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CT

第2节 难兄难弟

　　草包哥哥

　　在东汉末期，袁绍是名头最响的读书人，达到了名士的地步，而且是独步一时的名士。年轻的时候，曹操也与袁绍不可同日而语。

　　袁绍为汝南郡汝阳县（今河南省汝南县）人，为当地世族大户。有学者说，二袁是亲兄弟，也有学者说他们是堂兄弟，为此打了不少的口水仗。

　　其实，上述两种说法都对。

　　袁家的发迹始于袁绍的高祖袁安，东汉章帝时做到司徒。袁绍的谱系是：袁安→袁京→袁汤→袁成→袁某（早夭，史未留名）、袁绍。袁术的谱系是：袁安→袁京→袁汤→袁逢→袁基、袁术。袁成、袁逢是亲兄弟，那么，袁绍、袁术就是堂兄弟。

　　只是有些读史的人忽略了一个细节：袁绍是袁逢的血亲长子，但为庶出。袁成儿子早夭，自己也短寿，袁逢便把他的庶长子袁绍过继给袁成续宗。

　　所以，从血缘上看，袁绍、袁术是亲兄弟（同父异母）；从宗法上看，他们是堂兄弟。《三国志》和《后汉书》都说袁绍是袁术的“从兄（即堂兄）”，袁术是袁绍的“从弟（即堂弟）”，是取宗法说。由于袁成及其儿子均早死，袁汤的爵位便由次子袁逢继承。

　　在于袁逢，袁绍本来就是庶出；袁绍过继给死去的袁成之后，属于小宗，自然被袁术看不起。关东军阀混战时，很多书生和军阀影从袁绍，袁术大发雷霆：“群竖不吾从，而从吾家奴乎！”袁术甚至给公孙瓒写信，说袁绍非袁氏血脉。袁术对自己亲哥哥的辱骂、污蔑，即是出于宗法上的优势。

　　袁绍是由叔叔袁隗（袁成、袁逢的弟弟，官至太尉）抚养长大的，但袁绍肯定继承了他养父的大笔遗产，手头阔绰，才能“爱士养名……宾客莫不争赴其庭……辎軿柴毂，填接街陌。”颇有一点孟尝君养食客三千的样子。

　　结果，“内官（即太监）皆恶之”。中常侍赵忠恶狠狠地说，袁本初（袁绍字本初）这小子，沽名钓誉，豢养死士，不知到底想干什么。叔父袁隗看着也不是个事，便把袁绍叫过来训斥道，小子哎，你想让袁氏灭门呀！

　　袁隗的话，一语成谶。公元190年，袁绍当了关东联军的盟主，起兵讨董卓，袁隗、袁术哥哥袁基全家二十余口在洛阳被董卓屠戮。

　　因为袁绍的失败，后世的有些人，彻头彻尾地瞧不起袁绍。在我看来，终袁绍一生，总有那么一件事是值得称道的。

　　也有雄起的时候

　　公元189年四月，灵帝逝世，宦官、外戚火并，同归于尽。董卓进京，控制朝局，即行废立之事。尽管董卓进京，当初是袁绍给何进出的鬼点子，袁绍应负责任。但这个时候，袁绍不再糊涂了，也无所畏惧了。

　　废少帝刘辩之前，董卓假惺惺地召开了一个征求意见会。袁绍在朝堂上公然顶撞董卓，坚决反对。《后汉书·袁绍列传》记载：“卓按剑呲绍曰：‘竖子敢然！天下之事，岂不在我？我欲为之，谁敢不从……（袁）绍勃然曰：’天下健者，岂惟董公！横刀长揖径出。悬节于上东门，而奔冀州。”

　　一个“横刀长揖径出，悬节于上东门”，颇有剑出三尺、流血五步的昂然气概，很是为当时的读书人出了一口恶气。

　　袁绍的这个气量，当然是他的骨气，同时也是他的底气。他的底气就是他四世三公的身世、袁氏门生故吏遍天下的背景。刚刚掌权的董卓，是不太敢杀这样一个人的。

　　袁绍接下来所做的事，似乎可以一“字”以蔽之——秀。

　　比如袁绍领导的十八路诸侯讨董卓。

　　十八路诸侯讨董卓其实也并不是袁绍的首倡。发起者是东郡太守桥瑁、奋武将军（这个头衔是袁绍“表”——推荐任命的）曹操等人。只不过当时的发起者考虑到袁绍的身世和背景，便推袁绍为首。

　　袁绍统帅的关东联军“诸军兵十余万，日置酒高会，不思进取”。只有孙坚、曹操各自率领自己的直属部队，实实在在地打了几仗。整体来说，袁绍的十八路诸侯讨董卓，其实就是在函谷关以东的洛阳周围地区，开了几个月的武装派对。

　　毫无疑问，关东联军讨伐董卓是正义的。董卓入京之后，擅自废立皇帝，残杀大臣，荼毒民众，举国上下皆曰可杀。

　　其实，丧心病狂的董卓还是有几分自知之明的。董卓掌权之后，深知自己一介武夫，根基又浅，便大力笼络知识分子，为党锢之祸中罹难的陈藩、窦武等平反，提拔了一大批读书人如蔡邕、周毖、伍琼、郑泰、何颙、荀爽等到朝廷做官，又任命一批读书人如韩馥、刘岱、孔伷、张咨等为州牧郡守。袁绍本来是通缉犯，董卓还是予以赦免，任其为渤海郡太守。

