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一卷）

第10章 长忆吴牛喘月时——怀念漆侠先生

　　蓝英年

　　二〇〇一年秋天，我应邀到俄罗斯海参崴市远东大学汉学系执教。十二月的一个夜晚，内子从北京打来电话，告诉我史学家漆侠先生去世了。消息来得突然，我顿时惊呆了，一股悲痛涌上心头。我穿上大衣，走出宿舍大门，想一人在海边走走，但被猛烈的寒风赶了回来。我在宿舍的吸烟室里踱来踱去，回想起“吴牛喘月”的日子。

　　一九六六年我与漆侠先生同在河北大学任教，他在历史系，我在外文系。他是著名的宋史专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版的《王安石变法》被史学界公认为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专著，并被译为日文和俄文。我则是外语系的俄语词汇课教师，一九六五年才发表第一篇文章《屠格涅夫小说“前夜”人物谈》。我写这篇文章是受到钱谷融先生的文章《“雷雨”人物谈》的启发。一九九九年见到钱先生的高足王晓明先生，请他代为转达敬慕之意，晓明先生说最好我亲自向先生表达。但我始终没有见到钱先生的荣幸，只好在这里表达了。

　　“文革”前我同漆先生并无交往，我知道他，他不知道我。在一次全校大会上，一位外语系教师指着坐在前排的一个戴眼镜的人说：“他是漆侠，河北大学惟一能上《人民日报》的人。”后来在校园碰见他，便特别留意。原来他个子很高，身材清瘦，额头特别宽大，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走在他旁边的是身材矮胖的史学家李光璧教授。后来又听说他是范文澜的得意弟子，一九五三年从科学院历史三所调到河北大学来的。

　　一九六六年六月我和漆先生都是第一批揪出来的牛鬼蛇神。他是反动学术权威，宣扬翦伯赞的让步政策。我则反对中央文革，有人揭发我一九五八年著文骂姚文元打棍子，吹捧赫鲁晓夫。我确实写过一篇文章，反驳姚文元，其中有“应当说理，不应打棍子”之类的话，但文章并未发表。至于说我吹捧赫鲁晓夫，我在课堂上称赞赫鲁晓夫的话都是教材里的话。我看出同红卫兵无理可讲，只得低头认罪，免受人身侮辱以至皮肉之苦。漆先生的情况似乎好一些，因为副校长戴树仁让他写文章批判吴晗和翦伯赞，说是“以毒攻毒”。不久戴副校长也被揪出来，漆先生和我一起打入劳改队。我们个子一般高，红卫兵便让我们担一根扁担。我们从花房里担花盆。我把花盆往我这头移一点，漆先生发觉后一定要移到当中。走到无人的地方，漆先生便问我是哪个系的，我告诉他在外语系教高年级俄语词汇课。他听我是学俄语的，便问我最喜欢俄国哪个作家，我说偏爱果戈理。漆先生说他读过鲁迅先生翻译的《死魂灵》。漆先生对俄苏文学不大熟悉，但著名的作家他都知道。每天一起干活，渐渐便熟了，互相增加了信任。有一天中午休工的时候，漆先生悄悄对我说：“注意增加营养，身体可是革命本钱。”我说：“学校食堂里牛鬼蛇神只能买最便宜的菜。”漆先生用头指指校外，我立刻领会了他的意思。我到校外“下馆子”，点好菜，吃得开心，心里感谢漆先生的“点拨”。但好景不长，很快被红卫兵发现，当场挨了一顿批斗。学报上也登出揭发“漆侠等牛鬼蛇神在校外大吃大喝”罪行的文章。漆先生对我说，我们大意了，得离学校远一点。我便到离学校远一点的地方去，照吃不误，没再遇见红卫兵。

　　一九六七年红卫兵忙于打派仗，学校又从天津迁至保定，革命干部和红卫兵小将都不满意学校搬迁，没心思管我们了。劳改队先改为学习班，后名存实亡，我们由牛鬼蛇神变成逍遥派。这一年夏天我同漆先生经常接触。有一天他来找我，气愤地说，他刚跟军宣队吵了一架，把帽子往地上一摔，对他们说：“我老漆也不是没名没姓的。”为什么事已记不清了。他看我正在看一本俄文书，问我什么书，我说是一九五二年出版的果戈理传记。他说你应当自己写一部，从俄文书里找材料，它里面的注释便是寻找材料的引子。作者使用其中的一部分，他未使用的材料未必无价值，你可以找出来使用。他建议的方法我以后使用过。读某篇评论文章，作者引用别人的话，注明出处，根据出处，找出作者所引用的书刊，仔细阅读，确有他未引用的珍贵材料。漆先生问我读过古文没有？我说读过《古文观止》里的几篇，还读过《战国策》《左传》和《史记》的注释本，但一篇也不能背。他又问诗词呢？我说能背几首。他问我喜欢哪个诗人，我说最喜欢小山的词，他听了哈哈大笑。漆先生说学外文的人往往缺乏国学基础，这最要不得，外文再好，充其量不过是个洋人。这些话现在听起来不算什么，但那时上起纲来不得了：牛鬼蛇神抗拒改造。

