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二十六卷）

陪毛泽东跳舞的文工团员

　　◎田　伶 王连春

　　由中国出版集团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永远感恩毛泽东》一书，记录了文工团演员田伶和最高领导毛泽东在“文革”中的交往。在这个特殊的年代，最高领导的一言一行对外人来说都是神秘莫测的。而田伶是能自由出入毛泽东居住地的极少数人员中的一个。今天，我们看了作者的自述，增加了对那个年代的了解。

　　此书的出版得到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批准，并受到许多人的关注，何绍祖等领导特地为书写了序言，称此书“提供了毛主席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直到他逝世这段时期有关他个人生活的一些真实情况，对于正确理解毛主席是很有帮助的”。作者还在书前附有多幅与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部队高级领导等人的合影。现将书中的部分内容摘录如下——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八日，这是一个让我终生难忘的日子。我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空政文工团录取了，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戴红领巾的娃娃兵，当年我还不满十二岁。

　　一九六四年，是我艺术生涯中十分关键的一年，经过考试，我终于正式成为了空政文工团的见习演员。这一年的三月份开始，我们文工团的一些同志作为空军的代表参加了由全国各文艺团体联合创作、演出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排练、演出和电影拍摄工作。

　　从一九六二年春季开始，也就是我不满十五岁的时候，一直到一九六七年冬，我与空政文工团的其他同志一起几乎每周三、周六的晚上都去中南海“春藕斋”执行演出任务。当时去“春藕斋”执行任务的还有海政文工团、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铁道兵文工团、解放军三○一医院以及人民大会堂和铁道部等单位的同志。

　　参加这样的活动，使我们有机会常常见到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以及朱德委员长等中央领导，还结识了许多同行的朋友。

　　记得那年春季的一天，文工团总团的政治助理找到舞蹈学员班的我和其他三个同学谈话，说经总团党委慎重研究决定，在学员班中挑选我们四名学员，随老同志一起去参加中南海“春藕斋”的舞会活动，并特别指出，这是空军党委的指示，是组织的信任。

　　接下来，文工团领导宣布了许多纪律和要求，印象最深的就是要保密，对中南海里的事不许向外界透露，不许向领袖们提出任何个人要求，包括签名、合影等，并一再强调，这是纪律。对中央领导询问的任何事情，回来后都要如实汇报……

　　接到指示后，我们每个人都感到特别的高兴和激动，那天，我们几个人坐上了来接我们的面包车，不知不觉车子就到了中南海内“春藕斋”门前。

　　车刚停下，一位工作人员忙跑过来说：“请同志们快一点儿，朱老总六点半就来了。”我们迅速下车跑进舞厅。后来我们听说，朱老总每天有爬山和散步的习惯。遇有晚会时，晚饭后老人家就直接到“春藕斋”来，所以每次来得比较早。一两个小时后，他便回去休息了。

　　约晚上十点多钟，厅内突然响起了舞曲《彩云追月》，中南海里的工作人员一个个快步迎到大厅门口，似乎准备迎接什么人。我也随着大家簇拥到门口，远远地，大门外有一位首长走了进来……

　　“是毛主席！”我不由自主地叫了一声。虽说声音并不大，但仍然引起场内不少人的注意。毛主席似乎也听到了，他朝我这边望了望。毛主席的到来，使舞会原本轻松的气氛变得更加热烈。

　　我不记得自己是怎样走到毛主席身边，也不知道在什么情况下与主席跳起了舞。我真的来到了离“太阳”最近的地方，见到了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内心有说不出的激动，可能毛主席发现了我的激动情绪，便关心地问我：“你的手怎么这么凉啊？”“我，我有点紧张。”我不知所措地回答着。突然又感到回答得不太得体，赶忙又补充道：“主席，我的心里热着呢！”主席笑着“嗯”了一声。跳完一支舞曲，我送主席回到座位坐下。

