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六卷）

第13章 桃李春风忆故人——记刘媛娜先生

　　◎述 弢

　　时下首都旧城改造的步伐明显加快。稍不留神，原本十分熟悉的去处竟会面目全非，甚至踪影皆无。这时便不免生出些许惆怅。所幸的是，我曾留下太多青春的憧憬和希望的一条街至今犹存，且变化不大。每行至此，往往会不由自主地放慢脚步，尽力去搜寻和辨认往日的踪迹。遥想当年，我正是徒步经过这条街，去向先生登门求教的。近日，我旧地重游，又来到官房胡同十五号。依然是那个古色古香的小院，依然是那个旧式的门铃，虽物是人非（先生已经仙逝二十一年），我却仿佛听到先生正用她那清脆纯正的俄语对我说道：“Чтение и практика——это вся ваша жизнь。”（阅读和实践就是你的全部生活。）

　　先生于一九五〇年受聘到北京师大俄语系任教。正值建国之初，百废待兴，人才奇缺，由于当时特殊的国际环境，向苏联学习成为紧迫的任务，而国家急需的俄语人才却是几近于无。这是她教的第一批中国学生，也是师大俄语系成立后的第一批学生。先生的俄语总算有了用武之地。她十分珍惜这个为新中国效力的机会，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倾注到了这批年青学子的身上。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工作骨干和专家教授。

　　建国初期政治工作抓得很紧。而来自格鲁吉亚的先生虽在中国生活多年，毕竟对中国的事情、或者说我们的“国情”不甚了了。于是就生出了下面这段轶闻，或者说是一场误会，一个始终未解开的谜。原来班上有位女生年龄较小，发音也很好，口头回答问题头头是道，书面成绩却老是上不去。先生感到纳闷：为什么会这样呢？她很想帮帮这位女生，经常问女生有何困难。女生则是有苦难言，作为全班唯一的党员，她的社会工作负担很重，留给学习的时间实在太少了，面对先生的一番苦心，她又不能“实话实说”。多少年来，先生始终记挂着这位女生，女生也很想念先生。但直至先生去世，那层窗户纸始终没有捅破。先生对学生那种“恨铁不成钢”的深情，由此可见一斑。

　　先生本不姓刘。原名农娜·扎哈罗夫娜·图什马利什维利（Нонна Захаровна Тушмалишвили）。一九〇五年一月诞生。系格鲁吉亚一位名门闺秀。她从小生活在第比利斯。天生丽质，聪明过人，被视作掌上明珠，百般宠爱，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与中国的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略有不同，她当时所学的是语言（包括母语俄语、德语等）、文学、刺绣、唱歌、钢琴、芭蕾……其中音乐和舞蹈曾经名师指点，均有一定造诣。父亲听钢琴老师说小女儿颇有音乐天赋，前途未可限量，高兴之余，特意在法国银行为她存了两千金卢布，以备日后赴巴黎深造之用。谁可曾料到，几年之后发生的事情竟打乱了这一切，并从此影响到先生的整整一生。

