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CT

第2节 成本问题

　　中国历史上，每一个大帝国的末代，都有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令人扼腕的是，这些起义最后都归于失败。包括我们现在所说的黄巾起义在内，没有例外。

　　为什么？

　　关于这个“为什么”，古代、现代，官方、民间，历史学、文学，正式、非正式，给出了很多说法。

　　经典的说法是，农民起义之所以归于失败，是因为农民兄弟们没有远大的革命理想，没有坚定的革命信念，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掌权后又容易腐败堕落，同志间容易自相残杀。

　　当然，这些说法肯定是对的，而且绝对不可能是错的。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像曹操、李世民、赵匡胤们，他们连革命的边都沾不上，更谈不上什么远大的革命理想、坚定的革命信念，况且还属于腐朽、反动、落后的阶级，为什么他们能在大混战中取得最后的胜利，建立自己的帝国？

　　似乎，仅仅用革命性、阶级领导这些概念，并不能解释问题的全部。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把视角放宽一些。

　　现代管理学认为，从事一项活动，是需要花费成本的，而且活动主体必须具备一定的技能。现代管理学的这个基本理论，倒是可以从某个侧面直观地解释历代农民起义的失败。

　　同做任何事情一样，战争是要消耗成本的，而且是高成本的。打仗要有队伍，队伍里的兵将们不能空着肚皮去打仗，也不能赤手空拳去打仗，还要跑来跑去地转战东西南北。这就需要粮草、武器（包括作战的马匹）、运输，这些都是要付昂贵成本的。

　　起义的农民兄弟们付得起这些成本么？

　　首先，他们没有存粮。如果他们有粮食，就不会冒杀头、灭族的危险去干造反的活。险恶的战争环境和自身弱小的力量也不允许他们安顿下来种粮，等来年丰收填饱肚皮再去打仗。那么，粮食从何而来？抢。政府的、地主的、老百姓的粮食都抢。

　　抢到了粮食，顿顿饱餐，甚至挥霍浪费，随地丢弃践踏。抢不到粮食，就吃树皮草根，或者再到另一个地方去抢。抢劫的转移过程，在农民自己看来，叫做战略转移；在政府看来，叫做“流寇”——边流动，边抢劫。实在没有粮食可抢，维持不下去的时候，几千人甚至几万人的队伍往往一哄而散。

　　其次，他们没有武器。原来，他们维持粮食生产和再生产的工具是锄头。现在，社会简单再生产也不能维持，他们只好丢掉锄头，拿起维护生命的工具——武器。武器从何而来？那个时候，铁是稀有资源，武器又受政府管制，只好从官军手上抢来或自己打造。

　　民间制造的武器系统，肯定没有官营兵工企业生产的精良、精致。赤手空拳、未经训练的农民，要从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国防军手上夺取武器，肯定夺不到很多，而且代价惨重。

　　再次，他们还有沉重的家庭、家族负担。农民造反，几乎都是拖家带口，甚至整个家族加入队伍。原因有二：一是青壮年男子参军参战，妇孺在家中无法维持生计；二是留守的家属可能会被政府、政府军“三光”，不得不如此。

　　比如，公元192年，曹操征服青州黄巾，降者一百余万，其中适合从军作战的精壮男子三十万被编入曹操军队，说明参加民变的人数至少是作战人数的四倍。一个战士平均要养三个家属，粮食就更成问题，行军作战的效率肯定极其低下。更重要的是，拖家带口的战士最容易掉队、逃匿、溃散。与填饱了肚皮、来去如风的国防军比较，农民军的战力可想而知。

　　打个比方来说，维护一栋破房子需要很高的成本；拆除这栋破房子也需要很高的成本；拆除后建一栋新房子需要更高的成本。

　　我们的农民兄弟，看到他们家的房子实在是太破，实在是无法栖身，就动手拆，根本没想到成本的问题，也没想到，还有几个凶神恶煞般的钉子户，等着他们来拼命。

　　说到统治成本，倒让人想起两个可恶可怜的皇帝和他们短命的帝国：嬴政和秦帝国、杨广和隋帝国。

　　秦始皇、隋炀帝的罪证，除滥杀无辜、残害忠良以外，第三条就是好大喜功。秦始皇的好大喜功，主要是指修长城、驿道、宫殿。隋炀帝的好大喜功，主要是指修长城、运河、行宫。

　　当然，像嬴政、杨广这样修豪华办公场所、游乐设施，尤其是在这些民脂民膏筑成的豪华场所里，与二奶、三奶乃至千奶、万奶鬼混，肯定是不地道、不正义，应该受到谴责的。这不用多说。但说秦始皇、隋炀帝修长城、修驿道、修运河就是好大喜功，未免太简单了点，至少是太直观了点。