　　“幽滞之士多所显拔……（董）卓所亲爱，并不处显职，但将校而已。”意思是说，董卓一掌权，即提拔了一批沉沦下僚的读书人，而自己的心腹左右仅仅担任一些军职，并不进入政府掌权。不管董卓是真是假，事实上他还是重用知识分子的。

　　可就是董卓重用的这批知识分子，袁绍、韩馥等起兵于外，周毖、伍琼等阴图于内，最后死于他亲手提拔、信任有加的王允、士孙瑞之手。除了蔡邕以外，没有一个买他的账，个个要他的命。董卓死后，士女载歌载舞，全国一片欢腾。只有蔡邕为他叹了一口气，却惹来杀身之祸，为除暴安良的大英雄王允所杀。

　　在历史学者们看来，这很好解释。董卓擅行废立，残暴胜过夏桀、商纣，人人欲食其肉、个个欲寝其皮是理所当然的。

　　这里面的原因，我看并不那么简单，并不是政治或道义一词所能概括。这里面还有一个心理问题。

　　东汉后期，宦官、外戚相互倾轧，或兴或灭，轮番执政，士人则依附宦官或外戚，而且多数依附外戚，比如袁绍依附何进。

　　整体来说，宦官的品行操守、政治见解、施政纲领不如外戚。但宦官中也并非没有好人、能人，如曹操的养祖父曹嵩和灵帝时的吕强等等；外戚的贪婪残暴也并不亚于宦官，外戚中的流氓恶棍也比比皆是，比如安帝时的阎显、顺帝时的梁冀。

　　有些历史学者，在谈到宦官、外戚倾轧时，总是强调宦官的变态可恶，而对外戚的残暴荒淫却轻描淡写。宦官的所作所为，很多情况下是皇帝布的局，是皇帝意志的延伸。皇权是士大夫们对抗不了的，那就把愤怒倾泻到皇帝的走狗、替死鬼宦官身上。

　　既然后世没有受过宦官荼毒的人们，谈起宦官都有一种潜意识的排斥，当时自以为是、自命清高的士大夫对割掉了鸡巴、不伦不类的一类，不问青红皂白地厌恶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士人依附外戚的多，依附宦官的少，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士人们的潜意识。士人们的这种潜意识，同样折射到武人身上。

　　灵帝去世后何进、张让之间的外戚、宦官大火并，使外戚、宦官同归于尽。在天下的读书人看来，这回该他们露脸了。在天下读书人的眼里，董卓武夫一个、匹夫一个，斗大的字认不满十升，怎么能治理天下，居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呢？居庙堂之高，指点江山，那是我们这些读书种子的事。

　　依老古看，即使董卓不擅行废立、不那么残暴不仁，不那么咄咄逼人，袁绍们还是不与他合作，还是要讨伐他。董卓的擅行废立和残暴不仁，恰恰为袁绍、曹操这些读书人反攻倒算提供了政治上、道义上的理由。一句话，俺袁绍们跟你董卓这个大老粗没完，除非你滚回西凉边鄙之地去；即使在朝中，充其量给你个校尉这样的中级军官干干；统领百官，总理朝政，休想、没门。

　　这是一种心理，而且是群体心理。这种群体心理与血统论相关联。这也就可以解释，即使掌权的外戚是一个、一帮恶棍，士人们还是依附外戚的多。毕竟，那些外戚，是皇后、太后的老爹、老哥、老弟嘛。皇后、太后是什么人？是跟现任或已故皇帝上过床的女人。皇帝是上天之子，皇族的高贵血统早已通过皇帝或先帝的龙根延伸到皇后、皇太后的身体上以及外戚家族里去了。

　　在士人们看来，血统是可以衍生、可以延伸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儿子打地洞。贫雇农的儿子，自然根正苗红，应该做接班人；黑五类的儿子应该没好人，只能下放到广阔天地去劳动。

　　群体心理是一种巨大的力量，而这种心理力量通常以其最高级的形式——道义——表现出来，排斥力、破坏力排山倒海、摧枯拉朽，“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董卓这个大老粗，老古不教他，到死都明不了这个理。

　　董卓死于政治、道义上的反动，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我看来，董卓之死，是因为他踏进了群体心理的澎湃浪潮，招来灭顶之灾。

　　言归正传，还是说袁绍。

　　最大的军阀

　　上文说，袁绍的行为就是一个“秀”字。不过袁绍的“秀”，其中也有实的成分，不然他成不了曹操的对手。

　　袁绍逃离中央政府（公元189年）后，“奔冀州”，其实是逃到冀州的渤海郡（今河北省沧州地区）。董卓原是要通缉袁绍的，又考虑到处置袁绍会引起书生、军阀们的巨大反弹，便在下属们的规劝下，干脆任命袁绍为渤海郡太守。

