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感叹号——南昌起义全景式记录

寻找远水解近渴，新生政权将错就错南下广东“大迁移”

　　南昌起义虽说有好的开始，可是随之而来的却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曲折。

　　在起义胜利后的领导人会上确定“南下广东”的大方向后，接着对回粤路线问题作了研究。起义军参谋部拿出了两个方案：一是走大道，直入吉安、赣州，进入广东；二是走小道，绕道抚州、赣闽边境，进入广东。对两个方案一时形成不了共识，双方持不同意见者，争论颇为激烈。

　　叶挺用红蓝铅笔指点着地图上的标记，认真地说：“对回粤路线，我反复思考过，以由江西东部和福建西部南下广东，取得海口为最佳路线。”

　　周恩来、贺龙、朱德、刘伯承等人都在全神贯注地倾听着。

　　“敌方的兵力部署，我们大致已作了解，朱培德所部在吉安一带与李济深所部的钱大钧、黄绍竑各军，共约13个团阻拦。……当然，从交通便利来看，由吉安、赣州入韶关，直取广州似乎更好一些，但沿途敌人有重兵把守，纵能将沿途朱培德所部、李济深所部完全消灭，但到韶关后，李济深仍可利用粤汉铁路之便，可以集中5个师以上的兵力与我决战，我们且战且走，疲师远征，行至韶关，战斗力定要减少许多，再与强兵决战，我们则很难能取胜。再说，我军的后面，还有张发奎的两个师，更无法应付……”

　　谭平山忍不住打断叶挺的话说：“但你说的那条路线，途中人烟稀少，山高路险，部队行军太困难，加上沿途同样仍有不少敌军堵截，也许这双重的困难更大。”

　　贺龙嘴上叼着那个大烟斗，他取下烟斗，补充说：“从刚才提出的两条路线来看，各有利弊，不过，衡量一下，我不主张叶军长所说的那条路线。为什么呢？不知大家考虑过没有，除了刚才平山同志说的自然条件不好会增加行军难度外，同时还必须考虑到眼下正值盛暑，加上那山间小路之上，我们这样的队伍行军，如何展得开？大批的武器弹药是无法运输的。而且无足够的民夫。”

　　贺龙吸了一口烟，接着补充道：“经吉安、赣州直下广东，我们是沿着可以通航的赣江堤岸一直向南，途中所经过的是一些较大的工商业城市，如丰城、樟树、吉安、赣州，再往南还要穿过人口稠密区。据我所知，那些地方过去曾发生过大规模的农民运动，所以可望得到当地居民的积极支持。同时，赣江可以作为水路来利用，用以调遣兵力和运输辎重。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可以弥补民夫的不足……”

　　叶挺听了这番分析，不以为然，他考虑了一下，斟酌了一下字句道：“这只是比较而言。我们南下的目的，是占领海口，争取外援，兵贵神速，从时间上来说，自然越快越好。而且我们应该尽量保存实力，不应力敌，以图再起。”

　　叶挺以惯常的心平气和，掩藏着内心的那丝丝的反感，盯视着地图，继续低沉地说：“敌军前截后追，他们的目的在于阻止我军南下，当然，更望能尽快吃掉我们。走大道，路虽好走，又有水路利用，但敌人并不是傻瓜，交通的便利既是我们调遣兵力和运输辎重的有利条件，同样也是敌军的有利条件。走这条路，天天就得打仗，打赢了可往前动一动，打输了那不但不能向前还要往后退，一退又会退到敌军后面张开的大口上。所以我认为此路风险太大。”

　　“我们也不能轻视自己的力量，如果速战速决，迅速向前推进还是有把握的。”贺龙把头仰起，眼睛睁大，插上去说了一句。

　　叶挺不遮不掩地反驳说：“一个‘速’字说起来容易，但我想这会是我们的一厢情愿。我刚才已说过，敌军目前的部署对我们很不利，走大道难免要与敌人的大部队遭遇，比如驻扎吉安的王均部，驻扎赣州的钱大钧部。同时，还不能排除同第六军冲突的可能性，何况第六军已经从萍乡向我运动，并且很可能占领我军右翼的有利地形。这前后左右四面受敌，于我何益。”