　　舞会继续着，我坐在一旁偷偷地看着毛主席。我发现毛主席舞步的节奏感很强，步伐也很严谨，一招一式很规范，一看就像是专业老师教出来的。

　　经历了初进中南海的兴奋、紧张和激动之后，随着执行任务多了，与领袖们渐渐熟悉起来，心情平静了，处事也渐渐地有了分寸。

　　在不断的接触过程中，我发现，每位领袖和夫人们的习惯各有不同。

　　比如，朱老总比较喜欢一个人早早的来，然后等着大家，偶尔康克清大姐也会陪同朱老总一起来，通常，他们夫妇是来得早，退得也早。

　　刘少奇主席通常是与夫人王光美一起来，每当刘主席碰到毛主席来的时候，就会主动走到毛主席面前打招呼，有时还会帮助毛主席点烟并坐下来聊上几句。

　　在所有的中央首长中，毛主席总是来得最晚，经常是晚上十点以后，有时甚至到午夜十二点才来。毛主席的夫人江青不经常来，即使有时来了，也走得很早。每当她和毛主席碰到一起时，总是要请毛主席和她一起共舞。

　　毛主席常常会用我们每个人的姓名，说出他独到的见解，而尽快拉近相互的距离，我们文工团与他熟悉的人分别被他称做人民的儿子（小倪）、搬不动（小陈）、鱼皮、板邓、吊金，还有电铃……

　　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运动一开始就势头很猛，出乎许多人的意料。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春藕斋”的舞会还和以往一样照常举行，但是，弥漫在舞会中的气氛，却已迥然有异了。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毛主席正常还是来到舞会上，通常在中南海“紫光阁”参加活动的周总理也来到“春藕斋”坐一会儿，刘少奇主席在舞会上见不到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我们文工团在中南海演出了配合政治形势创作的《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一次我们刚刚演出完，周恩来总理到了。这是我第一次在这里见到他。据说中南海还有一个地方叫“紫光阁”，周恩来总理及陈毅副总理等国务院的首长在那里活动，按规定由其他文艺单位去执行演出和舞会任务。

　　随着运动的继续发展，大约是一九六七年的下半年，“春藕斋”的舞会停止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没想到在这场运动中会把我这个青年人拖进了难以想像的恶梦之中……

　　一九七○年三月，文工团从农村回到北京。文工团里的情况依然如故。“文革”中文工团中的两派斗争，我处于被压的地位，继续充当“反面教员”。

　　一天，革委会的负责人小L走到我面前，以一种“关心”的口吻对我说：“你现在都在想什么？”我像背书一样地回答：“好好改造。”

　　她看了看我，神秘地对我说：“你想不想见毛主席？”

　　我慢慢地抬起头，以疑惑和不解的眼神看着她：“你真的能让我去见吗？”

　　她见我有怀疑，赶忙说：“只要你给主席写封信，信中要写上我像大姐姐一样经常帮助你的话，我保证让你见到。”

　　是不是我在农村写的向毛主席申诉的“血书”他已经收到？匆忙之中我顾不得再想更多，我只有一个愿望，只要能见到毛主席他老人家，不管叫我做什么，我都可以答应。我立即告诉小L：“好，我马上给主席写信。”

　　信写好之后，我给小L送去。过了几天，“革委会”的小L突然打电话通知我，叫我作好去“中南海”的准备。

　　坐在送我的汽车上，我的心情是又激动又复杂。两年多没有见过毛主席，毛主席愿意见我，说明他老人家并没有忘记我这个“小兵”。汽车已经驶进了“中南海”北门，在一个铁门前停下。陪我一起来的人告诉我：“这个地方叫‘游泳池’，是毛主席的新家。”

　　走到毛主席的家，首先见到的是以前就很熟悉的工作人员，再度相逢，令我备感亲切。

　　走进毛主席的书房。毛主席穿着睡衣，坐在沙发上正在看书。从没见过他穿着这样随意的服装。当时内心的思绪非常纷乱，自己都说不清楚，到中南海来究竟是来探望毛主席还是来执行任务？是来求救，还是来告状？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我感觉自己稍微镇静了一些，终于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大声开口问候道：“毛主席，您好。”听到我的问候声，毛主席迅速地将目光从书本移到我们身上。毛主席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朝他走去，同时把手早早地伸出来，他的眼中示意让我再快一点走。我小跑到毛主席面前，抓住他那双细软而温暖的大手，就像是一个终于见到亲人的孩子，眼泪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

