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六卷）

第34章 末代皇帝轶事两则

　　◎新凤霞

　　中央编译出版社最近出版了新凤霞著的《我和溥仪》一书，此书记载了新凤霞“文化大革命”期间，和溥仪等人一起下放劳动时的所见所闻，以下是其中的两则——

　　头一次说谎

　　一天劳动休息时，皇帝溥仪开口问：“新凤霞，你老是休息时打毛线打个不完，都是给谁打的？”

　　我说：“丈夫、孩子、爹妈……”

　　皇帝溥仪说：“听说你丈夫是作家，是爱国的文人，我们在一九六二年一起参观故宫，爱国人士捐献国家文物，也有你丈夫家的国宝哇！他姓吴对吗？”

　　听皇帝都知道，我就说：“是……唉！可现在一家分了几处，丈夫关在河北省团泊洼，两个儿子一个上山下乡去兵团，一个去插队。女儿被阿姨带走了，八十岁老婆婆一人在家看家，我被关在单位牛棚，就靠天天时时打毛线把我一家人编织在一起了，坐定了都不知应当先想谁呀！人都要发疯了！自己找点安慰！给丈夫打毛线，想着丈夫穿在身，给儿子打毛线想着儿子，他们的温暖也捂热了我冰冷的心哪！”

　　皇帝溥仪听直了眼，他用手擦着下意识流下来的泪，小声说：“我三岁登基那天，我父亲就成为摄政王掌权管理国家，我一步步走向犯罪，就和家人相隔万里再无音信了。直到一九五一年后，才知道父亲去世的消息，我那时头脑已麻木了，不知道亲人离去而难过，挂念亲人。父亲先后正式娶过两个福晋，就是老百姓说的妻子，新的说法称爱人。正福晋瓜尔佳氏是慈禧的心腹——荣禄的女儿，是我生母，还生了弟弟溥杰和三个妹妹。侧福晋邓佳氏生了六个子女，因此我的弟弟妹妹是很多的。我的处境也无法讲了！看见平民百姓对亲人家庭的情义，我很羡慕。”

　　我问：“这次‘文化大革命’，你的家庭亲友也有遭难的吗？”

　　这一问，皇帝一下子脸变得灰白，吓得双手摆着，声音更小了，说：“可遭了大难了！我的年迈七叔载涛一家，弟弟妹妹家等等一个也没有少，全被抄了。一个大的运动啊！家家都有事，我们这个旧皇族能少了吗？连你们这些艺术人家都没有逃脱，何况我的家族是旧封建的遗老遗少哇！不过他们已都是自食其力的劳动公民了，也是人民给培养的本事。唉！这也是中国历史以来多灾多难的封建遗传，一人有事，就总是株连家族哇！中国民族是有道德、有民族自强心的！有吃苦耐劳的骨气！不然叫清朝这样糟踏，早就亡国了啊！民族自尊还是很可贵的！只希望不要再拾起那些落后愚蠢的封建旧东西了。真该相信人民啊！唉！我也被改造得知道同情人民了……中国人很好，知道国家甘苦不易！我这个过去的封建旧头子，都有了新觉悟，平民百姓还有什么不可信赖的啊？”

　　我听皇帝说得很有道理，我说：“爱民如子，不能怕民如虎。我说有些基层当官的真可恨，他们喜欢发明创造，举一反三，上头说整一个，他借机报私仇整十个，上边打一下，他打一百下，伤民心的事就是这些人干的哪！”

　　皇帝说：“中国人真是灾难重重啊，老百姓疾苦是应当体谅……”

　　这时看管人走过来，他从表面情绪看出我们在发牢骚，就问：“溥仪、新凤霞，你们在说什么？”

　　这时溥仪吓了一跳，双手抱着腮，被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杜聿明大声说：“溥仪，你又牙痛吧？”

　　溥仪马上回答：“是……是……牙又痛了，哎哟……”

　　我说：“快去人民医院，今天是星期六，早去好，不然要耽误一天，等到下星期一才能看病。”

　　看管人也大声催说：“溥仪，你牙痛去看病吧！快……去吧！”

　　我说：“我也要去人民医院取药，下班咱一道去。”

　　我跟溥仪一道出来，坐了一站七路公共汽车，皇帝小声对我说：“我不牙痛，这可是我头一次说谎啊！”

　　两张纸

　　我和沈醉、溥仪、杜聿明、杜建时在全国政协后院劳动，是对我的照顾，我是中国评剧院派去支援他们劳改队的。我很高兴去，因为这群人都很和气，又都是男人，唯有我是女人，肯定会照顾我。他们也都很随便，看管的人也睁一眼，闭一眼，干活时间不多，也不累，休息时也随便说笑，赶上和气的看管人，还跟我们一起聊天。