　　傍晚我们常常到保定市郊的农田散步，那一年特别热，一到田里便脱下背心，赤膊交谈。漆先生称之为“吴牛喘月”。他说：“这种局面不可能长久，学问决不能丢，你写你的果戈理传（我并无此意），我写我的宋代经济史。中国需要文化。”接着他说：“我不明白打倒一个刘少奇为什么要砸烂全国党组织。”我也想不明白。他告诉我他是如何从历史所调到河北大学来的。他在历史所时深得范文澜赏识，有时他还没起床范老便到宿舍来，掀起被子，叫他起床。范老还请他到家里吃饭。不少文章都让他执笔。他看到所里某些出身好的党员业务水平稀松，写不出文章来，但整起人来却各个是好手。他向范老反映过，范老却批评他自高自大。他说当时不理解范老的苦衷，现在才明白，不少人都有背景，得罪不起。他那时年轻气盛，在一次会议上忍不住了，说道：“党员都是菜包子，干活还靠我老漆。”这种话放在一九五七年肯定定为右派。虽然是一九五三年说的，中国还没有右派一说，但得罪了所里的党员。范老考虑到他在历史所再呆下去，必然受到打击，便把他调到河北大学。一九六六年范老去世，漆先生悲痛不已，请求到北京参加范老的追悼会，遭到红卫兵一顿责骂：你算什么东西，还想参加范文澜同志的追悼会？

　　管制一松，漆先生又开始读书了。我每次回北京，他都让我找他老同学张守常先生替他借书。他开的书目都是我所不熟悉的，所以一本书名也没记住。他为了节省时间，就在靠近宿舍的学生食堂吃饭。他读书非常快，一摞书几天就读完了。我问他怎么读得这么快？他说现在只看他所需要的材料，找到便抄下来，其余的地方跳过去了。在他的影响下，我也读起书来。我从李白研究专家詹瑛教授那里借来一套三注三评本《聊斋》，静心细读，心想身为牛鬼蛇神，就同鬼狐为伍吧，他们比红卫兵可爱。夜晚读累了，便到漆先生宿舍转转，总见他埋头抄写。他见到我常说，再读几百本便可动笔了。他独居保定，万师母留在天津，生活极为不便，但从未听他抱怨过。儿子燕生有时到保定来看他，他们两人便共睡一张单人床。

　　山东大学魏晋南北朝史教授郑佩欣到保定看我，我们是多年老友，曾一起下放到青岛李村劳动锻炼。我带佩欣见漆先生，他们一谈如故，佩欣在保定时，漆先生几乎每天到我宿舍来。以后他们联系非常密切。漆先生对佩欣评价很高，佩欣对漆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卓著的学术成果非常佩服。但有一次佩欣对我说，史学界以翦伯赞的文字最好，著作易于流传，有的史学家功力深厚，材料扎实，观点新颖，但文字不太好，是很吃亏的。不知他是不是暗指漆先生属于吃亏的一类史学家。

　　我调到北京师大后，同漆先生仍有来往。一九八〇年我把翻译的《果戈理是怎样写作的》的一书寄给他，没接到他的回信。第二年我又翻译出版了《回忆果戈理》，这次是让我在河北大学读研究生的侄女带去的，没想到漆先生对她说：“告诉你叔叔，要写书，不要译书。”这一方面说明漆先生对我期望过高，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不理解翻译的辛苦。此后有一段时间没有联系，听说他在筹建宋史研究所。一九九八年我到保定看他，这时宋史研究所早已成立，漆先生任所长。我径直去宋史研究所，漆先生见到我非常高兴，马上对秘书说：“把牌子翻过来！”翻过来是：今日不办公。漆先生说请我到太白楼吃饭。他谈到研究生水平太低，读古文困难；评定职称弊病很多，往往同党政职务挂钩，系主任和总支书记容易评上。他为一名研究生的分配同校长吵了一吵架。后来我听人说，他要把这名研究生留在所里，学校却留了另一位。他去找校长，对校长说，要不留他看中的人“我老漆就走人！”校长说：“我可以走人，漆先生可不能走。”他看中的研究生留下了。我带了两本随笔集给他，他说在报刊上看过我的文章，“写了些新东西”，算是他对我文章的评价。他不满意我写随笔，更不赞成我翻译书，一定叫我写专著。我说实在没有能力。漆先生批评我怕吃苦，我确实懒散成性，不能像他那样勤恳治学。现在我也不认为辜负了漆先生的期望，因为原本不是那块料。漆先生不懂外文，不知翻译的甘苦，对翻译有偏见。