　　关东联军讨董卓时（公元190年春），袁绍的大本营在河内郡（今河南省焦作、新乡、武陟一带）。联军解散后，袁绍胁迫冀州牧、胆小鬼、窝囊废韩馥，抢了韩馥的冀州牧一职。

　　袁绍胁迫韩馥时，是与幽州（今河北省北部和辽宁省）军阀公孙瓒打联手的，公孙瓒率兵到了冀州（今河北省中、南部）北部，对韩馥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没想到很多郡县都归附公孙瓒，袁绍颇有一点引狼入室的感觉，等冀州牧的位置到手后，对公孙瓒染指河北当然一万个不同意。

　　公元192年春，袁绍与公孙瓒在界桥（今河北省威县东）大战；其年冬，又在龙凑（今山东省平原县东）再战，将公孙瓒这条“来自北方的狼”逐回幽州。然后，回过头来收拾以张燕为首的黑山（太行山南端）农民军。

　　与别的农民军不同，张燕的农民军有自己的根据地，组织严密，训练有素，有较强的战斗力，名义上又归降了政府，几乎与袁绍打了个平手，而且打得相当的惨烈。袁绍统一河北四州（青、幽、冀、并）、官渡之战（公元200年）前，袁绍只是将黑山农民军压缩在山区打游击，并没有消灭他们。

　　直至公元205年，袁绍尸骨已寒（袁绍死于公元202年），曹操平定冀州，张燕才率领十余万人归降曹操。

　　汉魏之际，与农民军作战时间长、规模大的，袁绍算得上一个。奇怪的是，在我们的教科书中，在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的排行榜上，皇甫嵩、朱俊和曹操的名字赫然在目，袁绍却榜上无名。

　　这样说来，袁绍在早年的确有过出色的表演，但有两件事做得臭到了底：一是奉迎天子，二是官渡之战。

　　这两次错，归根到底还是一次错，没有前一次的错，也就不会有后一次的错。而且，袁绍一辈子的错都抵不过这一次错——失去“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机会。

　　公元195年，董卓余孽李傕、郭汜控制下的中央政府（时在长安）对日益壮大的袁绍进行统战，拜袁绍为右将军。其年七月，自相残杀、相互间打得糊里糊涂的李傕、郭汜同意献帝东归洛阳。这两个糊涂蛋旋即认识到自己愚不可及，急急带兵来追。

　　十一月，献帝在杨奉、董承的护卫下好不容易到了曹阳（今河南省灵宝市东北黄河南岸）。杨奉、董承的勤王军被追杀到这里，再也无力勤王，便伪装与李傕、郭汜讲和，秘密请河东郡（山西省南部运城地区）的农民军赶来帮忙。这个时候，袁绍驻扎在魏郡的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市）。

　　这时，袁绍的首席谋士沮授适时、及时地提出一条策略。沮授对袁绍说，现在朝廷破碎，皇帝落难，没人出手相救。我们已具备一定的条件，凭将军您的威望，倘若我们把天子迎到邺城，打着皇帝的旗号征讨四方，那是无往而不胜啊。

　　袁绍一听，有理。可是另两个谋士郭图和淳于琼却劝阻袁绍，说，将军呀，汉室已经是扶不上墙的烂泥巴了，何必把一个破皇帝弄到自己身边来碍手碍脚呢。弄来以后，事事请示吧，我们没有权；不理他吧，又显得我们抗命不尊。

　　袁绍听了也觉得有理，再加上这个献帝刘协是董卓而不是自己所立，奉迎天子这件事也就作罢。

　　曹操则立马行动，趁董卓余孽与勤王军打得精疲力竭，勤王军之间打得晕头转向的时候，该出手就出手，而且一出手就得了手，把叫花子皇帝弄到自己身边，把首都迁到自己的大本营许县，把刘协这孩子好吃好喝地招待起来，客客气气地软禁起来，拿着皇帝这根鸡毛（在袁绍眼里，献帝不过是根吊毛），到处挥起了令箭。

　　公元196年，曹操刚刚把献帝迎到许都，皇帝（其实是曹操）就给袁绍下了一道诏书，“责以地广兵多而专自树党，不闻勤王之师而但擅相讨伐”。袁绍只好诚惶诚恐地上书剖白、道歉。

　　袁绍终于知道，这个亏是吃大了，郁闷。袁绍也终于知道，这就叫政治。

　　刚刚懂了一点政治的袁绍郁闷之余，便以许都地势低下、气候潮湿为由，要求把首都迁往鄄城（今山东省鄄城县），以便皇帝离自己近些，好让自己与曹操“共享”皇帝这张牌。当然，曹操不可能愚蠢到袁绍的水准，让煮熟的鸭子从嘴边飞走。

　　这个时候的袁绍是强大的，朝廷（也就是曹操）不得不加以笼络、羁縻，拜官太尉，封为邺侯（县侯）。曹操自己呢，弄个大将军干干，“袁）绍耻为之下，伪表辞不受。操大惧，乃让位于绍。（建安）二年，使将作大匠孔融持节拜绍大将军，锡弓矢节钺，虎贲百人，兼督冀、青、幽、并四州……”

　　可怜的袁绍，在强大的表象下，已危机四伏。

　　公元195年十一月，献帝东归受阻于曹阳的时候，即沮授提出奉迎皇帝的建议的时候，袁绍驻扎的邺城并不遥远。献帝于公元196年七月初一才抵达洛阳。可怜的皇帝从曹阳北渡黄河至安邑（今山西省夏县），从西往东一路“幸”过来，整整花了半年多的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杨定、杨奉、董承、李乐、韩暹等的勤王军与李傕、郭汜等的叛军几乎损耗殆尽，无力再战。杨定、杨奉、董承、李乐、韩暹这些勤王者们，王还没有勤完，彼此之间相互残杀起来。

