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静睿
这些年,许多大学相继举行隆重的校庆。在这些花费不菲的纪念仪式上,校方的眼睛往往都盯在领导、名人以及腰缠万贯都富校友身上。以至使许多毕业生都很寒心。不妨看看国外一些学校是如何纪念校庆的。
在二○一一年清华校庆之时,武汉大学的老校长刘道玉给清华校长写了一封公开信,对其办校庆的政治化风格提出了措辞严厉的批评。刘道玉说,清华百年校庆是典型的官本位主义的校庆,因为“不在学校举行校庆,而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规定只能有一定级别的官员才能参加大会,剥夺了普通师生参加校庆的权利;印制的校庆特刊,按照爵位高低排列成一个金字塔,爵位最高者位于金字塔的顶尖,而学校创始人和大师们却摆在官员们头像的下面。”网上也有不少人把台湾“国立清华大学”、网站上的“清华名人堂”和清华校庆特刊上的杰出校友金字塔做对比,台湾的“清华名人堂”里只有十四个人,是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以及李政道、李远哲这样无可争议的大师。
八十四岁的黄延复是在世的最重要清华大学校史专家,他一九五○年入读清华大学经济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一直到退休,这十几年一直都还在出版各种关于梅贻琦和老清华的学术书籍。他说,到了一百年,就没有人理我了。
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之时,刚好也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一百五十周年校庆,两个学校的校庆方式不可避免地被公众加以对比。麻省理工学院为校庆确立的主题是反思教育,反思如何继续走近研究的前沿及世界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
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所大学像中国大学这样大操大办校庆。比如牛津大学九百年校庆,没有举行任何纪念活动。京都大学的一百周年校庆,校内没有任何庆祝活动,反而贴了一张大海报,上面写着:“京都大学与殖民政策——反思京大犯的错误”。哈佛大学有严格的规范,每五十年举行一次校庆,一九八六年是三百五十年校庆,时任总统里根希望参加和发表演说,也希望学校向他颁发名誉博士学位,但是校长博克说,“无意奉承总统的虚荣心要求。”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