　　一年后我再到保定看漆先生，他显得虚弱，从宿舍到研究所，中间都要坐在椅子上休息一会。这次我才知道漆师母双腿截肢，不能自理，漆先生也不能回天津照看她。漆先生仍很热情，又让秘书把牌子翻过来。他读了我写的《重提贝利亚》，详细问我贝利亚的事，自己说得少了。当晚又在太白楼宴请我，在饭桌上说好两年后给他过八十大寿。谁知这次见面竟成为诀别，再也听不见他那山东口音很重的言谈和嘴角微露嘲讽的笑容。

　　他的《宋代经济史》早已出版，他没送给我，我只有一本他“文革”期间送给我的《王安石变法》。我和漆先生共同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并建立起友谊。漆侠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但我也永远成不了他那样的学者。漆先生，别生我的气，安息吧。

　　我国古籍损坏严重 修复人员寥寥可数

　　我国公共图书馆和博物馆中共存古籍三千余万册，其中一千万册由于历经岁月侵蚀、火烧、水浸、虫蛀而损坏严重，也就是说，三本中就有一本亟待修复。以国家图书馆为例，约有一百五十万册件的珍贵文献存在不同程度破损，仅善本古籍中，轻度破损的就有十三万册件，中度破损的二十六万册件，重度破损的十二万册件。

　　可是，目前我国从事古籍修复的专业人员严重匮乏，行业里没有年轻血液输入，面临人才断档。据国家文化部社图司图书馆处介绍，我国目前从事古籍修复的专业人员只有百余人，而且多数已年过半百，三十五岁以下人才寥寥可数。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说，以每人每年修复十册古籍计算，目前这些损坏的古籍，也得花一千年才能把已破损的古籍修完。

　　应付批斗

　　过了二十年大致太平的日子，“批斗”这个词的含义，年轻人已经不太知道了。年纪大一点的呢？有的因为不堪回首，不愿想起；有的因为心有歉疚，不愿提起；有的旧帽遮颜，羞于露出当年面目，避之惟恐不及；也有的牵丝攀藤，一提当年就对号入座，好像罪魁祸首不是“四人帮”而是他似的。种种人，都希望这场梦魇赶快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但是，只有消除了梦魇重现的恐惧，才能消除梦魇过去的记忆，否则它将始终纠缠着活人。逃避、回避、权力、禁令，都不能强制人们忘却那段疯狂的岁月，那些疯狂的批斗，相反，它更强化了记忆。愈是想忘却，愈是不能忘却，这是人情之所难免，事理之所必然。

　　我虽然是那次“大革命”的亲历者，经过也见过各种各样的批斗，但真要给所谓“批斗”下一个定义，却着实为难。如果说“批斗”就是对阶级敌人进行批判斗争，不行，因为就是在当时，许多人也明白，被批斗的大抵并不是阶级敌人，就像一九五七年那场风暴中被批斗的大抵不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而一九五九年挨批的也大抵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如果说“批斗”就是对错误思想与错误行为进行批判，那也不行，因为在许多批斗会上，除了批判的发言与海涛般一浪高过一浪的口号外，往往还有五花大绑、挂牌、下跪、高帽子、喷气式、游街、剃阴阳头等花样，这些当然不能称之为“批判”，当然，在当时，也有美之曰“武器的批判”的。如果按当年经典的说法，“批斗”就是摆事实、讲道理，那也不行，因为在那样的会上，道理统统都是现成的，而事实则是莫须有的，将现成的道理套在莫须有的事实上，结果使道理同事实一样成了海市蜃楼，看起来五色迷眼，实际上一切皆是精心编织的虚幻。还有把“批斗”说成是“辩论”的，那依据就是所谓“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四大”，但据我的亲历与观察，所谓“辩论”从来只是单方面的攻击，而决不给对手相应答辩的权利，辩论云乎哉，不知从何说起。这也不是，那也不像，如果定要给批斗一个接近于实际的描述，它使我想起了雍正、乾隆两朝的文字狱，想起了欧洲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想起了大权在握、驱杀异端的加尔文。

