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六卷）

第32章 “红都女皇”之谜

　　◎陈东林

　　提起江青，提起“文化大革命”，人们总会说起《红都女皇》这本书。据说是江青要求美国女作家罗克姗·维特克撰写的。可是，很少人看到过这本书。《红都女皇》是否真是罗克珊·维特克撰写的？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历史学家茶座》刊登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陈东林撰写的《“红都女皇”之谜》一文，揭示了此事的真相——

　　一九七二年七月十九日，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女教师罗克珊·维特克（Roxane Witke）应中国对外友协的邀请来到中国，目的是要了解中国妇女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她们的贡献。

　　据维特克在她一九七七年出版的《江青同志》（Roxane Witke：Comrade Chiang Ch′ing。Boston。Toronto：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77）一书中说，是中国驻外机构建议她“为什么不考虑研究年轻的妇女同志，特别是那些近几年提拔到中央委员会的女同志？还问我是否介意她和高粱代表我给北京写一封信，说我请求访问中国，研究革命的女性和文化。”后来她接到电话说：“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政府处理与其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事务的机构）已经邀请我在夏天方便的时候，以个人的名义访问中国，它将承担我在中国期间的所有费用。”

　　在北京，维特克顺利地采访到了邓颖超、康克清等人。对外友协将报告呈递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八月十日批示：“江青同志，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张颖：《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

　　八月十二日下午，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受了维特克的采访。陪同江青的还有姚文元、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张颖女士等人。江青十分兴奋地讲述了很多关于自己个人历史的内容，表现出希望维特克为她写传的强烈欲望：

　　关于我个人的历史，我的革命斗争史，我都可以对你谈。唔，还有不少罗曼蒂克的意思呢。

　　我们合作吧，我提供你材料，我给你说，你来写，我想你一定知道，美国以前有一位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他在三十年代写过毛泽东，写中国共产党，在西方一举成名。你很年轻，很有才华。你写我，写现代的中国，那就是第二个斯诺，你将举世闻名。

　　维特克受宠若惊，立即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江青还宴请维氏并一起到北京护国寺人民剧场看样板戏《红灯记》。当天她们一直谈到晚上十一时。江青还与维特克约定，在广州继续进行采访。

　　陪同江青接待采访的张颖等人认为江青所谈内容严重出格，时间也过长，向外交部领导做了汇报，部领导无可奈何。周恩来也十分伤脑筋，八月十七、十九、二十四日，连续三次召集陪同接待维特克的人员开会，商议对策。针对江青要谈解放战争历史的打算，周恩来对张颖说：“不要谈什么战争。你到广州以后把我的意见立即告之江青同志，只谈文艺。再见一次就够了。”还表示要维特克按期于二十八日回美国，不要再延期了。周恩来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来阻止这件事情。然而江青根本不听劝告，执意要谈，八月二十五日派专机把维特克接到广州。在总计长达六十多小时的六次采访中，江青几乎毫无保留地向维特克讲述了自己的历史，吹嘘自己在陕北和毛泽东一起指挥解放战争，并且把抗美援朝战争等军事地图和中央有关部门的内部文件提供给维特克，要求翻译和接待人员把全部录音整理成文字送给维特克写作使用。

　　江青在谈话中还津津有味地说起了毛泽东与贺子珍及她在延安的婚姻风波，刻薄地挖苦抨击贺子珍：

　　我听说你看过关于我和毛主席结婚的事，那是假的，说什么中央有个决定，那是假的。那完全是假的，完全是王明捏造的。当时是有人反对的，项英就反对，他甚至打了个电报……毛主席回电说：“我学孙中山。”

　　实际上贺子珍同志只比我大一两岁，是她要求离婚的，我不愿和你讲这个。毛主席不知道她去莫斯科，她到莫斯科后毛主席给她写了一封信劝她回来。其实在中央苏区时他们就已分居一年半了，非常固执，她不能理解毛主席的精神境界，不关心毛主席。比如我们打下一个城市，她马上就要进去，毛主席不愿意……你书里不要写这些。她什么工作也不做，毛主席让她给他剪报都不干。这是很大的矛盾。另外，生了孩子后她不要，给老百姓，现在我们有她生的一个女儿。是我把她从农民家里拣回来的。她要求去苏联，让她去了，那正是卫国战争时期，非常艰苦。她打孩子，苏联人看到她打孩子都以为她疯了，把她关起来了。她本来有个男孩，毛主席很喜欢，她也丢了。毛主席说，她连一个孩子都不给我留。（维特克：贺子珍的女儿叫李敏吗？）是的，她随我的姓。

　　说到在上海的生活，江青还细声细气地哼起了上海小调：“我呀我的小妹妹哩，舍呀舍不得离……咿呵呀嗬唉……哈哈，哈哈。”江青娇笑着说：“有意思，是不是？”