　　他老人家的目光落在我身上时，用浓浓的湖南话对我说：“小田，你受气了，可不要气呀！”毛主席这时也好像在等待我说什么，他先说了一句：“你穿军装很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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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日，像往常一样，我轻手轻脚地走进毛主席的房间，发现桌上的台历已有几天没有翻动了，仍是三月八日。

　　我好奇地问主席：“今天都十号了，怎么日历上还是八号呢？”

　　其实，我只是随便说说，但是，主席却很认真地说：“我这里‘三八节’要过三天。”同时用手指着有花塑料布的桌面，意思是告诉我花桌布是为过节铺的……

　　那天，我见主席有些劳累，就建议他到院子里走一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放松放松，他愉快地答应了。

　　工作人员见主席要到院子里去活动，急忙为他戴帽子。由于主席身材高大，这位个子不高的同志，只能踮起脚，才把帽子扣在主席头上。没想到，帽子戴歪了，她想再给主席整理一下，可是，主席觉得没有必要，摆了摆手，径直向院子走去。

　　在院内走了一会儿，为了打破安静的气氛，我故意对主席说：“主席，您的步子真有力，踩在积雪上发出的声响，好像千军万马在跑步。”主席“噢”了一声说：“有千军万马之势吗？一个人就是一个人嘛。”我解释说：“我讲的是好像嘛……”主席点了点头。

　　当我们从院子回到书房，还没等坐下，我对主席说：“主席，您坐下休息一下，我为您表演一个舞蹈。”“什么舞？”主席问。我回答说：《贫下中农热爱毛主席》。“你们就会搞这套！”毛主席边坐下边深有感触地说：“现在都喊我万岁，‘千年王八万年龟’，我怎么会万岁呢？其实，真正拥护我的是少数，反对我的也是少数，大多数人是跟着跑的。”

　　“九一三”事件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好长时间未去主席那里了。也不知道他老人家身体如何了？据说，老人家的心情和身体都不是太好，这就让我更加惦念。

　　有一天，我们文工团里几个人商量了一下，觉得应该去看望毛主席。

　　一九七三年九十月间，怀着侥幸的心理，我们一起来到“中南海”北门。在门口警卫处，我们说明来意。卫兵通过电话与毛主席住处的办公人员联系，没想到，居然顺利地被批准到毛主席家做客。

　　一到主席家，刚好碰到外交部的王海容、唐闻生两位同志从主席的书房出来，我们互相问候了一下，听说主席情绪特别好，就连忙跑去看主席。

　　见到主席的那一瞬间，感觉和以往有所不同，这次气氛格外热烈。可以感觉到，彼此要讲的话很多。落座以后，主席说话了。他问：“是谁叫你们来的？”“是我们自己要来的。”我们异口同声地回答。主席又说：“以后，我再不见你们那两个人了。”主席这里说的“两个人”，是指文工团内两位“小将”——小L和小S。他明确表示不再见他们，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因为她们与林彪事件有牵连。

　　“你们几个人一起来了，小Z该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了。”主席说。提到这个问题人，自然引起我们的好大兴趣。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讲了不少。工作人员好像是在夸奖她，问主席说：“她这样年轻，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本事？是不是靠主席的威望？”

　　主席明确地说：“不是！她是三百斤的野猪，全凭一张嘴，能讲。”在场的人，都为这一形象比喻，开心地笑了。

　　借着大家的高兴劲儿，我趁机画了一头大肥猪，在猪的旁边还加上“三百斤的野猪”几个字。主席看过，喜形于色地讲：“你画得很像，还是个‘画家’。”主席悄悄地对我讲：“你的朋友呢？你可以带他们来玩……”我也小声地与主席耳语：“小A就是我的朋友，她回不来的原因有小L、小S的原因，还有小Z也是一个阻力。”主席点头说：“等一等……”

