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六卷）

第9章 转型期的文化心态——从“于丹现象”说起

　　◎林东海

　　古训有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本文题曰从“于丹现象”说起，顾名思义，意在探究这种现象背后世道人心的微妙变化，而非对于丹所讲具体“心得”有所褒贬抑扬，切勿以“炒作”之文视之。这也就是《孝经》第一章之所谓“开宗明义”也。

　　一

　　于丹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讲《论语》和《庄子》读后的“心得”，一时走红，成了一颗十分耀眼的明星，备受关注，既得到吹捧，也遭到物议，端的是人心不同，正如其面，也是各有“心得”。在非议者当中，有的颇带情绪，指出她的“硬伤”，指责她的“谬误”，说她对经典“一知半解”，甚至“曲解”。有人乃至幽默地在背心上写着“庄子很生气，孔子很着急”，和于丹开了个大玩笑。

　　这些好心的观众和读者，似乎是在为古人打抱“不平”，在为经典申明“正义”，其实大可不必。要知道，庄子对于古人的编派，绝不亚于于丹，生什么气；孔子对于经典的曲解，也决不亚于于丹，着什么急！庄子的寓言，经常编造古人的言行来讽喻世道人心；孔子的说教，也经常歪曲经典的词句来宣扬伦理政治。举例说，《卫风·硕人》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论语》此后还有逸诗句子），这样描写美女相貌的诗句，子夏瞎扯到“礼”上，孔子却大加赞赏，说：“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矣。”《鲁颂·駉》写马群之大马匹之多曰“思无邪”，意思说：唉呀，真是无边无际啊！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借用古诗的句子来评诗，全然不顾原诗的读音和意思，在这里，“思”由虚词变成实词，表示思想观念；“邪”字音“圉”，也改成了“斜”音，字义与“正”对举，以符合春秋时期的“正邪”观念。这是名副其实的“断章取义”。连朱熹也不得不承认：“孔子读诗至此，而有合于其心焉，是以取之，盖断章云尔。”孔老夫子自己如此曲解经典，还能对于丹说什么呢？如果说于丹对“小人”的解释，不与“君子”对举，而说成是小孩子，是对原意的歪曲，那也是因为“有合于其心焉”，况且就当代性而言，释“小人”为“小孩”，是可以的，小孩阅读的连环画不就叫“小人书”吗？私意以为于丹的本意是借题发挥，像冰心老人那样特别关注妇女和小孩的命运。时代不同了，即便有所唐突，孔老夫子也不必着急，我们可爱的观众和读者更不必替孔老夫子着急！

　　尊重历史，尊重学术，固然是我们文化人所应坚持的严肃态度，但千万不要太学究化了，不要过分地追求所谓“历史的真实”。有不少文章和著作对于丹的“硬伤”进行挑剔，对于丹的“曲解”加以指责，这似乎过于较真儿了。有人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话虽然说得有些绝对，然而却包含一定的真理。任何对于历史的研究，对于经典的诠释，总是历史视野交织着当代视野，也就是说对于历史和经典的解读，往往被不同程度地当代化了。一部《诗经》，自西周流传至今，长达三千年之久，不同时期各有不同的解释，其间经由文学经学化，再由经学文学化，构成了一部《诗经》学史。这部学术史，也可以说是经典的曲解史，或者说是经学的演进史。禅学家有所谓“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理学家有所谓“六经注我，我注六经”，都注意到解读客观的历史文献（不管是佛经，还是儒经）要有自主性和当代性，这也是历史的必然。作为文化学术载体的语言文字，向来与时俱化，也是在不断地被歪曲和引申中演化和发展的，有些文字，形音义都发生变异，今天很难读出它们的本音，甚至找不到它们的本义，考据家的训诂并不是万能的，切不可迷信。以考据为学问的所谓“朴学”，是乾嘉文字狱逼出来的学风，在“政治挂帅”的年代，有些学人怕犯错误，躲进故纸堆，也把考据当学问，这种观念是该改了。要知道，学术如果只有材料而没有观点，或者说只有考据而没有义理，是不成其为学术的，所以不要把对于丹的“纠谬”看得太重了。何况，于丹并非“学术超女”，亦非“国学超女”，她自己说：“要把《论语》当做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学术内容。”因为她不是从学术的角度研究《论语》，而是在说书，所以岂止像陆九渊说的“六经皆我注脚”，直是借经书话语说开去，拿古今故事来阐明处世之道，更像佛教徒的讲经，不是“史话”，而是“经话”。如果文化界要划圈，于丹讲《论语》心得，不属于学术圈，而属于演艺圈，既是说书，在“考据”问题上，更没有必要叫板。有谁去考证隋唐讲经讲史留下来的敦煌变文有哪些不符合“历史真实”而加以纠谬呢？

