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感叹号——南昌起义全景式记录

陈毅没有兴师动众，仅带着一个秘书，兴致勃勃地来参观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

　　1958年9月5日，身躯魁伟，戴付茶色眼镜的陈毅，没有兴师动众，仅带着一个秘书，兴致勃勃地来到了八一起义纪念馆参观。

　　在中央领导人里面，陈毅谈吐的哲理风趣是出了名的。“打响第一枪”的提法最初就出自于他。南昌起义之后，中共中央一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它“始终是中国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但尚没有“打响第一枪”的提法。1955年9月，在中南海元帅授衔仪式结束后，陈毅用欢愉的口气对贺龙打趣说：“元帅阁下，当初你在南昌与叶挺打响第一枪时，可曾想到当元帅？”从此，这一提法渐渐流传开来，最后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时，制止造反派造“八一建军节”和南昌起义的反，而把这一提法作为对南昌起义的评价正式确定下来的。

　　进入馆内后，陈毅健步登上二楼陈列室，他看得很专注，不时和秘书轻声交谈。在一张合影照片前，他停下了脚步，用四川口音很重的普通话，一个一个讲出了照片上的人名字。这引起了讲解员的注意，便迎上前去，才发觉这是陈毅副总理。讲解员不好意思地说：“首长来参观，怎么没有先打个招呼呀？”陈毅朗朗地笑了笑，爽直地说：“我是来学习的，学习还要先打招呼吗？”这时，陈毅来到的消息很快传遍了纪念馆。陈毅热情地和大家握手，说：“南昌起义我只参加了后一半，今天来，是想向同志们学习，多了解一点当时的情况。”大家七嘴八舌地说：“我们有许多问题要向您请教呢？”陈毅摇摇手说：“不敢，我在南昌起义中经历的事情，可以写几个小故事，但能够上版面的材料不多。”几句话，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陈毅告诉纪念馆的同志：这是他第三次来南昌。第一次来南昌就是赶来参加八一起义。他说：“那时我在武汉中央军校负责党的工作。8月4日，全校学生乘船到九江，张发奎不准船靠岸并要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分开来站。当夜我们在党内开了个会，决定有的回家去搞农民运动，有的连夜去南昌，没有暴露的继续留下来。我当时属于著名红色分子，太暴露了，虽有些同情分子要我留下，我还是决定来南昌找叶、贺。”

　　陈毅说：“来南昌那一段，还是蛮紧张，蛮有意思的哩。我们连夜从九江出发，一路上，敌人武装盘查很严，家家关门闭户，旅店也不敢收留当兵的。我们抄小路向南昌方向走，一口气走了100多里，才在一个小镇找到一条船，经鄱阳湖到南昌。6号晚上，我到了南昌，叶、贺已经走了，满街都是张发奎的兵，到处喊叫要杀共产党，我有几处接头地点，但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敢去问。当晚我和几个同伴没有住处，不敢投店，也没有熟人，非常危险，决定连夜出城去追部队。在城外十多里的渡口上，遇到了一个回乡隐蔽的参加学联会的学生，在看守渡船，我们把情况向他说了，他很同情我们，把船划到江心，让我们平安睡了一觉。第二天，又叫船夫把我们送到离临川不远的李家渡。”

　　“这就是我第一次来南昌。匆匆忙忙，莽莽撞撞，几乎叫敌人抓了去。第二次来南昌，是抗战开始，我作为新四军的代表，与国民党谈判，迎接南方几省游击战士下山，我住在南昌月宫饭店，那时没有动刀动枪，但天天唱鸿门宴，时刻要提防敌人的暗算。第三次就是这一次，南昌的建设搞得不错，面貌有很大变化。”

　　在参观到起义军南下的陈列时，纪念馆的同志询问陈毅南下的一些情况。陈毅说：“到了临川，见到了周恩来、刘伯承同志。当时，有股土匪武装，和我们接头，要求给他们几百条枪，我们可以派人去领导。这时前委考虑：当后面敌人追来时，他们多少可以起点牵制作用，便决定我和另一位同志去当领导。结果受了他们的骗，差一点被敌人抓住，送了命。我们没办法，又连夜追赶队伍，一个晚上走了50多里，赶到宜黄，党就分我到七十三团当党代表。从这时起，我就带兵打仗，在战场上干了20多年，敌人打跑了，我的头发也快白了。”说着，哈哈笑了起来。