　　毛主席非常喜欢京剧曲牌《夜深沉》，听到兴之所至之处，偶尔也会即兴做几个京剧的亮相动作。那天，我为主席表演了舞配乐——《夜深沉》。因为是即兴表演，我就以两枝钢笔代替两把剑，在《夜深沉》音乐的伴奏下，舞了起来。主席看得很认真，也很入神。表演结束后，我问主席：“您看我舞得像不像京剧里的‘夜深沉’？”主席却讲：“你们的表演和别人不一样，这是你们自己的‘夜深沉’。”

　　一次，我为了让主席开心大笑，就说：有人讲所有的编剧都是“骗子”，演员都是“疯子”，观众都是“傻子”……

　　主席搭话说：“那我就是个傻子啊，哈哈哈……”过了一会儿，主席念起了顺口溜：日行千里不出房，有文有武有君王。亲生父子不同姓，恩爱夫妻不同床。

　　主席请我们讲一讲这是怎么回事，半天我们都没有回答出来，还是主席告诉我们说：“就是你们在唱戏呀。”

　　还有一次，我为主席表演基本功，把腿抬至一百八十度，从前划到旁再划到后……主席赶忙说：“好了，你快来休息一下，你真是个‘棉花姑娘’，很软。”

　　我高兴地坐到主席身边，看到主席搭在小凳子上的两只脚，认真地对主席说：“您的脚背真好，具备跳芭蕾舞的好条件。”

　　主席“吆”了一声，然后夹着浓浓的乡音笑着说：“我可以跳巴拉舞（芭蕾舞）啊……”

　　其实当时毛主席的脚浮肿了，只是我不知道。

　　片刻后，主席问我入党了没有，我不好意思地告诉他：“还没有。”主席似乎感到了我的无奈情绪，顺势做了个手势，鼓励我：“你要把脑袋削得尖尖的钻进去呀！”

　　我知道主席是希望我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可我心里明白，在那时，谁会发展我入党？

　　我对主席说：“我们那里的组织，不会要我这样的人（由于受牵连，当时我被单位中某些人定性为是反毛主席的），钻不进去。”

　　停了一下，主席笑着慢慢地说：“可是你能到我这里来呀！”

　　听到主席的话，我有一种无名的感慨，没有完全理解这句话的真正涵义。只是小声说了一句：“是因为您允许我来，您说我不反对您，我才能来的。”

　　同时，我又表示：“一辈子忠于共产党，不做有些修正主义的党，他们挂羊头卖狗肉……”主席插话说：“你卖羊肉啊……”

　　谈话的气氛变得沉重起来，为了缓和不愉快的气氛，主席叫我坐得更近些，上下打量着我，以深情的语调对我说：“你是我的孩子，又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同志，要入党……”主席见我不说话，拍了一下我，说：“在他人屋檐下就要低头做人。”

　　一九七四年春，我又到中南海毛主席家里去看望主席。我看到他身体不太好。老人家告诉我，前几天感冒了，现在刚刚好转。

　　可主席一见到我，反倒先问起来。他关心地说：“近来可好啊？在团里还受气吗？”我说：“还是老样子，我这个‘活靶子’他们是不会忘记的。”主席听了，很不高兴地说：“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骂我独裁，秦始皇、林彪骂我B52（林彪反党集团当时制定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把B52轰炸机定为毛主席的代号）。”

　　由于主席患眼病，特别为不能看书而感到烦躁不安。

　　这时，秘书拿来了一些材料，要我们读给主席听。秘书告诉我们：“主席这里需要人，看看你们读得怎么样。”

　　我拿起一份材料给主席读，主席听得特别认真。我心里顿时产生了一种神圣感，觉得自己是在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

　　读完材料，为使主席松弛一下，我用山东腔与主席讲起笑话：“我们团里有位老同志，是个山东人，虽然参加革命多年，乡音仍然不变。‘文革’中，一次群众揭发会上，他一直打瞌睡，当主持会议的人宣布散会时，他突然醒了，举起手，用标准的山东腔喊着：‘报告，报告，俺揭发一条。’主持人请他发言。大家也都静静地听着：‘哎呀，也不知哪一天，是谁跟俺说的，是个什么事来着？……俺也忘了。’揭发会在哄堂大笑声中结束了。”

　　主席听后也笑起来：“你们丑化山东人，一会儿王母娘娘（指江青）来了，看你们怎么办？”

