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上的背影——地质学家刘东生

与地质学结缘

　　１９１７年１１月２２日，刘东生出生于沈阳。父亲名叫刘辑五，母亲名叫赵博直。父亲作为一名铁路职员，是从天津到沈阳异地就职的，并在皇姑屯火车站任副站长。刘东生孩提时代，难以抹去的记忆是那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由于张作霖没有满足日本帝国主义在辽宁开矿、设厂、移民等无理要求，被日本关东军视为死敌。日军预谋除掉他，于是在皇姑屯车站附近埋下炸弹，在１９２８年６月４日清晨５时３０分，将途经的张作霖炸死。事件发生那天，正好赶上刘东生父亲值班。被炸毁的火车，就近运到皇姑屯机车修理厂。时年１１岁的刘东生和小伙伴们曾跑去看过一次，那时，日军的罪恶行径就在少年刘东生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父亲重视对孩子的培养，把刘东生送进当时沈阳的名校奉天省立第二小学读书。１９２９年小学毕业后，父亲又让他进入私塾学了半年。

　　不久，父亲被调回天津铁路部门工作，一家人也随其返回津门。１９３０年，刘东生考上南开中学。本来６年即可毕业，由于他患了伤寒，重读了高一，结果念了７年。

　　南开中学的生活给刘东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日后刘东生每每回首南开的经历就感慨万千。他认为南开给予他的教益是多方面的，除奠定了扎实的文化基础外，还有思想的成长。当时南开的校训是“允公、允能”。“公”就是培养学生报效祖国的思想；“能”就是让学生掌握多方面知识。刘东生觉得，这个教育观念是进步的，可使学生摆脱狭隘的个人主义，避免知识的单一性。也因此，他南开同班同学中出了不少优秀人才，后来就有涂光炽等７人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学毕业后，刘东生想继续求学，按说这并非什么奢望，结果由于日军发动侵华战争，国难当头，他的求学之路屡屡受挫。

　　此时，刘东生的家已迁到了北平（今北京）。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日本侵略者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卢沟桥事变”，激烈的枪声打破了古城北平的宁静。这天，刘东生正好从天津乘火车回北平。若为平日，早上登车，中午也就到了。结果因为事变发生，火车滞留于卢沟桥附近足足十多个小时，半夜他才赶回家中。

　　“七七事变”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也标志着中国全面抗战的开始。“平津危急！中华民族危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中国同胞发表抗战宣言，疾呼中华民族奋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时局随着战事而骤变，日军挺着滴血的刺刀步步进逼。为使中华民族教育精华免遭毁灭，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不得不南迁长沙，联合组成国立临时大学，不久又西迁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为了求学，刘东生等一批莘莘学子不得不前往西南联合大学读书。当他们结伴在天津码头登船之际，一个脚穿高筒皮靴的法租界巡捕，蛮横地拒不让他们上船，还恶狠狠地踢了刘东生一脚。无奈之下，刘东生只好暂时放弃远走昆明的设想，在法租界一所小学教书。

　　求知的渴望不可抑制。１９３８年７月，刘东生重整行装，再一次前往昆明。他买了怡和公司开赴香港的船票。他知道，此行路途遥遥，行程漫漫。自天津起碇，他要经上海、香港、越南的西贡与河内，然后乘小火车到云南蒙自，再抵昆明。一路上越海翻山，少不了舟车之累，然而这是他唯一的抉择。日本帝国主义的烧杀抢掠，已使偌大的华北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要读书，就得到大后方去！

　　辗转千里，历尽艰辛，他终于抵达有春城之誉的昆明。按学校规定，南开中学毕业生可以直接进入西南联大学习，刘东生因之顺利就学。然而，昆明作为中国抗日的大后方，并没有因为地处偏远而完全免遭战祸，跑警报、躲轰炸成了西南联大学生日常生活的一部分。１９３８年９月２８日，在一次日机轰炸中，刘东生的一位刚从天津来的林姓同学，因躲在屋檐下，被炸弹爆炸声震下的房瓦砸中头部，不幸身亡。

　　张作霖的死、法租界警察的恶、千里求学的难、同学的亡，使刘东生亲身感受到中华民族的屈辱，心中撒下了仇恨的种子，他决心学好知识，掌握报国本领，做一个挺起腰杆的中国人，为中华民族崛起而奋争。

　　本来，按照父亲的意图，刘东生到西南联大后读的是机械系。但后来，他自己转入了地质地理气象系地质专业，这个重要转变同杨钟健、谭锡畴、袁复礼等几个老师对他的影响密切相关。

　　１９２３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后又在德国慕尼黑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杨钟健，在中国地质与古生物界颇负盛名。他于１９３８年在云南禄丰首次发现中国最完整的恐龙骨架，并发表了论文《禄丰蜥脚类恐龙的初步研究报告》，震动了国际学术界。在西南联大学子眼中，杨钟健是他们心中的科学巨星，钦慕与崇拜自不待言。自然，他发表的文字最能打动同学们的心。杨教授有一次在昆明《益世报》上发表题为《论抗战和乡土研究》一文，强调只有了解自己的家乡，才能谈得上热爱自己的家乡，热爱家乡才有抗战热情。这引发了刘东生的思考：“认识家乡的山山水水通过什么途径呢？只有学习地质，具备了相关知识才能知道山是怎样形成的，水又是如何流转的。”刘东生曾回忆说：“年轻时就是这么一个挺简单的思维，读了这篇文章，放弃了西南联大机械专业，改学地质学。”

　　地质系谭锡畴教授是矿业专家。抗战期间急需铁矿等抗战物资，昆明附近有个易门铁矿，开采于１９３７年，这里虽然有露出的矿石，但矿脉有多深多宽多长、矿石品位如何、开采价值有多大均不得而知。于是，谭锡畴老师被请去勘查评估。他前山走走，后山看看，得出结论：易门具备大矿开采条件。这件事被同学们传为美谈。刘东生觉得学地质太有用了，谭老师转了一圈，居然决定了易门铁矿的命运，直接为抗战派上了用场。

　　负责“构造地质学”、“地质制图学”、“地貌学”等课程教学的袁复礼教授，给同学们讲的故事更是如同一把火，进一步燃起刘东生对地质工作的向往之情。１９２７年到１９３２年，袁教授参加了中国、瑞典合作组织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首席专家便是大名鼎鼎的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考察队员拉着骆驼，从内蒙古包头前往新疆，沿途进行人文地理考察。虽然军阀割据、土匪频出使考察团蒙受了不少磨难，但考察团还是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袁复礼置身新疆三年，就在吉木萨尔和奇台地区发掘到７１具恐龙等爬行类动物化石。每当袁教授讲起这些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时，刘东生的思想也随之到了天高地阔的大西北，这唤起了他强烈的探险欲望，坚定了他学好地质的信心。

　　１９４２年刘东生要毕业了，不料临近毕业他却患了严重的胃病。好在他平时学业优秀，仍于当年夏天准时在西南联大毕业，但这病也使他错失进入仰慕已久的中央地质调查所的良机。成立于１９１３年的中央地质调查所，是中国创建最早、规模最大的近代科学研究机构，被认为是中国自然科学研究的先驱，其成果走在世界前沿。眼睁睁地看着同学陈梦熊、罗明远、顾知微、穆恩之等高兴地迈入地质调查所大门，而自己，做了多年的地质梦，竟然与之无缘，刘东生不由得惆怅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