　　纪念馆的同志问：“你领导的七十三团，参加了会昌、三河坝两次战斗，这都是很激烈的恶仗，战斗情况你还记得吧？”

　　陈毅说：“还记得一些。我到七十三团后，觉得战士们情绪很高，很有信心。战士们对蒋、汪很不满意，对共产党很信任，并且也很自豪，夸称自己是共产党的党军。普遍的战斗信心很强，对国民党的追兵是瞧不起的。会昌战斗打得很激烈，但战果辉煌，消灭了敌人4个团又2个营，打得钱大钧、黄绍竑夹着尾巴逃跑。三河坝那个仗，敌人伤亡很重，我们也有损失。后来，朱德想接应叶、贺，才决定退至饶平，得到了潮汕失利的消息。这时，部队的处境非常困难，朱德召集大家开会，决定向山区转移，这是这支军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陈毅接着深情地说：“在最困难的时候，朱德成了这支军队的领袖，有了他的坚强领导，这支部队才没有涣散，终于保存了下来。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了革命的光明前途，增强了群众的革命信念，这是总司令的伟大，没有马列主义的远见，是不可能的。总司令成为人民军队的领袖，不是偶然的，是革命斗争里考验出来的。”

　　纪念馆的同志怀着崇敬的心情对陈毅说：“当时，你有力地协助朱德同志工作，鼓励战士要做失败时的英雄，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陈毅摆了摆手，笑着说：“我算不了什么！一个好汉三个帮嘛，朱德身边有几个人，工作好做一点嘛。失败的时刻，不想当英雄，难道要做狗熊？这与共产党员的称号相配吗？在赣南，有人劝我开小差，我是发了脾气。我说：现在我拿着枪，可以杀土豪；我一离开队伍，土豪就要杀我。队伍存在，我也存在；个人牺牲了，革命仍有希望。你们要走，请把枪留下，我们继续干。”说到这里，陈毅非常激动，声音洪亮，字字斩钉截铁。停了一下，陈毅又说：“当时在赣南坚决跟朱德干革命的，约有800多人。其后大多数同志在战争中牺牲了，现在剩下的只有十来个人。这些同志是人民解放军的奠基者，他们对党、对人民、对国家的功绩，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

　　离开陈列室，兴致很高的陈毅欣然挥笔疾书，一口气写下了200多字的题词，并应纪念馆同志的要求，给纪念馆题写了“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馆名。

　　岁月飞逝，青史永垂。

　　南昌起义，那场开创共和国军史的艰难历程，那场让世界永远惊叹的革命，离人们越遥远，越能引发人们走近南昌起义，越能引起当代人更深的思考——

　　走近南昌起义——每个胜利都包含着三分之一的失败，每个失败也都包含着三分之一的胜利。失败是人们不向往而又是人们所经历的，它和成功一样对人们有价值，假若没有失败做台阶，也就没有可能到达胜利的顶峰。换句话说，胜利是露出地面的丰碑，失败则是深埋地底的基石，没有基石就不会有丰碑。

　　走近南昌起义——这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是中国共产党对大革命失败说的“不”！它似拉直了那弯弯的淌血的问号，使它变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红色感叹号。从此，在中华大地崛起的新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最后走向新中国……这镌刻在中国革命史上创世纪英雄史诗的开篇，似丰碑与山河同在，与日月同辉。

　　走近南昌起义——从尘烟中挥散不去的往事到今天巍然屹立的铁骨脊梁，岁月奔腾，星球浩瀚，南昌起义第一枪铸就的“八一军旗”永远灿烂永远辉煌永远高扬共和国。

　　§§南昌起义大事记

　　1927年

　　7月

　　12日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改组，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李立三、张太雷五人组成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陈独秀从此离开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岗位。

　　13日 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宣布“本党党员退出国民政府”，号召“国民党党员群众及一般民众起来反对背叛革命的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随即又发表中共关于《国民革命的目前行动政纲草案》。

　　15日 武汉汪精卫集团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取缔共产党案”，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决裂，随即在武汉大肆搜捕和屠杀共产党人。

