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一卷）

第11章 世纪风云的见证人

　　萧文泉

　　在清祚殆尽民国初立的那个时刻，袁世凯尽收渔翁之利，成了中外各方都能接受的临时大总统，但是在通向至高权威的路上还有最后一个障碍，那就是新生民国的首都之选。他不肯到南京受革命党人的羁绊，然而定都南京又是有约在先已告示天下的。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呢？莫里循，伦敦《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给袁世凯出了个主意：让各省都提名两座城市为候选首都。他料定各省都会首选各自的省会为首都，而第二选择则必定是北京，这样北京就会得票最多而顺理当选……袁世凯客气地夸奖了莫里循的好计谋，但是老夫心中自有妙策。不久，正当南方代表团来京迎大总统南下履新时，袁总统麾下的大兵就上街烧杀抢掠了，吓的那些南方代表们再也不敢提劳动大驾的事了。

　　莫里循和袁世凯在解决定都问题上的这两条计策再鲜明不过地凸现了清末的那些动荡年代里两种思路和行为的差异。莫里循的这个主意实际上是仿照了古希腊的故智。马拉松战役之前，雅典将军米太亚德为了得到联军统帅的位置，建议所有的将军在选举统帅时都可以投两票。结果不出他所料，所有的将军都把第一票投给自己，把第二票投给米太亚德。米太亚德因此以最高票当选为希腊联军的统帅。然而，古希腊的这个成功计谋无法得到老袁的认可，给他启发的当是另一类历史例子，比如汉末董卓纵兵掠胁帝迁都的故事。浸润于军阀专制传统的袁世凯和来自于西方民主制度和平等传统里的洋记者正好代表了当时古老中国的两个趋势。

　　当莫里循在北京的街头看着袁世凯的似匪非匪的兵将们打家劫舍时，他心中充满的是失望和悲哀，但是却没有了惊讶。自从这位澳大利亚人来到中国以来，他已经见过了太多匪夷所思的事了。他刚到任时，作为西方一张主要大报的驻华记者，拜访了李鸿章。交谈中李大人问他，如果付给他钱，他能不能在《泰晤士报》上发表文章主张让中国增加进口税而不需另加补偿？莫里循听了大吃一惊，中国外交的首脑居然会这样公开地贿买记者，竟不顾最起码的道德准则！当然，在莫里循当记者的那些年代里让他吃惊的也不光是中国人，一八九八年英国的贝思富海军上将受命来华推动贸易，到了北京后他忽然想出了个对付慈禧太后的主意，他建议袁世凯派人去把慈禧捆起来吊在一口井上，如果慈禧接受政治改革就放她下来，如果她还冥顽不化，就让她掉井里去。不知袁世凯身边的通事有没有把这个建议译成汉语，贝思福自己则很为想出这个办法而得意，他马上给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发电，建议英国政府采用他的这个主意。当然，英国当政者还没有像他那么无知，索尔兹伯里还耐心地回电解释为何不可，而英国驻中国公使窦纳乐则冷冷地请上将先生管好自己的本分事务。

