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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我见过的金性尧先生

  ◎司徒伟智

  说起来已经是十七八年前的往事了。

  那时,虽然已经毕业分手,但是跟金文男同学偶尔还会有工作上的联系。我知道其父是金性尧,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学问大家——我书橱里的《唐诗三百首新注》、《宋诗三百首》就是他选注的哩。我深知,标点古籍尚易,注解实难,非有厚实功夫者不能为且不敢为。

  我还很喜欢他的写作风格。他的道路,是由杂文家而至文史专家的。作为“诗化的政论”,杂文贵在出思想、出个性化表达。从而他直至晚岁,谈文论史每出手硬是与众不同,论题既扣住读者兴趣,套话绝无,见解又独到,行文则时出警句。做编辑的,能碰到这等稿子,真如沙漠见清泉了。所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在我任职的《解放日报》,出现挺有趣的现象,就是两个性质不同的副刊——《朝花》、《读书》都同时邀约金先生的文章。有一回,与报社理论部主任金维新谈及,他也赞赏,即令我组稿,使《新论》专刊也加入了这“组稿合唱”。

  一开始没有直接交往,还是通过金文男来间接组稿。我那时年轻,喜好一睹心仪的偶像的丰采,恰同今日之“粉丝”。《朝花》编辑陈鹏举也有此意,我俩遂商得金文男首肯,同往金府拜望。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印证了我一路上在内心描画过的那种状态:清瘦、矍铄、坐拥书城、娓娓而谈。具体谈话内容大半已淡忘,只记得话题十分广泛,从读书、写作到编版面,到识别和保藏书画,老人家谈笑间什么都能切中肯綮。令人如沐春风,不由就想到歌德赞美洪保德的那句名言:“他像一口有许多龙头的喷泉,你只需把一个容器置于其下,随便一触,任何一边都会流出清澈的泉水。”

  金先生和陈鹏举都识画谙史。从客厅里一幅陈师曾的画,他们谈到陈师曾即陈衡恪,其老弟是著名的陈寅恪,其父是晚清大诗人陈三立,祖父为曾经主政湖南的维新派政治家陈宝箴,直给我上了一课。一边欣赏壁上悬着那副梁启超的对联“云龙远嘘吸,天马高腾骧”,我一边提了个极不专业的问题:“每日见光,是否容易损坏?”他解说,反倒是收藏在箱子里更易损坏。随即他就告知,这一幅字其实是浩劫之后作为抄家物资退还的。“这里有个故事呢。抄走的文物多,发回来的少,而且归属关系搞乱了,只能请你去随便挑几幅了。当时有的小年轻进去挑,就专门拣画面大的要,以为越大越贵。老一辈识货的呢,却是根据作者的艺术地位和作品的水准来选,你说谁才合算么?”笑话里,给我们传递的是高雅的文史知识还具有另一面效用吧。

  后来我还去看望过他,至少有两次尚存记忆。一回是我找他,请教关于他和鲁迅的关系。因为业余研究、调查过一段现代文学史,又为廖沫沙由误会而与鲁迅引发“花边文学”公案写过一篇澄清文字,深感在所谓“反鲁迅”的大帽子底下有够多的冤哉枉也,就想有空时进一步做些挖掘。以前看《鲁迅书信集》,发现在其致金性尧的最后一通书信中,以不悦的口吻宣布从此断交。我就猜,他俩之间是否有什么严重的事情发生过呢?或者,又仅仅是一番无关宏旨的纠葛呢?见面时,一经提问,他当即坦诚地介绍当年实情——那是一九三四年,十八岁的他在上海中华煤球公司当小职员,业余时间撰写杂文投稿。所以会让鲁迅先生不悦,过错完全在自己。由于年轻不懂事,在通过几次信后,竟给鲁迅寄去一篇稿件请求修改,本意是想他能多改动些,以便在上海报刊发表。谁知收到回信见鲁迅只是改正了若干错字并提了一点改动建议,遂大失所望。年轻气盛的他又致鲁迅一信,言辞之间不够尊重,或许还有“使我很失望”之类的话。这就惹得鲁迅生气了,复信表示“现在确切的知道了对于先生的函件往还,是彼此都无益处的,所以此后也不想再说什么了”。金性尧告诉我,这些往还经过都已详尽地写在回忆文章《关于鲁迅的四封信》里了。原来如此,压根儿算不上政治问题,又是一桩非原则分歧而已。