　　此时，袁绍如果想奉迎献帝，献帝正好在黄河以北的半道上。袁绍的武力在献帝身边的各军阀头目中无疑是最强的，要把献帝抢到手，易如探囊取物。

　　可惜……可惜一失足成千古恨，猛回头已百年身。

　　史书都说，袁绍没有奉迎献帝，是听了谋士郭图、淳于琼的调唆。其实，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郭图、淳于琼的调唆只是表面现象，充其量是次要原因。

　　披露袁绍心迹的是《三国志·武帝纪》的记载：“公元190年）袁绍与韩馥谋立幽州牧刘虞为帝，太祖（指曹操）拒之。（袁）绍又尝得一玉印，于太祖坐中举向其肘，太祖由是笑而恶焉。”

　　袁绍的关东联军打不过董卓，控制不了献帝，便想另立皇帝，另起炉灶。老实巴交、对朝廷忠心耿耿的刘虞拒绝了袁绍、韩馥等的要求（不是请求），袁绍等便要求刘虞“领尚书事”，“承制（即以皇帝的名义）”任命各级官员。

　　既然另立政权不成，袁绍就要求刘虞领着他们另立政府，刘虞还是不同意。

　　董卓擅行废立，已是冒天下之大不韪。那么，袁绍在别人冒天下之大不韪之后，再冒天下之大不韪，其狼子野心就昭然若揭了。袁绍得到一块玉印，便悄悄地、喜滋滋地在曹操面前摇晃，想做皇帝的心思也就流露无遗。

　　也可能，袁绍的这个示印行为，是在暗示曹操：老弟，皇帝我是想做的，你就不要跟我争哦。也算是袁绍对未到手的皇位所有权的一种宣示。

　　袁绍肯定知道，真正的英雄、自己真正的对手，就是身边的这个老朋友曹操。

　　也就是说，袁绍不奉迎天子的根本原因，是他自己有做皇帝的野心，沮授、郭图等辈正反两方面的劝说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至公元199，袁绍终于扫清河北群雄，终于要面对曹操了。

　　胜败有凭

　　有关官渡之战的记载、分析、讨论、争论，可谓是汗牛充栋。后世的大多数学者，都同意沮授当时的意见，袁绍不该打官渡之战，至少是不应该主动发起官渡战役。

　　沮授说，袁绍经过与公孙瓒、黑山农民军的消耗，已经筋疲力尽。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与中央政府联络，表示归顺，与民生息，整军备战，同时骚扰曹操的后方。如果曹操从中作梗，再以清君侧的名义讨伐曹操，可很快底定天下。

　　从字面上看起来，沮授的建议大义凛然，方法的确是好。依我看，实际的情形并不是那么一回事。

　　自公元196年曹操掌握皇帝起，形势就已经注定，最后与袁绍较量的是曹操。袁绍要么归顺政府（实际上就是归顺曹操），要么打败曹操，将皇帝和政府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自己做不做皇帝，下一步再说。

　　即使袁绍归顺中央，曹操的政府能容下袁绍么？不可能。袁绍的影响实在太大，势力实在太强，所谓的袁氏门生故吏遍天下即是指此。即使袁绍老老实实地在曹操手下做一名闲官也不可能，曹操必除之。

　　何况，袁绍另立皇帝、另立政府的图谋，献帝心如明镜，献帝也容不下他。公元199年夏，袁术山穷水尽之时，把自己的帝位让与袁绍，袁绍“阴然其计”，也就是暗地里同意接受袁术的帝位。尽管袁术北上青州不成（被刘备拦截），袁绍没有实际接受帝位，袁绍谋逆的罪名已成。

　　曹操容不下他，献帝容不下他，中央政府容不下他，除了与曹操决战，袁绍还有什么出路？同时，袁绍本人绝不肯屈居曹操之下。对袁绍来说，回归曹操控制下的中央政府，是奇耻大辱，比死还难受，不被曹操杀死，也会气死。

　　这不是想不想、愿不愿的问题，这是一种必然——形势发展的必然。无论是曹操还是袁绍，已无妥协可言，已无回头路可走。

　　也就是说，统一河北后的袁绍，必须进行一场决战，既与曹操决战，也与皇帝和中央政府决战。只不过，使用的是清君侧的名义，名义上仅仅针对曹操。

　　既然袁绍必须与曹操决战，又已经错失良机，让曹操掌握了看似鸡肋、实为王牌的皇帝，则决战越早越好。否则，凭曹操的能耐，曹操的地盘会越来越大，军队会越来越强，归附的人会越来越多，形势必然很快逆转，强弱必然很快易位。

　　既然四年前已错失良机，今天，且不说良机，就是“死”机也不能错过。否则，会用上一句套话：“后果不堪设想。”

　　当时的兵力对比，毫无疑问，袁绍占明显的优势。这就是主战派郭图、审配说的：“兵书之法，十围五攻，敌则能战，今不时取，后难图也。”

