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感叹号——南昌起义全景式记录

朱德高扬起生命的旗：中国也会有一个“一九一七年”

　　战局的逆转，像一股突如其来的寒流向朱德率领的队伍袭来。

　　从三河坝撤出后，朱德率领队伍经湖寮、百侯、枫朗进饶平，准备与潮汕主力部队会合。士兵们披着硝烟，浑身的血液像机器上的燃油，不停地灌注到双腿上，部队已像小跑一样赶路，但后面还不停地有人在抱怨前面的人走得慢：

　　“前面的小脚老太太快走呀！”

　　士兵们恨不得长个翅膀飞到潮汕。

　　“嗨，潮汕主力来了！”前面林荫处影影绰绰来了一支不少人的队伍，他们身上背着枪，颈上系着红带，是自己人。队伍前边的人蜂拥而上，边跑边喊。来的队伍前面带队的正是第二十军教导团参谋长周邦彩。

　　“天天想你们呀！”

　　“都来了吧！”

　　周邦彩的笑并不自然，而且很快消失了，他没有说更多的话，急切地问道：“朱德同志在哪里？我要马上见他。”

　　“噢，周参谋长，队伍都过来了吗？”

　　闻讯从队伍后面匆匆赶上来的朱德焦急地问道。

　　周邦彩长长叹了一口气，颓然地摇摇头，一P股坐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接着，心情沉痛地向朱德汇报了主力军进占潮汕以后的失利情况。

　　叹息和坏消息随着微微颤动的空气悠悠飘过，砸在朱德的耳膜上。他僵僵地站在那儿，惊讶得像头顶炸了个响雷。他觉得周邦彩的话像一把锋利无情的刀子，在自己的心上一刀一刀地割着，血也在一滴一滴地流着。

　　失败了，起义军失败了！来得那么快，那么突兀，那么悲惨，那么莫名其妙？！

　　立时，失败就像阴沉沉的乌云，笼罩着队伍，也笼罩着每个人的脸庞。大家的心里在淌血。在三河坝吃了亏的敌人很快就会追上来，潮汕方面的敌人也会北上堵截，处于敌人两面夹击之中的这支孤军，既无供给，又无援兵，今后怎么办？该到哪里去？朱德的心情十分沉重，如今的这种惨败，是他万万没有料到的。但是，当失败一旦变成现实摆在他面前时，倔犟的他，并没有被这严重的挫折和失败所吓倒。他毕竟是戎马倥偬的军人，过去的革命斗争的磨炼，使他有着坚如钢铁、从不屈服的性格，铸造了他与众不同的阳刚之气。哀伤的时候，他的泪水往肚里吞，吞进去的泪水却在胸中燃烧，化成了新的力量。如果失败，就能折了他那骨子里的豪气，那他就不是朱德了！他知道，临危不惧，遇险不乱，才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朱德镇定地整理了一下部队。眼下，自己领导的第九军军部直属队和教育团只剩下300多人，归他临时指挥的第二十五师还有1000人，加上周邦彩和第三师杨至诚先后带来从潮州撤出的四五百人，总共还有2500多人和1000多条枪，力量还不算小，一定要为党保存这支革命武装。决心下定，朱德那饱经风霜的面容显得更加沉着，两只深邃的眼睛闪烁着坚毅的光芒。

　　失败，不是死亡的默念，而是再生的沉思。

　　但是，阴影与危机并没有过去。

　　在失败面前，很多人觉得天地全黑了，心也乱了。希望的失落与惶悚在威胁着这支队伍。溃败，几乎是弹指之间的事了。一些人的脑海里已是一片空白，不再幻想什么，不再企求什么，不再希望什么。比死更可怕的悲哀、抱怨、牢骚、谩骂……充斥了整个部队。一些意志薄弱者畏缩了，动摇了……

　　在滂沱大雨中，起义军又出发了。官兵们三三两两，从避雨的棚子里、山洞里、树丛里钻了出来，饥肠辘辘，浑身透湿，拖着疲惫的双腿，一步一步，向前走去，很快消失在哗哗雨声和茫茫的雨幕中……

　　生存、死亡都是他们这支部队的未知数。

　　经过在茂芝短暂的休整，朱德把一些指挥员召集起来，说：“现在我们四面受敌，处境很危险，不能够在这里久停。”

