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二十六卷）

令人担忧的中国城市建筑

　　◎童大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面貌的变化，可使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感到眼花缭乱。难以计数的新建筑，如雨后春笋般遍布神州大地，如何看待这些新建筑，在《世纪大迁徙——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城市化》一书中，有一个篇章专门进行了分析，现摘登如下——

　　二○一○年四月六日，《中国日报》报道：每年中国消耗全球近一半的钢铁和水泥用于建筑业，产生了巨大的建筑废物，现在政府号召房地产开发企业提高建筑质量，将目前三十年的建筑平均寿命延长至一百年。

　　中国住建部副部长在第六届国际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大会上说，我国是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国家，每年二十亿平方米新建面积，相当于消耗了全世界百分之四十的水泥和钢材，而只能持续二十五至三十年。“我国建筑垃圾的数量已占到城市垃圾总量的百分之三十至四十。据对砖混结构、全现浇结构和框架结构等建筑的施工材料损耗的粗略统计，在每万平方米建筑的施工过程中，仅建筑垃圾就会产生五百至六百吨；而每万平方米拆除的旧建筑，将会产生七千至一万二千吨建筑垃圾；中国每年拆毁的老建筑占建筑总量的百分之四十。”

　　很显然，如此短命的建筑每年将产生数以亿计的建筑垃圾，给中国乃至世界带来巨大的环境威胁。

　　中国建筑寿命短不是偶然的，主要有四大原因。一是质量原因。二○○九年中国不断出现的“楼歪歪”、“楼脆脆”等建筑质量问题，就是明证。二○○九年六月，上海闵行区莲花河畔一幢十三层在建商品楼莲花景苑，因施工程序错误形成地基压力差，楼体整体倒塌，造成一名工人死亡，引起业界巨大震荡。一个月后，南京再现“楼脆脆”。紧接着，各地又出现“楼倒倒”、“楼歪歪”。尤其是学校等不能成为官员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的公共工程建筑质量，更令人担忧。二○○八年，“五一二”汶川大地震重灾区有三千三百三十九所学校需要重建，四川全省（包括非重灾区）受损学校一万三千七百六十八所，需要重建一万一千六百八十七所，导致五千三百三十五名学生在地震中遇难和失踪以及五百四十六名学生残疾。汶川灾后重建，重建中又在重蹈覆辙：一些建筑还没建好就轰然倒塌！

　　二○一○年二月二十七日，智利发生里氏八点八级地震（汶川地震是八点零级），但智利的人员伤亡却很少：三百多人在地震中遇难。因为智利有着非常严格、系统的建筑质量标准和比较完善的应急措施，遭地震袭击之后虽然很多建筑受到损害，但并没有完全倒塌。“地震本身不会杀人，而建筑会杀人。”这句名言被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二是规划原因。建筑寿命短，大多跟规划变动、利益驱动、政绩冲动下的盲动相关。一些地方甚至存在“规划跟着领导变”的怪现象，领导换一届规划就得调一回，一些“年富力强”的建筑因此被拆除，业内称之为建筑的“非正常死亡”。权大于法，官员短期政绩和利益大于地方长远利益和百姓利益。三是GDP至上、政绩至上和官员个人私利混杂在一起，导致各地大拆大建风起云涌。“拆迁带动GDP”是一些城市建筑短命的主要原因，即通过大规模城市拆迁、改造，把大量没有达到使用寿命的建筑拆迁，以此带动相关建筑、材料等行业的发展，增加GDP。四是文物保护形同虚设。文物保护的法律大不过地方主政官员的权力，法律对官员破坏文物行为心慈手软甚至可以说束手无策。

　　与我国建筑的“短命”相比，欧美国家的建筑则非常长寿。比如英国，其建筑平均寿命在世界上居首位，可达到一百三十二年。“百年老屋”随处可见，不仅建筑质量受到高度重视，规划、设计也经过详细论证。欧洲其他国家，住宅平均寿命普遍在八十年以上，美国的建筑寿命也达到了七十四年。

　　西方人有一个珍惜保护古迹和文物的共同心理和习惯，即一座房子能不拆就不拆，即使它不是什么文物，对一条街的居民或一家人来说，仍有它的纪念意义存在。国外房子寿命长跟管理者的理念有很大的关系，老房子在他们那里是被作为一个文物在保存。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市政府明文规定，所有门面建筑超过五十年的一律不准拆迁。法国政府对有二十年历史的或对国内外有所影响的场所，都立了标记。

　　有人做过一个测算，建筑短命意味着要不断拆毁重建，在这一过程中浪费的财富，是很多人想都不敢想的天文数字：建筑寿命每缩短一年，意味着财富当年损耗四万亿元，缩短二十年就是损耗八十万亿元！如果与英国相比，我们损耗的是四百零八万亿元的财富！二○○九年，中国全年的税收收入是六点三万亿元。比较一下，就知道这种短命损耗是何等可怕了！

　　中国城镇的住房总量已超过了一百四十亿平方米，如果按平均三十年寿命计算，平均每年要淘汰四十七亿平方米，这么算，因建筑寿命缩短的财富损失每年可远不止四万亿元人民币。

　　老建筑在无端浪费，新规划新蓝图新建筑同样在无端浪费，城市化大跃进不仅在造成未来城市住宅的巨大过剩，而且今天就已经在制造史无前例的空置奇观。

　　先看看内蒙古的两座新城。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近年来因“羊、煤、土、气”而扬眉吐气，特别是其露天开采的优质煤炭资源，使其人均GDP迅速超越香港，人均收入在中国排名第二，仅次于上海，超过了北京。财大气粗的鄂尔多斯花五年时间、耗资五十多亿元打造了一座面积达三十平方公里的康巴什新城，原意要成为鄂尔多斯对外炫耀的市中心，但却成了一座无人居住的“鬼城”。康巴什基础设施一应俱全，政府计划在二○一○年前迁入一百万的居民，但现在这个城市依然是空空荡荡。新区人口情况二○○八年为二万八千人，最新的人口统计数据为二万八千六百人。距此半个小时车程的东胜区才是一百五十万鄂尔多斯人真正的家园。