　　那样的批斗，从十几人几十人的小会到几千上万人的大会，都充满一股肃杀的戾气。永恒的教义，声色俱厉的批判，不容解释与辩驳的氛围，不时发出的“打倒”“认罪”呼声，没有经过这样阵仗的人，身处此境，在恐惧与羞愧的挤压下，自信被完全摧垮，无罪的也会觉得自己真的有罪——我第一次被拉上这样的场合，就油然萌生过负罪感，那样多的革命群众都指我为罪人，我还能肯定自己真的无罪吗——“千夫所指，无疾而死”，不是虚言。在当时，因批斗而导致神经错乱或自杀的就不知凡几。能够在这样的场合保持定力，保持自我，甚至还能伺机调侃的人，实在令人佩服。

　　那时流传较多的是关于侯宝林先生的传说。据说他自糊高帽一顶，却是折叠式的。平时戴上，便帽一顶，逢到批斗，向上一拉，即成高帽。每一亮相，总引起一场哄笑。又说造反派要拉他游街示众，他突然仆地不起，问他为何，答道：“我被打倒了。”这一类传说很多，同情都在被批斗的侯老先生方面。

　　因为不在北京，未知是否真切，但不胫而走的传言却代表着老百姓的期望，期望被批斗者能保持心灵的自由，说“批斗”而藐之，不要被恶浪击倒。

　　“文革”初期，批斗正值高潮。我在上海，参加过批斗，参观过批斗（奉命接受教育），也挨过批斗。身处被批斗之时，忙着要低头，要回答问题，要作认真状、愁苦状、深思状、悔悟状，无暇顾及其他——蒋子龙写乔厂长挨批斗时，还暗自唱着“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我做不到，一来不会唱京戏，二来不时的提问逼得你没法儿走神儿。参加批斗时，要发言，要念语录，要举拳头，要作愤怒状、叫喊状、严肃状、痛心疾首状，也无暇他顾。但是到了有机会参观批斗时，因为身非批斗对象，不必进入角色；又因为身非革命群众，不必进入情况，就可以细心观察各人应对批斗的方法，这才知道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应付批斗，大有学问。

　　复旦大学那时的党委书记是王零，新四军参谋，解放后参与接管复旦。以往的历次运动，他都处于领导者的地位，得心应手，操纵自如。“文革”一开始，按照老经验，他根据“横扫”的要求，抛出一批“反动学术权威”，试图掌握运动的领导权。周谷城、朱东润、周予同等一批老教授以及当时担任学校党委宣传部长的徐震（笔名丁艾、公今度，他是被当做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抛出来的），一夜“斗鬼”，都成了牛鬼蛇神。不料老经验失效，来了个“炮打司令部”。在上海，“司令部”是市委，在复旦，“司令部”当然便是校党委了。这样，王零也就无可逃遁地从批斗的领导者沦为了挨批斗的头号对象。

　　大规模地批斗王零，是在“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学校之后。“工宣队”的全称是“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军宣队”同义可推（因为有关“文革”的事，现在都不作兴讲，今天的读者中恐怕有许多已不知此为何物，所以多说了这两句），但名归名，实归实，什么什么思想不过是挂的幌子，其实不过是按上峰旨意行事罢了。何为上峰？徐景贤、朱永嘉之流是也，再往上他们只怕也够不着了。

　　批斗不过是所谓“罪状”的宣布，定好了调子，指定了人，轮流上去唱上一通，但为了气氛，必须时时向王零发问，比如：“王零，你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王零，你为什么要排斥打击工农干部？”“王零，你是不是说过这个话？”等等。每一提问，必定要王零回答，而回答之后随之而来的必定是“王零必须老实交代！王零必须低头认罪！王零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之类的口号。王零毕竟曾经沧海，虽然在厉声吆喝和扭臂揿头的气氛中颇为狼狈，却也不曾乱了阵脚。他采取的办法是以不变应万变。无论问什么问题，他都是一样的回答：“为了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复辟资本主义。”这回答的好处，起先我不曾领会，后来渐渐明白，那好处一是上纲上到了极限，批斗的人不好说他避重就轻；二是不去纠缠事实的真假，一概包揽，但避实就虚，省得吃眼前亏。看起来即令最严重的指控都认了，推敲起来，却没有一桩能够因此落实；三是回答过于详尽，言多必失，偶有疏漏又会成为新的罪行。这样颠倒重复一句话，省心省力，不用去斟酌用词分寸、语气缓急、态度好坏，实在是沉着稳守的妙着。

