么在我的国家里，空想掌握了群众，为什么历史不想找到暴力之外的另一种选择？为什么自由思想受到如此粗暴、厚颜无耻的践踏？为什么消灭农民阶级、对知识分子的血腥迫害、生态方面的野蛮行径、捣毁往昔的物质和精神象征居然为社会所接受？为什么会形成一个特殊的党国管理者帮派？他们寄生在人对于未来美好生活的永恒期望之上。为什么人会如此软弱和无助？所发生的一切是否可以避免？为什么我们许多人都对当局的强盗行径鼓掌，相信只有消灭“人民公敌”及其子子孙孙，才能获得幸福？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特别落后？

　　不照规矩来

　　一九八五年国家向着自由前进。将苏联生活法典中关于暴力、阶级斗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犯刑事罪的条文弃置一旁。极权制度的瓦解为建设民主、法制、开放的社会和国家创造了条件。这样的社会和国家有自由选举、议会制、言论自由和创作自由、正常的市场，没有对核对抗的恐惧感。只需工作、致富和高兴。打起精神来，就一切都顺理成章了。

　　可是不。我们根本不需要照规矩来，我们不知道如何照规矩来。我们不愿意走下街垒，很不愿意。又是对于专制的渴望，对于革命跃进的向往，革命跃进诞生了冒险主义以及无爱国心、冷酷无情、像过去布尔什维克和惩治者一样攫取国内政权的官员。为什么呢？

　　一切都是因为俄罗斯处于自由主义和专制这两种主要倾向之间由来已久的相互对抗的状态。而且某种形式的专制始终占据上风，使俄罗斯陷于贫穷和奴役，自由主义则总是受到当局的摧残。专制就其实质而言，客观上充当着“第五纵队”的角色，暗中抵制和阻碍历史事件的自然进程。

　　忽视教育和科学

　　其中主要的、无法作出合理解释的错误是忽视教育和科学、忽视整个社会领域。这个错误大大降低了对于民主管理的信任度，产生了“新的赤贫”——如今已是学者、医生、教师、退休者，并且为社会蛊惑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其实不仅为蛊惑、也为正当的愤慨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教育和科学是文明的基础，不懂得这个简单的道理是一大罪过，也是对于生活质量的一大打击，而生活质量是社会自由主义的基础中之基础。

　　开放性乃是国家的医生和法官

　　如果俄国人知道过去内战和其他大小战争花掉了多少物资，清洗和扼杀农民给我国造成了多大的损失，疯狂的军国主义化、和平时期供养六百万军队、毫无意义的土壤改良、对东欧国家的占领、阿富汗战争和车臣战争花掉了多少经费（这一切都是出于最高当局的怪癖，对人民有害），那么他们对无能当局的看法肯定会大不一样。若是没有这些罪行，那我国人民就会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了。

　　变“国家——社会——人”

　　为“人——社会——国家”

　　改革用头撞击可见的和无形的墙壁已长达二十年，改革仓皇失措，四处寻找通往自由和繁荣的道路。我们在向着光明奔跑，却遭遇黑暗。怎么回事呢？

　　依我之见，如果不对俄罗斯生活的各个方面来一次果断的非布尔什维克化，那么有效的民主改革是不可能的，而公民社会的形成注定要经过痛苦的震动。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断言，我们该彻底改变权力模式了。不是国家——社会——人，而是人——社会——国家。到那时一切必将各就各位，真正的公平必将得胜。

　　俄罗斯偏离发展的主干道，

　　落后了一个世纪

　　应当说，甚至在改革之初也尚未形成一种有分量的清楚认识：（精神和肉体上的）生命力的天然储备受到极其严重的白白糟践，以至人民的生存本身都成了完全现实的问题。伟大的俄罗斯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早在一百年前就曾预言：“俄国人民及其知识分子中隐藏着自相残杀的因素。”我不想同意这个想法，却又常常回到这个想法上来。因为我明白：俄罗斯偏离了发展的主干道，落后了一个世纪。列宁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把俄罗斯仅仅当成世界革命的材料的反俄思想。智能受到持久而无情的扼杀。以同俄罗斯格格不入的社会发展构想武装起来的布尔什维主义，不仅从经济上毁掉了国家，而且干了不少使灵魂集体化、使之溶化在屠杀和背叛的血浆中的事情。鼓舞人心的良知进入地下状态或者逐渐干瘪。垂死的良知也就是垂死的民族。

　　我们依然坐在雾霭中的树墩上

　　实际上，整个业已逝去的千年，俄罗斯都在打仗，闹内讧。没有朋友，只有敌人和附庸。有人吹嘘说俄罗斯从来就没有奴隶制，她一步就跨入封建主义。得了吧，俄罗斯是哪儿都没有跨入。一切改革社会结构的尝试都在官僚封建国家觉得很相宜的奴隶心理中化为灰烬。

　　我们世世代代都怀着对美好生活的希望。我们怀着希望就寝，怀着希望醒来。我们期待已经到来的千年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很快忘记了我们从前的经历。亚历山大二世打算告别奴隶主封建主义，遇刺身亡。斯托雷平也有类似的想法，遇刺身亡。列宁大肆吹嘘共同幸福的到来，那是一场骗局，身后留下的只有一些伸着手的青铜偶像，还有就是一贫如洗、满目疮痍的国家。斯大林在消灭俄罗斯及其各族人民的时候，也一口咬定说普遍幸福就在最近的转弯处。一九八五年后的改革期间推翻了极权主义制度，然而没有搞彻底。“官僚国家”依然健在，而且酒足饭饱。

　　我们依然在雾霭中坐在等待的树墩上，仿佛没有腿，没有手，也没有脑袋。我们会干活，可是不想干，再说官僚也不让干。树墩暂时还支撑着我们的光P股，但它也有点腐烂了。

　　曙色还是暮色

　　在多半是自白性的思考的末了，我想说上几句。无论社会生活有多么不可理解，我感到自豪的是，我曾经参与了艰苦卓绝、坎坷不平、然而崇高的争取我的祖国人民的自由的斗争。可眼下是雾霭，那是曙色呢还是暮色，我不知道，不过我仍然希望那是曙色。我渴望相信柯罗连科的话：“神圣的罗斯雄鸡高唱，神圣的罗斯天将破晓！”

　　饶漱石的一个“错误”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饶漱石被作为“高饶反党联盟”和涉及潘汉年案而被打倒并开除党籍。近些年，不少党史研究者提出要重新审定这个案件。《炎黄春秋》最近刊登了一些知情者谈饶漱石的文章。其中提到一九五四年批判饶漱石的会议上，有人揭露饶漱石反对刘少奇的“错误”，而饶漱石本人对这事坚决否认。

　　上世纪五十年代曾在中共华东局保卫处工作的李振田回忆说，解放初，刘少奇到上海期间，饶漱石在接待上确实有过“怠慢”。刘少奇夫妇那年来（1950年）住了大概一个月，他左右的人对生活要求比较苛刻，如叮嘱房里气温不得低于二十二摄氏度，不得高于二十四摄氏度，那时没空调，靠烧锅炉，这个温度很难控制。饶漱石起初陪了几天，后来没有陪。对刘少奇左右人员的特殊要求，饶漱石总是一边叹气：“唉，唉……”

　　上海解放后，刘少奇几次来上海，有人对饶漱石说：“少奇同志来了，你也去陪一陪。”他回答说：“他是带夫人来，还有小孩，又不是正儿八经的工作……”恐怕这也得罪了刘少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