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六卷）

第19章 读《追忆似水年华》随笔之二

　　◎张宗子

　　《斯万之恋》这部轰轰烈烈的爱情交响曲结束于男主角的一梦。在梦里，作为潜在对手、而实际上早已和奥黛特关系暧昧的福什维尔，化身为不动声色而富于心计的拿破仑三世，带着奥黛特悄然离去。这一场景意味深长：形象始终不清晰、但多少给人猥琐印象的福什维尔，如何能和拿破仑三世联系起来？其次，当梦中的斯万继续随众人攀向崖顶之时，奥黛特独自下行，与暗中等候的情人在崖脚相会。这是在暗示奥黛特一如既往的堕落吗？果然如此的话，斯万的攀升有什么意义呢？自此之后的斯万，无论肉体和精神、名誉和地位，都在急剧衰败，他的堕落比奥黛特更彻底，因为奥黛特在堕落中也是生活着的，而斯万则在堕落中走向死亡。斯万和奥黛特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他其实是无法承担堕落的代价的。

　　这是早晨八点钟，男仆把斯万唤醒，告诉他，理发师就要来了。一早理发，是因为他听说年轻妩媚的康布尔梅夫人要到贡布雷去住几天，那里久违的乡间景色同样使他怀念。于是他决心离开巴黎一些日子，希望借此能把自己因为沉浸在对奥黛特的幻想中而不再留意的东西重新拣拾回来。他想到为奥黛特牺牲了那么多，而且道德修养也连带有所降低，心里忍不住咆哮起来：

　　我浪掷了好几年光阴，甚至恨不得去死，这都是因为我把爱情给了一个我并不喜欢，也跟我并不一路的女人！

　　如果小说就此结束，斯万的形象也许会完美得多。但生活的残酷就在于，但凡有一点可能性，或出于社会的大环境，或由于人性中细微的、完全可以理解也可以原谅的弱点，它非要穷尽一切，追索人到无可逃遁之地，最后把他彻底摧毁（或完成）。

　　当我们在后续的零散叙述中，得知斯万不仅不顾社会上确凿无疑的传言而娶了奥黛特，而且生了一个女儿，亦即叙事者后来的初恋情人希尔贝特时，我们一下子很难解释这一切。斯万的咆哮无疑表明了他从幻梦中的觉醒，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和奥黛特结婚？这里没有任何道义上的约束，何况斯万在对待女人上，向来没有承诺的习惯。

　　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在其一纸风行的《西方正典》中，结合弗洛伊德的理论，参照莎士比亚的戏剧，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嫉妒，是比爱情更强大的嫉妒，使斯万娶了奥黛特，一个完全不是斯万喜欢类型的女人。布鲁姆说，对斯万这样一个社交生活如此丰富多彩的唯美主义者兼公子哥儿，奥黛特既不够高尚也不够低俗。“在普鲁斯特的世界里，你没法像美国人那样轻飘飘地说：啊，奥黛特，再见吧，就让我对你所做的一切随风而逝吧！也难以采用英国人的模式，告诫她说：失恋是伟大的人生经验，你将因此重新张开眼睛观看世界。”

　　布鲁姆断言：“对斯万而言，爱情已然消逝，但嫉妒仍旧持续，于是他娶了奥黛特，这不是因为他不在乎奥黛特在和其他男男女女来往时背叛了他，而恰恰是因为这份背叛。”

　　布鲁姆非常赞赏普鲁斯特在书中对这桩婚事的解释：

　　几乎每一个人都对这桩婚事感到讶异，而这种现象本身就是令人讶异的。很少人能了解我们所说的爱情纯属主观的特质，很少人能明白爱情怎么会另外创造出一个人，这个人和另一个用相同的名字生活在世上的人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她的成分大多得自我们自身的真传。

　　布鲁姆用了诸如“性的嫉妒是真正的坚持”、“沉入嫉妒有如沉入地狱”这样的题目，来强调嫉妒可能是最好的小说题材。而且他认为，“普鲁斯特超凡的戏剧天才使得他在描绘性嫉妒的能力上直逼莎士比亚，而性嫉妒是最具文学性和经典性的人类情绪之一。”

　　在斯万的爱情故事，以及其后用更庞大的篇幅讲述的叙事者本人和阿尔贝蒂娜的故事（尤其是《女囚》和《女逃亡者》这整整两部）里，嫉妒和爱密不可分，不仅构成爱最重要的部分，而且是爱情背后的支配力量，它自始至终操纵和引导着爱情，直至最后彻底颠覆和替代了爱情。普鲁斯特这样描述爱和嫉妒如何统一在斯万身上：

　　我们心目中的爱情和嫉妒都并不是一种连续的、不可分的、单一的激情。它们都是由无数昙花一现的阵阵发作的爱欲和各种不同的嫉妒构成的，只不过由于不断地聚集，才使我们产生连续性的印象和统一性的幻觉。斯万爱情的存在，他的嫉妒的坚持，是由无数欲念、无数怀疑的死亡和消失构成的，而这些欲念和怀疑全都以奥黛特为对象。如果他长期见不到她的话，那些正在死去的欲念和怀疑就不会被别的欲念和怀疑取而代之，而奥黛特的出现继续在斯万心中交替地播下柔情和猜疑。