　　16日 吴玉章奉中共中央指示由武昌到达九江，立即成立国民党中央办事处，以接应“我党同志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到南昌去继续参加革命工作”。

　　16日至18日 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决定了土地革命和“民众武装暴动的新政策”；并计划“集合我们的武力，依张发奎回粤徐图发展”。随即中央派李立三、邓中夏去九江指导工作；中央军部派聂荣臻、贺昌、颜昌颐组成前敌军委，聂荣臻为书记，亦赴九江，组织革命的武装力量。

　　19日 李立三、邓中夏奉中共中央指示，由武汉到达九江。

　　20日 李立三、谭平山、邓中夏、叶挺、聂荣臻等在九江举行会议。会议根据形势的变化，认为“我们应该抛弃依张（发奎）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决定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在南昌暴动”的计划。会后，李立三、邓中夏上庐山与瞿秋白、鲍罗廷等商议，瞿等“完全赞同这项意见”。

　　21日 朱德秘密返回南昌。

　　23日 恽代英、贺龙等到达九江。谭平山“将在南昌举行暴动计划，探贺龙之意见，贺表示甚为热烈”。当晚，第二次九江会议召开。

　　24日 瞿秋白把在南昌举行暴动的决定由浔带到汉口，中央常委开会。对暴动计划，“中央常委及国际代表都表示赞成”，并决定以周恩来为书记，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为委员组成前敌委员会，组织和领导南昌起义。

　　同日 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继续召开第二次九江会议，在军事方面，决定“军队于28日以前集中南昌，28日晚举行暴动。并急电中央征可否”；在政治方面，决定“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集中政权、党权、军权之最高机关，以反对宁汉政府中央党部，继承国民党正统”，等等。

　　同日 朱培德邀贺龙、叶挺去庐山开会。朱培德走后，贺龙、叶挺、叶剑英和廖乾吾、高语罕等在九江甘棠湖中的小划子上会晤，商定贺、叶不去庐山，立即率部集中南昌。

　　25日 周恩来到九江，同李立三等开会。周恩来“报告中央意见，认为形势既已如是，对在浔同志的意见完全同意”。会后，周恩来等“积极进行军事之准备，并由中夏同志将详细计划回武汉报告中央”。并指出，暴动应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口号。

　　26日 叶挺、贺龙率部相继到达南昌。

　　同日 午后4时，中央常委在汉口开会，讨论共产国际关于南昌起义问题的来电，并决定派张国焘赴南昌，“以坚决前敌之发动”，并参与南昌起义的领导和决策。

　　27日 周恩来、李立三等在南昌正式成立前敌委员会。“当时因军事的准备来不及”，前委会“遂改定于30日晚举行暴动”。

　　同日 张国焘到达九江，提出要重新“讨论这回在浔发动的事件”，企图拖延南昌起义，遭到恽代英、廖乾吾等一致反对。

　　28日 周恩来会见贺龙，传达前委关于起义的决定，并要贺龙担任起义军总指挥。

　　29日 前委连接张国焘自九江发出的两封密电。张国焘在密电中说：“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候我到再决定。”当时前委决定：暴动绝不能停止，仍继续进行一切准备。

　　同日 “由谭平山、韩麟符等负责召集国民党左派中央执行委员及各省党部负责代表，准备组织国民党政治及党务机关”。

　　同日 汪精卫偕孙科、张发奎等到九江，旋赴庐山召开“清共”会议。议决：（一）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军队撤回九江；（二）封闭九江市党部，九江书店，九江《国民新闻报》馆，并逮捕其负责人；（三）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通缉恽代英、廖乾吾、高语罕等人。

　　同日 负责政治保卫工作的李立三、陈赓等在南昌市区逮捕了一批反动分子，并封闭了江西省银行，把银行行长扣押在第二十军指挥部内。

　　同日 周恩来主持召开了起义军领导干部会议，阐明起义的重大意义，并拟定了起义部队的编组。

　　30日 晨，张国焘到南昌，前委当即召开扩大会议。会上，张国焘在报告中曲解中央意见与国际电文，认为起义“应极力拉拢张发奎，得到张之同意，否则不可动”，遭到周恩来等多数人的反对。因张“系代表中央意见，不能以多数决定，故未解决”。30日起义的原定计划被迫推迟。

