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上的背影——地质学家刘东生

严师出高徒

　　德高望重的刘东生，桃李满天下。“师高弟子强”，一批学生在他悉心培养下茁壮成长，其中安芷生、刘嘉麒、朱日祥和丁仲礼四位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令人赞叹的是，在他的鼓励和主导下，他的学生的研究方向，绝大多数都没有承袭或“克隆”刘东生擅长的古生物学，而是各自开拓出了新领域：丁仲礼从事古土壤和天文轨道研究，刘嘉麒从事火山岩研究，韩家懋和刘秀铭从事黄土磁学研究，郭正堂从事土壤微形态学研究，顾兆炎从事地球化学研究，肖举乐从事湖泊环境研究，谭明从事石笋古气候研究，储国强从事湖泊古气候研究等等。刘东生不仅着意将自己的学生安排到各不相同的研究方向上，还尽其可能委托国内该方面最负盛名的专家予以指导，以博采众长。这有效地避免了由于“近亲结婚”而导致的学科研究退化，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杂交优势”。

　　高瞻远瞩、循循善诱、严格要求、言传身教，是刘东生把学生引向科研正路的最根本手段。

　　“中国文人难以摆脱对美的偏见，因而成为进步的障碍。在他们的眼里，步行是低下的。地质工作就等于直接放弃了做人的所有尊严……”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说过的这段话，刘东生认为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警示。在地质学界，如果不摆脱“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传统偏见，那将是致命的。

　　不过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中也有例外，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便是其中杰出的一位。著名科学家丁文江就说过：“徐霞客究江河之渊源，山脉之经络也。此种‘求知’精神，乃近百年来欧美人之特色，而不谓先生（徐霞客）已得之２８０年前。”他认为，徐霞客作为中国地理与地质考察的先驱，大大超前于欧美人士。丁文江本人亦曾在这方面作出了表率。

　　刘东生有机会就向学生们灌输徐霞客精神。他还亲力亲为，做出榜样。黄土高原、地球三极考察后，８２岁的他又于１９９９年乘考察船远征南沙群岛。

　　提到南海海洋研究，刘东生还与之有段渊源。科学研究表明，通过Ｘ-射线对珊瑚拍照，所获照片能够揭示珊瑚年际界线和生长率，可以分析其间的海洋环境演变。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刘东生在澳大利亚海洋研究所考察，见到澳方学者使用了这一手段，深感值得借鉴。回国后，他专程到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找到聂宝符，建议开展这一研究。研究实施后，果见显效，聂宝符等后来不仅利用珊瑚生长率研究南海的年平均海水温度，还开展了更高分辨率的一年内各月海水温度变化的研究。

　　１９９９年初，刘东生得知他在南海所工作的学生余克服要赴南沙群岛考察，便要余克服帮助他向南海所申请一道同行。消息传出，从中科院领导到地质所研究人员，基本上都持反对态度。理由很简单，刘院士年事已高，加上南沙群岛远离大陆，一旦有个意外救援都来不及。执意要去的刘东生理由同样充分：“我的学生研究南沙群岛珊瑚礁，作为导师的我至少应该去看一看。”

　　在让他去与不去的关键时刻，决定的一票留给了他的夫人胡长康。同刘院士相濡以沫一辈子的胡长康最了解老伴的心思：“考察就是他的生命，他不晕船，可以去。”不久，南海所的“实验3号”科学考察船自广州启碇了，刘东生终于实现了赴南沙群岛的愿望，成为考察队中年龄最长者。

　　离开码头及欢送的人群，考察船鸣着雄浑的汽笛声驶出浑黄的珠江口，驶入白浪滚滚的南海。船体摇晃明显，为避免晕船，包括余克服在内的不少年轻队员都回到各自舱内躺在床上。刘院士与同舱的王关养高级工程师也躺下了。不知过了多久，王关养睁开眼睛，突然发现刘院士床位空了，人不知到哪儿去了，他马上报告给考察队长。大家从船舱找到船舷通道，又从通道绕到船台最高处，终于发现刘东生正在那里扛着录像机对着大海录像！他说：“我躺在床上，感觉风浪好像越来越大，便想着利用这个机会把冲起的大浪录下来，留个资料。”

　　登高赶浪拍摄，岂止需要胆量，更要拥有非同一般的适航能力！此情此景，让虚惊一场的队友们，笃信这位“超级老头儿”完全能够胜任这次海洋科学考察。日夜兼程的航行后，考察船于三天后到达南沙海域。随考察船巡行了太平岛、华阳礁、六门礁等岛礁后，刘东生还穿上红色救生衣，随队员下到运输艇上，从深海区驶上浅水礁盘，登上永暑礁。海底拖网、海底沉积物取样等考察项目，常常在深夜进行，刘院士也照样起来观察、录像。他还提醒学生余克服：“野外工作务必细致，尽可能多地获取第一手材料。”３０多天的海上考察结束后，刘院士胜利而归。

