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六卷）

第11章 孔子痛感于“好色者”

　　◎伊 人

　　本文作者认为：若换个角度来想，孔子之所以成为儒家宗师的孔子，其实是和一个“好色者”有一定关系的——

　　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里写到：孔子旅居卫国时，有一次卫灵公与夫人南子同乘一辆车，让孔子乘在第二辆车上，然后一起招摇过市；孔子以此为耻辱，感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孔子于是离开了卫国。

　　国学家钱穆质疑太史公这一记述，认为孔子“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之语，并非专为此而发。钱穆的怀疑或许不无道理。事实上，孔子的这句话，在《论语》中先后出现了两次（见《子罕》、《卫灵公》篇），这似乎表明：夫子曾不止一次感叹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然而，就像《论语》里很多孤零零的“子曰”一样，我们无从确知，夫子是何时、何处、何故以及对何人何事发此感叹的。

　　虽然钱穆已有“史迁（即司马迁）不察，妄加称引”的指斥，但笔者在这里还是想妄加揣测一番，夫子可能针对何人何事，而有“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之感叹。

　　在《论语》里有一段记述：“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这是说齐国人（当是齐景公）馈赠歌姬舞女给鲁国，掌控国政的季桓子接受之后，三天不问朝政，孔子于是失望地离开了鲁国。《史记·孔子世家》所记更为详细，说孔子当鲁国的大司寇时，齐景公担忧“孔子为政必霸”，将会危及齐国，因此听从谋臣的计略，特选都城中容姿姣好女子八十人，让她们穿上华丽的衣裳，学会跳《康乐》舞（笔者不禁联想起“红磨房”的康康舞），然后再让她们在鲁国城南处登台表演，竟诱得季桓子和鲁国国君撂下政事，兴致勃勃“往观终日”；接着季桓子笑纳了齐国的馈赠，三日不听政，陶醉于美女曼妙的歌舞之中……很显然，这是齐国对鲁国实施的一项“美人计”，——钱穆称之为“政治阴谋”。有鉴于季桓子以及鲁君的如此表现，孔夫子喟然感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似乎是很可能的。

　　季桓子和鲁君“好色”而不甚“好德”，自然可以肯定。还有更甚的，是那些败德乱伦的好色者——

　　有“好色”于亲姐妹的，如齐襄公与同父异母的胞妹文姜私通，甚至为此谋杀了文姜的丈夫鲁桓公，《诗经·齐风》里有两首诗（《南山》、《敝笱》），就是讥讽他们之间丑事的，孔子在《春秋》中也隐晦地记录了他们俩的多次相会。

　　有“好色”于庶母的，如卫宣公与其父之妾夷姜勾搭成奸，并生了几个儿子。

　　有“好色”于儿媳的，这就更多了，其中就有那位曾与庶母私通的卫宣公。卫宣公本来为其长子（与夷姜所生）聘娶齐君之女，但他发现未来的儿媳宣姜是个美人儿，便急不可待地抢过来占为己有；《诗经》里有一首《新台》，借新嫁娘的口气讥讽卫宣公：“本想嫁个如意郎，却遇上个丑汉蛤蟆样！”（“燕婉之求，得此戚施”）巧合的是，被公爹抢占的宣姜，和给丈夫（鲁桓公）戴绿帽子的文姜，竟是同父的亲姐妹。

　　卫宣公夺媳为妻当然谈不上“创举”，在他之前早就有同此“好色”的前辈了，比如鲁惠公就是一位。鲁惠公为其长子息姑（后来的鲁隐公）迎娶宋君之女，看到新媳靓丽可人，便不由分说地将她迎入自己的内宫。然而，鲁惠公夺媳的恶名却远逊于后辈卫宣公，这可能因为他做得不太张扬，不像后者为夺媳劫色特地造了一座新台，好像唯恐天下人不知道；也可能鲁国人比较忠厚，为尊者讳，不忍或不愿把国君的宫闱秽事播扬出去并传之后世。所以，我们从《诗经》里看到：齐国有讥刺襄公兄妹乱伦的《南山》、《敝笱》，卫国有嘲讽宣公夺媳的《新台》，而鲁国则没有，有的只是善颂善祷的《鲁颂》。

　　孔子精研“诗三百”，熟知春秋史事，对种种“好色者”，在心里其实早该有一本账了吧。

　　孔子在《春秋·桓公二年》里记道：“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这位被杀的孔父就是孔子的六世祖孔父嘉，嘉是名，孔子须避称祖讳；孔父是字，其后代以这位先祖的字为姓氏，从此就都姓孔了。

　　孔子著《春秋》，用笔极简，简得往往语焉不详，令人不明所以，如以上仅有十三个字的孤零零一句话，就无从周知那桩血腥事件的始末详情。好在《左传》里面有较为详细的记录——

