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上的背影——地质学家刘东生

在名师身边的日子

　　投医问药，治疗胃病，１９４３年这一年，刘东生忙的主要就是这一件事，胃病终于痊愈了。次年初，他背起行囊离开昆明到四川谋职，并在成都凤凰山机场盟军第二空军招待所求得一职，负责管理库房和洗衣房。之后，他又被调到成都彭家场军用机场招待所，继而转往西安盟军空军招待所从事勤务工作。尽管这些工作很不起眼，但是能为抗击日本法西斯尽一份力，刘东生还是感到些许宽慰。１９４５年８月，他在西安迎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抗战，终于赢得胜利。

　　辗转三年，不管身居何处，刘东生都仿佛感到，他所热爱的地质专业，他所钟情的野外科学考察，时刻都在呼唤着他归队，以实现他地质报国的夙愿。不安的心驱动刘东生写信给供职于中央地质调查所的同学，表达他的企盼。抗战期间，重庆作为陪都，国民政府的重要机构多迁到了这里，其中包括中央地质调查所。他的同学回信告诉他，首先要取得所长——１９２３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的李春昱认可，才可进入入所考试环节。１９４６年１月，喜讯传来，他可以赴重庆应试。

　　首位考官是调查所古生物地层研究室主任尹赞勋，他主持的面试顺利通过。接着是黄汲清主考，他问道：“云南的最高山的海拔是多少？”“云南昆明附近地区海拔大概是多少？”“狮子山顶是哪个时代的地层？”……好在刘东生学业精湛，对答如流，这一关也顺利通过。刘东生终于被正式录用了。

　　夙愿化为现实，这一天对于刘东生而言虽然来得晚些，但毕竟从此踏入地质科学的大门。也许是渴望进入地质调查所的情感被压抑得太久，“科班”出身的刘东生进所后，并不介意所里分配给他的是与科研专业尚有距离的辅助性工作，图书管理也好，编辑校对也好，标本整理也好，他样样都干得很投入，他觉得万事皆学问，无论做什么都可以最大限度地从中汲取知识。

　　中央地质调查所与美国国家地质调查所及其他国家的地质研究机构都有馆际图书交换，图书馆里排排书架放得满满的。刘东生发现，他可以借管理图书的机会读到最新出版物。以美国出版物为例，阅后能了解他们做了哪些研究项目、开发了哪些矿山，还能知道美国地质调查局对美国政府所发挥的作用等。

　　在黄汲清先生担任主编的《中国地质学会志》，以及侯德封先生主编的《地质论评》中，刘东生一度担任过编校工作。做了几个月后，他懂得了编辑出版工作的基本规范，对什么是优秀论文有了大致的认识。

　　侯德封曾受命负责地质陈列馆的恢复与重建工作，刘东生则被指定参与陈列馆的标本整理工作。拆包、对接、编号，摆弄化石不仅繁琐、辛苦，还整天弄得灰头土脸，刘东生照样干得很出色。

　　“我在西南联大是学习阶段，初期在地质调查所的工作是科研的准备阶段。这两个过程奠定了我后来从事科研的基础。”这是刘东生对两段生活的总结，表明时光在他身上，只要可能，他就会充分利用。

　　１９４６年夏，中央地质调查所自重庆回迁到南京珠江路７００号大院。一次，李春昱所长找刘东生谈话，建议他从事工程地质工作，他婉拒了。他认为自己既然学的是地质学，还是致力于地质研究为宜。借这个机会他也提出，想随杨钟健先生学习古脊椎动物研究。李春昱同意了，刘东生如愿以偿成了杨钟健的门生。

　　如果说刘东生在西南联大时，对杨钟健追星般的崇拜还仅限于他首次在中国发现最完整的恐龙化石骨架，那么当他走近杨教授，才知道导师不仅富有爱国情怀，还具有进步的思想，与许多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有过交往，与毛泽东还有过书信往来。抗战期间，他一再用行动和诗歌表达他的愤懑与抗争。更为可敬的是，杨钟健冒着被国民党以“通共”罪名杀头的危险，一直保存着毛泽东写给他的信。

