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六卷）

第24章 百梦谁醒

　　◎陆寿钧

　　谈“梦”、析“梦”的书不少，最近，老编剧陆寿钧写了一本与众不同的说“梦”的书——《百梦谁醒》。此书记叙了一百个不同身份的人所做的一百个梦，并试图从文化的视角加以解析。此书即将出版，现征得作者的同意，选刊几则——

　　“菩萨”亦有梦

　　新读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赵朴初传》时，似乎感到写得有点琐碎，但读下去后，却越来越有味。作者通过对传主与各界人士交往的大量细节，把受人尊敬和友称“菩萨”的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的形象鲜明地跃然于纸。

　　想不到一生信奉、研究佛教的“菩萨”也会有梦，而早不做晚不做偏要在“文革”中做。

　　是的，书中所记述的赵朴初在非常时期做过的两个梦，让人深感此是一位不同寻常的“菩萨”。

　　先说“菩萨”的第一个梦。

　　赵朴初在他的好友、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副主席陈同生被迫害致死后的一个晚上，他梦到了陈同生。次日，便有感而发地写了《临江仙》一词，送给陈同生的女儿陈淮淮。词为：

　　岂分相逢难一语，

　　仙舟来去何因？

　　张天花雨落无声。

　　花痕还是泪？

　　襟上不分明。

　　信是娟娟秋水隔，

　　风吹浪涌千层。

　　望中缥缈数峰青。

　　抽琴旋去轸，

　　端恐渎湘灵。

　　赵朴初在词前还有个小记：“夜梦江上有巨舟载云旗鼓楫而过。舟中男女老幼皆轻裾广袖，望若神仙。中有一人，似小时无猜之友，才欲招之与语，忽空中落花迷眼，付瞬舟逝，怅然久之，醒作此词以志异。”

　　梦如诗，诗如梦。两者皆苦涩难言。

　　此时的赵朴初，也正处患难之中，随时有没顶之灾，但他却冒着极大的危险，还以此词寄托了对遇难的亲友们的哀思，并以“望中缥缈数峰青”句，毫不含糊、明归无误地直指江青，加以嘲讽与控诉！爱憎如此分明，胆魄如此无忌，实为难得！赵朴初的“梦”是真做还是假托，只有他自己心中明白，但在这里已无关紧要了，反正都被他用来当做抒发悲愤之情的一个由头，他不但正直勇敢，而且机敏智慧。

　　陈同生遇难十年后终于平反昭雪，此时，赵朴初又用同样的词牌写了一词，终于能标明《临江仙·陈同生同志哀词》了。词为：

　　东进至今付序曲，

　　当年才气纵横。

　　行藏曾不员乎生。

　　经霜知劲骨，

　　跃火见精诚。

　　附首为牛从孺子，

　　岂期鬼域相乘？

　　十年花雨诵潮声。

　　红旗终不倒。

　　烈烈舞民魂！

　　诗人颂扬了亡友的丰功伟绩和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而且用“十年花雨诵潮声”与前词中的“张天花雨落无声”相呼应，道出了时代在前进，落在尚有价，国家有希望。

　　“菩萨”这两首词，并不只是停留在对亲友的哀思上，更深刻的是让人看到了他爱国、爱人民的真诚，这是历来贯穿在“菩萨”心中的一条红线——“普渡众生”！

　　他在“文革”中的另一个梦，也说明了这一点。

　　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四日凌晨，赵朴初做梦梦见民进同人周建人赠花一束，并说：“这是中南海落叶所变。”赵朴初看这花的样子，果然不像荷花，而像芍药，红色的花瓣，明艳如霞，似乎还有其他人在座。赵朴初即席赋诗七律云：“蓬莱水浅手重携，醇林渊渊是我师。明月旧时留海阁，奈花今日出天池。”正要继续吟下阕，不料醒来，却是一梦。

　　仔细回味，花的形状，自己吟的四句诗，依然在脑海，清醒回忆。梦中成诗，还是第一次呢！可惜只得半首。醒后，赵朴初续吟下半阕：“倘能变化丹青笔，畅写江山壮丽诗？梦觉何分周与蝶，大风回荡起予思。”

