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二十六卷）

熊向晖二三事

　　—— 女儿的回忆

　　◎熊　蕾 口述 李　菁 文

　　近年来，谍战题材的作品成了观众的一个热点。现实生活中在隐蔽战线工作的人究竟是如何的？隐蔽在国民党部队胡宗南身边十二年的熊向晖，被人称作国共谍战中的“经典之作”。《三联生活周刊》刊登的由熊向晖的女儿口述的《敌营二十年——父亲熊向晖的情报生涯》一文对此作了介绍，现摘登如下——

　　第二次国共合作时，周恩来特别注意广布“闲棋冷子”。后来我们都知道，那时候不光在胡宗南身边，白崇禧那也有——就是谢和赓，傅作义那儿也有……只是有的人待住了，有的人没待住。

　　熊向晖多年来一直担任胡宗南的侍从副官和机要秘书。抗战胜利后，胡宗南被晋升为上将，还获得蒋介石颁发的一枚胜利勋章，正是志得意满之即。胡宗南告诉我父亲：准备保荐他去美国留学，要他做好准备。

　　父亲当年在清华读了一年之后就去了胡宗南那里，所以并没有得到大学毕业文凭。那年他已二十六岁，想早点取得硕士文凭。我大伯毕业于中央大学法律系，他们俩长得很像，年龄又接近。父亲于是决定“借用”大伯的大学文凭，直接到美国读硕士。那段时间，父亲主要在南京活动，为赴美留学做准备。

　　这期间还有一个插曲。一九四六年六月的一天，按照约定的暗语，一位神秘来客将父亲接到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的驻地，与周恩来会面——周恩来原本需要面见父亲了解国民党内战的动向。而一见面，周恩来神情有些焦急，他告诉父亲：昨天下午，他坐马歇尔的专机从延安到南京，由于疲倦在飞机上睡着了，到了梅园新村才发现身上的本子不见了，估计是掉在了马歇尔的专机上。小本子上没有别的要紧内容，唯独记了父亲在南京的地址。周恩来向他检讨说：“按照秘密工作的原则，你的地址本来应该记在脑子里，可是自己一时粗心，写在小本子上，还写了一个‘熊’字。我原来以为放在身上衬衣口袋里很保险，可是衬衣口袋没有扣子，匆匆忙忙下飞机，也没有注意检查，造成严重事故。我已经打电报报告中央，做了初步检讨，请求处分。”

　　其实在丢失记事本的当天下午，马歇尔的侍从副官就来到梅园新村驻地，一直等到周恩来外出归来。副官把一个用厚纸包装、火漆密封的小盒子交给周恩来，说：马歇尔指示他务必把这份机密文件当面送给周恩来。周恩来打开一看，里面装的正是自己丢掉的小本子。

　　本子还是回来了，可是怎么评估这个风险呢？周恩来的分析是：马歇尔必然让他的亲信把小本子记的内容照了相。这样，父亲很可能就暴露了。通常来讲，这时候秘密党员应该马上撤到安全地方，可是周恩来又坦率地说：“主席讲过，你一人顶几个师。一下子撤掉‘几个师’，我下不了这个决心。”

　　问题的关键是，马歇尔拿到本子后，会不会送给蒋介石？周恩来与董必武对此分析了很长时间，他们认为，马歇尔此刻正是国共“调停人”的身份，想必不会让自己卷进来。万一他把消息告诉蒋介石，估计蒋介石采取行动的时间不会超过两周。所以，周恩来让父亲先去上海找个可靠的地方暂避，若有异常则由可靠的人用暗语通知，党会安排人护送他去苏北解放区。父亲在上海躲避了两周未见异常，于是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照常回南京继续办留美手续。

　　周恩来做事一向周到，在梅园新村那次见面时，他就嘱咐父亲：赴美之前一定要回西安向胡宗南告别。父亲依计行事。一九四六年十一月，胡宗南在西安为父亲饯行，希望他早点获得学位。离开西安时，父亲还暗自思忖：自己的“特殊任务”自此告一段落。谁都没有料到，没过多久，胡宗南又特地把他找了回去，而这一次，送了他一份极为特殊的“大礼”。

　　父亲本来计划在婚礼后就乘船赴美，所以他和妈妈结婚后决定先去杭州旅行，两个星期后再回上海搭船赴美。三月一日那天，他们俩刚从杭州灵隐寺回到饭店，发现有一个戴墨镜的中年男子早已在那里等候他们。那个人自称是保密局的，他告诉父亲：早晨收到毛人凤密电，命他速查熊向晖是否在杭州；毛人凤又让他迅速安排熊向晖在第二天下午十八点前到南京见胡宗南。听到这一番话，父亲的第一反应是小本子的事是否已经暴露？但是从对方谈话当中感觉又不太像。所以他让妈妈到上海下车等他，他自己前往南京。

　　当他被带到胡宗南在南京的临时办公室时，胡宗南一见到他就告诉他说：“马上要攻打延安，所以你推迟三个月再走。等打完这一仗，你再去美国。”原来二月二十八日当天，蒋介石急召胡宗南到南京，要他在三月十日那天进攻延安。因为蒋介石强调此次攻打延安要“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在胡宗南眼里，父亲是帮助他进行“政治进攻”的最好人选，所以他才特地动用保密局的人把父亲找回来——跟随胡宗南多年的国民党老人张佛千后来回忆这一段时，也略带懊恼地说：“胡（宗南）最不应该的是，在熊已动身赴美时又特派专人要熊留下，‘打下延安再走’。我要说一句对老长官不敬的话：‘真是鬼摸了头！’”