　　长城是防御工事，其目的是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驿道就是那个时代的高速公路，运河可以大大地节省运输成本，这些都是很超前的理念，也符合如今还在提倡的跨越式发展模式，不能说不正确。

　　不管后世之人怎么厌恶、谴责秦始皇，不管他怎么残暴，他在当时和后世都是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隋炀帝也是呱呱叫、梆梆响的一流人才。本来，他们都可以做一个优秀的统治者。让他们成不了优秀统治者的原因，是他们没有经营的概念和理念。

　　政治家玩的是政治挂帅，人定胜天，不知道经济是政治的基础，反而说政治是经济的灵魂之类。政治家闹的是灵魂革命，不知道老百姓是为了肚皮闹革命。

　　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往往是蹩脚的经营者，杰出的经营者往往也成不了政治家。

　　一个合格的经营者必须懂得成本概念。秦始皇和隋炀帝头脑里根本就没有这个概念；即使头脑里有成本这一概念，对这个概念的理解也似是而非。至少他们不懂得这样一个道理：成本分为创业成本（也叫设立资金）和运营成本。

　　秦始皇他们只考虑到运营成本，而没有考虑到创业成本，想用一次性投入过大的创业成本（修筑驿道、运河、长城的费用），去节省可以分次投入的运营成本（运输费和战役开支），结果过度地透支了成本，耗尽了早先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国库空虚，财政失控。

　　那就再进一步地去榨取民脂民膏，进一步地征发租税徭役，加上官僚、地主、商人在其中的上下其手，导致大批自耕农的破产，整体破产的自耕农揭竿而起。

　　事实上，秦始皇和隋炀帝的“好大喜功”，是一种需要——客观需要。秦始皇、隋文帝（隋炀帝杨广的老爹）各自建立他们的大帝国之前，都是几百年的混战。语言文字乱了，流通货币乱了，度量衡乱了，民风习俗乱了……一切都乱了。

　　统一的大帝国建立之后，就必须对这些乱成一团的东西进行梳理、整顿、统一，还要建立四通八达的交通通讯系统，否则，新王朝不能生存，会退回到一锅烂粥中去。

　　做这些事，都是要花成本的，而且是高昂的成本。这种成本又分为政治成本（触犯既得利益者）和经济成本，导致人心思乱、财政枯竭、农民整体破产，结果是一个字——乱。

　　可以说，秦帝国和隋帝国这两个巨人，都是由于透支成本，失血休克而亡，秦始皇和隋炀帝的暴政和好大喜功，只是透支成本的具体做法而已。

　　捡便宜的是刘邦和李世民，汉帝国、唐帝国分别是秦帝国、隋帝国的借尸还魂。就像一个老农民透支体力，劳累而死，却把儿子培养成大学生，在城里过上了好日子。

　　没钱的人付不起成本，钱太多的人超付成本。结局都一样，公司倒闭。

　　如果把农民起义比作开公司，不仅成本过高，而且创业资本和运营资本都是“借”来的。过高的成本导致资不抵债，只要现金流一断，公司玩完。这里所说的现金断流，即是指农民军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情形。

　　以上关于成本的论述，只是经营方面的考虑。一个公司，要有效地经营，必须进行有效的管理。管理不仅需要成本，还需要技能。

　　中国的农民，大多数是小自耕农，其生产、经营活动独立、零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需要什么组织、协调、控制。农民种地，靠天吃饭，几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谈不上复杂庞大的计划。农民种地，个体劳动，简单明了，谈不上协调和控制。

　　起义军的领导者来源有三类：个体农民（如陈胜、吴广）、流氓无产者（如刘邦、朱元璋）、落魄书生（也是痞子书生，如黄巢、洪秀全）。这些人，既没有管理方面的职业培训，也没有组织、协调、控制方面的实践经验。一夜之间，拉起一支几百人甚至几千人的队伍打家劫舍，管理方面还可胜任。骤然之间，队伍滚雪球般地壮大到几万人、几十万人，别说实施有效的管理，看着这些成山成海的人，领导者的脑袋就会地球般地旋转，大脑中糨糊一桶。

　　除了管理的技能以外，起义军的战争技能也是一片空白。当然，不排除农民中也存在军事天才，培养出几个杰出的军事将领。但培养优秀将领需要时间和过程，前提是农民军在起事的最初阶段能幸存下来。何况，把目不识丁的人培养成优秀将领，付出的代价肯定是惨重的。

　　邓小平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还可以说，管理技能也是生产力，同时还是战斗力。

　　不管怎么说，至少可以说，成本的无力支付以及管理技能、战争技能的缺乏，是起义军失败的直接原因，与理想、信念、阶级领导之类的高尚因素关联性不大。晚清金田起义，洪天王的农民军与曾国藩博士的农民军干一场，曾博士的农民军胜。至少可以为胜败成本说、技能说提供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

　　既然农民起义几乎总是注定失败，为什么农民兄弟们还是不断地要造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