　　宋殇公立，十年十一战，民不堪命。孔父嘉为司马，督为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马则然。”已杀孔父而弑殇公……

　　从这记述中可以知悉，宋殇公（即与夷）做国君后，十年里发生了十一次战争，老百姓不堪忍受，太宰（行政长官）华父督借着“民不堪命”先造舆论，说这一切都是司马的责任，不久就杀了孔父嘉和殇公。孔父嘉当时作为掌管军事和军赋的大司马，对于使得“民不堪命”的连年征战，诚然须负一定的责任。然而，华父督诛杀孔父嘉，其实不过是假借民意而已。《左传》上说：“君子以督为有无君之心，而后动于恶”。当时有识之士看出华父督的“无君之心”——不满于殇公倚重孔父嘉，阻碍他争夺更大的权力，正因为存此野心，然后才有那样的罪恶行动。这实际上是野心家策动的一场血腥的宫廷政变。华父督立新君（宋庄公）之后，以郜国的大鼎贿赂鲁国，又用财宝贿赂齐、陈、郑等国。倘若他是堂堂正正顺应民意，为什么还要用重器、宝物来贿赂人家？孔子在《春秋》中记道：“鲁桓）公会齐侯、陈侯、郑伯于稷（宋地），以成宋乱。”虽然隐略了贿赂交易，却也昭示出华父督篡弑的政变，终竟得到了鲁、齐、陈、郑四国的承认。

　　华父督杀孔父嘉，还有一个隐秘的卑劣动机，就是劫色。也是在《左传》里，有明白的记述——

　　宋华父督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

　　华父督在路上遇见孔父嘉的妻子，目迎着她走过来，又目送着她走过去，并脱口而出：“美而艳！”分明是动了色念。这是冬天的事情。到第二年开春的正月——

　　宋督攻孔氏，杀孔父而取其妻。（宋殇公）公怒，督惧，遂弑殇公。

　　宋国老百姓早就不堪连年征战，华父督的政治野心也早已有之，为什么在路遇“美而艳”的孔氏之妻不久之后，就决意下手攻杀同僚孔父嘉呢？看来，是夺妻劫色的强烈欲念，驱动着他加速罪恶的行动。

　　显然，华父督是一个邪恶的“好色者”，而且直接加害到了孔子的先祖身上。孔子对其夺孔父嘉之妻不著一字，是因为此事有辱先祖而必须加以隐讳；然而在孔子的内心深处，是不是有伤痛之感呢？应该是有的吧。

　　孔父嘉被杀之后，他的儿子木金父逃奔到鲁国（钱穆采信孔父嘉的曾孙孔防叔“畏华氏之逼，始奔鲁”的说法，此说不甚合理，孔氏后裔也并不认同。）——孔氏不仅由此从显赫的贵卿下降为士族，而且也由此从宋国人变为鲁国人了。

　　我们可否换个角度来想一下：孔子之所以成为儒家宗师的孔子，其实跟“好色者”华父督是有一定关系的。假如，华父督不好色，也无野心，将相和睦，君臣相谐，则孔父嘉便不致遭杀身之祸，如此数代以降，孔子很可能也世袭为宋国的贵卿。这样的话，孔子就不会成为鲁国的那位为后世崇仰的孔子了。

　　对这种换角度的异想，想必多有不以为然者，他们必定认为孔子是天生的圣人，在鲁国、宋国或别的什么国都一样，跟“好色者”华父督也毫不相干。但笔者却认为：这确是有着一种逻辑的关连性的。理由是：一、正因为孔父嘉被“好色者”华父督杀害，致使孔氏逃奔到鲁国，而鲁国是儒的故乡，周礼典籍非常完备（“周礼尽在鲁矣”），这是孔子研习周公之礼并成就为儒家宗师的最佳文化环境。二、也正因为那场祸乱，孔氏从贵卿沦为士族，孔子后来才可能在鲁国开创私学，培养士阶层的子弟（其中不少是寒士）传承、弘扬儒学；倘若他是宋国的贵卿，养尊处优，且碌碌于政务，恐怕不可能也想不到会去亲自办学授徒的。杜甫说“文章憎命达”，成就一位伟大的哲人更是这样。所以说，是鲁国的“少也贱”而好学不倦的孔子，而不是一个宋国的贵族子弟，终竟成为了影响百代的儒家宗师。

　　而这一切则是以孔氏命运大转折为肇端的。当然，这绝不意味着要归功于造成孔氏命运转折的“好色者”华父督。罪恶就是罪恶，这是确定无疑的。孔子对杀祖的“好色者”深怀痛感和憎恶，这也该是确定无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