　　格鲁吉亚地处欧亚交界处，早在“丝绸之路”和“通西域”时代就同我国有过交往。国土的一部分属亚热带，气候温和，雨量充沛，与我国南方极为相似，适于茶树栽培。十九世纪末，当地人称Джон Лао（或Иван Лао）的中国人在格鲁吉亚传播种茶业，教格人种茶、制茶，一时传为佳话。此人就是来自广东高要（今肇庆）的刘峻周。他苦心孤诣，终于培育出适合格鲁吉亚种植的茶树品种，人称лаочай，即“刘茶”，时至今日，“刘茶”仍是格鲁吉亚、土耳其、阿塞拜疆和南俄的主要茶树品种。他在黑海港口巴统（也译作巴土米）附近的恰克瓦村买田置地，开办茶厂。除种茶外，刘还是养马和驯马专家。他曾多年经管恰克瓦沙皇庄园。古往今来，黑海海滨向来是享誉世界的避暑胜地。恰克瓦是一块突入海中的尖形陆地。这里海水深蓝，浩渺无边，奇花异树，生机盎然，令人如入仙境，流连忘返。自然引来不少文人墨客、靓女俊男。如当年红极一时的象征派诗人巴尔蒙特就曾与刘家大小姐有过一段交往。著名作家巴别尔也曾撰文介绍“刘茶”的茶园、茶工、制作。人们到此避暑消夏，骑马游泳，开音乐会。事有凑巧，布尔什维克执政后，先生的父亲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初被任命为恰克瓦国营农场场长，便与刘家有了接触和来往。先生对于这位神秘的中国人早有耳闻，十七岁那年她中学毕业，到恰克瓦父亲这里来过夏天，这才初次见到刘家的人。她母亲与前夫所生的女儿娜达时年二十四岁，也在海边休养。刘家十九岁的二儿子维周常骑马去巴统港买回英国巧克力和咖啡，大家以为他是为了向娜达献殷勤，因娜达已是小姐，而先生在人们眼里还是小孩。哪知每次糖盒下面都有维周写给先生的字条，先生收到糖盒，把糖送到姐姐屋内，自己看字条，回信也是如法炮制，在接糖盒时交出。于是，两人就在双方父母的眼皮底下卿卿我我，悄悄地热恋着。终于有一天，他们向父母提出要结婚。这真有如晴天霹雳，双方父母都感到难以接受。刘峻周在布尔什维克执政后已不能拥有私产，（因系外国人）也不能当厂长，正打算举家返国；先生的父亲更是万万不能同意独女远嫁到中国，更何况是嫁给中国人。先生禀性刚烈，而且对爱情十分执着，一旦作出选择，就义无反顾。她决定答应维周的求婚，两人一起离家出走。在父亲多年老副官和刘家老马夫的支持下，双双乘马车逃至阿扎利亚（现属土耳其）一教堂内。先是给本不信教的维周施洗礼，然后在两个老人的作证下结婚。先生接受了维周的戒指，从此便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是一九二二年的事情。先生毕竟是父母娇生惯养的爱女，所谓的结婚风波几天之后便平息下来。

　　刘峻周膝下有二子四女。长子刘泽荣，字绍周。次子刘泽华，字维周。女儿分别为刘炯炯、刘梅芳、刘阿丽、刘珊珊。刘泽荣毕业于彼得堡大学。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曾主持我国第一部大型俄语辞书《俄汉大辞典》的编写工作。一九二二年，他已回国任“中东路”中方负责人。一九二四年，刘峻周全家回到祖国，定居哈尔滨。刘维周和小儿子光杰也回国了，只留下先生一人。她前往莫斯科申请出国，寄居在友人家中，身处异地，时局动荡，惶恐不安，忧心忡忡，苦苦思念，望眼欲穿，真是万般滋味在心头。一年之后，也就是一九二五年，先生方最终获准去中国与家人团圆。年方二十告别家园，漫长的岁月里有家不能归，谁若是回去，先请你进集中营。先生至赫鲁晓夫时代终于踏上故土时，已是年过半百，真是“少小离家老大回”。

　　对于这个新过门的外国儿媳，刘峻周同样十分宠爱，有时做广东味的鸭子，放了菠萝蜜，都要叫先生先尝，她其实吃不惯，但为了公公高兴就硬着头皮吃。婆媳关系也处得不错。两国的生活习惯、风土人情以至思维方式、文化传统相差悬殊，甚至截然不同。以先生的出身、教养、习性，进入书香门第式的中国旧式家庭，相夫教子，甚至主持家事，个中艰辛，常人未必知晓。平常走在大街上，有时会有小孩喊“洋鬼子来了”，甚至有人围观，先生对此泰然处之，认为这是国人长期封闭和受外国人欺凌的结果，不足为怪。先生活泼热情，多才多艺。她会唱许多歌，包括格鲁吉亚和俄罗斯民歌，还会用六弦琴伴奏，一度自己学会了弹夏威夷吉他。能写诗。一生爱好文学，博览群书，最喜欢的作家有巴尔扎克、莫泊桑、莱蒙托夫、勃洛克等。刺绣、缝纫、裁剪都不错。国际象棋和麻将也是一把好手。先生育有二子一女（光杰、光彦、光文）。先生从小就喜欢搞活动，创造节日气氛。过节也不拘一格，圣诞节、复活节和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端午、中秋，什么节都过。无论条件多么艰苦，每到过节都要想出让孩子们感到惊喜的花样。圣诞节精心制作松树上的小玩具、小舞人，复活节大家一起动手绘彩蛋，先生亲自下厨烤一种叫куличи的特色点心。搞家庭化装舞会，互送自制礼物，还有猜字谜、钓鱼，孩子们都很喜欢。夏天让孩子们打赤脚，有时不管三七二十一，提一桶冷水就往他们甚至友人的身上浇，自己乐得像个天真的小孩。先生十分坚强，她的乐观自信感染着大家。但思乡病时时袭来，往往因此黯然神伤，百感交集，潸然泪下。