　　贝思福上将和李鸿章大人处理自己国内政务的时候大都能中规中矩，为什么一涉中西交往就举止乖异了呢？这是因为在那个年代，除了莫里循等少数人以外，西方人也好中国人也好都没把对方当作同类，因此他们都有意无意地觉得自已文明的规矩可以不应用到对方身上。因此在双方的冲突中都会把自己最野蛮最丑陋的一面表现出来，莫里循亲身经历的义和团骚乱就是这样的一场悲剧。经过意识形态重彩包装的这场大动乱长久来被说成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义举，但是实际上纵容其事的慈禧太后是出于保住自己权位的私心，而满城里烧杀的拳民们关心的也不是西方列强从中国政府那里夺去的港口和矿山。他们是华北大旱后生计无着的饥民，突然间得到了可以不受惩罚地任意使用暴力的权力，结果可想而知。在义和拳席卷北京的那几个月里，真正的洋人没伤着几个，全是无辜的北京市民被杀被抢。当困守在东交民巷里的莫里循看到那些拳民们放火烧了隔壁的藏着皇家图书的翰林院时，他难遏心中的愤慨。“亚历山大的图书馆和罗马的图书馆被毁了，可那都是入侵的外族人干的，只有中国人是自己烧毁自己的图书馆！”东交民巷里的人把那些完全无视国际法而围攻外交使馆的大清官兵和拳民称作野蛮人，那是殖民主义的偏见，但是看看我们的同胞在那些日子里的行为，恐怕那也不完全是骂人的话。使当时的局势骤变成不可收拾的是德国公使克林德的被杀。克林德是约好了去总理衙门办交涉的，为了不引起街上拳民们的注意，他打发走了自己的德国卫士，只带了几个中国随从，乘着一座绿呢大轿。不知道的人都以为是某个满汉大人在出行。但是在经过旗人兵营时，一个旗兵小头目正等在那里，冲上前对着克德林的头就是一枪。在光天化日下公然谋杀了一个前往外交部的外国使节，这自然会使北京和世界上的西方人认为他们是在和丛林中的野蛮人打交道。八国联军入京是中国人永志难忘的国耻，但是对战栗在东交民巷里的妇女儿童（还有一个婴儿出生在被围困的东交民巷里）和为数不少的中国教民来说，却是救星。

　　八国联军是来救援自己的同胞的，这支拼凑起来的军队当然把遇到的中国人，都当作野蛮人，当时的西方舆论也这样看。但是为《泰晤士报》报道中国事务的莫里循却还能保持正义感。他本人在拳乱中受过重伤，得到误报的《泰晤士报》还登了他的讣告，可当他看到来教训所谓的野蛮人的欧洲军人自己像野蛮人一样行事时，他还是毫不客气地用他的报道来揭露联军的罪行，尽管他自己也曾急切地等待联军的到来。他的报道向全世界揭露了德国兵的所谓军事行动是不加警告地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和丧心病狂地破坏文物，他记录下了俄国兵在皇家花园里疯狂的劫掠；他报道了法国兵和德国兵抢劫精美的天文仪器的罪行。他为联军的暴行感到羞耻，并向英国政府建议让英国军队退出联军。他的报道大大地激怒了联军的那个粗鲁的统帅，瓦德西甚至威胁着要把莫里循送上军事法庭。

　　莫里循所报道的拳乱和八国联军的入侵发生在一百多年前的北京，现在读来好像是另一个星球上的事。制造这场惨剧的中国人和西方人都把自己身上最丑恶的东西发挥到了极至，都忘了世界上还有文明两字。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人们所习惯的把中西方对立起来评判善恶的看法是过于偏颇的。我们不如把近代史看成是文明和野蛮的消长史，中西两边都曾表现出令人不堪回首的野蛮举止。同时，中国人和西方人中都有为现代文明前赴后继的志士和为中国的进步殚精竭虑的人，莫里循就是很突出的一位。

　　随着莫里循的名望和影响力的日益增大，他逐渐地从一个中国事务的旁观者变成了一个参与者。当辛亥革命爆发时，莫里循感到很振奋，因为他早就对满清政府完全失望了。受他的同胞端纳的影响，他并不相信那个被他们称为夏威夷华侨的孙中山，相反认为政治军事经验丰富的袁世凯是最合适的新生共和国总统的人选。根据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他以为袁世凯的推委拖延是世代受清廷恩泽的袁氏不愿承担篡位者的恶名，因此莫里循向袁世凯建议，最好由清帝颁诏让位给袁，袁世凯就可以不背叛逆的罪名而当上民国首脑了。时局果然如莫里循设想的那样发展，不知是老谋深算的袁世凯早有这样的筹划还是他真的采纳了莫里循的计策。无论如何，在中国历史的这个关键的转型时代，像莫里循这样的一些外国人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而我们过去的历史研究给予他们的注意是很不够的。在南北议和的过程中，北方代表团的背后有莫里循在积极活动，在南方代表团里则有另一个澳大利亚人端纳在运动，这两个人私下还是好朋友，民初政局的变幻显然有他们的一份作用在里面。多年以后莫里循有了直接接触孙中山的机会，留下了相当好的印象。他感叹说，如果他早知道孙中山是个不错的人物，中国的历史就会不一样了。这或许有他夸大自己影响之嫌，但是或许也有几分真实在里面。