　　二

　　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说书”，划归演艺圈，不是没有道理的，从说书人学习单口相声，便可以明白个大概。况且“说书”这一行业，由来久远，不绝如缕，所不同者，是从勾栏瓦舍，搬上电视屏幕，而在娱乐大众的同时，普及点历史文化常识，这一宗旨却是自古而然的。古老行业之所以突然火爆起来，则应归功于电视这种崭新的大众传媒。

　　在出土文物中，已经发现不只一个汉代说书俑。说书俑咧着嘴巴笑，左手抱着小鼓，右手握着鼓槌，跷起一条腿，似乎正说得活灵活现，得意忘形。从小陶俑这种明器可以看出，汉代的说书已经十分流行，而且很受欢迎，所以墓主人死后到阴间还要聆听和享受。从现有的文献记载看，隋唐时期，世俗的说书和佛教的讲经互相促进，更是风行一时，从上到下，从老到小，从宫庭到市井，几乎都着了迷。说书在当时称“说话”，说书人称“说话人”。唐明皇在退居西内太极宫后，就爱听“说话”，以此自娱，逍遥度日；李商隐《骄儿诗》“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写小儿听讲三国故事，对多髯黝黑的张飞和结巴口吃的邓艾特别感兴趣。讲史是说书的一个重要内容，现存的材料有《武王伐纣评话》、《七国春秋平话》、《秦并六国评话》、《前汉书平话》、《三国志平话》等等。所谓“平话”，也叫“评话”，就是在讲历史故事当中，加以品评；说话人的底本称为“话本”，后来演化成章回小说。小说开头的“话说”和结尾的“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依然带着说话人口气的余音。说书讲史历代都有，到解放前，茶馆戏楼还可以听到，解放后特别是“文革”时期，因为帝王将相属于封建糟粕，不便再讲了，于是一度沉寂下来，而今思想也开放了，所以讲史在“戏说”之后再度火起来。这也是历史的又一个轮回。说书人既讲史，也讲经，讲佛经故事，来宣扬佛教教义；讲孝经故事，如讲舜的孝行等，来宣传孝道。讲经从魏晋的转读唱导，到隋唐的俗讲说唱，进一步将玄奥佛理通俗化、故事化、世俗化，讲唱的脚本就是所谓变文。敦煌变文还保存着《降魔变文》、《目连救母变文》之类的“话本”。于丹讲《论语》、《庄子》，类似古人世俗化的讲经，只是时下对道德的强调和对个性的张扬，促使她改讲儒经和道经，但把经典故事化通俗化世俗化趣味化以开导人心，有意把经典的外延加以“延伸”，并“加入大量情节”，使之更贴近“现代生活”，则和古人讲经如出一辙。所以也把她的“心得”归入说书之列。