　　跟随杨钟健学习，刘东生是幸运的。在学术上，作为我国古脊椎动物学奠基人，杨钟健的研究水平、治学态度，国内难有几人可比。刚开始时，刘东生随杨钟健学习并研究古哺乳动物，侧重古鱼类，如新种古鳕鱼。后来又在老师指导下整理殷墟出土的动物骨骼。为做好鉴定工作，他颇有创意地到肉铺里买了猪的骨骼作为比对标本，受到老师夸奖。刘东生曾这般深情地回顾他的恩师：

　　“在那空旷的大厅里，看着那些摆在四周的奇形怪状的动物骨架，它们真好像神话故事中被禁锢了的仙女似的在那里发呆，毫无生气。可经过杨先生这么一讲，它们就像是在‘魔笛’的神奇音乐下，又都活了。我为这些宝贝能够保存下来而感到十分高兴。虽然我还不能体会，但已在不知不觉之中，被杨先生引进了古脊椎动物研究的发展之中。”

　　到了１９４７年，杨钟健直接指导刘东生发掘古生物化石。一次刘东生赴甘肃、青海，配合我国著名古人类学家、北京周口店北京猿人发现者裴文中进行古生物考察。杨教授特意叮嘱他，有位叫苗祥庆的人，曾在青海省民和县采集过鳄鱼头骨化石，而这类化石的出现地，可能会伴存着其他化石，要予以注意。刘东生与同行者到达苗祥庆提供的地点后，果然发现一段恐龙腿骨化石。杨钟健得知此事，对刘东生的工作大加赞赏。杨教授对这段腿骨化石研究后，认为是合川马门溪龙遗骨。合川马门溪龙化石原发现于四川，青海距巴蜀遥而又遥，居然出土同一物种，由此可见其分布之广。现在，与青海省民和县城仅隔着一条湟水的甘肃省红古区广场上，就竖有一座巨大的合川马门溪龙雕塑，以示远古时期当地曾有如此巨型动物生存。

　　１９５１年，山东大学地质系老师带领学生实习时在莱阳发现了恐龙蛋化石，邀请杨钟健前往看个究竟。杨教授以前尚未见过恐龙蛋化石，自然兴趣盎然，便带着刘东生等前去考察。这次考察中，刘东生意外发现了一副恐龙头骨化石。化石运回北京后，杨钟健看到恐龙鼻子上生有一角，遂将其定名为“青岛棘鼻龙”。如今，这副恐龙骨架仍摆放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展览馆内。

　　“研究古生物有点像侦探破案，古生物学家要善于找寻线索来解决问题。”杨钟健曾对刘东生如是说。刘东生认为这句话对他一生的学术研究影响至深。得益于老师指教，刘东生也有所感悟：“研究人员在专业上若想得到飞速发展，就要争取与一流科学家在一个锅里吃饭。”简单的“一个锅里吃饭”，道出了“近朱者赤”的哲理。

　　大英博物馆里，如今悬挂着世界六大古生物学家的照片和简介，杨钟健列于其中，这是迄今为止亚洲唯一一个列入其中的科学家。仅此，杨钟健可称为超一流科学家了。与杨钟健在“一个锅里吃饭”的刘东生后来也成了世界级科学家。

　　而立之年的刘东生，不经意间步入未婚大龄青年行列，这时一名叫胡长康的浙江绍兴姑娘走进了他的生活。胡长康温文尔雅，在上海念完中学后，又成为南开大学生物系学生，１９５１年８月毕业被分配到北京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室主任就是杨钟健。在南京中央地质调查所古生物室工作的刘东生，从莱阳发掘完恐龙化石后也来到北京，临时在新生代研究室上班。因为南京、北京这两个研究室领导都是杨钟健，等于胡长康和刘东生都是在同一个名师指导之下工作。于是，他们有了相识相恋的机会。１９５３年，刘东生调到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１９５５年圣诞节前夕，他们终于喜结良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