　　我一到上海呀，男朋友可多了。喏，就是追逐我的人，我都可以数出名字来，他们还使用各种手段哩。以后都成了知名人士，现在又被打倒了。哈哈，还是不说他们吧。有趣的一次，是你们美国人，是一个水兵，也许是喝醉酒了，摇摇摆摆在上海外滩走着，向我迎面走来，他站在我面前，挡住我的路，向我敬了一个军礼：两脚一并，咔嚓一声。我回头想走开，那家伙嬉皮笑脸地向我走近来，双手也伸过来了，哼，想占便宜！我抬手就给他一巴掌。他还是笑嘻嘻，又是咔嚓一声，敬了个军礼，还说对不起呢。你们美国人，还是懂礼貌的……

　　（张颖：《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

　　整理谈话记录的张颖觉得江青的话实在不堪入耳，就删去了有关贺子珍的一些内容。江青发现后大发脾气，后一想这些话由自己口中说出确实有损形象，竟然要张颖写成是张颖在延安听说的，被张颖拒绝。

　　十几万字谈话记录整理好后，分送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审阅。张、姚一字未改，退给江青。周恩来阅改后认为问题太多，不宜外送，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研究。周恩来在电话中对江青说：“关于你个人历史部分，已经送给维特克女士了。最近送来这些，过于庞杂，涉及面很广，一时也难予核对，是否可以不给或少给呢？”江青说：“这怎么可以，这里要讲个国际信誉嘛。”年底，周恩来召集有关接待人员会议，宣布：已经请示毛主席，记录不必送给维特克女士，一切工作都停止，所有记录稿全部清理封存，一份归入档案。（张颖：《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

　　此事到此已经基本结束。然而，一九七三年，香港有人写了一本《红都女皇》，以吹捧形式影射江青。流入大陆后，社会上传说就是维特克利用采访材料写的，引起了轩然大波。实际上，维特克写的书一九七七年才出版，名为《江青同志》。这时候江青已经入狱。

　　《红都女皇》事件当时在社会上不胫而走，沸沸扬扬。但中央是否有处理，始终是个谜。

　　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教授范硕在他的著作《叶剑英在非常时期》中记载说：后来中央决定，让一位外交人员不惜用巨金买下版权，把这本书送回国内。毛泽东看了后非常气愤，挥笔写道：“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立即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范书还说，周恩来看到毛泽东不过是在气头上，并没有下定处理江青的决心，只好“暂缓执行”（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这一批示后来被其他一些著作转引，范氏坚持自己曾经看到过毛的批示。但是《周恩来年谱》等书对此并无只字。

　　此事在中国引起了大风波，是毫无疑问的。有以下的几段记载为证：

　　张颖一九七三年到加拿大任政务参赞，年底听国内来的代表团有人说，“现在国内正闹着《红都女皇》，为这江青还挨了批评。又说美国有个女记者采访江青后写了这本书，现在全国都在追查谣言什么的。”张告诉他说：“据我所知，那是在香港出版的一本书，可能是一个女华人写的，吹捧江青，说江青将要成为一个女皇了。但这与维特克采访江青完全是两回事。”一九七四年秋末，张颖回国，了解到“全国追查谣言的事还没有完全平息，而追查的确实是维特克与江青的谈话内容”。她从外交部有关人员听到一种说法：不知道是谁把江青与维特克谈话中有关《红楼梦》的部分传抄出去，恰恰《红都女皇》也传开了。可能是江青怕把两件事搞混了，要收回有关《红楼梦》的讲话。“尤其令我吃惊的是，我们当时保存在保密室的江青与维特克谈话的记录材料，全部被江青搬走了。”

　　这时候，张去看望叶剑英，叶忽然转变话题问：“江青和维特克那次事情怎样结束的？”张告诉他江青把外交部封存的所有记录材料都搬走，而且烧毁了。叶只自语说：“这事有蹊跷。”（张颖：《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由此看来，这时在中央还没有就江青见维特克一事做出正式处理，至少在政治局范围没有，因为连叶也不知道详情。据笔者所知，许多当时的政治局委员“文革”后也表示不知道毛泽东对此事有否批示。

　　但是，也有些记载认为当时中央确实有强烈反应。朱德的孙子在回忆录中说：

　　有一天，爷爷的秘书送来一封给爷爷的信，打开一看，是反映江青问题的。江青在一九七二年八月下旬曾经接见过一位美国女学者维特克，谈了一个星期，吹嘘自己，于是，就有了根据维特克这次采访出版的书《红都女皇》，在世界上影响很不好。

　　爷爷看了信，感到问题性质严重，江青胡乱说话，影响竟然跑到国外去了。因为她是主席夫人，颐气指使，谁也不敢惹她，所以才把问题反映到这里来。爷爷觉得不能把问题压下来，就画了圈，写了：此事重大，须慎重处理，并报送主席。