　　但是，比起杨西光来，王零就棋输一着了。王零是只守不攻，杨西光则有守有攻。这当然同杨西光的地位和批斗时所处条件有关。王零是在全无保护的条件下挨批斗的，稍一不慎，便要吃苦头——有一次“工宣队”的队长张扣发，临时兴发，竟在批斗会上强令王零从礼堂舞台的这头爬到礼堂的那头。杨西光因为是市委候补书记，处于军管状态，到复旦来接受批斗，都有军人跟随，而且限定时间（好像是两个小时），因此，少有过激的行为。

　　批斗会的规模不大，百人而已，由于学生已经毕业离校，分赴工厂农场，参加批斗的大都是教师或机关干部。发言者是由上头遴选、事先做了充分准备的。杨西光按时在军人的陪同下来到会场，在一张方凳上坐下——这是王零所不曾有过，也是最初群众发动阶段种种自发的批斗会所不曾有过的“优惠”。这种“优惠”后来也曾施及如我之辈，不过实际上也享有不长，因为几乎每过几分钟就要站起来回答这样那样的斥问。

　　杨西光显得态度悠然。在复旦十多年经营，许多干部都是他提拔的、熟悉的。他环顾四周，许多都是熟人。我甚至发现他镜片后的眼睛里露出一丝笑意。

　　批斗会照例在念语录、喊口号之后开始，发言者按序念着发言稿。为了表示对“走资派”的万分仇恨，发言者屡屡停下念稿，挥动拳头高呼口号或厉声向杨西光提问。

　　一位批斗者问道：“杨西光！你必须老实交代，你是怎样破坏革命样板戏的？”杨西光回答说：“我没有破坏革命样板戏，我是支持样板戏的。”这位批斗者只好大声说：“你狡赖！”然后继续念他的发言稿。看来，布置他发言的人只是分了一条或几条所谓“反动言论”给他，而并没有告诉他这些“言论”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场合、针对什么问题讲的——或许也根本查证不出有没有这些言论。新闻五要素，缺了那么多，怎么能引起轰动？

　　另一位批斗者，发言的主题是杨西光压制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发表。当他厉声叫杨西光交代如何“压制”时，杨西光说：“我怎么会压制？如果我要压制的话，它怎么能发表出来？”发言者遇到这样的回击时，其尴尬是明显的。因为谁都知道，在柯庆施主政上海时，杨西光从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而市委教育卫生部长，而市委候补书记，还曾主持过上海《解放》杂志和《解放日报》，是一颗政坛上升的明星。张春桥跟着江青跑来跑去时，上海的报刊、宣传正是杨西光在主管。确实，如果杨西光要阻拦，姚文元的这篇文章未必就那样顺利地搬上版面。而我们这位批斗者似乎也没有掌握更多的材料，因而愣在了当场。

　　这时，另一位批斗者为他解围。他“揭发”了杨西光在市委常委会上的一段讲话，作为压制评海瑞罢官一文发表的证据。但是杨西光巧妙地给予了轻轻一击：“××同志，我记得你没有参加过市委常委会，你怎么知道我在常委会上说过什么话？”这使那位批斗者进退两难。不说吧，显得自己所言无据；说吧，说是从“工宣队”、“军宣队”那儿听来的？但工、军宣队更没有参加过当年的市委常委会，他们又是从哪儿听来的呢？这样追查上去，岂不变成杨西光在批斗他们了吗？

　　批斗会已经进行了两个小时。杨西光看了看手表，揉了揉膝盖，不等主持会议者宣布，便站起身离开了会场，两名军人无言地跟在后面走了。主持者无奈地说了声散会，大家便作鸟兽散了。

　　杨西光应付批斗的办法，是利用了由于形势、地位所造成的一定有利条件，守中有攻，使批斗者进退维谷，难以自圆其说。如果没有那些有利条件，这样硬顶，就是有十个杨西光也要真的被“砸烂狗头”了。同样硬顶的中文系主任朱东润教授，因为处在“文革”初期的“群众专政”阶段，虽然刀架脖颈也绝不屈服，表现了石可破而不可夺坚的骨气，但也因此吃足了苦头。