　　沈醉爱说爱笑，也会干活，在一次休息时，沈醉对皇帝溥仪说：“咱们劳动干活，饭吃得多，身体也好，吃饱说说笑笑。啊！老溥，你是咱们这个队里最有名气的人。”

　　溥仪笑了笑说：“屎壳郎坐上大轮船。”

　　杜聿明惊奇地问：“什么？”

　　溥仪说：“臭名远扬了。”

　　“哈……”大伙都笑了，这句俏皮话说得多么有意思呀！

　　皇帝笑得前仰后合，他得意地说：“咱是新人要讲新话了。”

　　沈醉又逗皇帝说：“皇帝不单平民化，还有了新文化了……”

　　杜聿明慢条细理地说：“老溥是有新文化，又有平民化，他娶了个平民妻子，又在文化俱乐部北京有名的文化厅结的婚，还去了很多文化人哪……”

　　文化俱乐部，这个地方是当时北京很有名气的文化人聚会的地方，在以前是欧美同学会的旧址。我当年也是在这里结婚的。

　　皇帝笑着神秘地从制服口袋里拿出两张纸来，可是又怕大伙看，又有意地躲闪着，双手把纸收进口袋里。沈醉热情，也痛快，小声说：“嘘……别这么躲躲闪闪，叫看管人看见要遭难哪！”皇帝听了，害怕地从口袋里慢慢拿出来两张纸，原来是他结婚时万枚子送他的诗：

　　难忘锦阏蒙尘日，末代君王命可知。

　　岂意十年沾泽后，居然再世脱囊时。

　　议坛啧啧传佳话，枕边喁喁喜并枝。

　　寄语西湖贤淑女，交融汉满好扶持。

　　回忆当年祝大婚，清心涤骨作新人。

　　倾读密迩相知永，起舞翩跹互爱深。

　　自有金针期寿考，还将银表共寒温。

　　新华韵事超今古，红烛高照念党恩。

　　那时皇帝最大的安慰是有了一个新的家，因此他把这诗抄写在纸上，带在身边当他的护身符。当时最忌讳纸上写东西，被看管人看见就说是写反动的什么……皇帝拿给我们看，我说：“万枚子先生我认识，他是最热情也最爱写诗的有学问人……”

　　但为了这两张纸，可真是招了事，监督看管人注意到了，大声叫：“溥仪，你过来……”

　　溥仪吓得哆哆嗦嗦连脚步都迈不出去了，看管人狠狠拉他的胳膊，说：“你写的什么反动言论？拿出来！快拿呀！”

　　皇帝吓得不敢回答，也不敢动，我们在一边觉得这人太老实了，拿出来也没有关系。

　　看管人问：“你们快揭发溥仪，不许互相包庇，订攻守同盟啊！他写了什么？为什么不敢拿出来见见天日，一定是反动的！为什么他不敢交出来？”

　　杜聿明、杜建时、沈醉等都没有什么表示，大家都心里明白。这时皇帝翻眼看看沈醉，这下子看管人目标转向沈醉，问：“沈醉，你知道他的纸上写的反动的字！说！快说呀！”

　　沈醉这人可真是脑子快，他说：“是溥仪结婚的诗，‘回忆当年祝大婚，清心涤骨作新人！’……”一下子大伙都轻松了，看管人相互看看点点头，伸手向皇帝说：“行了，你拿出来，要不拿就是见不得人的反动的。”

　　皇帝从口袋里拿出来交给了看管人。看管人翻过来调过去看看笑笑，扔在皇帝面前说：“你这个封建皇帝还有点人情味呢！”看管人说完就走了。

　　沈醉说：“老溥，你快拾起来呀！”

　　皇帝看看不敢动，沈醉帮他拾起替他装进制服口袋，皇帝向沈醉深深鞠躬说：“谢谢沈先生，你真好！”

　　我们大伙也都笑了。大伙端起各自的碗喝茶，总算没惹出批斗祸来。

　　孙正平：不是我打的“小报告”

　　中央电视台体育部的记者分外引人注目，他们本人经常也会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黄健翔一声“意大利万岁！”激起一阵风波，他本人也因此离开了中央电视台。网上和坊间传说，黄健翔的离开，是因为他的领导孙正平打“小报告”的缘故。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孙正平在他所著的《声涯》（华艺出版社出版）一书，谈了自己的看法，现摘录如下——

　　二〇〇六年年底，由于播音组同事黄健翔的辞职把我卷入一场轩然大波的事件，既让我不明所以，也让我重新认识了网络传播的不可限制、不可预料和不必负责的特殊性，以及对电视、报纸、广播等传统媒体形成的冲击。在黄健翔辞职之后，一封被认为是“小报告”或者“告密信”的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编辑内部文件被网络上广泛传阅，但原文中的落款“编辑部”，不知道为什么被一个丧失原则和良心的记者公开时变成了，而且被指出“这是由资深体育评论员孙某某所写的”。他在博客上还写道，这是导致黄健翔离职的直接原因。