　　更让他的学生为之瞠目的是，２００４年，年已８７岁的“超级老头儿”竟然又现身新疆罗布泊。罗布泊，这是一个谜一样的地方，一个世纪以来，发生在这里的传奇有许许多多。上世纪初，罗布泊还是一片水域，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曾在这里放下木船，荡舟其上。罗布泊干涸后，地貌的剧变又引来无数的考察者。上世纪80年代，我国科学家彭加木在此地留下“向东找水去！”几个字后便失踪了，成为永远没有谜底的自然科学之谜。1996年，上海独行侠余纯顺在这里实施穿越，魂断荒漠，再现了罗布泊的残酷。而今刘东生续写传奇，仅他那让人为之咋舌的年纪，就够让人担心的。

　　还在他念中学时，刘东生就知道罗布泊，并心向往之。大学毕业时，他的一位老师要到新疆搞地质调查，本来他可以随行，不巧他胃病发作错过机缘。后来他作为地质学家，天山的托木尔峰、华夏最低点艾丁湖、酷热难耐的吐鲁番等新疆诸多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唯有罗布泊成了他的考察盲区。在他的视野里，罗布泊和楼兰地质地貌是新疆所特有的，地学研究者不可遗漏。有鉴于此，他给多次出入罗布泊考察的中科院研究员夏训诚打招呼：“一旦有机会不要忘了我。”

　　机会果然来了。２００４年９月，夏训诚又要组队赴罗布泊考察。他首先想到刘院士的嘱托，转而又想到他的年龄，怕有闪失，又犹豫了。最后，他还是忍不住从新疆把电话打到刘东生家里。电话这边的刘东生一听，不仅表示参加，态度还非常坚决。为慎重起见，夏训诚约刘东生老伴胡长康与丈夫同行，这样可以多个照应。

　　刘东生与夫人胡长康“都进入罗布泊了，他老伴才告诉我，他去年４月做过腹动脉瘤和肾动脉介入治疗，肚子里带着３个支架！”夏训诚不无担心地对队友说。还有，跟着来的刘夫人本身也是需要关照的老人啊！

　　在罗布泊，每天出门考察，刘东生总是和普通考察队员一样，收拾好跟随了他几十年的地质背包，自己拎着走。有人伸出援手，他总是说：“我自己能行！”到了考察地点，他总是争取下车察看和绘图。在罗布泊北部“龙城”，突起于地面的一个个雅丹展布开来，看上去宛若大海涌起的波涛。刘东生被它吸引住了，只见他身着黄色夹克衫，宽松的裤管里露出细细的腿骨，弓着微驼的背，拎着一把伴他多年的地质锤，向一个先缓后陡的２０多米高的雅丹顶部攀去。待到了崖壁处，他敲下土块观察取样，又照例取出笔记本画素描，写下经纬方位。在场者见状，无不为他坚忍不拔的科学精神所感动。

　　在路上，一个钾盐矿展现在他们面前，脚下就是卤化池。刘东生用双手捧起卤水送到嘴边舔了一下，喃喃自语道：“终于尝到罗布泊的味道了。”罗布泊考察结束后，他们又去了闻名中外的楼兰古城。

　　此次罗布泊考察历时１０天，行程３０００余公里，其中有一半时间在罗布泊。刘院士对考察始终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年轻人般的热情，还一再以“太不虚此行了”概述他的体会。考察队最终安全回到乌鲁木齐，夏训诚这颗悬了多日的心才算放下。

　　这种挑战生命的精神难道仅仅是对他学生的激励吗？不！那是对所有人的激励，因为这是生命的绝唱。

　　多年来，刘东生众多学生从他身上汲取的，不仅仅是自强不息的精神，还有尊重科学、严谨治学、不慕虚名的优良学风。当年他师从杨钟健，悟到“同一流科学家在一个锅里吃饭”十分利于提高研究水平，现在又轮到他的众多学生“同他在一个锅里吃饭”，那同样是让他们受益一辈子的经历。

　　１９８７年，聂高众与其他师兄弟一道随老师刘东生到甘肃白草塬黄土上打钻。刘东生要求他们每天都要做记录，并包装好样品。学生们却随便将黄土样品包成一坨，用细绳扎上，看起来像个中药包。刘东生看到他们如此马虎，便教他们将样品切成方方正正的块儿，然后包装整齐，再在包装上标明方向。他对学生们讲，这样做有助于在实验室对样品黄土岩性、物理性状、磁学测量进行测定。学生们懂得了道理，从此不再草率从事。

