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共产党人在南昌城头举起义旗的时候,在这面旗帜的下面,聚集着几个不同国籍的外国人:
两位列宁生前决定、而由斯大林派来帮助中国革命的苏联同志,还有几个朝鲜、越南同志。
从起义战斗打响到南下广东,以至起义军最后失败,这两位苏联顾问几乎日夜紧随贺龙身边。他们的心与起义军领导人的心在一起跳动,共同为胜利而笑、为失败而悲。
莫·费·库马宁,苏联人,是贺龙的骑兵军事顾问,参加南昌起义时化名纪功。他有双孩子似的总是笑眯眯的眼睛。他1919年参加苏联红军,1926年来到中国,先在黄埔军校任军事顾问,后编入贺龙第二十军任顾问。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南昌起义,共产国际的态度就像他们给罗米纳兹的电报一样,含含糊糊,并不热烈。而且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出于外交考虑,禁止苏联顾问在任何情况下介入和参加武装起义。然而,库马宁等人毅然参加了,在这生死攸关的节骨眼上,他们并不想离开准备起义的部队,并不想离开存亡未卜的中国共产党。并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起义和南下提出过非常高明的意见和主张。
在起义军占领瑞金后,对会昌之敌,打与不打,库马宁明确主张避战,速到汀州、上杭入粤。他认为,就实力来看,敌人和起义军兵力相当;就优势看,敌以逸待劳,起义军疲惫;就形势看,起义军不攻会昌,径直由瑞金东出,完全可能。然而,库马宁的主张没通过。会昌之战打了,也打赢了,但起义军伤亡1700人,几乎占起义军总数的七分之一,造成“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拼消耗局面。
在起义军到达上杭后,关于起义军的下一步军事行动进行讨论时,担任贺龙顾问的另一位苏联人阿托里斯夫斯基,提出了一个与大多数起义领导人,包括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朱德、谭平山在内的不尽相同的意见。
阿托里斯夫斯基主张起义军暂驻闽西汀州上杭永定一带,因为这里是富庶之区,在经济方面可以自给。起义军经过一个多月的行军作战,实在需要一个相当期间的休养。
阿托里斯夫斯基充满信心地预估,如果起义军能在闽西停留4个月,则至少可以在闽西新编4个师工农军,增加5万以上的兵力。而且,闽西的富庶,可以挽救革命委员会的财政危机。等实力财力增加以后,再长驱入粤,犹未为晚。
阿托里斯夫斯基的计划竟几乎没有一个支持者。起义领导人都主张立刻到广东去。
现在看来,库马宁、阿托里斯夫斯基的意见,具有远见卓识。
会昌之战,从战略上讲,在当时,保存实力、力避敌锋、应为上策,拼掉精华、与敌决战则是下策。这场战斗,打后走,不如不打而走;大打不如小打,小打不如不打。
暂驻闽西,就对当时情况而言是非常有利的,不仅可以避开强大的敌人的追堵,使非常疲劳的起义军得到休整,而且还可以得到新的补充。如真能扩充4个师,增加5万兵,敌人想吞掉起义军是不容易的。而且,这样就能占领山区和农村,建立农村根据地,从而打开一个伟大的新局面。这条道路在以后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的革命实践中证明,它是极其宽广而正确的。
可惜,历史历来没有“悔棋”。苏联顾问不是决策人,仅仅是顾问而已。
库马宁和其他几个外国同志随军南征,同样历尽了饥饿、疲劳、炎热的艰难困苦,终于一起到达广东潮汕。
在起义军失败后,库马宁在一次遭遇战中,被敌军俘虏。后投入监狱8个月之久。获释后回国,他在回忆南昌起义所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南昌暴动虽没能挽救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命运,但它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独立武装,向反革命势力打响了第一枪,从而诞生了中国人民的军队。
其他几位外国同志后经香港、上海及内地辗转回国,无一牺牲。
§§第九篇 山穷水尽疑无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