　　公元199年的时候，东有徐州的刘备，南有汝南死灰复燃的黄巾余部刘辟，荆州的刘表是个未定之数，关中的韩遂、马超徘徊观望。曹操的处境还是很险恶的。从地缘情况看，这仗还有得一打。

　　沮授的想法，是积蓄力量，待时而动，相机而动。如果当时袁弱曹强，这是对的。现实的情况正好相反，还待什么时、相什么机？面对曹操这个强人，待时是等死，相机是失机。

　　在我看来，对袁绍而言，这一仗应该打，可以打，而且应该早打。分析事物，不能用结果来反证原因。袁绍的官渡之败，不能说明发动这次战役是错误的。

　　至于此后的相持阶段、决战过程和战役结局，说起来实在是没有一点意思。

　　不过，有件事还是值得一提。公元200年正月，官渡之战尚未正式开打，还在调兵遣将阶段。刘备于前一年被曹操派去拦截袁术北上。刘备杀徐州刺史车胄，反叛曹操，成为曹操东方的后顾之忧，并且已经与袁绍联手对付曹操。公元200年春节刚过，袁绍大军压境，黄河两岸战云密布，曹操力排众议，东征徐州。

　　袁绍的谋士田丰建议袁绍，趁曹操东征，偷袭、奇袭曹操的大本营许都。田丰说：“与公争天下者，曹操也。操今东击刘备，兵连未可卒解，今举军而袭其后，可一往而定。兵以几（通机）动，斯其时也。”

　　袁绍以小儿子生病、无心作战为由，未采纳田丰的建议。田丰气得呕血、翻白眼，心痛、可惜、气恼得不行。田丰所说的“兵以几动”，就是捕捉战机，乘机而动，所谓的静如处子，动如脱兔。这就是战争之道、战争之智、战争之巧。

　　袁绍不上道，不用智，不使巧，别人有什么办法呢？曹操和他的谋士们正是看透了袁绍的这个致命缺陷，才敢在北边袁绍大军压境、战役一触即发之时，对东边的刘备发动一场闪电战。曹操的这一招，不仅是“兵以几动”，还是“几由心生”了。与曹操相比，袁绍不败何为？

　　官渡之战，不是曹操赢了，而是袁绍败了。或者说，是袁绍的败导致了曹操的赢。

　　关于袁绍失败的原因，历史学者有很多分析，什么袁绍败在政治上、道义上、战略上，败在用人上、谋略上、技巧上，败在不纳忠言上，败在用人不专上，败在……

　　后世之人不用挖空心思，绞尽脑汁，做那么多的分析和总结。曹操在官渡之战前，就已经为我们做了超前的总结，早已看出袁绍必败——不仅是官渡之战之败，而且是事业之败、人生之败。

　　曹操说：“吾知（袁）绍之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为吾奉’的意思是‘都是为我准备的礼物’）。”

　　在更早一些的建安初年，就已经有人铁定曹操必胜，袁绍必败，而且说得斩钉截铁、气干云霄。

　　公元197年，曹操征张绣惨败，回到许都以后，忧心如焚，曾经一度神情恍惚，举止失常。钟繇看在眼里，很是不解，便去问荀彧，说，主公是不是在宛城受到的刺激太大，精神状态出了什么问题呀？荀彧说，主公心胸宽广，不可能如此。荀彧便去问曹操，到底出了什么事。

　　原来最近袁绍写了一封信给曹操，态度傲慢，语带威胁，曹操心怀恐惧，有些手足无措。曹操对荀彧说，我们迎来了皇帝，拣了一块烫手的山芋。可我们四面强敌环伺，北有袁绍、公孙瓒，南有刘表、张绣，西有韩遂、马腾，东有袁术、吕布，形势实在是不妙啊。尤其是北方的袁绍，力量越来越强大，野心越来越露骨，态度越来越傲慢，我们该怎么办呢？

　　荀彧说：“古之成败者，诚有其才，虽弱其强，苟非其人，虽强易弱，刘、项之存亡，足以观矣。今与公争天下者，唯袁绍耳。（袁）貌外宽而内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达不拘，唯才所宜，此度胜也。绍迟重少决，失在后机，公能断大事，应变无方，此谋胜也。绍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士卒虽众，其实难用，公法令既明，赏罚必行，公士卒虽寡，皆争致死，此武胜也。绍凭世资，从容饰智，以收名誉，故士之寡能好问者多归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诚心不为虚美，行己谨俭，而与有功者无所吝惜，故天下忠正效实之士咸愿为用，此德胜也。夫以四胜辅天子，扶义征伐，谁敢不从？绍之强其何能为！”

　　荀彧所说的度胜、谋胜、武胜、德胜一番“四胜”宏论，已经不是什么义正词严的问题，简直是视袁绍如粪土，规成败于心间。

　　荀彧原来是韩馥（荀彧的同乡，颍川郡人）的幕僚。袁绍夺取韩馥的冀州牧之位（公元191年）后，荀彧随了袁绍，袁绍待荀彧如上宾。没几个月，荀彧就弃袁绍而去，跟了曹操。可见荀彧是如何的瞧不起袁绍。