　　胡宗南对父亲交待：军事进攻和政治进攻同时进行，先准备好传单、布告、宣传品，着重准备一份告陕北民众书，提出施政纲领，要比共产党还革命。然后，他给了父亲一个文件包，让父亲根据里面文件的内容画一幅草图给他，还叮嘱父亲锁好房门，不许任何人进来。父亲打开文件包一看，里面是两份绝密文件：一份是蒋介石核准的进攻延安的方案，另一份是陕北共产党的军队兵力配置情况。

　　三月二日那天，父亲趁胡宗南外出，倒锁房门，详细地读了进攻延安的战略方案的抄件，然后记在脑子里，把抄件烧毁，余烬投到抽水马桶里冲掉。第二天上午，父亲随胡宗南和参谋长盛文乘专机回到西安。当天晚上，父亲就将情报送给了中共的交通员王石坚。而王石坚通过秘密无线电台，将这两份绝密情报发到延安。而当时为了保密，连胡宗南的军长和师长对计划还一无所知。三月七日，他又找到王石坚，告诉他因为美国驻延安军事观察组尚未撤离，所以蒋介石密电胡宗南进攻日期推迟三天。

　　三月八日晚，父亲与其他几位随行人员跟随胡宗南秘密离开西安，前往洛川胡宗南的前线指挥所，部署进攻延安的具体方案。此时，保密局研究室主任魏大铭带来了一套美国最新的探测无线电台方位的设备和操作人员，编为一个分队，专门配备给胡宗南。他们经过连日侦测，发现山西兴县的无线电台最多，因此判定中共首脑总部在兴县。他们还在积极工作，以求判明陕北共产党军队各级指挥部的位置。另外，父亲也了解了此前没有掌握的胡宗南各个部队的具体行军部署，什么“走山不走川”之类的，相互之间怎么衔接等等，他意识到这个情报非得发出去不可。

　　可是此时他已无法赶回西安与王石坚联系。怎么办？父亲之前的工作从来不需要密写、密码、缩影之类的技术手段，眼下的情况又不能用暗语传达，而他又没有任何正常传递情报的手段。最后，他毅然决定将情报写在白纸上——他也知道这是违反秘密工作规定的，可是紧要关头，他也只能这样冒险行事——然后将信装在第一战区司令部长官司专用的大信封里，上写西安“研究书店”潘裕然经理收。里面却有两封信，一封是写给王石坚的，另一封是写给潘裕然，请他勿拆附信，迅速转交给王石坚。

　　胡宗南的机要交通员每天乘吉普车来往于西安、洛川，传递书面文件，父亲同他们都很熟，他把这个大信封交给他们，叮嘱一定要亲交潘裕然并索收条。潘裕然是否是地下党员他也不知道，传信过程中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可能掉脑袋，但是这是他所能采取的唯一办法。父亲后来说：“我是豁出去了。”

　　王石坚的秘密电台迅速将情报告诉了延安。周恩来后来告诉父亲，得知胡宗南有了侦测电台方向位置的设备后，他们很重视，下令中央所有的电台静默三天，并通知各野战军在战前部署期间以及在作战中，不直接用无线电传达，改用小电台拍至大电台代转，以迷惑敌人。后来的事情无须赘述：三月十八日晚，中共中央撤出延安，把一座空城留给了胡宗南。有的人觉得毛主席胸中“自有雄兵百万”，原来他是有“情报”作支持的。

　　那段时间，父亲也随时关注战报，想知道在延安的中共领导人的安危。五月的某一天，胡宗南的手下人员传来一份情报：周恩来在五月十四日公开露面，宣称：毛主席、党中央撤出延安后，一直在陕北与边区军民共同奋斗。父亲将这条消息告诉了胡宗南，胡宗南听后显得非常平静，沉默了很长时间。过了几天，他对父亲说：这里已经没有什么事了，你还是去美国吧，明天一早就走。临行前，父亲向他告辞，他伸出手来同父亲握了一下，什么也没说。这是父亲与他的最后一面。

　　爱打抱不平的萧军

　　一九七九年，年近古稀的萧军重返文坛。他经常自我调侃道：“我是三十年代的人物，想不到三十年来竟埋在土里……从一九四九年起，我就被埋在土里了，现在从土里爬出来，东北老乡叫我‘出土文物’，我是会说话的出土文物……”老年萧军仍爱打抱不平，一次朋友父子被街上流氓所欺，被打得头破血流，萧军闻讯后，怒不可遏，带了两个小伙子，对着打人的流氓家门连续叫骂，要他滚出来，见个高低，否则，就不是他老子的“种”。打人者害怕得不敢吱声，老朋友也再没受到欺负了。萧军说，对于狼和咬人的狗只能用棍棒教训它们，而不能礼让，对于流氓，就应该比流氓更流氓些。他信奉一句俗语：有理讲倒人，无理打倒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