　　一时之间，我的手机几乎被打爆。二〇〇六年多哈亚运会之前的那段时间，我每天都要不停地接听媒体记者的电话。很多网络媒体的朋友，希望我能站出来，把所有的事实真相公布于众。但第一考虑到台里的态度，第二也考虑到我的为人准则，最终没有答应。

　　时至今日，黄健翔辞职事件早已经尘埃落定，他也已经在凤凰卫视找到自己的新位置。但关于我与黄健翔，关于在所谓的“告密信事件”中的真相，我希望最终能够说清楚，让更多的人了解事实。

　　黄健翔是在一九九五年通过考试招聘进中央电视台。健翔进台之初，工作量不大。那时，他为人也比较谦逊。随着时间推移，上节目逐渐增多之后，他开始显示出了和我们这个时代的播音员的不同。我觉得他和我们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不像我们受时代的影响比较深，留有多年没有更改过的解说方式和播音习惯。当然，这里面还有一种对足球的认可和理解。广大的球迷可能在这么多年里已经听惯了我们的发音和解说方式。在这样的情况下，黄健翔的解说就像刮起了一股清新的风，虽然他的声音条件一般，但他对足球的理解、感悟，使他有时候能以球迷的心态和方式提一些问题，无论是反问还是设问，都能激起球迷的共鸣，很快就得到了球迷们的喜爱。健翔很快就走红了。

　　他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渐渐地我们也发现，健翔是个个性很强、也比较固执的人，他自己认定的事情，绝对不会改变。有时候观众把电话打到办公室，反映一些足球方面的意见，他的反应非常激烈，态度和他刚进台里已经有了明显的不同。我们每周二要开例会，但他参加的次数很少，有时候来了，也缺乏应有的精神状态。台里对他的某些表现有时也很生气，也曾责令他写过检查。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体育中心出了一本书，叫《金话筒的诉说》，几名主持人、播音员要一起到成都去签名售书。当时他正好出了自己的第一本书，两本书的推广可能有点冲突。当时正在搞签名活动的时候，健翔突然就走了，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体育中心的副主任问我：“他怎么走了？”我立刻给健翔打电话，我在电话里说：“健翔，不管发生什么事儿，现在是咱们中央电视台在推这本书，咱们是以中央台体育播音员的整体形象出现的。你赶快回来，咱们把这台戏唱完，有什么事情回去再说。”十分钟后，他真的回来了。所以，我们之间，虽然谈不上有多亲近，但彼此还都比较尊重，从来没有过怨恨。

　　现在说到黄健翔的“辞职事件”和所谓的“告密信”，实际上不存在我和他个人之间的问题。体育频道竞赛部播音组从原来的十几个人扩充到现在的四十多人，必须有章可循，加强和完善管理制度。我们刚刚出了一本册子，建立了一些守则。在那个时期，台领导正在强调狠抓播音员、主持人的纪律操守，一切要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当时台领导不满一些播音员、主持人出去走穴和拍广告。就在这种背景下，健翔仍然继续在外参加一些活动，台领导很恼火，就责成体育频道的领导去调查并上报情况。最终，体育频道编辑部向台里上报了一份情况材料，就是网上谣传的所谓“告密信”。事实上，这是组织对组织之间、内容完全属实的一份情况报告。可是网络上谣传这是我写的，落款处的“体育中心编辑部”也被改写为“体育中心×××”，或者“体育中心S××”。

　　事出之后，我的很多朋友，包括北京的不少平面媒体，也包括新浪和央视国际网站，都给我打了电话，想让我说一说真实情况。当时我想说的主要有三点：第一，这是体育频道编辑部向中心提交的一份正式报告，在整个体育频道领导的会议上都被传阅过。第二，这件事情从始至终，为什么都是别人在说孙正平或者S君如何，黄健翔自己却自始至终没有提到过我与这件事有关，为什么其他人那么起劲。如果健翔对此有怀疑，他应该自己站出来说。第三，很多人说黄健翔是因为这封信被台里处理的，但中央电视台作为国家大台，台领导不会幼稚到仅凭一封所谓的“告密信”或者“检举信”，就处理一名骨干解说员吧。

　　到了多哈之后，孙玉胜副台长特意召开了全体主持人、播音员和我们特约的世界冠军级评论员会议。台长特地提到了黄健翔事件，他说：“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以后中央台的播音员决不允许再出现这样的情况。这次大家要在老孙的指挥下把任务完成好。”我觉得台长的话也算是对我的一种信任和安慰。在多哈期间，媒体的朋友对我特别热情，大家可能觉得我受了不少委屈，所以对我格外地关照。

　　这件事的前后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