　　这个梦看来不是诗人的“假托”，而是真做的。因为梦中还涉及到当时还健在的周建人。赵朴初绝不会去造这样的梦。传记的作者能写到这分上，实在让人佩服其收集传主材料的广泛与深入。

　　诗人在梦中吟出好诗，多有先例，李白、苏东坡等常在梦中吟诗，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载：“李太白少时，笔于梦中生花，后天才瞻逸，名闻天下。”而赵朴初在梦中吟诗还是第一次，并只得了半首。对此，他不但认了，而且醒后还认真地续吟了下半阕。此诗半在梦里半在醒时，实在难得。

　　赵朴初学问广博，他的诗词，常用典故，尤其在那样的岁月中，更是曲笔异书，不是博学者或不经他的解说，一般很难领会其深奥的诗意，何况还有寓意难悟。作者在书中，对此梦此诗只是点到为止，没作任何解说，是十分明智的。而从另一方面看，赵朴初的诗词，又那样地合民心，所以，我们普通人读后，虽难领会其全部含意，亦能会心地一笑。

　　此梦此诗，都让人感觉到“中南海”里将有重大事件发生。以后的林彪事件，邓小平复出又被打倒，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的相继逝世，以及“四人帮”终被粉碎，邓小平再次复出，都证实了这一点。诗的核心在“倘能变化丹青笔，畅写江山壮丽诗？”两句上。

　　“菩萨”确实有他的悟性和非凡的洞察力！梦中也如此。

　　阿弥陀佛，“菩萨”的梦，岂能等闲视之？

　　傅雷夫妇的梦

　　有的人死了却仍然活着，因为他活着时是一个大写的人，死去时还是个大写的人，大写的人是永远活着的。傅雷就是这样的人中间的一位。他这个大写的人的“人”字，一撇一捺是由他与他的夫人朱梅馥一起组成的，朱梅馥在他人生的危难时刻，毅然放弃人生，与他同行，也是一个不愿跪着生的大写的人。

　　谢谢金梅先生为我们写了一部《傅雷传》。这是一部非常难写却又写得很好的书。购得时我读过一遍，最近，又看了一遍。傅雷之所以受世人尊重，不单是他为大家翻译了那么多的世界名著和从心底里倾吐出的《傅雷家信》等大作，更为吸引人的是他的卓越的人格魅力。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之一。

　　有关傅雷动人的故事很多。

　　一个流传较广的真实故事是：“傅雷被错划为‘右派’，蒙受着无端的屈辱，但他依然桀骜不驯，狷介倔强。一九六一年九月间，有关部门决定给傅雷摘掉‘右派帽子’。考虑到傅雷的脾气，事先让人给他透出这个喜讯，希望他有个认识错误的态度，意思是双方好下台阶。如同两年多以前，他根本不承认自己有错那样，傅雷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还是回答说‘不！’他说宁可戴着帽子也不承认当初有错！”一九六一年九月三十日，报上登出了摘去傅雷右派帽子的消息，他面对报纸没有笑容，说：“当初给我戴帽，本来就是错的！”

　　此话在当时说得有点“狂妄”，也似乎不识事务，不明好歹。但他说的是真话，是事实，在岁月的转移中，历史已证实了他所说的话。而我们常见的却是许多事后诸葛亮。

　　有多少人能像他那样担当起这个故事中的主角？

　　有的人只要一被整就真的认为自己是罪人了；有的人只要一被整，就会乱咬人，以求自己的解脱；聪明者也只是要出种种计谋以求“蒙混过关”；大多数则是无奈地承受，等待着仍有出头之日。真有出头之日时，便感恩感德。或明知大环境已不能危及自己时，竟当起“三年早知道”的英雄好汉来。当然，被整者是永远懂得同情的，但真要让人尊敬却也并不容易。

　　傅雷在一九五七年被错划“右派”时，他没有低下过头。一九六一年为他摘帽，他只是淡淡的一句话：“当初给我戴帽，本来就是错的！”