　　在哈尔滨度过的十年，虽然清贫，倒还安定。日本鬼子一来，平静的生活被打破，开始了家庭四分五裂和颠沛流离的生活。“九·一八”事变后，先生全家拒绝与日本人合作，并于一九三五年迁至北京，与不少投靠日本人的朋友断绝往来，决不同流合污。刘峻周一生养马爱马，别号“天涯马驰”，与马难舍难分，他独自留守哈市，经营跑马场（一九四二年从马背上摔下，不治而亡）。到北京后一切大变样，大家都不习惯。且生活拮据：跑马场生意不景气，北京这边挣的薪资也少，两家（刘泽荣和刘维周）的孩子上中学有语言障碍，因原先在哈尔滨上的是俄国人办的学校。刘泽荣在北大教书，不久便去了西南联大。一九三八年，刘维周带着光杰与友人先后去了大后方——兰州。先生与婆母等人留在北京，备尝艰辛，历经磨难。一家人活活拆散，天各一方，关山阻隔，正所谓“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一九四三年先生率子女千里跋涉，前往兰州。沿途目睹了日寇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国恨家仇，没齿不忘。想不到途经河南商丘时，先生竟落入魔掌，日寇怀疑她系俄国间谍，幸得一俄国舞女（先生在哈时曾有恩于她）出面相救，方转危为安。先生晚年回忆道：“日本人害得中国和我们家四分五裂，这不只是国家和家庭的悲剧，也是我个人的悲剧。”

　　刘维周到兰州后，与友人致力于当时的“西部开发”：开商号，办学，教俄语，搞体育，游说政府搞自来水、发电厂、面粉厂……先生一向热心慈善公益事业，在哈市发大水时就曾组织大家抗灾救灾，缝衣拆被。到兰州后更是积极参与救亡工作。她做的手套可作样板，而自己也学会了缝中式棉袄。从兰州到北京，先生曾帮助许多年轻人学俄语、学钢琴，分文不取。刘维周曾参与接待苏联空军、国共合作、筹建中苏友协等，曾甘冒风险帮助许多青年去延安，兰州解放后还作为参谋陪彭德怀司令员去了新疆。对于这一切，先生都是鼓励和支持。夫妇二人一致认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希望所在。新中国成立后，全家曾一度去了上海，后仍回到北京。刘维周在兰州先后担任兰州大学教授、外语系主任、甘肃省中苏友协秘书长、省政协委员，兰州方面自然不肯放，他本人也不可能丢下事业，回北京吃闲饭。长期两地分居，只有到学校放假和开政协会时才有机会回家探亲。

　　先生对自己要求很严，做任何事情都一丝不苟，对教学工作特别认真，常常备课、编教材至深夜。官房胡同位于西单，离师大本来很近，谁知师大越搬越远，最后搬到了五公里外的北太平庄。其时先生已年过半百，到校上课主要是靠挤车（上世纪50年代车少人多，车体短小，通常是从后门上车，使劲儿挤到前门下车），其辛苦可想而知。先生对学生要求严格，学生成绩不好，她就特别生气，常说的一句话是：Вы даром кушаете народный хлеб，（白吃人民的面包。）其实她是“刀子嘴，豆腐心”，事后又缓和气氛。有一次考试，全班无一人不及格，为全年级之冠，先生特别开心，动情地对学生说：Я вам очень благадарна，（我很感激大家。）她对学生感情很深，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每个学生都能叫出名字。学生随时可以到家里问问题。有一年，先生自己拿上相机、胶卷，要同原来教过的学生合影留念，学生说等春暖花开再照，她不同意，说：Мне нужны ваши лица，（我要的是你们的面孔。）在先生的熏陶下，学生的发音、语调都比较地道，学生日后有幸来到苏联，对方听了赞不绝口，还以为是在他们国家学的俄语呢。

