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感叹号——南昌起义全景式记录

天大地大，没有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威信大。

　　鲍罗廷成了替罪羊

　　鲍罗廷时代终告结束，此时的他已里外不是人。

　　鲍罗廷与蒋介石反目，蒋介石强烈要求苏联撤换鲍罗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又对鲍罗廷发出了通缉令；而像孙猴儿饱尝紧箍咒之苦的中共领导人，对鲍罗廷也是抱怨声声……

　　很快，鲍罗廷被召回了苏联。临行，面对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作为首席顾问，他真的没法向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作交待。他知道：胜利了，一切都好说，荣誉、鲜花、权力等等一切都会纷至沓来；失败了，那就没有一个人会为你说好话，即使死了，也是自找。他衡量了一下利弊，找来已经准备取代陈独秀的瞿秋白，两人秘密在庐山讨论了好几天，讨论的中心是中国大革命失败后，谁都关切而又谁都害怕的最大问题——谁负这个责？

　　鲍罗廷对瞿秋白说：“中国革命是失败了，但我们要讨论一下，这个责任问题要有个交代。”鲍罗廷连个弯都没转，就单刀直入，和盘端了出来。不过讨不讨论都是这样，鲍罗廷早已盘算好了，只不过想告诉瞿秋白一个底，统一一个口径而已。瞿秋白太死心眼了，他心犹不甘地还是提了一句：“这次失败，主要还是共产国际指导上的失误，加上我们党内个别领导的右倾机会主义。”

　　“你说的这些虽是事实，但中共作为一个支部，要慎重地考虑一下共产国际和莫斯科的威信问题。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中共中央要挺身负起这个责任，以小的委屈，维护大的影响。”心知肚明的鲍罗廷当即把瞿秋白的话堵了回去。

　　瞿秋白一时语塞。中共中央能说什么呢？在发现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形势已不可逆转之后，7月28日，斯大林在《真理报》发表《时事问题简评》说：共产国际的领导是完完全全正确的，而导致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不善于利用这一时期的一切可能……中共中央在这一时期犯了一系列的极大的错误。

　　后来，当埃德加·斯诺向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问起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谁应负最大的责任时，毛泽东用湖南红辣椒那样辣的语气，干脆利落地说：“陈独秀。大革命的失败，作为共产党的总书记他首先应负最大的责任。仅次于陈独秀，必须负最大责任的是鲍罗廷。”

　　毛泽东后来又向斯诺解释说：“鲍罗廷完全改变了他自己的立场，他在1926年赞成大规模重新分配土地，可是到了1927年又竭力反对，对于自己的摇摆没有提出任何合乎逻辑的根据。鲍罗廷随时准备尽力去讨好资产阶级，甚至于准备解除工人的武装，最后他也下令这样做了。”

　　说话喜欢打比喻的毛泽东简要而又形象地告诉斯诺：“鲍罗廷是个冒失鬼，陈独秀嘛，是个不自觉的叛徒。”

　　鲍罗廷冒失的教训在哪呢？就在于他对蒋介石、汪精卫完完全全丧失了应有的警惕。不分国情，死搬硬套，任凭着自己钻进死胡同还不回头的想当然。1927年5月，许克祥在湖南发动“马日事件”后，向共产党人挥舞起杀气腾腾的刀。面对血的事实，鲍罗廷仍坚持要和平解决，反对派兵镇压。为能达到他“息事宁人”的目的，他亲自率人专程赶往长沙去当说客。可是，鲍罗廷没有走很远的路，就声怯气短地回到了武汉。原来，杀红了眼的许克祥并不领鲍罗廷的情，他迎头给冒冒失失赶来当和事佬的鲍罗廷查办代表团当头一棒：命令他的士兵荷枪实弹等待着鲍罗廷一行人。一经抓获，就地枪决！

　　没有枪杆子，就没有一切。鲍罗廷似乎明白了这个既普通而又深刻的道理。然而不幸的是：鲍罗廷醒悟得太晚了！此时此刻，武汉三镇的形势已经非常危急。共产党人已经不能在公众场合上露面了；共产党的一些办事机构空无一人；剪了短发的年轻妇女现在把头发留长了……鲍罗廷也许很难想到，在他离开中国的身后，没有枪杆子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

　　然而，从血泊里爬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却无法忍受，也无法代人受过。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会上，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报告中，直言不讳地批评了鲍罗廷，指出对于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他负有重要责任。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也在会上严厉地批评了鲍罗廷，指出鲍罗廷只注意同蒋介石、汪精卫这些敌人谈判，而不去积极地发动广大的人民群众。布哈林最后宣布，共产国际已经成立了特别委员会，要对鲍罗廷所犯错误进行审查。

　　终于，鲍罗廷成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替罪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