　　是的，能证明这个“错划”的证据比比皆是。金梅俯身一拾所得的傅雷的梦，也可证明。

　　傅雷在不到二十岁留学法国期间所作的《浅行通信》中，“反复地描述着他那联翩迭出的梦境呓语。他说，他‘此行几无夜不梦’，‘无梦不在故乡’，不在亲朋故友，他夜夜都在‘魂梦飞归’，都在与亲友们共话聚谈，倾吐着别后衷肠。这样的描写，傅雷就将其对祖国的一腔柔情渲染抒发得更加淋漓尽致了。但那不单纯是他个人情怀的流泄，也是对一代知识分子爱国之情的生动表现。”

　　金梅所引傅雷的梦境来自傅雷自己的著作，是真实的、真诚的、可信的。金梅所加的评语是真切的，恰如其分的，所以，也是令人信服的。

　　傅雷这一代知识分子，饱经祖国动乱的苦难，他们身上流动着满腔热血，连做梦也是爱国爱人民的。对梦的考察，对于一个有思想的人来说，不应忽视他所处的大环境。

　　然而，到了“文革”，傅雷连做这样梦的权力也被剥断，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傅雷与他的爱妻朱梅馥终于以死抗争，双双自尽。

　　也算老天有眼，在他们携手走上黄泉路前一年多，他们终于与远在海外的儿子傅聪通上了一次电话。对此次通话，金梅作了如下描述——

　　按照原先与父亲商定的计划，傅聪打算于一九六六年去日本时，顺便在香港登台演奏。不知道是预感到那样打算会难以实现呢，还是傅聪一时的情绪冲动？他将计划提前了一年。

　　一九六五年五月四日清晨，朱梅馥对傅雷说，她夜里梦见傅聪还是小娃娃的模样，喂了他奶，他睡着了，把他放在了床上。刚刚说完这话半个小时，突然响起了电话铃声，那是傅聪从香港打来的长途电话。

　　“这天，傅聪由新加坡去新西兰途中，在香港停留半天。他给远在上海的父母通了一次话。除了表达无穷的思念，还把他将于下月在香港登台演奏的决定告诉了他们。”

　　“傅聪的长途电话给父母带来了极大的兴奋。整整一天，两人神情游移，无法安静，吃饭做事都有些飘飘然，像是在做梦一般，傅雷更无法安定下来工作。相隔六年，终于听到了儿子的声音，他们怎能不高兴呢？”

　　恶梦难以挥去，好梦永远短暂。

　　他们父子、母子三人万万想不到的是一年多后，会天上人间，永远分离。连再通一次电话的可能也没有了。

　　傅聪母亲朱梅馥的这个梦，我们已不能再去用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心灵感应、母爱等释梦法去解释了，读到此处，我心头只有一片悲哀……

　　我不知这是否是这位平凡苦难的母亲一生中留下的最后一梦？她只想哺育自己的儿子，只希望儿子能平安，尽管她自身一直处于不平安的环境之中。我想，这个梦，一定会留在傅聪一辈子的记忆之中。也会留在为人子者的记忆之中。这个梦，体现出了我们真正的母亲所拥有的情怀。也正是母亲的伟大所在，她们哺育出的儿女，才会真正懂得如何去热爱自己的母亲，如何去热爱自己的祖国与人民。

　　让我们永远记住傅雷夫妇的这两个梦！

　　马思聪做了一年恶梦

　　人们常说，恶梦醒来是早晨。这是安慰之语：恶梦总会过去的。无论从个人的经历来说，还是从历史的长河来看，“恶梦”确实终将会过去。

　　是的，马思聪做了一年的恶梦，又经历了多年的精神折磨，最终还是过去了。

　　马思聪是众所周知的著名音乐家，“文革”前曾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郭沫若词、马思聪曲的《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我们都曾唱着它长大，而他晚年的《思乡曲》更让人难以平静，激发出爱国、爱家乡的巨大热情。

　　马思聪的出名，不仅在于他在“文革”中不堪承受残酷的迫害，携妻带儿女出逃香港，并由美国驻香港总领事亲自陪同，飞往纽约，定居费城。被定罪于“叛国投敌”。还在于一直保护、关心着他的周恩来对此事的另一种看法，他在晚年接待一位来访的美国要人时，曾深情地说过：“我平生有两件事深感遗憾，其中之一就是马思聪五十多岁离乡背井到国外去。我很难过。”还在于“文革”后，马思聪终于得到了彻底平反……他的经历，确实非凡。