　　我与先生的交往大约始于大学二年级。事情的来龙去脉已经有些模糊，好像是我们几个男生提出可否到她家去接受个别辅导，先生欣然应允。我利用课余时间登门求教，多为步行，走到西单，再走回去，只是偶尔坐上几站电车。先生的发音绝对纯正不说，还特别清脆响亮，语速不紧不慢，听起来简直是一种享受。先生为我制定了系统的阅读原文作品的计划：先易后难，从契诃夫的作品开始，然后是莱蒙托夫、普希金……其时我尚不满二十，血气方刚，踌躇满志，对于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先生所说的“阅读和实践就是你的全部生活”我牢记在心，手不释卷，如醉如痴。当时状态极佳，俄语学习突飞猛进，若假以时日，“攻下”俄语应该不在话下。问题偏偏就出在这个“若”字上。后来事情的发展竟使我被迫中断了雄心勃勃的学习计划。

　　原来，此后不久即遇上那个“不平常的春天”，我因误中“阳谋”，与千千万万不幸者一起入了“另册”。正是：躬逢盛世复加冕，弱冠未及已出圈。终日悔罪终有罪，可怜少年变老年。我为区区几百字的“言论”付出的代价是整整二十一年的扭曲人生。它毁掉了我的宝贵青春年华，“美好憧憬”成了“苦海无边”。而最让我感到自责和内疚的，是辜负了先生的一片苦心！记得一九五七年十一月的一天，我预感到凶多吉少，在先生面前抱怨说，反正也不可能留校了，先生不明就里，竟脱口而出：Я оставлю вас！（我留你！）她哪里知道我已是在劫难逃，不出两月即“光荣”加冕。重见天日后，先生责问我：Зачем язык отбросили？（为什么要把俄语扔掉？）我实在无言以对。

　　如今人们一致谴责“文革”是一场文化浩劫，殊不知鄙薄知识、竭力贬低专家教授并非自“文革”始。早在一九五八年即已“蔚然成风”。师大在这方面向来不甘落后。像先生这样来自异国他乡、呕心沥血为新中国培养俄语人才的教师也未能幸免。批判先生所谓“资产阶级教学思想”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对先生横加指责，冠以“天才教学”的罪名。其唯一的“把柄”就是先生曾牺牲休息时间辅导过几名“得意门生”，其中又有人成了右派、“白专道路典型”。当然，此等咄咄怪事只能发生在那个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疯狂年代。然而先生首次受到这样的冲击，精神上的痛苦可想而知。当时谁也不曾料到，同八年之后的“文革”比起来，这还是“小巫见大巫”。

　　小女儿光文远嫁到格鲁吉亚，思乡心切，一九六二年想回国探亲，先生回信说：Никто из родственников не хочет тебя видеть，（没有一个亲戚想见你。）弄得孩子莫名其妙，她哪里知道，先生对国内的政治气氛已有所觉察。

　　一九六六年夏天，一场政治风暴席卷中国大地。这便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先生此时早已退休在家。全国掀起打倒一切、乱揪乱斗、无法无天的“红色恐怖”狂潮。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示众，剃“阴阳头”，“坐喷气式”，随意抄家，私设公堂，严刑拷打。先生家门外就有一老妇惨死在红卫兵的“铁拳”之下，令人目不忍睹。其时全家除先生之外，几乎个个受冲击。光杰、光彦均以“苏修特务”的莫须有罪名关进“牛棚”，长期不得解脱。常常家里只剩下先生一人，红卫兵就在房上乱踩，像野猫一样要跳下来吞噬人命似的。先生一辈子喜种葡萄，走到哪儿种到哪儿，葡萄几乎相当于格鲁吉亚的国花、国果，可这时硬要把院里的葡萄当成封、资、修的东西连根挖掉，先生心如刀割。事后她对人说：“没办法，我让他们挖掉，我自己也挖。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好像是疯了。”对方说：“他们岂止是疯了，是在造孽！连人都不惜，更何况花啊草啊的，您保命吧，葡萄以后还能长。”因为家人关押期间工资停发，连日常生计也成了问题。猫喂不起了，又怕人抓了打死，便请人用板车拉到城外十几里地扔掉。谁知猫在外面过了两个月的流浪生活，带着脖绳又回来了，脖上的毛均已磨光，几乎是爬着回来的。猫活了半年多，因无法医治死去，先生一直感到内疚。她后来说：“我想的是不让它和我一起饿死，也不让人抓了吃掉，结果是害了它，唉，我算个什么主人？它却爬了回来，好像知道不该回来又没办法，真可怜！不光我流泪，别人也受不了……”远在兰州的刘维周虽算得上是“有功之臣”，也未能幸免，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一天，已经把他当死人抬了出去，有人说刘还有口气儿，这才免于一死。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患肺心病，病情加重后才回到北京，在北京医院住了两年，于一九七四年十二月病逝。