　　我们没有认真理会主席的讲话，仍操着山东腔说：“没关系，她来了，俺们就说：‘俺是山东曲阜的，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主席高兴得像个年轻人一样，笑个不停。看着主席笑的样子，我简直忘了坐在我面前的是党中央的主席，只觉得他是我们的好朋友。

　　主席今天的开怀大笑不会仅仅是因为我们学说方言的缘故，可能还有其他原因吧。

　　还有一次就要和主席告别了，随我同去的一个人不想走，就开玩笑地对毛主席讲，“我们又要‘滚’了！”说着就在地毯上做起了前滚翻，逗得毛主席笑个不停。滚了好几圈之后，最后又到了毛主席面前，她站起来说：“我没走成，又回来了。”毛主席又请我们坐下，继续聊天并请秘书拿来线装本《毛泽东诗词墨迹》送给我们。他还为我们每人用铅笔在书的后面，签下了“毛泽东”三个大字。

　　我征求主席的意见，是否将名字签在正面第一页上。

　　主席却说：“不，还是写在后面好，不然会害人的。”又嘱咐我们，“送给你们这本书留作纪念，回去后，不要到处讲，不然都会来要。”

　　毛主席的爱好十分广泛，尤其对京剧，简直到了着迷的程度。由于不能为主席表演京剧，我们感到非常遗憾，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一九七四年八月，我主动请了一位京剧行家来到主席住处。

　　这位演员按照毛主席的要求，演唱了《霸王别姬》。结束后，主席鼓掌并送了她一本签名的书表示谢意。

　　休息闲谈中，这位同志突然对主席说：“主席，我们单位传达了江青同志的讲话，要大家都行动起来，放火烧荒……”没等说完，主席就打断了她的话，严肃地说：“我不赞成。”听了这话，我心里咯噔了一下，疑惑地问：“主席，这可是江青同志讲的呀！”不这样讲还好，谁知一提到江青，主席干脆捅破了这层纸，生气地说：“我俩意见不一致，她不听我的。”我真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忙又问主席：“她为什么不听您的呢？”这时主席的情绪似乎稍缓和了些，说：“她一半听我的，一半不听我的。”我低下头不敢再讲话了。主席烦躁地说：“你们先去休息吧……”这么多年，我是第一次看到主席用这样的态度讲话，吓得我迅速起身离开主席的书房，跑到客房哭了，并不停地责怪一起来的人为什么要与毛主席提这个事情，主席生气了怎么办……

　　第二天，工作人员告诉我：“主席请你一个人去一下。”

　　我对工作人员讲，弄不好，毛主席要批评我了。我很快来到主席的书房。他让我坐在他的对面，用慈祥的目光看着我，关心地问：“你的朋友都是有‘罪名’的，这个人又是什么问题呀？”我坦诚地回答：“她是我们团里一个老同志，会唱京剧，没什么问题。”主席说：“你随她先回去，过几天你再来。”

　　几天后，我按主席的要求再次前去看望他。主席又说起京剧《霸王别姬》，希望还能再听听其他人的演唱。我有点不明白，主席为什么最近老是要听这个节目，难道仅仅出于对京剧的酷爱吗？其中会不会有别的意思？一段时间以来，他在我们面前反复谈论这段戏，恐怕不仅仅只是出于对京剧的爱好吧，是否与党内的问题有关，我们不好多问，也不便猜测。

　　我对主席讲：“再选一个人来唱吧。”主席问：“哪一个？”“是张君秋的女儿。”主席突然警惕地问：“你怎么认识她的？”“都是空军的演员，我们一起演出过。”可主席却说：“她还是不要来。”并请我回客房休息。我正发愁怎么办，自己不认识几个唱京剧的人，请谁好呢？

　　不一会儿，主席的秘书进来问我，“你怎么认识张春桥的女儿？”我说不认识张春桥的女儿。这时我才知道是主席听错了，把“张君秋”听成了“张春桥”了。我赶忙对秘书说：“刚才讲的是唱京剧的张君秋，不是张春桥。”