　　关于曹、袁之间的胜败因缘，郭嘉就说得更玄乎，一口气说了曹操十个必胜理由：道胜、义胜、治胜、度胜、谋胜、德胜、仁胜、明胜、文胜、武胜，与之对照，袁绍则有“十败”。

　　当然，袁绍之败的理由，还可以加上一点，那就是，凡事谋士们所说的对袁绍有益的话，袁绍一概不听。凡是诤言直谏或者忤逆袁绍的谋士，不是坐冷板凳就是坐牢甚至杀头。

　　公元202年，官渡之战后两年，袁绍便呕血而死。翘辫子之前，袁绍还不甘心，还嫌自己犯的错不够多、不够大、不够深、不够远，还要再犯一次错——废长立幼。袁绍长成的儿子有三个，长子袁谭、中子袁熙、幼子袁尚。袁尚一表人才，深得袁绍喜爱，加上袁绍后妻刘氏偏爱袁尚，从中调唆，便将袁谭过继给死去的哥哥续宗。沮授曾进行劝阻，老袁就是不听。

　　实际上，袁绍临死前，并未明示哪个儿子继位。但明眼人一看便知，袁绍已将袁谭过继给早已死去的哥哥，又将袁谭外放青州刺史，让袁尚留在自己身边，实际上就是让袁尚继位。袁绍死后，大多数人是赞成立袁谭的，尤其是阿附袁谭的辛评、郭图，而审配、逢纪与辛评、郭图争权，恐袁谭继位后于己不利，便捷足先登，立了袁尚。

　　结果可想而知，袁绍尸骨未寒，袁谭、袁尚兄弟便后院起火，手足相残，曹操则分化瓦解，各个击破。袁绍死后三年，公元205年，袁家班便彻底玩完。令人痛惜之余，实在不好说老袁家的不是。

　　曹操还是大度的，讲义气的。公元204年，曹操平定魏郡后，亲自到袁绍在邺城的墓前凭吊，回肠荡气地哭了一番。

　　有人说曹操流的是鳄鱼眼泪，但看起来不像。曹操不仅亲自接见、抚慰袁绍的老婆，放还被俘的袁绍家人，退还被掠去的金银财宝，还赠送布匹等物，按月发放抚恤财物。

　　曹操“还其家人宝物”，有一点例外。那就是曹丕留住袁熙的老婆不放。这一点，曹操父子受到后世之人的颇多非议。

　　公元197年，曹操南征张绣，奸淫张绣婶母，张绣降而复反，留下笑柄。曹丕强纳败将之妻，曹操又不加以阻止，曹操父子不仅好色，而且不仁不义。一句话，曹操父子不是东西。

　　其实，这些非议曹氏父子的人，可能是在吃醋。古话说，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甄氏一个国色天香的弱女子，国破家亡之时，肯定是要被人抢的甚至遭轮奸，或被贱卖为奴婢。与其被丘八们抢去，还不如被曹丕抢去。至少，曹丕是个文化人，文明一点，过夫妻生活多少有些情调。还有一点可以肯定，曹丕有力量保证她不会第二次被人抢。

　　从曹操与袁绍的交谊上看，曹氏父子的确是有些不义。曹、袁是有交谊的，这一点被很多读史的人所忽视。公元189年，灵帝去世前设立西园八校尉（把近卫军分成八部），太监骞硕为上军校尉（统帅），袁绍为中军校尉（副统帅），曹操为典军校尉（估计是教导团长之类的职务），这个时候他们就已经是同事了。

　　据野史记载，曹操与袁绍年轻时候就在一起飞鹰走狗，放浪形骸。袁术母亲去世，袁绍兄弟扶柩回汝南时，曹操还跟着去了。袁绍兄弟回到汝南，公卿士人趋之若鹜，车辆填街接巷。袁绍袁术兄弟看到这种盛况，窃喜。

　　当时曹操就对一个叫王俊的朋友说，这两个小子有野心，将来乱天下的，肯定就是这两兄弟。

　　董卓掌权后，袁绍、曹操皆向东逃亡，董卓还给袁绍渤海郡太守的职务，曹操则什么职务也没有。

　　公元190年关东联军讨董卓时，“太祖（指曹操）行奋武将军”。曹操代理的这个“奋武将军”是袁绍这个盟主任命的。关东联军解散后，兖州刺史刘岱杀东郡太守桥瑁（东郡属兖州），王肱任东郡太守，旋即被黑山农民军杀死，袁绍“表”曹操为东郡太守。

　　公元191年，袁绍、袁术兄弟反目成仇，袁术联络袁绍北面的公孙瓒夹击袁绍，这次曹操报答了老朋友，与袁绍联手打败了公孙瓒派出围攻袁绍的刘备、单经、陶谦。

　　袁绍的亲兄弟、死对头袁术的军事力量，主要是曹操消灭的，包括袁术称帝后曹操对袁术的致命一击——蕲阳（今安徽省宿州市南）之战，斩袁术大将桥蕤，使袁术从此一蹶不振，迅速灭亡。

　　在公元200年官渡之战前，袁、曹一直是合作的，而且曹操在一定程度上依附袁绍。袁、曹之间的官渡决战，并不是出于他们之间的个人恩怨，而是基于形势，是时势对两个不可调和的利益集团的最后选择，是两个利益集团之间的最后博弈。