　　为此，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曾经出现过一段时间的“马思聪热”。

　　一些有关马思聪的报告文学和传记作品，让我们详尽地了解了有关马思聪的一切。迷雾之幕终于拉开。

　　马思聪重见了天日。

　　我们也重见了马思聪。

　　可马思聪一直承受着什么呢？

　　这些作品披露了马思聪给他侄女马之庸的一封亲笔长信。信中写道：

　　你爸爸是我童年时的最靠近的兄长。在他领导下我们几个较小的兄弟玩的各种游戏，都那么兴高采烈。可惜我不能再见到他了。说起“文革”后遗症，我也有点经验，来美后整整一年做恶梦……

　　天哪，马思聪竟做了一年的恶梦！

　　他没有细说这些恶梦的具体内容，只是用省略号把一切都省略去了。真是不堪回首哇！他去美国后在各种场合都不愿谈及他在“文革”中的遭遇，他用“不愿再回忆”一言以蔽之。除了他从内心来说真的不愿再谈及那段非人经历外，当然，还另有深意的。但这段经历，是他终身难忘、刻骨铭心、挥之不去的。不愿意说，就会用另一种方式来宣泄，这就引发了他的后遗症，“来美后整整一年做恶梦……”他虽不愿细说这些恶梦的具体内容，但这些恶梦他是肯定做过的，而且做了整整一年！

　　尼采在《超越善与恶》中曾说过一句富有哲理的话：发生于日光之下的，必将回到黑暗中去。当然，发生在黑暗中的也必将回到日光下去。马思聪的恶梦，则是发生在日光下的黑暗回到了黑暗中的黑暗。反复循环。

　　人做恶梦有几种情况。

　　一是在经受了极度的恐吓或不幸后，大脑中有关的部位受到了突发的强刺激而经常会用梦的形式来释放。这是人生理病理上的一种常见的现象，并不奇怪。马思聪的恶梦就是这一种。他整整做了一年，可见他虽说不愿再回忆“文革”，而实际上那段生活却一直骚扰着他。越是不愿说，越是要由另一种形式去释放。整整一年啊，每夜做恶梦，确实已形成了一种病症。马思聪称之为“文革后遗症”，很贴切亦很苦涩。这种恶梦是环境强加给他的，希望人们永远不再成为这种环境的一分子，每个人都要认真消除“文革”的后遗症！

　　另一种做恶梦的情况是属于非常规的，那就是做梦人生活得很正常，没受过任何惊吓或刺激，突然在某个夜里做了一个恶梦，惊醒后怎么也联想不起之所以会做这个恶梦的原因。遇到这种情况就应引起自己的注意。如果恶梦惊醒后难以回忆起恶梦的具体内容，也就是说梦境是模糊不清的，那就最好去检查一下自己的身体，看看是否是病理的反应。如果说恶梦的梦境十分清晰，那就该联系一下自己的亲友，联系一下自己准备要做的事，看看有什么要注意和预防的。梦的类型中有一种属于“超感”型的，往往对当事人有预示的作用。对此虽有各种说法，有人信，有人不信，有人将信将疑，但小心些、预防着些、检点些总有好处的。当然，在一般情况下，这种奇怪的梦，在一个人一生中，也仅遇到一两次。没必要都往这上面去靠。

　　还有一种恶梦则明确是身体上某一部位产生病变的反应，对此，我们绝不能大意，应赶快去医院检查，及时治疗。当然，还有的人在行为上产生了“病变”，触犯了法律，做贼心虚也会做恶梦，这种梦境常常是自己被抓住了，或被人围堵着，唯一解救自己的办法是停止作恶并赶快去特殊的“医院”自首。否则，恶梦不休，直至发生在黑暗中的再回到日光里去。

　　做恶梦者更多的情况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偶然做了一个恶梦而已。但愿如此。

　　恶梦醒来是早晨。一九八五年，马思聪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可惜这个早晨对于马思聪来说实在太短了，马思聪还来不及回归，两年后就病死他乡。

　　恶梦对人来说总不是好东西！

　　而马思聪还是留下了一部《思乡曲》。这才是他自己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