　　据说，毛泽东看了《红都女皇》，气愤难抑，写了对江青的批示“分道扬镳，撵出政治局……”（朱和平：《永久的记忆：和爷爷朱德、奶奶康克清一起生活的日子》）

　　此说虽然把《红都女皇》与维特克采访混为一谈，但确也说明中央领导人中当时有人反映此事。购买维特克版权一事，也有雪泥鸿爪可寻。

　　粉碎“四人帮”一周后的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二日，华国锋、叶剑英等接见上海马天水等人时，华国锋在讲话中历数江青罪状曾说：

　　江青和美国女作家维特克谈话，谈了六次，贬低主席，内容下流。“四人帮”逼着外交部交出，特别是王洪文主持工作，他亲自写信，找乔冠华把材料要回来。后来中央决定，我们花多少钱也要把这本书的版权买回来。

　　粉碎“四人帮”以后，张颖又受到叶剑英召见，要她把当时的记录与情况整理出来。外交部成立了由张颖负责的材料小组，宣布：“现在部里有责任和必要向中央整理和审查江青一伙的组织，把江青与维特克谈话的经过情况整理出来。”李先念也就此事接见了张颖等人。据张颖回忆，此后还有一些传言，说周恩来为避免维特克书出版的不良影响，令中国驻联合国有关人员，用高价收买维特克版权，使之不能流传。张认为“据我当时所知绝无此事”。更为离奇的是，一九九二年张接到美国友人陈香梅寄来的美国中文报刊《时报周刊》，内中有文章称通过采访维特克，了解到的内幕是：周恩来利用江青好出风头的特点，刻意安排了维特克采访江青，并让亲信张颖陪同，据此写成《红都女皇》在香港出版，然后周转呈毛泽东，激怒了他，从而使毛、江疏远……（张颖：《江青与“红都女皇”事件》）。这种说法当然是荒诞至极的，为人谨慎的周决不会出此下策。

　　综上所述，我们虽然不能完全解开《红都女皇》之谜，但也可以得出一个基本分析：一九七二年江青在接受维特克采访时说了很多极不得体的话，特别是有关毛泽东在延安的私生活，影响很坏。但当时因为记录稿没有传出去，并没有立即产生风波。而一九七三年以后香港《红都女皇》的出版，成为导火索，中央有人联系起来向毛反映。可能在很小的范围，比如毛、周、江之间，有过内部处理。

　　至于毛泽东的那段“立即撵出政治局”的批示，为什么没有在粉碎“四人帮”时作为最有力的“上方宝剑”公布？仍然是个谜。

　　尽管如此，可以想见，当毛泽东看到江青对维特克的信口开河、肆无忌惮的谈话记录，并联系起香港出版《红都女皇》的恶劣影响，肯定是怒火中烧。毛泽东过去就对江青作风和为人颇多不满，只是由于晚年发动“文革”的政治需要，才信任支持江青并容忍了她的一些做法。“文革”后期，这种需要逐渐淡化，大概更多地是出于维护形象的考虑了。因为，江青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图腾，无法割裂。这也许能够成为从一九七二年以后毛泽东多次批评江青、与之疏远，但又不能下决心予以处置的一种解释。

　　周南口述：许家屯叛逃

　　周南曾参与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他和许家屯先后担任过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一九九〇年他接替许家屯赴香港之际，许家屯叛逃国外。在《周南口述 遥想当年羽扇纶巾》（宗道一等编著 齐鲁书社出版）一书中，周南介绍了当时的经过——

　　说到一九八九年“六四”风波，我还记得一件事。当时新任外长钱其琛正出访拉美各国，就由我暂时代理主持部务。六月六日，奉命执行戒严任务的解放军某部经过建国门立交桥的时候，突然遭到从立交桥旁边外交公寓大楼上方的枪击，还造成了伤亡，部队就包围了外交公寓大楼，准备进去搜寻凶手。大楼附近值勤的外交人员服务局局长用手机跟我报告了情况，说：当时楼内的某些国家的大使正想率领一些驻华使馆人员家属冲出大楼，如果不小心，就会造成重大的外交事件。我得到报告后，马上向有关部门领导汇报了全部情况，没有得到明确答复，我就千方百计找到了有关的最高领导，跟他说明：根据日内瓦国际公约的规定，使馆人员和他们的住地不应受到侵犯。如果戒严部队怀疑开枪的人在外交公寓里，应该让北京市公安部门进行侦讯，部队不能擅自进入外交公寓搜寻。包围外交公寓的部队应该立即撤走，以免造成严重的外交事端，影响中国的国家声誉。领导采纳了我的建议，下令撤走包围外交公寓的部队。