　　叶挺有些激动，他喝了口茶，稍稍停顿了一下，仍按自己的思路说下去：“走小道因其自然条件不好，会给行军造成一些困难。不过，我军走这条路线可避免大战而平安抵达广东。据我预计，走这条路从南昌到广东省边界，在相对有利的条件下只需20—25个昼夜。”

　　刘伯承接过叶挺的意见，阐明了走小路的具体理由：“据我们掌握的情报，吉安、赣州等地对起义军直接构成威胁的敌军达４万，就我们现在的兵力，如果发生对抗难操胜算；临川、会昌路上仅有近3000弱敌，容易应付，即便敌人从他处调兵过来，山间行军困难，可以各个击破他。”

　　叶挺、刘伯承说完，整个屋子里沉默了许久，只有大蒲扇“噼啪噼啪”的扇风声和贺龙用他那漂亮的烟斗轻轻敲击着桌角的声音。此时，与会者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在周恩来身上，似乎在说：“恩来，你拿主见吧。”

　　周恩来环视了一下众人，他那疲倦的脸上漾起了一个微笑，启口道：“起义军的去向选择，党中央已有原定的计划，我们就按照中央的指示办。至于南下路线，我找了江西省地方党的同志作了调查，我们除了要尽可能了解到敌军正规部队的底细，还要对部队行军开进的沿途地方武装、封建势力、风俗习惯等都要尽可能多了解一点。从全局情况来看，叶挺同志提出的这条路线对我军运动较为有利些，当然，这也只能说把握性大一点，并不是绝对有把握。我想，只要大家意见能倾向统一，就尽快定下来吧。”

　　周恩来发言后，大家很快达成共识，决定走叶挺提出的南下路线，即由江西东部和福建西部南下广东，取得海口。

　　胜利的欢乐很快蒙上了一层阴影。起义军将要离开南昌，从起义胜利到开始撤离，仅仅只隔了一天多时间，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南下的路线确定后，一些有见识的军官，如周逸群等很着急，想再劝说叶挺。叶挺不耐烦，他答复周逸群说：“我已将路线向部属宣布了。这样反复，怕动摇军心，特别是初次指挥蔡廷锴的部队，要建立威信，更不便朝令夕改。”没办法，起义军只好按已经确定的路线走，将错就错了。

　　8月3日，起义军开始撤离南昌。出发前夕，朱德被提升为第九军军长。他率领南征第一纵队的先遣队为前卫，冒着绵绵细雨，首先踏上征途。随后，南征左翼纵队司令蔡廷锴率第十师为第二纵队；叶挺率第十一军为第三纵队；贺龙率第二十军和革命委员会各机关跟着出发。起义军走得那样匆匆忙忙，又是那样沸沸扬扬。

　　南昌有许多老表，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义无反顾地跟上起义军走了。有800多青年穿上了灰军装，更多的是当挑夫。当地共产党组织领导的码头工会、搬运工会、轿行工会和南昌、新建两县等组织了千名工人农民投入到起义军南征运输行列，仅独轮土车就有百辆。他们尽自己的力气为起义军担着、推着武器弹药……

　　这支军人与百姓混杂的庞大的奇特队伍，在窄窄的乡间小道上向南进军，旗帜飞扬，尘土飞扬。一字长队拉成了一望无尽的长蛇队，迤逦了数十里路。

　　8月的天空，连一片云彩也没有。太阳如火一般拥抱大地，大地蒸发出灼人的热浪。路上的尘土被队伍踩踏得冲天而起，弥漫在队伍的上空，犹如腾起的黄色火焰。

　　劳师远征，兵家之忌。

　　部队马不停蹄地在烈日下南进，沿途多系山路乡道，士兵除肩扛各种轻、重武器外，每人还背着规定要带的二三百发子弹，还有行李，负重累累。有的班还抬着大帐篷，每个士兵还要照看一个挑着枪支、硬洋等物品的民夫。出发时，命令严格规定：从师长以下，每个人的行李不得超过20斤；除了年老有病的不能步行的人，一律不准骑马。因为没有后方的接济，加上挑夫还是少，大部分枪弹都随部队尽量带走，除了士兵们带的外，所有的马匹也都用来运炮和炮弹。即使这样，仍有大批的辎重、弹药、枪械带不走，被秘密地投入了赣江。

