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二十六卷）

“神舟”系列飞船发射历险记

　　◎席志刚

　　十二年来，我国神舟飞船发射次次成功，引得世人的赞叹。然而，人所不知的是，发射过程其实一路跌跌撞撞，险象环生，惊心动魄。《凤凰周刊》记者席志刚撰文介绍了有关情况，现摘录如下——

　　十二年来，中国神舟飞船发射次次成功，鲜为人知的是，发射其实一路跌跌撞撞，险象环生、惊心动魄。

　　一九九九年，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最为关键的一年。中国“神舟一号”飞船发射进入倒计时。

　　七月二十三日，载着“神舟一号”飞船的专列从北京悄然出发，三天后，顺利抵达酒泉发射基地，八月十五日，“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出厂，三天后同样抵达酒泉发射基地。到了十月二日大合练中，火箭系统一路过关，飞船却出了问题。

　　先是飞船的数据处理装置和返回舱无法加电，紧接着，更严重的情况出现了：一个定向陀螺仪被卡在里面，原因不详。测试人员分析是返回舱内的控制器出了问题。控制器属于环控生命保障系统，事关航天员的安全，而陀螺仪则是飞船的“眼睛”，为飞船提供定位的基准信号。

　　这两个问题一出，发射基地顿时炸开了锅。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打开飞船的防热大底，对里面的设备全部进行检测，待排除故障后再把大底重新合拢、密封。业内人士清楚，打开大底，就意味着所有工序重新走一遍，一旦碰坏一个焊点、接错一根导线，就有可能毁掉整艘飞船。据有关部门计算，打开大底再重新复原，新的损害率是百分之九十六点三。

　　争论了一天，飞船大底打不打开，谁也决定不了。此时，最焦急的人当属飞船系统总设计师戚发轫和总指挥袁家军。拆开大底有十四个风险，这些风险中又有四个是致命的，但不“开膛破肚”，万一上天后再出现问题，这个责任谁承担得起？事情惊动了中央。很快，总指挥曹刚川、航天部门的负责人、专家赶到发射场“会诊”。究竟打不打开，争议仍然很大，最后，大家都不说话了，看着总指挥曹刚川，等他最后表态。

　　当年，飞船发射“争八保九”（争取九八年，保证九九年发射）曹刚川喊得最厉害，听过汇报，曹最终当机立断：“开！”飞船大底拆开了，专家们如释重负，原来故障的原因不算复杂，是一根小小的信号线在合拢大底时不小心给压断了。由于飞船拆开大底耽误了时间，原定的发射日期只有往后推，最佳发射窗口期推至十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指挥部最终将发射时间定为十一月十八日。

　　然而，发射窗口刚刚确定，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太平洋上的“远望一号”测量船遇到强烈风暴，无法按时到达指定海域；与此同时，中科院空间环境预报中心的一份加急电报说，根据天文预测，十一月十八日太空将出现狮子座流星雨。中科院空间环境预报中心主任龚建村说，若“神舟一号”十八日发射，风险率百分百。

　　难题再度丢给了曹刚川。曹在紧急会议上说，“首次发射飞船，事关重大，别说百分之六的风险，就是万分之六的风险也不能冒。”于是发射时间推迟到十一月二十日，再次上报中央。二十日六时三十分，点火发射。火箭、飞船分离正常，飞船准确入轨。

　　然而，庆贺的掌声落下不久，当“神舟一号”飞船进入第十三圈时，意想不到的情况又发生了。按预定程序，飞船进入最后一圈后，地面要给飞船注入一个变轨返回控制指令，但渭南测控站第一次向飞船注入返回控制指令时，没有成功；青岛测控站第二次向飞船注入指令依然没有成功；飞船飞临日本海上空时，位于太平洋上的“远望二号”第三次注入指令再度失败。最后，“神舟一号”飞船进入最后一圈，这次机会只能由“远望三号”发出，而此时留给“远望三号”的时间只有四十七秒。北京指挥控制中心的紧张气氛到了极点。还剩十秒时，飞控组果断向飞船发出应急指令，最终打开了飞船舱内的接收设备转换成应急电源，“神舟一号”总算接收到了变轨返回指令。