　　后来，秘书在主席面前讲明了情况，主席便同意这位小张同志来家里。从这件事情上看，我觉得主席对张春桥不感兴趣。

　　一九七四年五月一日中午，我和小张来到主席家。寒暄过后，小张为主席清唱了许多京剧段子。主席问小张：“你唱的是不是梅派？我喜欢梅派。”小张说：“我唱的是我爸爸那派，张派。”主席好像很熟悉她的父亲，进一步问：“你爸爸现在干些什么？”小张认真地告诉主席：“他现在主要搞京剧唱腔设计。”主席讲：“现代戏的一些唱腔没有老戏的好听，如反二簧就没有了。”听了主席的话，小张又为主席演唱了几段京剧，主席听了很高兴。

　　有一次，我跑到院子里采了一些花戴在头上去看主席，他一见到我就笑了，并用手指着我说：“她在丛中笑。”

　　还有一天，主席认真地吩咐我们：“去把院子里的花都采下来，一朵也不要留。”当时我们搞不清主席是什么意思，只是服从地去做，不一会儿功夫，我们每人抱着一堆花回来了。主席又叫工作人员拿布将花包起来，开始拿了一块餐巾布包不下，主席说：“去拿快大布。”最后是用一块餐桌布才包下了这些花。然后主席告诉我们：“把花带回家。”我们傻傻地点着头，互相茫然相望。这时主席好像办完了一件大事似的，情绪上十分平静，并喃喃地吟起诗来：“花谢花落飞满天……花开花落两由之……”

　　一九七五年八月，小A从武汉来找到了我，我们已七年未见面了，她仍在单位中被整，我们决定再到主席那儿去，请求帮助。

　　毛主席患眼病的事，在外边我已告诉过小A，我想她已有了思想准备。但是，当我们进入主席的房间，小A还是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她不相信，短短七年中，老人家的变化竟如此之大。

　　她下意识地对我说：“真没想到……”

　　我们轻轻地喊着：“主席好。”快速走到他的面前。

　　听到我们的问候声，毛主席有些激动。他好像迎接久别的孩子一样，睁大那双近乎失明的眼睛看着我们，端详了半天，老人家还是用盲人常用的办法，抚摸我们的脸庞，一个个辨认，并喃喃地说：“这个是小A，那个是小田……”

　　分清两人之后，主席脸上泛起了微笑。他关切地对我们说：“你们受苦了。现在，我只见你们两个人。”同时又跟我说，“我不见？菖？菖和‘沉不沉’了。”

　　小A用乞求的口气说：“主席，我是来找你平反的，我的档案中有张条子想拿出来。”毛主席听后半玩笑地讲：“先放着吧，不然你也不会来看我。”听到主席的话我赶忙解围：“小A就是来北京看望主席的，因为她知道是您把她从狱中救出，并送到她妈妈身边的。”主席没有讲话。

　　听完我们的诉说，主席心情沉重地说：“天下总有这种冤枉事，我很不高兴。”一句话，使我们得到极大的宽慰，小A更是如此。

　　主席鼓励我们坚定信心，也善意提醒小A：“你可不要过河拆桥啊。”

　　“抓、放都是革命行动。”这是主席在解决小A事情上的态度。

　　主席的眼睛要做手术，身边人手不够，尤其是熟悉的人不多，刚好小A已是武汉市一家部队医院的眼科护士，加上主席心疼她坐牢受了许多罪，当然主席也觉得她爱乱讲话，让她在其他地方工作不放心，所以决定将小A留在身边工作。

　　那天，主席说：“在你们几个年轻人中，我最偏袒你们两个，因为你们受苦了……”

　　大约是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左右，我又去看望主席，见到了小A，她的精神状态不错，但看上去很疲惫，她告诉我睡不好觉。

　　主席曾经爱护地告诉我，不一定在文工团跳舞了，要学一门手艺，并提示我去学医，也可以去农村。但是，我都没有理解其中的内涵，又向主席提出调工作。主席根据我的具体情况替我拍了板，留在空军。

　　告别时，我像往常一样，对主席说声再见，并与他拉拉手。这时主席却拉着我的手不放，告诉我：“过年的时候再来看我。”

　　我答应着，恋恋不舍地走了。

　　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分别竟成了我与主席的永远诀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