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感叹号——南昌起义全景式记录

周恩来断言：南下广东定能取得苏联的外援。信心十足的起义领袖们选了个下策

　　起义胜利后，周恩来还是没睡成囫囵觉。起义军下一步向何处去发展？这是前敌委员会必须立即作出抉择的问题。

　　由于睡眠不足，周恩来的脸色很黯淡，两眼凹陷，淡青色的眼白里布满了细血丝，声音也很沙哑。

　　同周恩来一样，眼睛里布满血丝的还有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起义领袖。此时，他们在第二十军军部，正团团围着桌上的一张地图转来转去，讨论着部队的去向和路线。

　　室内虽然大开着窗户，但烟雾腾腾总散不去，用大蒲扇扇都不顶用。

　　会议早已进入正题。叶挺在作发言，他的嗓音不大，语气也挺平缓：“关于部队何去何从，我想，还是按中央的决定办，到广东去。关于这点，中央早就有设计好了的回粤预想计划。……广东是革命的策源地，大家都熟悉，而且广东东江农民运动有基础，到东江，既可以得到农民的支持，又可推动农民土地革命的大发展。”

　　周恩来插话说：“东江那地方不错，我很熟悉，群众基础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如果我们占领汕头这个海口，就能取得苏联的外援。”

　　“对！”叶挺接着说，“东江有外援，如果我们占领了广东，一个月就可以有千万元的税收，海关就是一个极大的税收处。”

　　按照中央的既定方针干吧！信心十足的起义领袖们，谁也没想到，大家信心十足地选择了一个下策。

　　历史已成烟云。站在今天的台阶上回头遥望：

　　南昌，选作起义的地点是合适的，但起义之后在此坚守则不合适。在当时的条件下，兵力仅2万的起义军，要想长期守住它是不可能的。对此，中共中央在组织南昌起义的过程中，就有过明确的指示，要求部队举行起义后，迅速南下，占领广东。

　　当时，中共中央考虑到长江流域及其北方已成为反革命势力混战的地方，不利于革命势力立足和发展。相比之下，南下广东比较有利。

　　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南征，成了导致起义军失败的关键问题。当时，根据形势及党的根本利益，南昌起义面临的战略方向，有三种可能：一种是就地不动，以南昌为红色中心，形成宁、汉、南昌三足鼎立之势；一种是上山，即离开南昌，但不到广东，而是在江西、湖南的广大地带，依靠山区，依靠农村，依靠农民，建立农村根据地；一种是下海，就是南下广东，夺取海口。据当时形势看，上策是上山，中策是原地不动，下策是下海。而起义军恰恰选中了这个下策！

　　其实，这并不奇怪。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角度看，当时中共中央确定的南下广东的战略方针，完全是借鉴照搬俄国式的“城市暴动，夺取政权”的经验。广东当时并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条件。广东人民虽然曾在反帝反军阀的各种斗争中发挥过重大作用，但是从4月15日李济深、古应芬等在广州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后，广东的工农群众，特别是参加省港罢工的工人组织，受到严重镇压，革命力量遭到重大摧残。在革命处于低潮、力量对比敌强我弱的总形势下，企图夺取广州，以广东为根据地重整旗鼓，再来一次北伐，是严重脱离实际的想法。后来广州起义的失败也更加证明了这一点。在1927年12月的那场暴动中，工人、农民和革命士兵不顾一切地攻占了驻广东省国民党首脑机关和军警机构，很快在炮火声中成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起义取得了出人意料的胜绩。受胜利形势的鼓舞，不仅共产国际代表，甚至苏联驻广州领事馆的外交官也都开着插着标志胜利红旗的汽车，在广州街头为暴动的工农奔前跑后。但是，竖起镰刀斧头国际旗的苏维埃政府仅仅生存了两天，就被疯狂反扑的反动军队用大炮摧毁了。当苏联外交官捆背着“俄共分子，万众诛之”的斩标，同无数暴动工农一同横尸广州街头之后，莫斯科领导人的头脑清醒了许多，逐渐意识到此前对中国城市暴动前景的估计有些过于乐观了，很难简单地把俄国的一切照搬到中国去，这种以夺取个别中心城市、从而一哄而夺取全国政权的暴动策略，在中国没有一点生命力，在中国真的行不通。