　　说书是古老而又传统的娱乐方式，而今借着影视传媒，重新火爆起来，简直跨过天桥（剧场），登上天了。这当中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的，如上面所说社会环境变了，思想开放了，个性张扬了，文化娱乐大众化了；而对于社会成员来说，则是人生观和价值观转变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考察李白游踪，在从武汉到岳阳的火车上，遇到一个离家出走的十一二岁小男孩，闲聊中，劝他回家，不要在外流浪，他却说：“大道理不要说了，人生不就为了吃喝玩乐吗！”看看现在的社会风气，什么饮食文化、酒文化、娱乐文化，纷至沓来，我暗自惊讶，这小孩真是“与时俱进”了，得风气之先。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处于转型时期，人们的人生观发生明显的变化，从群体意识向个体意识倾斜，开始追求主体精神，一切娱乐活动也随之主体化，从卡拉OK就可以看得出来，唱歌成了个人情绪的释放，即便听歌也是为了在共鸣中抒发自己的感情，所以经常台上台下打成一片。这就是主体精神的表现。进入市场经济体制，文化产业应运而生，人们的价值观也变了。演艺界有了市场，票房价值大增，演员和商界的幸运儿一样，成了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于是身价自然随之升高，成了天上的明星，有影星，有歌星，有笑星，而今又有了“讲星”。市井文化古来就属于俗文化，在持有传统雅文化观点的人士看来，这无疑是一种文化的滑坡，甚至是一种沙漠化现象。过去常听说香港是文化沙漠，而今“沙尘暴”吹过了台湾，又席卷了大陆。雅俗之间，各有各的看法，但这种世俗化通俗化，却是大势所趋。流行歌曲、杂技魔术、武侠小说、相声小品、戏说趣谈，以及新火爆起来的说史讲经，这些世俗又通俗的文艺便成了文化领域的主宰者。而说书的火爆，是因为观众不满足一般浅俗的逗乐，也不满足一般“胡编”的戏说，希望从娱乐中多得点历史常识和文化知识。不过这种常识和知识，往往把《三国演义》和《三国志》混为一谈。事实上，自古及今，人民大众往往从“讲史”和“讲经”中，增加一些历史常识和文献知识，虽然不算规范，却也是一种文化普及。所以说书自有其不可磨灭的功绩。

　　三

　　于丹讲儒道经典的“心得”，很受欢迎，乃至超过其他“说话人”的“讲史”，为什么？这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社会现象。有人以为是影视界的刻意“炒作”，所以如此“火爆”，恐怕也不尽然。《红楼梦》炒作得够可以的，然而怎么也比不上于丹的“心灵鸡汤”那样“热火朝天”。所以然者何？社会心态失衡使然也。

　　如今的社会现实，没有内外战争，没有政治运动，却是近百年来社会变革最深刻的转型期。长期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个体农业开始向产业化迈进，古老的农业国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走向世界市场。经济基础的深刻变革，不能不影响到上层建筑，人们的思想在变，观念在变，心理也在变。在这一切都在变的时期，并不是每个社会成员都能适应的，于是社会心理失衡成了一种通病。改革开放以前，无论是种地的，做工的，当兵的，都是“一切听从党安排”，至于“臭老九”，更是不敢乱说乱动，有的时候甚至连发表文章，也要党支书批准。这种社会环境，这种政治氛围，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倒十分省事，也十分省心，不必独立思考，听从安排就是了，因此社会心理很“平和”，很少出什么毛病。在这社会转型期，人们找回了主体精神，得到了自主性，可以自己安排自己，工作也可以双向选择。然而在竞争十分激烈的商业社会里，这自主性对于那些当惯了“驯服工具”或者不能“与时俱进”的人来说，却自主不了，于是种种社会心病出现了，心理障碍，神经失常，患病率猛增，据报导，自杀率也有所提高。于是，解决社会心病成了当务之急，所以从中央到地方，几乎所有电视台都设有“心理访谈”之类的栏目，其他涉及普法、破案、家庭、爱情的栏目，也经常反映出相关的心理问题。在心理失衡的社会人群中，于丹通过讲述儒道经典“心得”，推出“心灵鸡汤”，确实是“满足了大众的精神需要”。