　　“危险谁不知道？可是往哪里去呢？到处都是敌人。”一些人悲观地说。

　　朱德知道，这些指挥员大多不是自己的老部下，领导起来会有困难。因为在这次南昌起义中，与周恩来、叶挺、贺龙等人相比，朱德在共产党内的地位并不高，职务也不显要。据陈毅回忆，当时：“也没有人听他的话，大家只不过尊重他年纪大，是个老同志罢了。”可是，在革命危难的时刻，由于朱德对革命的坚贞赤诚，由于他那宽宏大度、慈善和蔼、以身作则、与士兵同甘共苦的优良品德，由于他那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使他在部队中逐渐树立起了崇高的威信，受到了大家的衷心爱戴和信任，成为这支队伍（后来组建为红军）的领袖。也可以说，朱德“红军之父”“总司令”的地位，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奠定的。

　　当时，尽管朱德“人微言轻”，但他还是耐心地对大家说：“出路还是有的，可以沿赣粤边界穿山西进，到湘南去。那里的农民运动强大，群众基础好。只要和当地的农民斗争结合起来，我们就能站住脚跟；有了立脚点，才能重新发展壮大呀。”

　　“行吧，管它发展不发展的，只要能够摆脱眼下的险境就行了。”

　　“看来，也只好这样了。”

　　一些指挥员勉强表示同意，因为他们自己也拿不出别的办法。但是，第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陈毅深深理解朱德的深谋远虑。他知道：湘南是农民运动的海洋，起义军到了那里，就能如鱼得水。他站起来坚定地说：“我坚决拥护朱德同志的意见，并愿尽我的一切力量，协助朱德同志把革命进行到底！”

　　陈毅是从武汉经九江、南昌一路追赶，在南昌起义军南下途中追上部队的，周恩来亲自分配他到号称“铁团”的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去当政治指导员。当时，周恩来笑着对陈毅说：“派你干的工作太小了，你会不会嫌小？”陈毅爽朗地回答说：“什么小不小哩！你叫我当连指导员我也干，只要拿武装我就干。”陈毅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对什么事都拿得起，也放得下。有真才实学的人，他眼服心服行动上服。因此，朱德的意见提出后，他自告奋勇，挺身而出，并且恳切地开导大家说：“我们虽然失败了，但是，这次南征的失败不等于中国革命的失败。中国革命还是会成功的。我们大家要经得起失败的考验。在胜利发展的情况下做英雄是容易的，在失败退却的局面下做英雄就困难得多了。但是，只有经过失败考验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我是不会走的，现在我拿着枪，我可以杀土豪劣绅，我一离开队伍，土豪劣绅就要杀我。”

　　10月7日，朱德带领这支有生力量开始了千里转战。经平和、永定、象洞、上杭向西北转移。部队跋山涉水，日夜兼程，常常奔走在那阴森森的树木遮蔽得不见天日的蜿蜒小道。一路急行军，于10月16日到达闽赣交界的武平。在这里，与敌钟绍奎部遭遇了。

　　钟绍奎是武平一带的土皇帝，其部队多是乡子军，未经正规训练，军事素质差，但对当地情况异常熟悉，周围40里以内的地形地物都了如指掌。当起义军经汀州、上杭南下时，钟绍奎就加紧整修工事，在武平城周围遍设明碉暗堡，易守难攻。但钟绍奎整天仍胆战心惊，唯恐起义军进入武平县境。起义军在潮汕、三河坝失败以后，他以为起义军彻底完蛋了。谁知，起义军竟突然出现在武平境内。钟绍奎慌了，忙派兵向起义军猛扑过去，大有一口吞噬起义军余部之势。可是，这正好中了朱德早已设好的埋伏，报销了钟绍奎一个整营。

　　钟绍奎很快像乌龟头一样缩了回去。但起义军向西北转移的行动，随即也就被敌人发觉了。钱大钧部一个师立刻尾追而来。朱德指挥部队边打边退，安全撤出武平，向西北又走了10多里，来到了石迳岭。这里到处是悬崖峭壁，地形十分险要，只有一个隘口可以通过。此时，却被反动民团占据了。朱德命令部队疏散隐蔽。然后，亲自带领几个卫兵，从长满灌木的悬崖峭壁攀登而上，出其不意地从敌人侧后发起攻击，反动民团见势不妙，丢下隘口，纷纷逃命。朱德亲自杀出这条血路之后，迅速指挥部队通过隘口，摆脱了敌人的追兵，进入了江西境内。