　　在这之后，姬鹏飞找我谈话，说是最高领导的意见，要我去接替许家屯，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并要我考虑一下，给他个正式答复。我考虑了一天，心想：既然是最高领导要我去，那我就去！就作了正式答复。而在我上任后不久就发生了许家屯出走叛逃的事件。

　　许家屯历来善于搞政治投机，在“文革”中他就和江苏的造反派结合在一起，反对江渭清、管文蔚、惠浴宇等“江苏四老”。江渭清是参加了平江起义的老红军干部，曾任华东野战军六纵政委，解放后长期担任江苏省委书记。他写的回忆录中提到许家屯在“文革”中搞政治投机的事，说许“揭发这个，揭发那个”。他叫人上街抄大字报，然后编排拔高，变成他的揭发材料，就有三十万字，以此表示他站在‘革命路线’的实际行动。后来许家屯与造反派结合当上了江苏省委书记。在江苏的一些新四军的老同志对他意见很大，他呆不住了，又活动到香港去工作。

　　许家屯贪图物质享受，到了香港这花天酒地的地方，很快就“投降”了。他向赵紫阳要了一亿美金，说是要按照香港方式办企业，取得经验。他组织了一个公司，把自己的亲属都塞进去了，结果公司破产，亏了公家，肥了自己。

　　后来，各方面对他的意见反馈到上面，大概是一九八七年，反映给姬鹏飞，就让他回来，开过一个小会，港澳办的人给他提意见，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还出简报，他很紧张，以为要撤他。后来又发生了几件事情：一个是大亚湾核电站。那时候有的国家的核电站出了点事故，但是总体上是安全的。香港的一些人就趁机鼓噪，说大亚湾离香港太近，出了事故会殃及港人，搞签名运动，说签名人达到多少万了，向我们施加压力。这个时候，许家屯害怕了，他给中央发电报建议迁址，说否则的话还要闹得更大，签名要达到五十万人了。小平同志很不高兴，说：他们那么一闹，你就迁址，如果将来再搞个签名运动反对香港回归你怎么办？你也让？把他给驳回去了。我记得那时候是夏天，赵紫阳在北戴河传达小平的指示，我当时在场，许家屯也参加了。赵紫阳讲到，小平说不能让步，其实签名的人多一点少一点都是一回事，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结果顶住了，也没事了，闹了一阵子就过去了。

　　第二个是在“八九政治风波”之后。英国人策动一些人找许家屯提了一个荒唐的建议，说香港不要急着收回，还是让英国继续管治，香港方面设法凑钱，给中央一年十几个亿，或者更多一些献纳，搞变相的租借。这不是等于中英《联合声明》作废了吗？但许家屯居然在内部讲这是个“大政策”，并反映给北京，中央很恼火。许家屯在“八九政治风波”的过程中又搞了一次政治投机，搞得香港的我方人员思想很混乱。在他的影响下，我们报刊言论的激烈程度甚至超过了一些反华报刊。当时国务院港澳办公室有一位副主任李后，在他的《回归的历程》书中有一段写到许家屯：“他个人专断，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擅自对外发表意见和采取行动，在组织上怀有浓厚的宗派情绪，培植和安排亲信，排斥和打击不同意见的干部。结果弄得民怨四起，使在香港工作的干部，纷纷向北京反映对他的意见。”这时中央考虑许家屯已七十三岁，年龄过线了，就决定调他回来。

　　中央本来让我在一九八九年年底就去，可当时许家屯不愿回来，说调他走可能会引起香港股市波动。中央领导人认为他提出的理由非常可笑。我提出是不是过了春节我再去，给他点时间。过了春节，我上任之前，先到深圳。许家屯，还有几个副社长，一个一个过来介绍情况。这个期间新华社就公布了任免情况，香港股市一点波动也没有。

　　结果，许家屯就赖着不想走。他说：不让我在香港，我就在深圳住下来，我还要研究香港的问题。中央没有同意，说南京已经给你搞好房子了，还有车。你愿意到北京住也可以，要回南京也可以。他是南京来的，就不要在深圳了，中央也怕他干扰我们那边的工作，他更不满意了。事先他就把写着官衔的红皮护照交了，回来之前又找外交部驻港签证处要了一个不带官衔的红皮护照。后来签证处批给他了。为什么给他？他说当时中央有特殊任务给他，签证处也不知道。我已经上任几个星期了。有一天，他在深圳把他夫人骗走了，跟他夫人讲：车票定好了，我今天晚上送你到车站，你回南京，行李也带去。我还要跟香港两个客人谈话，一两天之后我也回去。但是，送走了自己的夫人以后，许家屯当晚就和他的姘头一起逃跑了。连他的孙女都看透了他，后来公开对香港传媒批评揭露了他，并说：“他这个人很不老实。”香港那边有什么人接应许家屯呢？有一已为西方反华势力收买的人接应他去了美国洛杉矶。据说，到了那里，许家屯又出卖国家机密，中央很快决定将他开除党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