　　同日 贺龙部召开团以上军官会议；叶挺部召开营以上军官会议。分别传达起义的决定和战斗任务。

　　同日 叶剑英自庐山返九江，将庐山“清共”会议内容告知廖乾吾、高语罕等。次日，廖、高等赴南昌。

　　31日 晨，再开前委会议，“又辩论数小时之多”。这时张发奎来电，称其“准1日到南昌”。张国焘乃被迫“表示服从多数”。会议当即决定于8月1日凌晨4时起义。午后，贺龙以第二方面军代总指挥的名义下达了作战命令。为配合起义，中共江西省委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晚，朱德宴请敌第二十三、第二十四团的团长、副团长等，巧妙地拖住他们，为起义战斗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由于发现第二十军一团副营长赵福生叛变，前委决定将起义时间提前两小时。

　　月底 谭平山、周恩来等出面组织国民党特别委员会，联络国民党左派与我党一致行动。

　　8月

　　1日 凌晨，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的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第四军、第十一军各一部以及第三军军官教育团等共2万余人，在南昌举行起义。歼敌3000余名，缴获枪支“共5000支，子弹70万发，大炮数门”。上午，在原江西省政府所在地西华厅，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及各省区特别市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选举产生了革命政权机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通过了革命政纲──《联席会议宣言》。午后，聂荣臻在马回岭率领第四军第二十五师起义。午后7时，参谋团为实现“回粤去号召农民暴动，实现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之目的”，讨论了起义部队南进广东的路线问题。决定由赣东经寻乌直取东江。

　　同日 南昌《民国日报》发表7月31日由22名国民党中央委员联合签署的《中央委员宣言》。

　　同日 聂荣臻、周士第领导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的大部在马回岭起义，赶赴南昌，阻截了张发奎的专用列车，将其卫队缴械，张发奎被迫逃回九江。

　　2日 南昌市军民5万多人举行联欢大会，庆祝起义胜利和革命委员会成立。革命委员会主席团发布《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令》，任命了革命委员会机关、江西省政府和起义部队的负责人。

　　3日 《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别市海外党部代表联席会议宣言》和《执监委会对时局宣言》在南昌发表。这两份宣言斥责了蒋介石、汪精卫等破坏孙中山“三大政策”的行为，阐述了革命委员会的政治纲领。

　　同日 朱德率第九军、蔡廷锴率第十一军第十师为先头部队，离开南昌向广东进军。

　　4日 叶挺部第十一军第二十四、第二十五师离开南昌南下。

　　同日 武汉中央军事学校千余名学员，从武汉来南昌途中，到达九江，被张发奎缴械，陈毅和一部分学员脱险后，由小路向南昌方向追赶起义军。

　　5日 上午，第十一军第十师师长蔡廷锴率部脱逃。

　　同日 前委、革命委员会机关和贺龙率领的第二十军撤离南昌。一些参加联席会议的代表返回原地开展工作。

　　4日至5日 中共中央分别致函中共广东、湖南等省省委，要求“把南昌政变的意义向城市和乡村作极广大的宣传，并牵制敌军对南昌的压迫”。

　　6日 第二十军参谋长陈裕新带一些参谋人员和第五团700余人叛逃。

　　6日至8日 起义部队相继抵临川。前委决定休整队伍，停留一周。在此期间，正式组建了第九军和第二十军第三师。因第二十军、第十一军的参谋人员叛逃，前委决定到瑞金后改变行军路线，经汀州、上杭取东江。

　　7日 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8日 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四十四次会议议决开除跨党共产党员之国民党党籍：（一）中央党部下令，凡列名南昌革命委员会的跨党党员谭平山、林祖涵、吴玉章、恽代英、高语罕，开除党籍，并免职通缉拿办；（二）列名国民党执监及候补执监委员的跨党党员杨匏安、毛泽东、董用威、邓颖超等，一律开除党籍并免职。

　　10日 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四十五次会议议决，列名革命委员会的共产党员徐特立、李立三、张国焘、彭湃、周恩来等一律通缉拿办。