  让我感动的,不仅在于金先生为我解开一个文史之谜,而且在于他评判历史纠葛时显示的公正态度。他一再说明自己“做错了”,“鲁迅先生是对的,他肯为一名素不相识的青年回信、改文章十分不容易,而且他那时身体不好”。不讳过,不饰非,不以存者之特权来轻率否定已殁之大师,也不因这种冲突曾导致自己尔后的冤抑而迁怒对方——从此前采访过的廖沫沙、施蛰存那里,此刻在金性尧身上,看到的是一种极为相似的中国文人传统道德。

  另一回是他招我(时间当在稍早些),邀约参加《诗词坊》的写作,让我体会到前辈文人提掖后进的境界。香港中华书局委托金性尧主编丛书《诗词坊》,选取文学史上名篇名家作漫话式评介,一套十余册。那天的组稿会也是在金家的客厅里,金夫人武桂芳女士亲切招待,气氛温馨。金先生开场白后即介绍各册作者,记得有赵昌平、葛兆光、骆玉明、杨明、陈文华等文学史专家,诚可谓“座中多是豪英”(陈与义《临江仙》语)了。我只是个平时写点杂文、编些版面的杂家,何以能够受到邀约呢?我猜测在金先生的内心必定还保存着早年焚膏继晷的自学、写作、投稿记忆,所以对我这个也有同类经历的后辈就抱着特别的怜惜,给予格外的优容吧。但是,虽说感激,见这雄壮的阵势,心里仍不免有点打鼓。好在金先生布置给我相对容易写的一本,是关于陆游和辛弃疾的生平作品,且给出大半年写作时间,我就壮着胆认了。

  可一到家里,重新琢磨金先生此前送的一本文史随笔集《炉边诗话》,发觉不对!——原先读这本书,如入山阴道中,应接不暇,感觉是好看、轻松。但那是停留在感性层面,如今提升至理性层面来分析,只见他每篇浅近晓畅的文字都蕴含着丰厚的资料和理论积淀,甚难企及,简直不可以道里计。随手翻看其中一篇《夔州古柏》,为漫谈一首杜甫诗,由杨亿而鲁迅,而仇兆鳌、宋濂、刘辰翁……竟有十余个前贤被邀出场争来论去,甚至有托尔斯泰!大学者不需要故作高深,“佛祖爱说家常话”,但绝非粗俗浅薄的白开水,而是深入浅出的琼浆。我想到金先生会上说的,各位写文史漫话随笔不会很难,用了“狮子缚兔”一语。我犯难的,倒不在这类文字形式,而在文史研究本身我只够业余水平,远非“狮子”,何从缚兔?

  丛书有合同,时间不等人。就在无穷的犹豫中,一次近距离得到学术大家耳提面命的机会,从我的手上渐渐滑落而去。我还是尽力搜罗能找到的资料,但总是不敢率尔动手。惭愧的是,其间金先生又几次来信,谆谆亲授机宜,告以寻觅何种古籍。怕我怯阵,有一次索性点明:“估计到阁下对陆辛未甚熟稔,故交稿后我自会修改。”他信息灵,知我曾有一时变故即表抚慰:“兄之前段时期处境,弟亦深为同情,今既告一段落,宜可安下心来。”鼓励我心无旁骛,投入写作。我至今保留着这些珍贵的手泽。

  去夏惊悉金先生遽归道山,哀伤之余,又翻开这组常常不免令我脸红耳热的书信。我似乎更加读懂它了。

  透过它,又看到清瘦、矍铄的金先生正在坐拥书城、娓娓而谈了。他分明在教我怎么当好一个编辑,那就是务须尽心尽力来帮助作者,为其提供便利,尤其是无所保留地扶持年轻人快快成长。他又分明在教我怎么当好一个作者,那就是勤于为学,而前提则是勇于为学。“我只是一名‘粉丝’哟,不行的。”——如果我还是这样的畏葸不已,那么听吧,他准是笑着说:“怎么不行?粉丝和明星之间没有楚河汉界……”

  李白的《静夜思》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的这首《静夜思》是人们十分熟悉的一首诗歌,可是,当初李白创作的时候写的与此并不一样。在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中,这首诗写成:“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据作者介绍,他们所引诗文是据《四部丛刊》影明本《分类补注李太白诗》。据日本森濑寿三教授考证,宋本《李太白文集》、宋刊《乐府诗集》、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嘉靖本(现存此书的最早刊本)所收此诗均写作“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而我们平时所看到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则是明代后期人所改。森濑寿三教授在所著的《唐诗新考》中有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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