　　起义军官兵的脚在艰难地迈进。

　　脚下是一层层枯焦的落叶，踏上去，响起一片“唰唰”的沉闷声音。大风摇断的枯枝，被前头走的士兵横七竖八地拖在路旁。时间在艰难的奋斗中悄然流过。

　　赣南山区的冬天来得特别早。刚刚10月下旬，由山谷里吹来的冷风就冻得人直发抖，枯黄的树叶被风吹脱，旋转着飘落地面。可是，起义军官兵里却已经没有一个衣冠齐整的人，没有一个体魄健康的人。衣衫依旧是在南昌城时发的单衣，经过几个月的激烈战斗和长途跋涉，早已破烂不堪。满是破洞和泥污，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汗酸味。有的被撕成了布条，走起路来随风飘荡，像一面面拖泥带水的布帘子。很多人天热时把长裤改成了短裤，短裤遮不住的小腿，粗糙得像两根木棍，裂得一道道血口子。又脏又臭的头发蓬蓬，有胡子的长有几寸。一个个饿得皮肤松弛，眼窝水泡泡的。那打仗、行军留下的伤口，有的在化脓，有的已结痂。野外宿营，夜凉霜寒，一夜不知要冻醒多少回，在一堆一堆的人丛里，牙齿冻得“咯咯咯咯”的声音没有间断过。被体温烤干的衣服，早上又被露水打湿了，全身冰冷而又潮湿难受。脚上的鞋子也早已磨烂了，有的撕块布包着走路，有的索性打赤脚。枪，作了拐棍。肚子吃不饱，患病的官兵一天比一天多……

　　饥饿死人，疾病死人，打仗也死人。越来越多的人不干了，开始偷偷弃枪出走，后来公开携枪出走。队伍里又重刮起一股逃跑风，人数越来越少。

　　后来成为共和国大将的粟裕，曾对这段战斗生活，有过具体的回忆：

　　在这黑暗重重，前途茫茫的严峻时刻，我们这支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在江西境内，赣南山区，边打边走。我们从武平经筠门岭、寻乌、安远、三南（定南、龙南、全南）等县境，向信丰以西的大庾岭山区挺进。部队在孤立无援和长途跋涉中，困难愈来愈多，情况也愈来愈严重。我们虽然摆脱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重兵追击，但一路上经常遇到地主武装、反动民团及土匪的袭击和骚扰，特别是三南地区地主土围子和炮楼很多，不断给我们造成威胁和损耗。为了防备地主民团的袭击和追踪，我们有意避开大道和城镇，专在山谷小道上穿行，在山林中宿营。此时已是10月天气，山区的气温低，寒冷、饥饿纠缠着我们，痢疾、疟疾一类流行病折磨着我们。更重要的是，大革命失败之后，全国革命处于低潮，南昌起义军主力又在潮汕遭到失败。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前程究竟如何？武装斗争的道路是否还能坚持？我们这支孤立无援的部队，究竟走向何处？这些问题，急切地摆在每个起义战士面前。

　　严酷的斗争现实，无情地考验着每一个人。那些经不起这种考验的人，有的不辞而别了，有的甚至叛变了。不仅有开小差的，还有开大差的，有人带一个班、一个排，甚至带一个连公开离队，自寻出路去了。其中也有一些人后来又重返革命部队，继续为革命工作。我们这支队伍，人是愈走愈少了，到信丰一带时只剩下七八百人。不少人对革命悲观动摇，离队逃跑，特别是那些原来有实权的带兵的中、高级军官差不多相继自行离去，给部队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使部队面临着瓦解的危险。

　　这天下午，部队开进了安远县一个几十来户的天心圩。傍晚时分，上面通知排以上军官到圩场上开会。

　　这时太阳快落下山了，暮色在背阴处浓了起来，河水映着余晖缓缓地流淌着，晚风在轻轻地摇着河边东一丛西一丛的翠竹。来开会的军官拖着疲乏的身体，或背靠背相互支撑着坐在地上，或干脆躺在沙滩上，更多的人则三五成群围在一起议论着：

　　“要干什么？是不是要各干各的，大家散伙了？”

　　“不会吧，可能又遇到敌人了。”

　　“唉！天天行军就够苦的了，还要打仗？”

　　“……”

　　大家正议论，朱德来了，身后跟着陈毅和第七十四团参谋长王尔琢等人。大家立时安静下来。朱德招招手，让大家坐拢些。朱德穿着和大家一样破烂的衣服，背着斗笠，脚穿草鞋，草鞋早已破了，用条布带子横七竖八地捆在脚上。他那黝黑的面孔，比在三河坝时又瘦了许多，面颊凹进，颧骨突出，胡子和头发都老长老长，那双眼睛却炯炯有神，闪着坚定自信的目光。