　　比较起来，莫里循在国际关系方面所起的作用要更加为人注目。中国开埠以后列强蜂拥而来，莫里循独忧俄罗斯的进逼，他极力促动日俄开战，因为他认为只有日本能够遏止俄国在中国的扩张。和绝大部分欧洲观察家不同，他毫不怀疑日本将获胜。但是，日俄战争以后莫里循很快就明白，对中国最大的最严重的威胁是军国主义的日本。当时英国政府采取的是在远东和日本结盟的立场，《泰晤士报》当然也持和本国政府一致的亲日态度。莫里循却不惜与他在伦敦的上司冲突，在他的报道里不遗余力地揭露日本侵占中国的狼子野心。二次革命失败后避居日本的孙中山给日本首相上书，建议在中日之间确立全面的特殊关系，以换取日本对他的支持。莫里循得到这封信后，感到孙对国际关系完全无知，信中给与日本的许诺太危险了。他立刻通过关系把信在上海的《字林西报》上披露，以防患于未然。当日本把全面控制中国的《二十一条》以最后通牒的形式交给袁世凯时，袁世凯左右为难，条约之毒辣令他实在无法接受，但是他又惧怕日本。据说日本公使日置益在提交条约时嚣张地以杖重击袁的办公桌以恫吓他。莫里循得知后认为只有公开这份条约，依靠国际社会的压力才可使日本缩手。他这时已有中国政府顾问的官方身份，不能直接撰文揭露，于是他请来他的老朋友时任《泰晤士报》驻华记者的端纳，似乎无意地把文本泄露给他。果然，《二十一条》在国际上一公布，引起轩然大波，日本在它的险恶阴谋被暴露到光天化日之下后只好退了一步。在抵制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的过程中莫里循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莫里循在为中国服务的最后几年里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中日关系上，日本政府曾把他看作是阻止日本实现其在中国的侵略意图的主要障碍之一。处理第一次世界大战善后事务的巴黎和会召开时，他是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代表团的任务很明确，就是要捍卫国家的根本利益，不能让日本攫取山东。在和会的开始阶段中国捍卫自己的主权和统一的立场还颇得同情，相反日本代表团倒有点孤立。但是弱国总是只能做别人交易的筹码。中国原来指望美国的支持，但是威尔逊总统为了得到日本对他的国联计划的支持，接受了日本对中国的无理要求。弱国外交本就艰难，中国代表团成员的表现使成功的希望更加渺茫。莫里循一到巴黎，发现代表团里一片混乱，代表们互相争斗，陈友仁和顾维钧准备的声明英文稿文字拙劣，根本无法用。他立刻花了两天时间仔细修改，然后遍访各国代表，争取对中国立场的支持。但是他的中国同事们似乎都别有心思，顾维钧忙于衣冠鲜整地和一个印度尼西亚的美人儿恋爱，被克列孟梭嘲为是巴黎的一只中国小猫。“个人高于国家是这些人的信条。”莫里循在他的日记里愤恨地写道。巴黎和会的失败使莫里循非常失望和伤心，他的健康由此而败坏，一年后就不治而身亡。

　　在随后几十年间里莫里循的身影几乎完全为中国历史风暴所湮没。现在北京的王府井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恐怕没有一个人知道这条象征了中国经济繁荣的大街一直到一九四九年还以莫里循大街的名称而闻名。近年来史学界对莫里循的越来越大的兴趣表明我们终于能够对中国近代史的这样一个特殊人物作出公正而充分的评价。