　　在著名教授当中，周谷城先生的应对批斗法可称别具一格。对周先生的批斗，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在毛泽东宣布要保他之后。据当时所传，毛泽东说，在上海，他要保四个人。这四个人，听说就是周谷城、谈家桢、苏步青、刘大杰——复旦大学的四位名教授。但毛泽东的话到了上海的头头们嘴里，变成了“一批二保”，也就是先批后保。因此，在毛泽东声明要保这四个人之后，对他们的批斗反而升级了，在复旦大学的礼堂召开了大规模的批斗大会。

　　刘大杰先生似乎是相信了“一批二保”的说法，以为保不保取决于他的态度。因此在批斗会上尽量表现积极。比如要他们四个人互相批判时，对于周谷城先生的“时代精神汇合论”，他按报纸上批判的口径历历详数，生怕有所遗漏。而周谷城先生则似乎成竹在胸，知道毛泽东说了要保，上海的大小喽罗量也不能将他怎样。因此，在批斗会上嬉笑怒骂，把主持会议者弄得哭笑不得。

　　记得那一次批斗会，是把周予同教授拉来“陪斗”的。主持会议者要周谷城先生批判周予同。周谷城戴着墨镜走到台中，大声说道：“周予同是研究经学的。我早就同他说过，你研究的是小六经，我研究的是大六经。你的小六经只是我的大六经里的一小部分……”话一开头，台下已在窃窃私笑，讲到这里，终于忍不住爆发了哄堂大笑。主持会议的大概觉得让他继续讲下去将无法控制局面，只好忍笑喝住，叫周谷城回到原先站立的地方。周先生泰然转身，怡然回到台左站定。他带着墨镜，我无法看清他的表情。我想，在镜片后面的眼睛里，一定隐含着讥刺与得意。

　　批斗会的主要形式是让他们四位互相批判，而台下则坐满了观众。美其名曰，叫他们在群众中亮相，实际上是对他们人格的侮辱与贬损。周先生对此似早已洞悉，因此他决不肯为主持者利用，哪怕东拉西扯，也要表现独立之人格。刘大杰先生就显得过于软弱了，他似乎想尽量取得主持者的满意。这也许同两人的性格有关，也许同两人与毛泽东的关系深浅有关。周先生与毛泽东有数十年的交情，而刘大杰虽然也是湖南人，同毛泽东的交往则似乎只是在“文革”前一两年才有过一次。在刘大杰对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作了符合于当时潮流的批判之后，周谷城又一次被叫到了前台，让他对刘大杰进行批判。

　　周谷城大概很不满意于刘大杰的表现，所以一开口便说：“刘大杰这个人很不老实。他在‘文革’前的一次民主党派会上，批判我的‘礼乐新论’。会后，他搭我的车，在车上却说：‘你的文章写得好，写得真好！’……”台下又是哄堂大笑，主持批斗的人，只好又一次把周先生赶回了原地站立。

　　那次批斗会，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批斗主持者的叫喊，也不是相互批判的内容，而是周谷城先生这种让主持者哭笑不得而让听会者哄堂大笑的应对方法。一场要“大杀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威风”的批斗，就此流为笑谈。那样的批斗会此后好像也就不曾再开。

　　我曾参加过多次批斗会，起先是批斗别人，后来是自己被批斗。回想起来，都显得过于顶真，远没有前辈们看得透彻，因此，批斗会上与批斗会后，总感到异样的痛苦。“文革”中的经历，令我渐次明白：批斗会是非理性的批判，如果被批斗的人欲以理性求之，结果必然是失望与痛苦；批斗会是不讲理的地方，如果必欲到那场合去辩理，结果必然是失望与痛苦；批斗会是谎言与断章取义集合之处，如果想在那里寻求公道，结果必然是失望与痛苦。倒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或如周谷城先生那样，游戏风尘，玩笑应之；或如杨西光那样，攻其一点，示其本相；或如王零那样，呼之为牛，应之为牛，反显得应对自如。其中的关键在于能否看破。在批斗会上，你认罪是这样，不认罪也是这样，明明无罪可认，又何必低三下四？但又不能认真去辩理，因为那本不是讲理的地方和时候。看破了这一点，得之于心而应之于口，无论取何种方式，总是不即不离，不真不假，不流不滞，不卑不亢。如是，方可谓透彻之悟，方可谓悟道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