　　“先是政府搬迁到一个新区，新区的地理中心一定是巨大的行政中心，行政中心旁边一定有两幢矮小一点的建筑：人大和政协的办公楼（行政力量主导的权力结构特征从建筑可见一斑）。办公大楼前必有巨大的广场，广场上必有亚洲第一喷泉或骏马雕塑。广场旁，一定有一条八车道或十车道的马路。沿着这条大马路，附近一定有体育馆、博物馆之类的巨大建筑”……类似这样的宏伟蓝图，在中国大地上被轮番描绘，不论省会、地级市、县城，都在轮番上演着“改天换地”的故事。在鄂尔多斯之前，早有银川新城、洛阳新城等的问世。

　　与财大气粗的鄂尔多斯相比，内蒙古清水河县的领导们更是充分发挥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虽然该县财政收入每年只有两千余万元，却计划斥资六十多亿建造新城。十年后留下了一堆“烂尾楼”，所谓新城也就成了“烂尾城”。

　　一九九八年，当时一位上级领导到清水河县考察工作，认为当地山路崎岖，交通不便，妨碍经济发展，不如选一个地理位置稍微好点儿的地方建新区。二○○一年，上级领导又来考察，再次提出了建新区的设想。于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平时“引不起上级领导的重视”，现在好不容易有了机会，没有先期规划，没有可行性研究，甚至没有审批报告，干了再说，边建设边报批……

　　有人这样形容这些官员：第一年摸情况，第二年捞政绩，第三年忙走人。新城虽然是半拉子工程，成了“烂尾城”，但是对于某些人来说，这个项目是相当成功的。它对GDP的带动是显而易见的。这些投资就像“腐败型投资”一样，投资完成之日，就是工程下马、企业破产、GDP归零之时。只不过，好处全由此任捞得，P股则由当地百姓和后任来擦。

　　新城涉及资金额巨大，也给了少数人中饱私囊的机会。对比数据可以发现，以新城建设名义花费的财政支出，远比落实到新城建设的费用多。

　　比起更大手笔、更大规模的政府土地储备，上述一系列“造城运动”都只是小巫见大巫。深圳市早在二○○四年就决定于当年年底前，全市户籍人口全部改为城市居民，深圳将成为全国第一个没有农村行政建制和农村社会体制的城市。该次城市化进程涉及宝安、龙岗两区二百十八个村二十七万村民，两区时有总量为九百五十六平方公里的集体土地，除了“已建成区、经批准尚未使用的建设用地、山林地、坡度大于二十五度不作为建设用地的园地”这四类土地以外的二百六十平方公里土地全部变为国有。

　　很显然，除非是“父母官”自身的性格不够强悍，或者地方财力极度不允许，否则，每个“父母官”内心都涌动着“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城市化大跃进冲动。在现有的权力体制下，几乎每一个“父母官”（特指地方党政一把手级别的人物）都希望并且隐约相信自己就是“世界中心”，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在我们现有的行政权力难以受到有效约束的条件下，没有办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不用怀疑，每位地方大员，心中大概都有把该地的行政中心建成北京那种“我即是中心”的布局冲动。

　　于是乎，我们看到，在中国行政区划权力分布只有地级以上城市才有资格提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可是全国一共只有两百多个地级以上城市，多年来却有一百八十三个城市在争建“国际大都市”。

　　于是乎，我们看到，山寨建筑横行成为神州大地一道奇异的风景线，成为地方官员 “我即中心”权力欲望的公开展示场。光山寨版美国白宫就有阜阳市颖泉区政府大楼、上海市闵行区法院大楼、浙江玉环人民法院大楼；华西村有山寨国会大厦；郑州有山寨版央视大裤衩；石家庄某商场则为山寨版水立方；省级贫困县山西省蒲县历时两年建起一座总投资超亿元的文化中心，外观风格模仿“鸟巢”；山寨版天安门则有银川南门楼、临汾尧庙广场天安门。复制起中央权力的象征物，临汾尤其彻底，不仅有天安门，还有天坛、华表……

　　全国各大中小城市热衷于建设新城区。什么旧城改造，新城开发，科技园、开发区建设等等，形成了一股席卷全国的热浪。但大多是旧城改而未变，新城开而不发，开发区、科技园更是成了空壳区、空壳园，不但占用了大量的耕地，而且债台高筑，怨声载道。这便是当下中国官场的两大怪异现象：一是不问苍生问鬼神，二是不爱软件（社会保障、政治法律建设）爱硬件（大上楼堂馆所，大拆大建）。

　　冯玉祥开刀不用麻药

　　北京的协和医院将一九二一年开院以来所有病人的病历，均按照姓名和疾病加以保存。共有二百四十余万份。其中有孙中山、梁启超、张学良、蒋介石、宋氏三姐妹等等。一九三五年三月五日的一份病历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冯玉祥将军住进协和医院，当时协和的床不够他的身长，还专门为其定做了一张特长的床。经诊断冯玉祥患上腹股沟疝，做个小手术就行，但他坚持不肯局部麻醉，他说：“我是一名军人，绝不怕疼，坚决不用麻药！”大夫没有办法，只得实施，术后恢复不错的冯玉祥于三月十四日出院了，他也因此成为协和开业以来第一位不用麻药的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