　　因此之故，在斯万那里，爱最终延展到了肉欲之外很远的地方，现实中活生生的奥黛特的面容，再也无法和他心头的痛苦和持续的焦虑联系起来。爱就像疾病，当我们凝神观照时，发现它既不似爱情，也不像死亡，它和人的思想和肉体紧密相连，融为一体，除去它无异于毁灭爱者本身。这样的病是任何手术都无能为力的。

　　斯万预感到爱情的死亡，那时他曾暗下决心，时刻保持警惕，有朝一日不爱奥黛特了，一定要把那行将飘逝的爱牢牢抓住，扯回来。但事与愿违，“随着爱情的衰退，保持爱情的愿望也随之衰退了”，就像在人变成另外一个人后不可能继续顺从原先那个人的情感一样。最后，“当斯万偶然在身边找到福什维尔曾是奥黛特情人的证据时，他发现自己丝毫不觉得痛苦。爱情已经离他而去，他只是为它在永远离开他时没有跟他打个招呼而感到遗憾。”

　　按布鲁姆的说法，斯万的故事为叙事者本人更加不可救药的爱情病作了预告。事实上，斯万的一切，他的执迷和猜忌，虽然过于强烈，基本上仍在正常范围之内，叙事者马塞尔的嫉妒，则是真正的膏肓之疾，甚至是变态的。在《女逃亡者》中，尽管阿尔贝蒂娜已经死于车祸，尽管阿尔贝蒂娜已经在死前的回信中情意绵绵地许诺回到他身边，马塞尔仍旧坚持不懈地探求阿尔贝蒂娜的过去，他一直怀疑她的同性恋行为。希望找到确证，证实心中的怀疑，也因此判定她有罪。这样的偏执到了令旁观者齿冷的程度，除了“野蛮”和“残暴”，不足以形容。在马塞尔漫长的爱情过程中，怀疑凌驾于爱之上，使他心中的爱意形同附庸。假如说，在决定是否与阿尔贝蒂娜结婚之前，这种对真相的探求尚可理解，而在阿尔贝蒂娜死后，怀疑的证实与否有什么意义呢？难道一个人的死亡还不足以赎清她生前的过失（假如算得上过失的话）吗？她的回心转意还不足以使他更加珍视她过去的那些柔情和他们共度的甜美时光吗？

　　阿尔贝蒂娜略带荒唐的性游戏和奥黛特一惯的风流完全不可以相提并论，她的过失远远不是堕落。马塞尔为什么对女友的同性恋行为那么敏感，以至于他的嫉妒与痴迷无异？有人说，叙事者和阿尔贝蒂娜故事的生活原形，正是作者自己的同性恋经历。生活中的同性恋伴侣，虽然在小说中伪装成少女出现，但马塞尔对同性恋而非异性恋异乎寻常的激烈反应，无意中把真相暴露无遗。布鲁姆引用J。E。里维斯的说法，说普鲁斯特在爱情问题上的观点不是女性的，而是雌雄同体的，并进一步引申说，《女逃亡者》中叙事者的立场乃是男体女同性恋者的立场，嫉妒的根源在于，“我们试图描绘的年轻男子显然是一个女人，因此那些深情脉脉地望着他们的女人注定要和莎士比亚喜剧里被女扮男装的女孩所吸引的女人一样感到失望。”

　　雌雄同体的想象也许可以解释马塞尔的行为，但对于斯万，似乎还不够，因为在本质上，斯万和马塞尔是有严格区分的。斯万是一个艺术家，一个美的欣赏者，一个收藏家。在第四部《索多姆和戈摩尔》中，当叙事者向斯万表白，他从不嫉妒，甚至不知道嫉妒为何物时，斯万意味深长地告诫说，稍有点妒心，不算坏事，有了妒心，才能真切感受到对一位女性的拥有，但嫉妒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这个限度就是，必须在可治愈的范围之内，否则嫉妒便是最可怕的折磨。斯万用一句“我曾嫉妒过她们”，打发了过去痛不欲生的爱情生涯。现在，他摆脱了嫉妒，也摆脱了爱，但过去的爱恋不会被忘怀，原因无他，因为他过去酷爱生活，酷爱艺术，而爱就是这一切：

　　如今我已疲倦，无法再与他人共同生活，昔日有过的那些纯属我个人的情感，我觉得无比珍贵，所有收藏家都有此等癖好吧。我向自己敞开心扉，犹如打开橱窗看一看，一件件，有我多少爱，别人无论如何是感受不到的。如今我更珍惜这一珍藏的情感，要是失去了这一切，将会多么烦恼！

　　我觉得，这才是斯万为何在爱情早已冷寂的情况下仍然娶了奥黛特的理由。在斯万那里，奥黛特自始至终不是作为奥黛特，甚至不是作为一个女人，而是作为一个符号而获得其价值的。被爱与不被爱，都与她无关。起初，她是斯万理想的化身，是斯万为自己的精神游戏而创造出来的尤物。其后，她是作为斯万过去生活之珍贵记忆的纪念物而坐上斯万夫人的宝座的。从斯万最初对她不感兴趣到最终对她漠不关心，奥黛特走了一圈，等于寸步不前。到头来她什么都不是。在与斯万有过露水情缘的无数女人中，除了一个头衔和女儿，奥黛特并不比别人特殊多少。她是其中之一，也许是最漂亮和最幸运的一个，但这些，相对于斯万的彻底悔悟，已经微不足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