　　后来，周恩来在总结南昌起义失败的教训时认为，把这个教训集中到一点，就是没有“就地闹革命”。他说：

　　当时武装暴动的思想，不是马上就地深入农村，发动土地革命，武装农民。……用国民党左派政府的名义，南下广东，想依赖外援，攻打大城市，而没有直接到农村中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这是基本政策的错误。

　　朱德后来也总结说：

　　南昌起义后，起义军全部南下，目的是想去广东汕头找外援，结果在广东潮汕地区遭受失败。失败的主要教训，就是起义军没有和江西的农民运动相结合，而去了广东。假如当时能够利用军阀内部相互之间的矛盾，就在江西各地开展农民运动，解决土地问题，建立革命根据地，同时也改造起义军本身，那是完全可以站得住脚跟的。

　　南昌周围群众是拥护我们的，但是我们不知道在南昌附近组织发动，没有在江西、湖南、湖北就地深入农村去组织发动工农群众，却忙着南下打仗，争海口，进行大规模正规战。……最重要的是方向弄错了。虽然打了许多胜仗，但打到广东终于失败，起义军3万多人只剩下了几千。这一教训是：我军应当到农村去，不应当打大城市。

　　聂荣臻元帅对此也曾有一段精辟的议论。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当时起义军的力量是不弱的，客观的条件也是有利的。在江西和两湖，特别是湖南，农民运动已经有了很大发展，广大农民正在迫切地希望革命的武装力量去支援他们……

　　事实上，当时在江西、湖南、湖北各省，不但铁路和矿山的工人群众普遍地组织起来了，特别是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已经震动了全国。如果我们当时有正确的战略指导思想，把南昌起义部队和工人农民的运动结合起来，就在这个重要的战略地区，进一步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依靠群众，建立乡村革命政权，创造革命根据地，高举红旗坚持革命斗争，可以肯定，由于这个地区的群众已经起来了，这就是一个很好的革命战场，我们可以凭借着有利的群众条件，不断地打击敌人，巩固和扩大革命的阵地。……当时只要我们能够在广大农村中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依靠根据地来发展革命战争，我们就能够不断地扩大根据地，并在扩大中巩固根据地。……我们当时还缺乏这种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正确思想，而希望回到广东重整旗鼓，依靠海口取得国际援助，然后再举行北伐。于是就形成了单纯军事行动的错误方针，因而招致了新的失败。

　　广东有什么特别好的条件非回去不可呢？广东并没有特别好的条件。英勇的广东工人和农民曾参加了反帝反军阀、创造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各种斗争，起了伟大的作用，但是他们和其他的劳动人民一样，没有从地主阶级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剥削制度下面解放出来，广东封建势力的老根依然存在。特别是4月14日以后，广东的工农运动受到严重的镇压，广东的革命根据地已经变色。当时我们想回到广东打开海口争取外援，这是一个原则的错误。在当时的形势下，重新占领大城市是已经不可能的了。我们应该把革命力量从城市转入农村，在自力更生的条件下争取外援，而不应该把希望主要寄托在外援上面。这个原则上的错误，也是造成当时整个行动错误的又一个重要因素。

　　……

　　陈毅元帅，解放后曾在南京作过一次关于八一南昌起义的报告，他心直口快地评价南征说：

　　这个决定是幼稚的，造成了第一个错误。因为着眼点不在如何发动广大群众，而在于单纯的军事进攻。在新的政治形势下，革命已走上新的阶段，北伐的道路是不通了。这主要由于没有经验，对革命性质没有独立的政治分析的结果。没有懂得在新的形势下中国革命应该以农村包围城市，发动广大农民，建立农村根据地为主的革命斗争形式。方志敏同志以极少数的武装，创造了赣东北的根据地，能够坚持十年，主要是以广大农民群众为依托。贺龙同志在潮汕失败后，单人匹马，回到洪湖地区，能够搞出那样大的局面，建立了湘鄂西的根据地，也主要是放手发动群众的结果。人民的武装必须以广大群众为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