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犹如黑暗中划破长空的闪电,给经历严重挫折的人们带来了光明,燃起了新的希望,但却使得国民党反动派震惊和恐惧,并随即调兵遣将,欲置起义军于死地而后快。
8月1日,正在庐山召开反共会议的汪精卫得知贺龙、叶挺两部兵变的消息,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汪精卫很悔恨,悔恨自己心太软手太软。为什么容共政策容到发现了共产国际给鲍罗廷、罗易的紧急指示,明明知道共产党要反击,要发动农民没收土地,要改组国民党领导机关,要整编新军队……火药味这样浓,自己还掉以轻心,还不把共产党一个个抓来枪毙?鲍罗廷明明是中共幕后的魁首,他临行回国,自己还不得不做出点姿态去车站欢送?手软啊,手软!以至酿成这场大祸。他气急败坏,几乎发疯似地嚎叫:
(共产党)这种狼心狗肺的东西,我们再说优容,我们就是叛党!这种叛徒,我们要用对付敌人的手段对付,捉一个杀一个。……共产党已经明目张胆的做了,我们的敌人,和我们开战,再有谁说优容,谁就是叛徒。
……
汪精卫当即命令张发奎指挥第二方面军余部进军南昌“进剿”起义军。汪精卫在孙科、朱培德的陪同下于当晚返回武汉,部署对南昌起义军的全面进攻。
8月2日,武汉政府发布全面进攻起义军的作战命令。
蒋介石在确知起义军挺进广东意图后,紧急指令曾任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兼第四军军长、留守广东大本营的李济深调兵遣将,加强粤、湘和粤、赣边界警戒,进逼江西边界,准备阻截起义军。李济深计划一路由南雄进入江西,为右翼,由钱大钧任总指挥;一路由乐昌进入湖南,为左翼,由范石生任总指挥。为了便于统一指挥,南京政府决定将上述各路合编为“讨共第八路军”,任命李济深为总指挥,总指挥部设在韶关,并拨给5万元作为成立总指挥部的经费。
8月8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下令,缉拿参加南昌兵变的中共领导人,并做出清查共产党办法的四项决定:
(一)各党各行政机关在职人员,一律登记声明有无跨党,以定去留。
(二)著名共产党分子应由军警严密监视,如有反革命行为即拿办。
(三)有共产党嫌疑者,令其2日内登报声明,以文字反共。
(四)如有共产党分子潜伏各党部,各行政机关,既不退出,又不声明退出共产党者,以反革命论。
两天后,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44次会议杀气腾腾地做出决议,开除跨党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一)由中央党部下令,凡列名南昌革命委员会的委员之共产党员谭平山、林祖涵、吴玉章、恽代英、高语罕等,开除本党党籍,并免职通缉拿办;(二)其他共产党员,列名本党执监及候补执监委员者,于树德、杨匏安、毛泽东、许甦魂、夏曦、韩麟符、董用威、邓颖超、江浩等,一律开除党籍,并免职。
随即又召开第45次会议,指名道姓要通缉拿办列名革命委员会的共产党员徐特立、李立三、张国焘、彭湃、周恩来等人。
此外,汪精卫发表了《错误与纠正》专文,红口白牙地说:共产党悍然在南昌暴动“我们有错误没有呢?唯,有的。我们最大的错误,是误解了总理的容共政策——总理的容共政策,是容纳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共同致力国民革命。由此可知共产党员如果不和我们共同致力国民革命,我们便立刻不能容他。我们为什么一直等到共产党员快要消灭国民革命,我们才不容他?这真是我们极大的错误”。“如今不是引咎的时候,是补过的时候。”
大骂了一通的汪精卫还不解恨,亲笔拟写了一篇《敬告农工群众书》,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名义发表,他在文中咬牙切齿,连呼了“三个打倒”:
狼心狗肺的共产党徒,他要借你们(农工群众)的血,来造成本党政府的罪状……打倒欺骗农工群众谋害农工群众的共产党!打倒离开本党政府与农工群众的共产党!打倒破坏国民革命的共产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