　　于是，“神舟一号”就这样“跌跌撞撞”上了天，惊心动魄地返回了。

　　二○○○年十一月八日，“神舟二号”抵达酒泉发射基地。

　　“神舟一号”与“神舟二号”的最大区别在于：“神一”是一艘配置较简单的试验性飞船，仅有八个系统参加了飞行试验，且只飞了十四圈；“神二”则是一艘配置完整的正样飞船，十三个系统全部参加试验，且飞行一百零八圈。由于“神舟一号”出师不利，这次飞船系统对“神舟二号”格外小心。

　　十二月三十一日，就在一切安排妥当，静候四天后正式发射之时，万万没想到，已经处于垂直对接状态的火箭被活动发射平台给撞了。消息如晴天霹雳，在发射场炸响。短短几分钟，发射基地所有领导的办公室电话和手机同时鸣响，全都愣了的领导专家手足无措。

　　事故原因很快查明：基地发射站的一名低阶员工在二岗没到位的情况下，给发射平台备份电源通电，由于疏忽大意，阴差阳错，把备份电源和正式电源接反了，导致不该行走的活动发射平台突然向前行走，撞到了火箭。

　　火箭系统的直接负责人黄春平、刘竹生、张建启紧张起来，无论如何，此事故他们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若火箭真被撞坏了，用张建启的话说，“搞不好是要坐牢的。”在做过检查后，大家悬着的心放了下来，飞船受到震动的力度远远小于发射时的震动。但同样令他们揪心的是，火箭的受损问题到底有多严重。飞船系统表态说，飞船没有问题，不用测试。

　　火箭意外被撞，最好的处理方式是取消此次发射，更换火箭被撞的所有部件。但重新组装一次火箭，至少需要两个月时间，显然，这将打乱后期的全部计划。经初步检测，火箭身有十八处伤痕，不过因为受力不大，估计没有“伤筋动骨”，处理修复后不致影响发射。但空说无凭，科学讲究的是严谨数据，火箭系统的专家只好表态说，先给火箭做个“体检”再说。事故组、现场组、分析组分头展开工作，并将事故情况上报中央。

　　一月三日，经过专家组检查，火箭箭体正常，气管有幸逃过一劫，只差几毫米就撞上了。若火箭气管被撞，价值几千万的火箭便彻底报销。一月四日的报告结论是：火箭修复后可以发射。一月六日，载人航天工程指挥部对火箭作了进一步讨论和评审，最后为火箭颁发了可以“上岗”的“通行证”，并将发射日期定在二○○一年一月十日凌晨一时。

　　“神州二号”在所有人的不安中上天了，百感交集的火箭系统专家泪流满面。不过，令飞船系统专家仍有遗憾的是，原本是一次漂亮发射，在返回时由于伞降系统出现故障，导致返回舱受创，部分空间科学实验品受损。

　　尚未从“神州二号”返回失利打击中醒过神的飞船系统专家来不及多想，就接到了“神州三号”发射任务。

　　然而，这一次，飞船系统出了问题。二○○一年十月三日，一位技术员发现“神三”压力传感器上有一个插座节点不通。消息传出，发射基地再掀波澜。这种插座飞船上有七十七个，涉及的点一千多个，到底是一个插座有问题，还是所有插座都有问题？袁家军和戚发轫又一次睡不着觉了。

　　北京的元器件权威专家朱明让也赶往基地，连招待所都来不及去就直奔发射场。发射基地的专家都清楚，“行”或“不行”，是这个北京来的“钦差大臣”的最终表态。不过，令飞船系统专家心里发毛的是，朱明让的结论既没有肯定是，也没有肯定不是，而是“很难排除”。飞船系统的专家心一下悬了起来，总设计师戚发轫几乎急眼了：“老朱，你要给我一个明确的意见啊，你说这话的根据是什么，原则是什么？”

　　朱明让毫不示弱，嗓门大了起来：“要搞清问题，只有拆开飞船。第一，这个缺陷是系统性问题还是偶然性问题？我认为是系统性问题。第二，故障筛选，不但剔除不掉，而且是发展的，有可能越来越多。第三，出现故障的概率不符合航天元器件的标准，允许的故障率是万分之五，而现在是千分之一。”

　　双方各抒己见，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专家奔赴插座生产厂家分析检验后发现，插座在设计和生产上都存在问题，而且是批次性问题，全部更换插座已成定局。“神舟三号”的命运也将发生变化，至少推迟三个月发射，这意味着发射场人员将全部撤场。