　　所以，曹操占领邺城后，到老朋友的墓前凭吊一番，哭上一场，优恤袁绍的家人，应该不是什么扭捏作态。

　　你可以说曹操无义，也可以说曹操有情，看你站在哪个立场。

　　如果说袁绍败在能力上，败在不能临机决断上，那么，袁绍的难兄难弟袁术又败在哪里？

　　脓包弟弟

　　袁术的父亲袁逢官位做到司徒，袁术在京城是有名的高干子弟。据《后汉书》记载，袁术年轻时属于花花太岁一族，飞鹰走狗，吃喝嫖赌，什么都干，身边又汇聚了一帮小啰喽。后来懂事了，改过自新，颇有一点正儿八经的样子。

　　灵帝的时候，袁术官做到河南尹、虎贲中郎将。

　　董卓控制中央政府后，为笼络袁术，任命袁术为后将军。与袁绍、曹操一样，袁术拒不合作，惧祸出逃，到了南阳郡（今河南省南部南阳地区）。公元190年，关东联军讨董卓前夕，长沙郡太守孙坚北上途中杀了南阳太守张咨，荆州牧刘表做个顺水人情，“表”袁术为南阳太守。袁术又“表”孙坚为豫州刺史。从此，孙坚依附袁术。

　　关东联军刚解散，袁绍、袁术兄弟就玩起了狗咬狗的游戏。

　　先是，孙坚与董卓在洛阳附近作战，袁绍便派他的部将周昕袭击孙坚的根据地鲁阳（今河南省鲁山县），袁术把周昕赶走。

　　公元191年，袁绍倡议立刘虞为帝，袁术害怕立一个年长、贤明的皇帝对自己不利，以公义为由，坚决反对。

　　从此，亲兄弟反目成仇。袁术便联合袁绍北边的公孙瓒，而袁绍则联合袁术南面的刘表，兄弟各有各的派系，各有各的帮手，但跟从袁绍的人要多得多。袁术气得破口大骂你们这帮贱骨头（指袁氏的门生故吏们），究竟是怎么回事，不跟从我竟跟从我家奴才！

　　公元192年，袁术派孙坚攻击袁绍的盟友刘表（时在襄阳），孙坚战死。袁术在荆州站不住脚，便侵入陈留郡（属兖州，今河南省开封地区），虽得到黑山农民军和匈奴於扶罗的帮助，还是被曹操击败，逃窜到九江郡（属扬州，今安徽省淮南地区），杀朝廷命官扬州刺史陈温，自领扬州刺史，又兼称徐州伯。

　　公元192，李傕、郭汜控制中央政府后，授袁术左将军，以示笼络。

　　公元195年冬，献帝东归洛阳受阻于曹阳的时候，曹操积极准备迎接。袁绍视皇帝如弊履，拒之门外。袁术呢，则为自己做皇帝大造舆论。

　　公元197年，袁术终于按捺不住，一意孤行地做起了皇帝，任命了百官，娶了几百个小老婆。吃香的，喝辣的，“大”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袁术自己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称心适意，热闹非凡，却丝毫不顾老百姓和兵士们的死活。袁术刚到南阳的时候，户口上百万，袁术当了南阳的土皇帝后，“不修法度，以抄掠为资，奢恣无厌，百姓患之”。

　　到了九江郡称帝以后，袁术骄奢淫逸，日甚一日，而兵士们却饥寒交迫，袁术视而不见，充耳不闻。适逢江淮之间旱灾、蝗灾一齐而至，“士民冻馁，江淮间（民）相食殆尽”。天灾兵祸，人吃人的惨剧再度上演，江淮大平原上十室九空。

　　这就有点奇怪。按理来说，袁术这个人智商不会太低，又读过书，怎么连一个简单不过的道理都不懂：既然你要当皇帝，就必须有基本的土地和人口以供剥削。袁术所占的地方，本来就巴掌那么大，又没有足够的力量占领别人的地盘，还要把本来不多的民众往死里整，这个皇帝怎么当下去？

　　还有袁术的建国，也是莫名其妙。从政治学的角度考察，袁术的建国没有任何法理依据，比刘备、孙权的占山为王还要勉强。既然没有法理依据，至少应该有些实力依据。比如，刘备、孙权各自占山为王的时候，他们已经具备了地缘的、经济的、军事的现状和实力。

　　袁术称帝的时候，所占的地盘只不过今天的安徽省淮南地区，人口最多也就是几十万，还要对这几十万子民敲骨吸髓。江淮平原一马平川，进不可攻，退无可守，这巴掌大的地方也根本不具备立国的地缘条件。

　　但袁术这个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他为自己帝国的建立找到了三条依据。

　　一、袁家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可谓是天下归心。振臂一呼，必定是天下影从。

　　二、当时流行一句谶语，叫做“代汉者当涂（通途）高”。袁术字公路，公路就是大道，大道就是“当涂高”，意思是取代汉家刘氏的必定是他袁术了。

　　三、袁术手上有一块玉玺，也就是皇帝的宝印。这块玉玺传说是献帝西迁时落在皇宫的一个井里，为孙坚所得。孙坚死后，袁术把孙坚的老婆抓来，强娶到手。玉玺是皇权的象征，看来，老袁家是该彻底地翻身做主“龙”了。