　　13日 起义部队到达宜黄。从宜黄开始，起义部队沿途开展了反土豪的斗争。

　　18日 起义部队到达广昌。此后，起义部队分为两路：第十一军为右纵队走宁都；第二十军为左纵队走石城。两军平行向瑞金进军。

　　22日 中央指示广东省委：做好接应南昌起义部队的准备工作。

　　25日 贺龙率领的第二十军，在距瑞金30里之壬田市与敌钱大钧两个团遭遇。经激战，敌军向会昌方向溃退。

　　26日 起义部队进占瑞金。为防集聚于会昌的敌军袭击我军后方，参谋团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歼灭会昌敌军。

　　30日 晨，起义部队向会昌守敌钱大钧部发起总攻击，至下午5时，攻占会昌。计歼敌4个团，俘敌官兵900余人。

　　31日 前委决定开始实施由长汀、上杭入东江的计划。

　　同日 朱德率第二十军第三师教导团、第六团从会昌撤回瑞金。

　　8月中、下旬 贺龙以“兼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的名义，发布《告全体官兵书》。

　　26日至9月1日 前委、革命委员会机关在瑞金停留约一周。贺龙、郭沫若在瑞金加入中国共产党。

　　9月

　　2日 贺龙率第二十军为前锋，由瑞金向汀州进军。

　　同日 敌黄绍竑部5个团由洛口进攻会昌，被第十一军击退。

　　5日 叶挺率第十一军由会昌返回瑞金。

　　7日 第十一军开往汀州。

　　5日至11日 起义部队先后到达汀州，进行休整。在此期间，召开了军事会议，讨论了夺取东江的计划。决定以主力取潮汕，留一部分兵力于三河坝；再经揭阳出兴宁、五华取惠州。

　　12日至17日 起义部队驻扎上杭。

　　18日至19日 起义部队到达广东大埔县。

　　19日至22日 起义部队先后到达大埔县境内的三河坝，并按汀州军事会议的决定，实行了第一次分兵：朱德率第九军、第二十五师约2500余人驻守三河坝，警戒梅县方面的敌军；主力部队向潮州、汕头进军。在三河坝，前委召开军事会议，详细研究了敌我军事形势，并决定了主力到潮、汕后的作战部署。

　　23日 起义部队进驻潮州。

　　24日 起义部队主力进占汕头并实行了第二次分兵。周逸群率第三师约上千人警卫潮、汕地区，革命委员会各机关驻汕头；参谋团随叶挺、贺龙两军主力向揭阳、丰顺进军。

　　26日至27日 贺龙、叶挺率主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第二十军第一、二师约6500余人进占揭阳。此时，敌钱大钧部3000人，在梅县方向牵制驻三河坝的起义部队；黄绍竑部两个师9000人由丰顺、阝留隍窥伺潮州；陈济棠部三个师15000余人，经汤坑趋揭阳。

　　28日 起义军主力部队向汤坑进军。在距汤坑30里之白石、汾水一带与三倍与我之敌遭遇。起义部队浴血奋战两昼夜，伤亡2000余人，于30日退至揭阳。

　　同日 敌舰“飞鹰”号上的敌军在汕头登陆，袭击革命委员会各机关，被起义部队及武装工人纠察队击退。

　　30日 敌黄绍竑部两个师，分两路进犯潮州。起义部队腹背受敌，被迫撤出潮州。

　　下旬 张太雷奉中央指示到达汕头，传达中央对起义部队今后行动的指示和“八七”会议精神。

　　10月

　　1日 前委主动退出汕头，向海陆丰转移，2日到达普宁县境内的流沙。

　　2日 驻三河坝的起义部队，遭敌钱大钧部袭击，与敌激战两昼夜后，于3日晚向潮、汕方向转移。

　　3日 起义军主力部队陆续到达流沙。周恩来召集前委、革命委员会、各军及地方党负责干部联席会议。会议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决定起义部队立即撤向海陆丰；非武装人员由海口分赴香港或上海。午后，起义部队在乌石圩遭敌陈济棠的第十一师和徐景唐的第十三师截击，遭受严重损失。

　　7日 由乌石圩突围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约1000余人，在师长董朗等率领下，经甲子港进入陆丰县，在碣石溪与当地农军会合。

