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六卷）

第7章 突兀歧出的史论

　　◎伍立杨

　　近时看南明史料甚多，后世历史学家评述此段史实的著作，以顾诚先生的《南明史》最厚重。但这厚重似乎只能指其篇幅而言。盖其辨析结果，颇有突兀歧出的走火之论，极关键处俱不中的，令其学术价值大打折扣。

　　顾诚先生说：

　　至于南明政权的腐朽、内讧本书同样作了如实的揭露。读者不难发现，书中不仅鞭笞了朱由崧、朱常淓、朱由榔等南明统治者的昏庸懦弱，对一些直到现在仍备受人们景仰的人物如史可法、何腾蛟、瞿式耜、郑成功都颇有微词。有的读者可能会问：你对南明许多杰出人物是不是指责得过分了一点？我的回答很简单，如果这些著名人物都像历来的史籍描写的那么完美，南明根本不会灭亡，这些人也将作为明朝的中兴将相名垂青史（《南明史·序论》）。

　　这样的论断，真可说是醉汉打枪，随意之至，以为中的，而偏离靶心不少。

　　世上本没有在任何时、地都能手定乾坤处置任何危难的人。坏的制度，将好人变成坏人。国家强于社会，体制的力量淹没个人，如海浮槎。好人难有大作为。史可法、瞿式耜、郑成功他们的杰出品行，或曰完美度，并不能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满足人群的预期，并独力旋转乾坤。他们即使达到作者想象中的完美标准，南明同样会灭亡。

　　他们尽了最后的心力。不能把坏制度的弱点加在他们身上。反而他们的处境，数百年后仍令人一掬伤心之泪。晚明业已陷入专制朽坏周期率的死穴，他们所受的掣肘太多太多。干呢，干不起来，笑呢，绝无此理，哭呢，不像话！

　　正因其优异“完美”，其所受压制越烈，所受邪恶势力的聚焦打击也越沉重。较之入侵者和腐朽当道，他们恰恰是老百姓微弱可怜的希望。

　　如果说，制度对邪恶的压制消弥可起到能动的作用，则“南明根本不会灭亡”倒还似乎可以成立；然而事实恰恰相反。

　　专制实体的朽坏，无论内外因，总不能维持其命运于永久。当时外族来侵略，令明帝国解体。后则混杂通婚融合之。但他们当时汹汹而来之际，无论明朝怎样腐朽，他们前来，却并不是推翻专制、打击腐朽，不过是乘其危而遂其欲。城破之日，迁怒于老百姓，放肆杀戮，可百姓并未得罪他。今有人以当下眼光视往事，他们今天完全不能想象先人是怎样从那场浩劫中活过来，煞有介事以为抵抗错误。难道应该引颈受戮吗？须知，他们是杀戮来的，是窃掠来的，是镇压来的，是蹂躏来的，是持刀挥鞭来的……不是送压缩饼干也不是送美国罐头更不是送自由的生活方式而来的……他们所依赖为统治合法性的背景，乃是皮鞭大棒和刀枪炮。

　　左光斗在京担任主考的时候，在郊区的庙宇里遇到复习应考的史可法。风雪严寒，一生伏案卧，文方成草。左公即解下貂皮袍子盖在他身上。后来考试时又将他批为第一。他已看出文卷中的担当，等到左公被魏忠贤构陷下狱，备受酷刑，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脱尽，史可法去探望他，呜咽不止。而左公以糜烂之国事晓谕，力促其离开。史可法后来流涕告人：“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这是方苞的名文《左忠毅公逸事》所载。可窥史可法的精神资源之所由来，他的良知、以及作为民意代表的份量。

　　史、瞿、郑这几位梁柱，国难当头，他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也并非尽为一家一姓之天下，实在也是对深重民瘼、人间疾苦，念兹在兹，而作悲壮的一搏。制度决定人的命运，而非完美度。完美度，也不能替坏制度背黑锅。

　　顾先生乃做学问的典范，他著《南明史》，看了一千余种相关资料，有的相当偏僻。端的是皓首穷经，令犄角旮旯资料无遗类，即资深同行专家也极为赞佩。这本来是他所独有别人略无的巨大优长。但其问题在于，一者综合辨别能力稍逊，不能以调和鼎鼐之力手定乾坤；一者运用资料阐明观点时严重走偏，令其价值失色不少。所以他的强势未能转化为优势，徒呼奈何。

　　周作人的最后一封信

　　一九四九年后，周作人多次上书毛泽东、周恩来、周扬、康生，上书的目的不一，起初瞄准政治待遇，其后只求生活待遇的改善，有时被挡，有时要求被满足，但有一点是一样的：他从没得到过直接的回音，没有人给他回信，没有人召见，都是交代给具体的办事的人传达意见。

　　周作人最后上书是在一九六八年九十月间，其时他已被赶到一个小棚子里居住，睡在搭在地上的木板上。此次不再是致信给某位要人，不指望上达天听，他两次将写好的“呈文”递给儿媳，让她躲过红卫兵交给派出所。显然彼时他已不把自己看做特殊的人物，只是一介平民了。“呈文”大意如下：

　　“共产党素来是最讲究革命人道主义的。敝人已年过八旬，再延长寿命，也只是徒给家人添负担而已。恳请公安机关、恩准敝人服安眠药，采取‘安乐死’一途。”

　　这最后一次“上书”，没有任何幻想。

　　（摘自余斌：《周作人晚年窘境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