　　老袁家连续四代位高权重，确是门生故吏遍天下。那个时代，被举荐者对举荐者存在人身依附关系，袁家的确有一呼百应的力量。比如，曹操的很多谋士，起先都是投效袁绍，看穿袁绍后转而投奔曹操。可是，袁术自己很清楚，事实也已经表明，投效袁家班的，大多数投了袁绍。凭实力，袁家要出皇帝，也应该由袁绍来做。

　　至于谶语和玉玺，在当时的那个时代，的确能忽悠一些人。袁术骗人还好理解，政治家玩政治嘛，骗人不叫骗，叫宣传。奇怪的是，袁术竟然拿这两个东西来骗自己。

　　当然，别人称王称帝，也利用谶语、符瑞之类的把戏。只不过袁术的使用方法与众不同，别具一格。别人利用谶语、符瑞，是配合、配套使用，而袁术则是主体、主打使用。打个比方来说，别人是先做好一个球，然后给球糊上一层彩纸。袁术呢，先用彩纸糊成一个袋，然后往里面填沙子。这个纸袋破还是不破？

　　袁术是没有法理这个概念的。对袁术来说，自己炮制的上述三条立国依据，第一条可以称为心理依据，第二条、第三条依据可以称为“天理”依据。至于实力和民心，不在袁术的考虑范围之内。

　　到了公元197年，袁术不顾身边人的一致反对，硬是要放这颗卫星，当起了皇帝。袁术过了两年的皇帝瘾，像抽了一口鸦片，飘然了一阵。

　　要是今天袁大帝地下有知，肯定会有些不好意思。他建立的一个帝国，竟然连老古这样博览群书的人也不知道叫什么国号。

　　到了公元199年的六月，袁大皇帝终于众叛亲离，连一口饭也吃不上，忧疾而死。

　　纵观袁术的一生，实在找不到他有什么优点，或者做了什么好事，袁术这个人似乎不值一提。

　　但我的中学语文老师告诉我，无论写什么人物或者事件，都要发掘出一些灵魂深处的东西来，这样的文章才有分量，才能得高分。

　　既然找不出袁术的优点，若能挖出一些独特之处来，也算作是对这篇文章有个交代。

　　要说袁术有什么独特之处，倒还有的一说。

　　首先是他的建国。袁术的帝国，连一枕黄粱都够不上。一枕黄粱这个成语，意为在梦中满足自己的欲望、愿望。梦不是凭空而来，是有心理、生理、现实依据的。而袁术的帝国，完全是凭臆测、虚构而建立。他是惟一一个相信在沙滩上可以盖高楼的人。

　　其次是袁氏兄弟之间的窝里斗。老爹死后，兄弟们争遗产打得头破血流，是司空见惯的事。一个帝国的末世，内外交困，中枢失控，军阀混战、逐鹿中原，也是很正常的事。通常的情形，逐鹿中原的人们，都是以家族为主体，为核心。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自古皆然。袁家班则反其道而行之。

　　十八路诸侯讨董卓时（公元190年），关东联军还没有正式解散，袁氏兄弟首先相互打了起来。后来，袁术联合袁绍北面的公孙瓒，袁绍联络袁术南面的刘表，各自在对方的后院放火。尤其是袁术，除了在战场上对老哥下手以外，还对一“根”同胞的兄弟进行人身攻击，说袁绍是野种。

　　根据我的理解，袁术匆忙称帝，除了野心膨胀、丧心病狂以外，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企图：抢在袁绍之前称帝，先把“正统”拿到手，在袁绍之前下手为强，免得在袁绍之后下手遭殃。

　　一开始，袁氏兄弟就把对方当成假想敌——抢夺帝位的假想敌。

　　这就很有一些意思。一般来说，兄弟阋墙，手足相残，都发生在成功之后，抢夺现实利益，比如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兄弟们争宠争储，是发生在老爹已经在做皇帝的情况下，比如康熙晚年的诸阿哥立储之争。

　　袁氏兄弟不然，他们争夺的不是实际的、现实的利益，而是假想的、潜在的利益。他们都想要继承的，不是现实的、袁家的皇位，而是臆想的、刘家的皇位。

　　一开始，他们各自把自己臆想成刘氏皇位的当然继承人，把对方当成头号竞争对手。所以，一开始，他们就不是向现实的敌人、而是向假想的敌人——自己的亲兄弟——开火。

　　如果有一天，你看到两兄弟在沙滩上玩耍，正好一架飞机在他们的头顶盘旋，兄弟俩抬头一看，都怦然心动，各自欢呼并且宣称：“那架飞机是我的！”然后拳打脚踢，头破血流，奄奄一息，然后……飞机呼啸而去。你会作何感想？

　　这就是袁氏兄弟窝里斗的真实写照。

　　更值得一提的是，袁谭、袁尚兄弟不仅遗传了乃父乃叔的“优良”基因，还把乃父乃叔窝里斗的“光荣传统”发扬光大。与袁绍、袁术兄弟一样，袁谭、袁尚兄弟在袁绍死后所争夺的，仍然是假想的、潜在的权位和利益。

　　袁绍死后，即使兄弟同心联手，冀州也岌岌可危，家族也朝不保夕，不知他们玩命争的到底是什么。除了肥皂泡，不知还有什么可争？

　　帮助袁氏兄弟窝里斗的，是公孙瓒和刘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