　　等大家坐好后，朱德叉开双腿，背着手，吮了一下干裂带血的嘴唇，用坚定而沉静的声音对大家说：“同志们，你们的师长、团长，我派他们去执行任务去了。今后，部队主要由我和陈毅同志来领导。近十天来，为了避开敌人，我们走小路，绕山道，有时露营，有时夜行，大家吃了不少苦头，有一些同志悲观失望，议论纷纷，所以我觉得，有些问题要跟大家讲一讲。”

　　朱德把声音压低了些，语调严肃起来，“大家知道，大革命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革命的旗帜不能丢，武装斗争的道路要走下去，我们还是要革命的！只要我们队伍自己不乱，敌人是拱不动的！”说到这里，朱德昂起了头，声音突然激越起来，“当然，革命要凭自愿。同志们，愿意继续革命的跟我走，不愿意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不过，我希望回家去的同志当个好老百姓，不要去当土匪……”

　　朱德略略停顿了一会，眼睛缓慢地向大家扫视了一下。军官们都痛苦地垂下了头，谁也没有吱声。河坝子里静悄悄的，只有翠竹轻轻地摇曳着，风吹竹叶在沙沙作响。朱德打破了这片沉静，他提高声音继续讲下去：“我还是希望大家不要走！就是剩下我一个人，也要革命到底！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十月革命的骨干，不就是1905年革命失败后留下来的力量吗？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这种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一个1917年，只要能保存革命实力，革命就有办法，胜利一定到来。不要看我们现在人少，将来要起大作用的。你们要相信这一点。”

　　朱德的话太鼓动人了，这不啻像惊雷，在濒临崩溃的队伍中炸响回荡，那股行将熄灭的火呼地重又在大家体内燃烧起来，驱赶着胸中的寒气。

　　粟裕后来回忆说：“朱德同志这些掷地有声的话语，令人信服，感人至深。”

　　陈毅也说：“人们听了朱总司令的话，也逐渐坚定，看到光明前途了。当时如果没有总司令的领导，这个部队肯定地说，是会垮的。”“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增加群众革命的信念，这是总司令的伟大，没有马列主义的远见，是不可能的。”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有人直率地问。

　　“打游击呀！”朱德朝发问的方向望了一眼，微微弯下身来对大家说，“过去那个搞法不行，我们现在‘伸伸展展’来搞一下。这一带有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基础，我们只要跟农民运动结合起来，站住脚跟，就能发展……”

　　“反革命天天在P股后面追，就怕站不住脚哟！”

　　“他们总有一天会不追的。”朱德自信地说，“这些封建军阀，他们是协调不起来的。军阀不争地盘不行，要争地盘就要打仗，现在的新军阀也不可能不打。等他们自己打起来，就顾不上追我们了，我们就可以发展了。”

　　大家七嘴八舌地又问：“我们虽然有枪，但没有子弹，遇上敌人，等于赤手空拳，还图什么发展？我们今后的伙食、给养如何解决？人总是要吃饭的！”

　　朱德挥了挥手，示意大家静下来，然后，风趣地说：“这些都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弹药，敌人会送给我们的，至于给养，土豪那里多得很，就怕我们不去拿……”

　　大家哄地一声笑了，朱德也笑着继续说下去：“我们眼前固然困难很多，但我们每个人手里都有枪，只要大家团结一致，坚持斗争，就可以从地主那里没收粮食，从敌人那里夺取枪支弹药，我们的力量就能发展壮大起来，胜利的日子就一定会到来。”

　　夜轻盈来临，半边新月，一天寒星。轻烟似的薄雾，在林间山腰飘绕。部队在朱德、陈毅、王尔琢的率领下，披着淡淡的月光又继续前进了。

　　一切朦胧，倏然逝去。天心圩的初步整顿，是起义军余部转战的一个转折点，与后来的大余整编、上堡整训，称为“赣南三整”，振奋了革命精神，统一了官兵思想，扭转了思想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大余整编时，部队编为7个步兵连和迫击炮连、重机枪连，组成一个团。为了便于隐蔽，部队取用“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的番号，朱德任司令，陈毅为指导员，王尔琢为参谋长。朱德在这支部队生死攸关的时刻，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挺身而出，担当起历史赋予的使命，把部队带出了绝境。行军路上，官兵们奔走的脚步忽然变得轻快多了。深秋的夜虽然寒气袭人，但起义军官兵们却感觉到了热腾腾的令人振奋的希望：

　　“中国也会有一个‘1917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