　　事关重大，上报中央决策的报告送到了总书记手中，很快得到了批示：要绝对保证安全。于是，参加此次发射任务的各系统人员全部撤出发射基地。如此大撤退，在中国四十多年航天发射史上尚属首次，对载人航天工程人员的震动非同一般：有些人眼含热泪，甚至抱头痛哭。

　　回到北京的戚发轫和袁家军立即率队伍投入到“神舟三号”的修复工作中，苦干了三个月后，飞船于二○○二年二月二日抵达发射基地。在三月二十三日中午十一时，火箭控制系统地面发射台的一个继电器却出现了故障，火箭系统不敢怠慢，当日下午派人坐火车把继电器送住兰州。三月二十五日上午，北京传回消息说，无大碍，且火箭还有冗余设计，完全不影响发射。但由于“神舟三号”发射窗口正赶上日凌中断时间，发射时间被迫推迟五分钟。

　　二○○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晚十时十五分，“神舟三号”成功起飞，准确入轨。

　　“神舟四号”是航天员上天前的最后一次发射，也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最后一次“彩排”。十月三十日，“神舟四号”飞船和运载火箭抵达发射基地，进场后无论测试还是联合检查均进展顺利，发射时间初步定在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十二月二十五日，一股西伯利亚寒流气势汹汹地扑向酒泉发射基地。在零下二十摄氏度以下的条件下发射火箭，全世界亦无先例。中国写进发射条文的规定是：发射火箭最低气温不得超过零下二十摄氏度。发射区内，土洋结合的保温方法都用上了，专家还不放心。已升任酒泉发射基地司令的张建启一声令下，战士扛来了两百床被子，包裹在火箭和飞船的关键部位。为防止撤下时出现疏漏，还给被子一一编号，谁抱来的谁负责撤走。

　　气象部门的消息令人沮丧，更大的寒流将再度袭来。十二月三十一日零时四十分的发射时间确定了。接下来，忐忑不安的专家们焦灼地看着温度计水银柱的高低变化。没想到的是，奇迹出现了。一股东南风瞬间把气温稳定在了零下十八摄氏度到十九摄氏度之间。火箭腾空而起，飞船如期返回。

　　到了二○○三年，中国首次发射“神舟五号”载人飞船。由于该年“非典”肆虐，加之一系列的航天事故和自然灾害给首次载人航天带来的压力可想而知。八月五日，“神舟五号”进入发射场，二十三日，运载火箭如期抵达，系统测试，合练没有任何问题。前四次发射磕磕绊绊但发射成功，这次顺利得出奇，反而让发射场的专家心里有些发毛。

　　九月三日，火箭做加电实验，不料加电后，回传数据报告：火箭一级四台发动机出现最大摆幅，火箭内还发出嗤嗤的碰撞声。后来检查发现，原来是一名操作手把一个测试插头插错了，导致发动机和伺服器碰撞，发出嗤嗤声。好在对发动机反复冲击实验，证明这次误操作没有造成对火箭的破坏性伤害。

　　最终，十月十五日九时整，杨利伟实现了中国人飞天的梦想。

　　（本文部分资料引自李鸣生《千古一梦——中国人第一次离开地球的故事》、《发射将军》等书籍）

　　爱石头的沈钧儒

　　我国近代著名民主革命家、法学家、教育家沈钧儒，生活十分俭朴，不抽烟不喝酒，唯一的嗜好就是收藏石头。沈钧儒爱石头，就是看重其坚强的品质。他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与石居”。冯玉祥曾题词：“南方石，北方石，东方石，西方石，各处之石，咸集于此。都是经过风吹日晒，雪浸雨蚀，可是个个顽强，无亏其质。今得先生与石为友，点头相视，如旧相识，且互相祝告，为求国家之独立自由，我们要硬到底，方能赶走日本强盗。”

　　沈钧儒藏石，和现在的概念完全不同，丝毫不计钱利。石头记录着他的足迹， 也是最廉价的纪念品。一九○○年，沈钧儒曾在陕西汉水襄河拣过石头；在贵州的安顺、广西的百色、甘肃的玉门等处都拣过石头。他在鸭绿江边国界桥下、罗盛教烈士陵墓处拣过石头；到苏联访问时，他在列宁躲藏过的拉兹里夫草棚旁拣石头；八十九岁时，他在北戴河洗海水浴，还从鹰角石海滩拣回一块大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