　　宋人赵普曾对宋太宗说：“臣有《论语》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于丹没有这么大的抱负，谦虚地说“半部《论语》修自身”。她讲《论语》“心得”，分三才、心灵、处世、君子、交友、理想、人生等“道”，共七讲，以体验式感悟式的阐发，用古今为人处事的道理去开导大众。所以有人说她的“讲经”，有点像基督徒宣讲教义的“布道”，当然也有点像佛教徒的“弘法”，劝导世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不管怎么说，她从中外古今宗教家的“布道”与“弘法”中得到启发，采用寓教于乐的形式，宣传修身的道理，比起专业的心理医师的治疗，确实收到更加良好的效果。从“粉丝”们的崇拜和欢迎，从“话本”上百万（据说竟达五百万）册的出版和发行，便可以看出其社会效果之突出，社会影响之深远。因为她在社会心病日益加剧的情况下，送上了应急的“速效救心丹”，其功自是有足多者。于丹曾说：“在今天这么一个竞争激烈的时代，保持良好的心态，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更加重要。”我完全赞同这个意见；这话应当也是于丹“心得”讲述的动机和所期待的效果。但愿在这社会转型期，人人都能以健康的心态，直面人生，正视现实，以求得生存和发展。

　　于丹不是研究儒道经典，但对于所谓“国学热”却不无影响，因为她的“讲经”，聪明地抓住了《论语》和《庄子》这两部儒道的重要经典，抓住了孔子和庄子这两个儒道的代表人物，的确迎合了大众文化知识的需求。这也是于丹“火爆”的又一个原因。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延续至今，主要应归功于儒道的互补和互动。儒道两家在发展过程中，不仅吸纳了其他学派的学说，而且消化了外来佛教的教义，极富于包容性和流动性，所以发育成中华文化巨人。儒道文化犹如黄河长江长久地流经中华大地，如果说儒家代表黄河文化，那么道家便代表长江文化。古来分合治乱的交替，构成中华历史。一般说来，治世重儒，乱世崇道。重儒即偏重于黄河文化的伦理道德和政治思想，就是重集体意识，重共性；崇道则偏重于长江文化的本体观念和独立精神，也就是重个体意识，重个性。数千年的文明史就是这样以一左一右、一前一后的脚步走来，迈进了二十一世纪。不同的行业也各有所偏，搞政治的偏重于儒家，搞文艺的则偏重于道家。要知道，倘若长期一元化，搞“独尊”，必定无法调节社会和人群的矛盾，因而导致僵化乃至消亡。汉代所谓“独尊儒术”，事实上并不“独”，董仲舒的谶讳之说，明显吸收了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论。所以说，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包容性和流动性，以及它们之间的互补和互动，乃是中华文明能够延续到今天的一个主要原因。而今，当中华文明为世界所瞩目的时候，人们关注儒道精神，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所以于丹的“讲经”，能把“国学热”带动起来。如果不是从学术角度，而是从文化角度看问题，那么应该说，于丹对于提高国人的精神素质和文化品位，还是有积极作用的。

　　四

　　到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登坛“说书”的，有中学老师，有大学教授，有文史学者。和一千多年来传统的说书艺人比起来，其文化素质之高，岂可同日而语。宋朝以说书供奉得官的王防御是略带“书卷气”的，但方万里（回）在挽诗中说“世间怪事皆能说，天下鸿儒有不如。耸动九重三寸舌，贯穿千古五车书”，却有些溢美；明朝以“善说书”著名的柳敬亭，虽然常周旋于士大夫之间，但不免仍带着江湖气。在我们的教授学者面前，这两位说书高手自然“略输文采”。教授学者成了说书艺人，在古时候，犹如进士举人到勾栏瓦舍去表演，那还不得被他的严父活活打死，唐人传奇《李娃传》就描写了类似的情况；然而，时代不同了，在传统观念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也都成了现实，教授学者登坛说书，居然也星光四射，继影星、歌星、笑星之后，又冒出了“讲星”。而今，演艺界的众星，已非昔日被打入社会底层的所谓“戏子”，相反，因为他们有票房价值，能挣钱，成了“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讲星”挣钱虽然不及影星、歌星和笑星，但比起那些潜心学术的同行老学究，却又显得十分阔绰，自然足以让寒儒们“健羡不置”的。不过，有心献身学术的学人，也许不为所动。拙著《师友风谊》所记“文林廿八宿”，诸如朱东润、谢冰心、赵景深、姜亮夫、吴组缃、周汝昌等老一代学者，除了启功先生后来因书法值钱而摆脱穷酸困境，余者类皆安于清贫的生活，因而更加显现出他们那难能可贵的人格魅力和学者风范。在商业发达的当今社会，金钱自然成了一种重要的价值尺度，难怪教授学人们转向演艺界，这是无可厚非的必然趋势。但是，我想有识之士对此恐怕不能不心存疑虑，不能不感到中国学术的前景可忧。