　　出师浮沉多。

　　由于南下行动仓促，来不及对部队进行改造，宣传教育工作也未跟上，士兵对起义的意义认识不清，加之行军艰苦异常，因此，部队非战斗减员甚多，丢弃子弹枪炮也非常严重。起义军的实力受到严重削弱。

　　1927年10月，李立三在其向党中央报告的《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一文中说道：

　　5号从南昌出发，经3日赶到临川，天气极热，沿途多系山路，每日行60里，实际多至百里。兵士负担极重，每人背250发至300发子弹，机关枪大炮，都系自扛（因无夫子）。沿途全无农民运动，加之反动派的宣传，所以沿途农民闻风而逃。食物与饮料全买不到。甚至终日难得一粥。渴则饮田沟污水，以故兵士病死极多，沿途倒毙者络绎不绝。同时军队中多无军医处、卫生处等组织，无法救治。加以宣传工作极坏，兵士全不明此次暴动的意义，因此军心大为动摇，逃走极多，仅行军3日，实力损失已在三分之一以上，遗弃子弹将近半数，迫击炮完全丢尽，大炮亦丢了几尊，逃跑及病死的兵士将近4000.

　　同月，周逸群在其向党中央报告的《关于南昌起义问题》一文中也说道：

　　当我们离开南昌时，因江西民众运动毫无一点基础，找挑夫非常困难，而得敌人子弹枪支甚多，因此无法运送，于是为要多带子弹，只好每兵发给子弹250发，甚至300发。士兵因天气太热，都不愿多背子弹，竟有暗将子弹投弃者。据贺氏云，仅军部特务营由南昌至瑞金并未作战，而损失子弹达3万余发，其他各团可想而知。……由南昌至抚州，本规定4日到达，乃江西道路非常长，每日虽云走60里，合之川黔道路不啻有80余里之远。兵夫因负担太重，沿途倒毙者甚多。又卫生队无人挑卫生材料，以致病者无药，死者无人安埋，其惨况有非笔墨所能形容者。

　　同月，《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三号──为叶贺失败事件》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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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军事上的错误——军事上的错误，更是很多，不能详细叙述，简单些说：南昌暴动没有采取直下赣州吉安，一则可以打散朱培德钱大钧隔绝张发奎，使他们不能与李济深黄绍竑连成一片，而如现在之从容布置，围攻我们，二则这条是大路，沿途农民运动有些基础，可以随处摧毁豪绅政权，引起农民群众建立农民的政权，实行土地革命，武装农民，逐步交农民防守。南征的路线是取得抚州会昌寻乌等闽赣边境荒微之地，农民简直尚未起来的地方，这已经是一个失着。

　　同月，《中共中央最近政治状况报告》中指出：

　　叶贺南昌起义之后，不曾采取猛攻吉安、赣州的战略，以歼灭朱培德、钱大钧的反动势力，直入广东，而迂回绕道抚州及闽赣边境，沿途避免战斗，这已经是失着。事实上，叶贺走过瑞金会昌的地方，仍旧遇见战斗──钱大钧的军队，这一战役虽然是叶贺胜了，但是损失很多。

　　南昌起义已经进入历史。翻开尘封的史册，朦胧的往事渐显清晰：

　　假如起义军南征路线选择大道，敌强大我亦强大，也许刚吃过亏的敌人并不敢死追硬堵，也许能避免许多大的挫折。因为走赣东小道的结果，不仅没有看到叶挺所说的好处，而且打了更多的大仗硬仗，加上道路崎岖难行，食宿运输困难，造成了部队重大的损失……

　　假如起义军不过早地离开南昌，连同起义军就有可能组织起一支5万人的大军，因为还有本来可以参加起义的2万多力量正向南昌赶来，蔡廷锴师也不可能有空子脱逃。这些力量捏在一块，敌人再想吃掉起义军就更加不易……

　　很显然，当时的这些“假如”，并不像今天歌唱家关牧村唱得“假如你要认识我，请到青年突击队里来”那样轻松，那样浪漫，那样简单。历史毕竟是历史，从来就没有先知、没有神仙、没有救世主，历史最高的主宰是历史本身。因为革命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它的征途上充满着难以捉摸的变数和难以想象的艰难。如果说，谁能事事都是“事前诸葛亮”，那他就不是人而是神了；那样的革命，则可称之为神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