　　“一支铅笔到了他手中赛过数码相机。”刘院士的学生靳春胜，用饱含崇拜的语句如此形容老师的素描能力。２００５年夏初，靳春胜等随刘东生赴甘肃省秦安县进行晚新生代黄土-古土壤考察。车每到一处停下，老师都会下车尽可能地接近剖面，并扬起冰镐刨下土块细致观察。看到刘院士一丝不苟地做记录、画剖面素描图、观察黄土成分和结构，靳春胜感慨地说，真真领略到了大学问家的深厚功底，特别是老师画的剖面素描图，有时还着上颜色，又逼真，又漂亮。　

　　对于实验室工作，吕厚远留下了让他永生难忘的一段记忆。一天中午，他同老师刘东生一道吃盒饭，刘院士边吃边提示他：“实验室的基本训练是做研究的根本，有人做化学分析实验，不知道分析结果1和1.００的差别，别人做出1.００的数据还笑话人家，这怎么能行呢！”“研究工作要有自己的体系，这是最重要的，就怕不成体系。没有体系就没有特点，一个单位没有特点这个单位就失去了价值，一个人没有自己的研究体系，他会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科学实验要精益求精，科学研究要有独到的学科特点，可以说，这些叮嘱对于任何科研人员来说都是必须坚持的原则。

　　前进在科学道路上的年轻学者需要点拨，对此，谭明体会尤深。一次，他在北京石花洞石笋中找到发育很好的微生长层，向老师刘东生报喜。“那好哇！影响石笋层厚变化可能因素是什么？”刘东生问道。“是降水。”谭明肯定地回答。“先不要这么早下结论，温度影响也要考虑。”这话当时谭明并没有听进去。事后证明，刘东生的意见是对的，这给谭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博士后期间，肖举乐一直琢磨着做点有特点的题目，但不知做什么好。他想从事湖泊环境研究，但又觉得费时、费力，难度较大；他想做全新世黄土，又觉得找到好的黄土剖面远非易事。正当他拿捏不准之际，１９９６年３月的一天，刘东生把他叫到办公室谈话，话题是湖泊。刘东生从青藏高原的湖泊谈到内蒙古和华南的湖泊，又论及我国湖泊沉积和环境研究与国际水平的差距等等。接着他真诚地说：“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黄土，通过黄土对环境变化有了一些认识，说老实话还不够。黄土区周围有很多湖，像青海湖、三门湖，内蒙古也有湖，就不知道这些湖是个什么样的情况，与黄土一模一样还是有所区别？”一席话激发了肖举乐一辈子从事湖泊环境研究的决心。它让肖举乐难忘的是，尽管老师知道他在日本琵琶湖做了一点研究工作，可并没有以指令式语气要他继续从事湖泊环境研究，而是通过轻松愉快的交流和谈心，让他自己领悟到做湖泊研究势在必行并且责无旁贷。他觉得“这也许正是先生的人格魅力所在”。

　　科学需要严谨，对于任何有违这一精神的人与事，刘东生都不能接受，更不要说发生在他的学生身上。他有位学生写了篇论文，刘东生认为应该先寄到国外征询某科学家意见后再行发表。这位学生觉得反正是文责自负，所以没有必要征询意见。刘东生听后非常生气，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他从做学问要严谨认真，到虚心求教如何有益，一直讲到为人处世应该谦恭等，从中午到傍晚足足训了好几个小时。在场的学生们找到了招惹老师生气的原因：“显然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理解做学问应该严谨的道理。一个新的学术观点和见解，不能随意抛出来，应当在扎扎实实的工作之后，再多方请教，务求严谨求真……我们惭愧自己年少轻狂。”

　　作为科学家，仅自身获得重要研究成果是远远不够的，还要能培养和打造出一支精干的队伍，做到后继有人。刘东生以其严谨的科学精神和高尚的师德，两者均做到了。对于后一点，中国科学院广州地化所陈毓蔚先生是这样评价的：“……在１９５６年兰州地质所建立时，我们的前辈侯德封老所长说过，地质所似一只老母鸡，兰州地质所是它下的一只蛋，他感到很欣慰。刘东生先生又何尝不是将我国第四纪学科下了五个蛋（研究基地），从北京两个延伸到贵阳、广州、西安，并培育出多名院士及一支强有力的学术队伍，这是刘先生对我国第四纪科学领域的杰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