　　同日 从三河坝撤出的起义部队，在饶平县茂芝与自潮、汕撤退的起义部队约200人会合。随即，这支队伍在朱德率领下向闽粤赣边山区转移。后来，这支队伍参加了湘南起义，并于1928年4月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

　　10日 与指挥机关失去联系的第二十军第一、第二师约2000余人，在陆丰县被敌陈济棠师缴械。

　　中旬 周恩来带病处理善后事宜，在安排其他领导人由海路安全转移后，与叶挺、聂荣臻一起到达陆丰县南塘区黄厝寮村。半月后，他们一同乘船到达香港，不久，周恩来抵上海回党中央工作；叶挺、聂荣臻到广州，参加了广州起义的组织和领导。

　　§§后 记

　　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

　　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

　　——“西汉”司马相如

　　我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那年，还是唱“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的年代。

　　很幸运，一穿上国防绿就迈进了南昌这座英雄的城市，扑进了共和国军队的母亲怀抱。从此，南昌成了我无限热爱的第二故乡；“八一”，这孩提时就知道的节日，又更深地镌刻在我的脑海之中。

　　然而，当时的我和许多同龄人一样，更多的则是知道今天的“八一”：隆重热烈的盛会，威武雄壮的阅兵式，载歌载舞的军民联欢……昨天的“八一”呢？南昌起义的来龙去脉呢？我一知半解，不得不摇头。记得有次部队进行政治常识测验，其中有填写5名南昌起义主要领导人这一道题，填写的结果，竟涌出了10余个，除了正确答案的：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外，还填出了：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叶剑英、陈毅、聂荣臻、恽代英等人，甚至还有陈独秀、张国焘。

　　作为军人，不了解自己的军队；作为子弟，不熟识自己的故乡。这很是让人感到羞愧……

　　借助部队交给我编撰《南昌军事志》的极好机会，我开始执著地追寻。我一次次地穿街走巷，勘察当年起义所涉足到的一切现场；一次次地上门采访，尽可能地得到革命前辈和那些年迈的当事人、见证人及他们知情子女的帮助。更多的是泡在档案馆、图书馆，查阅着大量的、包括公开发表的和未公开发表的历史资料。

　　亲身实地的真情感受，热情洋溢的动人介绍……特别是档案馆里一些极为珍贵的文字图片记载，那无声的字画像注入了生命般在我心中鸣响……

　　南昌起义，那场开创共和国军史的艰难历程，那场让世界永远惊叹的革命，离人们越遥远，越能引发当代人更深的思考——

　　南昌起义是创世纪英雄史诗的开篇，这个伟大的事件，以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的英雄壮举，以党独立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诞生的重要标志，载入了中国革命史册。“八一”这个光荣的日子，成为人民解放军的盛大节日。

　　诞生于南昌起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支英雄的军队，从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第一枪开始，已经走过了8０周年的历程。从尘烟挥散不去的往事到今天巍然屹立的铁骨脊梁，南昌起义第一枪铸就的“八一军旗”永远高扬在共和国。

　　“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中国革命的历史永远记载着这个真理。１９２４年至１９２７年的大革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掀起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推动下，国共两党合作曾经取得了很大胜利。然而，国民党内的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却相继背叛了孙中山决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政策，勾结帝国主义，大肆屠杀昔日的同盟者──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致使大革命遭到了惨重失败。但是，失败不是死亡的默念，而是再生的沉思。为了挽救革命，中国共产党决定组成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在南昌领导起义。周恩来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卓越的军事才能和领导艺术，与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一起，领导受我党掌握和影响的部分北伐革命军举行了南昌起义。正因为有了这场起义和继而举行的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才使我们党拥有了一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人民军队。

　　南昌起义的功勋在于它揭开了历史上新的一页，奠定了中国革命的战略方向。这次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畏强敌、前仆后继的精神，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新时期。起义前后，对革命政权、土地革命、军队工作、劳动保护政策、财政政策、党的策略、党的建设等的讨论和实践，为中国共产党在尔后的斗争中正确解决这些重大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南昌起义诞生的新军，虽在以后曾被称为国民革命军、工农革命军、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等，但其实质都一样，都是人民的军队。南昌起义还铸就了共和国一代军魂，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批授衔的10位元帅中就有6位参加了南昌起义。历史永远不会忘记，从南昌起义中走出来的中国革命的一代功臣们，他们是：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陈毅、聂荣臻、叶剑英、粟裕、陈赓、萧克、郭沫若、周士第、李立三、徐特立、恽代英、彭湃、林彪、周逸群、王尔琢、贺锦斋、黄鳌、周子昆、卢冬生、李硕勋、李鸣珂、贺文选、陶铸、彭干臣、李天柱、唐天际、袁也烈、洪水……