　　首先是学术队伍的萎缩可忧。虽说“君子固穷”，但在物欲横流的商业社会里，要学人安于清贫的生活，总是艰难的事情，选择学术为职业的人，自然愈来愈少，学术队伍必然日蹙，甚至有后继乏人之虞。在学术圈里，有些人为了生存，或者为了改善生活条件，不得不走出书斋，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搞点“创收”，真正潜心学术的人，也就更少了。治学如此艰难，怪不得有些教授学者放弃学术，堂而皇之洋洋得意地走进演艺圈去说书，当个“讲星”，这样可以名利双收，何乐而不为呢？而今，年轻人的价值观发生很大的变化，在有些人眼里，学问不如金钱重要，自然不会选择以做学问为职业，因为“官本位”观念的风行（这想必是封建人治意识的残余，加上转型期权力商品化的质变所致，却很不符合开放精神），据说连小孩也染上了“官瘾”，所以许多人迷上了仕途。于是出现这样的怪现象，“尊重知识”喊得震天价响，却很少人愿意在知识高峰的崎岖小路上攀爬。不能说再不会有热爱学术安于清贫的学人，但确实是愈来愈少了。

　　再就是学术著作出版可忧。那为数不多的学人，在清贫的生活条件下，孜孜矻矻地钻研，写出学术著作，常由于印数太少而难以面世。现在的出版社，除了人民出版社保留事业单位体制，其他出版社一概要改为企业单位，自负盈亏，都成了出版商。“商人重利”，古来如此，改制后的出版社要生存要发展，就得盈利，绝对是天经地义的营生。然而，学术著作的读者面本来就十分狭小，印数自然不多，成本势必加大，书价也就较高，而且购书对象又是一些寒儒，这当然会造成一种恶性循环，使学术著作的出版陷入一种难以摆脱的困境。在科研单位和高等学校，有的研究课题可以拨给若干经费，以补贴学术著作出版的亏损，虽然对困难有所克服，但杯水车薪，终难以维持，自是无望于学术的发展。中华书局原是出版历史典籍和学术著作的权威出版机构，改成企业后，靠一点儿国家补贴，实在难以维持，职工奖金没有着落，情况很糟糕。中华书局与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合作，出版说书人的“话本”，使印数猛增，乃至以百万册计，肯定破中华书局历史纪录之最。这就大大地改善了经济状况，不过也招来一些非议。我作为出版界的同行，对此深表同情和理解，也许雅俗并行，倒能使学术著作的出版有所改善，那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社会科学的学术思想研究，犹如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是科学大厦的基石。自然科学如果只注重工程技术的运用，急功近利，而忽视基础理论，我们的自然科学便无法得到全面的持久的发展。偏重理论，轻视实用，固然不对，而只重实用，不重理论，同样是悖谬的；社会科学的道理也一样，假如没有哲学家、思想家、理论家们的努力钻研，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领域，便很难得到长足的进步，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也很难得到真正的提高。关注学术，支持学术，发展学术，这是我从于丹现象引发出来的思考和建议，希望能得到有识之士的共鸣。这是“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真正目的，是所谓“篇末点题”也。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