　　一九八〇年，先生以七十五岁的高龄回格鲁吉亚探亲。记得她登上火车后，面对送行的亲友用手在车窗玻璃上写道：Пишите，（来信。）先生在第比利斯与女儿欢聚，距她上次返乡又是整整二十年，沧海桑田，感慨万千。人们常说：故土难离。但是先生记挂着他的学生，记挂着半身不遂的儿子光彦，记挂着北京，记挂着中国，她又回来了。

　　先生自格鲁吉亚回国后不久，即卧病在床。弥留之际，先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再看上一眼她的第一批学生。学生们闻讯后赶来了，全都赶来了，却再也见不到心爱的先生……

　　回国前一天，母女二人曾彻夜长谈。先生抽着烟，喝着咖啡（烟和咖啡是她终生的嗜好），动情地说：“虽然我一直苦苦地思乡，虽然受了那么多精神上的痛苦，虽然我们只是在哈尔滨那十年过了一段安定而清贫的日子，但是我从不后悔……若是有人问我如果再活一次怎样选择未来，我仍然会选择我这一生。我的生活中有过种种有趣的机遇和情缘，发生过种种传奇式的浪漫故事，我有机会接触到各阶层各民族的人。我有那么多的学生，有后代，有爱和憎留了下来。我够幸福的了。”

　　晚年先生最大的憾事，是因受“文革”影响，孙辈均未受到高等教育。现在可以告慰先生的是，她从小带大且十分疼爱的重孙刘浩，因在国际奥林匹克俄语竞赛中获得金牌，有幸享受苏联政府提供的奖学金，于一九九〇年进入莫斯科大学学习。小家伙经多年苦读，现已取得莫斯科大学文学副博士学位。

　　初冬时节，我与先生的家人坐在她的书房里，喝着红茶，追思先生的一切，我用笔记录下来，并敷衍成文，聊作对先生的纪念。

　　（本文选自社科文献出版社即将出版的作者文集《梦醒莫斯科》一书）

　　卢冀野与杨宪益在北碚

　　这幅拍摄于半个多世纪前的珍贵照片，见证了两位文人的交谊。抗日战争期间，位于重庆附近的北碚是后方的文化中心，那里“是一个风景美丽的地方，山上树木郁郁葱葱，还有温泉”。北碚有两个兄弟文化单位：国立礼乐馆和国立编译馆。主持礼乐馆的卢冀野先生与编译馆编纂杨宪益先生在小镇子上经常见面，读书、吃酒、吟诗之余，两人还合作翻译过印度古剧《孔雀女》。杨先生后来在他的自传中回忆道：“一九四四年，著名的英国摄影家塞西尔·皮登爵士（Sir Cecil Beaton）来到我家。他替我的家人们、朋友们拍了些照片。我如今还保留着他替我和胖诗人卢前拍摄的一张相片，地点是在北碚附近的一个山洞里。”“这也许是我保留下来的那个时期惟一的一张照片。”（《漏船载酒忆当年》，薛鸿时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这幅照片，后来被塞西尔·皮登收入一九四六年英国伦敦出版的《中国影集》（Chinese Album）一书。最近，北京中华书局出版四卷本《冀野文钞》，用了杨先生的旧序，却未选刊这幅影像佳作。而上述杨先生自传的中译本，选用的照片则是经裁剪处理的版本：只保留了杨先生一个人的身影。卢冀野先生的哲嗣卢佶先生近年来致力于搜集、整理先人的著述及研究资料，在上海图书馆发现了的这幅珍贵的照片。□（金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