　　无疑，每个胜利都包含着三分之一的失败，每个失败也都包含着三分之一的胜利。失败是人们不向往而又是人们所需经历的，它和成功一样对人们有价值。假若没有失败做台阶，也就没有可能到达胜利的顶峰。换句话说，胜利是露出地面的丰碑，失败则是深埋地底的基石，没有基石就不会有丰碑。

　　南昌起义的教训是深刻的。周恩来曾把这个教训集中到一点，就是没有“就地闹革命”。他说：“当时武装暴动的思想，不是马上就地深入农村，发动土地革命，武装农民。”“它用国民革命左派政府名义，南下广东，想依赖外援，攻打大城市，而没有直接到农村中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这是基本政策的错误。”回首遥望历史：1927年秋至1929年冬，中国共产党在全国12个省先后领导发动了100余次武装起义，都是以攻打城市为目的。实际上，毫无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经验的中国共产党，最初借鉴的完全是俄国式“城市暴动，夺取政权”的经验。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目标是攻打大城市；秋收起义目标也是会攻长沙；广州起义则原原本本照搬照套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武装暴动的路子。其结果，南昌起义军转战到广东尚未立足就被打散了；秋收起义队伍则连个浏阳县城也蹲不住就被迫撤退上山；最先竖起苏维埃政府大旗的广州起义仅仅生存了两天，就被疯狂反扑的反动军队用大炮摧毁了。

　　但是，应当实事求是地看到：当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才6年，处在幼稚时期。走着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干着前人没有干过的伟大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书本上没有答案，实践中也无先例。就南昌起义来说，当时起义领导人都很年轻，周恩来29岁，李立三28岁，叶挺和贺龙同为31岁，朱德也才41岁……都是风华正茂的年纪，他们有朝气蓬勃、无畏无惧的长处，也有斗争经验欠缺的短处。特别是缺乏武装斗争方面的经验，还没有认识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更没有树立起农村包围城市那样明确的理念。由于受诸多条件限制，又是与强敌博弈，敌众我寡，终遭挫折。在今天，世人或许根本不会想到，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标志的南昌起义，其领导者起义后都背上了程度不同的处分。当时的中共中央在“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于1927年10月24日发出了关于南昌起义失败的通告；于1927年11月14日做出了政治纪律决议案，指责南昌起义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以所谓“政治纪律”问题，给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警告处分；给谭平山开除党籍处分；给张国焘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处分……

　　由此，在创作中，既有满腔热情的讴歌，又有深沉凝重的嗟叹；既写了起义军将士的骁勇，又写了遭遇挫折后的沉重。立足翔实的史料，将文学的激情浪漫与史学的冷静严谨有机结合，尽最大的努力，来保持书中所写事件所写人物的真实性，寄希望作品具有文学和史学的双重价值。特别对起义领导人受历史条件限制发生的这样那样的某些过失，当如日月之蚀，堂堂正正公之于众亦无损于他们形象的光辉。当然，写作并不可能依样画葫芦，不差毫厘。作为纪实文学，有其纪实性，也有其文学性。因而，对于一切事件和人物，进行了必要而合理的剪裁和润色。运用这些艺术手段的目的是为了使既往的历史更加形象，更趋真实。这需向广大读者说明。同时，书中还沿用汲取了一些目前的研究成果，引用了一些历史图片资料，在此，特致诚挚的歉意和谢意。特别是建军元勋们的子女对本书创作提供了宝贵素材和意见，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再需要说明一下的是，此书仅是自己对南昌起义的思考，一孔之见，特别在事实和观点方面的疏漏和不当是难免的，我竭诚欢迎读者品评、赐教。

　　罗政球 　　 二○○八年建军节于南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