　　（《死过两次的人》，P·汤姆逊和R。麦克林著）

　　爱因斯坦私人信件公开发表

　　今年七月二十日，伟大的科学巨匠爱因斯坦最后一批文稿——他的私人书信在尘封半个多世纪之后终于被公开。这批书信大部分来自耶鲁撒冷希伯莱大学的爱因斯坦博物馆，一直由爱因斯坦的继女马格特·爱因斯坦保管，她曾要求在她死后二十年中这些信件不能公之于众。今年七月二十日正好是她去世二十周年，她所保管的信件和另一小部分来自苏黎世中央图书馆的手稿收藏室及其他收藏点的爱因斯坦书信共有三千五百页。这些信件将被陆续出版。以下是不久前美国《时代周刊》率先发表的几封信——

　　爱因斯坦用诺贝尔奖金换离婚

　　作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天才之一，艾伯特·爱因斯坦因为他的相对论在全世界享誉盛名。然而又有多少人知道，爱因斯坦在探寻这个美妙理论的路上，经历了多少艰难和坎坷。又有多少人知道，作为一个普通的父亲，爱因斯坦是怎样牵挂和深爱自己的两个儿子。不久前，美国《时代周刊》首次发表一批一九一五年期间爱因斯坦的通信。使人们对这位科学巨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对于爱因斯坦来说，一九一五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虽然早在此十年前，他就已经形成了相对论的理论构想，但直到这一年，他才真正提出了最终使自己功成名就的广义相对论。为了论证这个引人入胜而又无比美妙的理论，爱因斯坦几近疯狂地工作。对于爱因斯坦来说，那是一段非常痛苦的时期。他与妻子米列娃的婚姻已经出现严重裂痕。米列娃带着她和爱因斯坦的两个儿子——十一岁的汉斯·艾伯特和五岁的爱杜阿德离开身在柏林的爱因斯坦，前往苏黎世生活。与此同时，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食物匮乏，爱因斯坦的胃病加重了许多，只有表姐埃尔莎·爱因斯坦（后来嫁给了爱因斯坦）在身边照顾他。

　　大儿子期望爸爸来看他

　　首度公开的这批爱因斯坦私人信件，揭示了这位天才在一九一五年这个特殊的年份中，在情感和科学上的挣扎。最早的两封信写于一九一五年四月初，是爱因斯坦的大儿子汉斯·艾伯特（爱因斯坦昵称他为阿杜）写给父亲的。他在信中央求父亲，在春假时前往苏黎世看他和弟弟爱杜阿德（小名泰特）：

　　亲爱的爸爸：

　　你知道吗，泰特已经会乘法和除法了，而我现在正在学几何。我们准备了一个小本子，平时妈妈会给我出题，到时候我也可以跟你那样。可是最近你为什么都不写信给我们了呢？我一直在想：“复活节的时候你会来这里，到时候我们就又能有爸爸了。”

　　阿杜

　　父子间靠信件联络

　　由于战争，爱因斯坦无法前往苏黎世看望儿子，不过他给儿子寄去了明信片，答应他会在七月份带他去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度假。爱因斯坦还对自己的儿子喜欢几何表示高兴，还说自己像他那么大的时候，“最喜欢的消遣”就是几何学了，“可是那时候没人可以演示给我看，所以我只能通过看书学习。”爱因斯坦是多么希望能和儿子在一起，教他数学啊。但这个愿望却不能实现，这让爱因斯坦感到非常遗憾。于是，他希望通过信件来多少弥补一点，“如果你每次写信的时候都告诉我你学会什么了，我可以给你出题目让你来解答呀”。他还给两个孩子各寄了一个玩具，并叮嘱他们要好好刷牙。“我也是这样做的，所以现在我的牙齿才能保持得很健康。”

　　夫妻嫌隙影响父子关系

　　然而，一家人的关系还是恶化了。爱因斯坦和米列娃在通信中，因为钱和度假时间的安排发生了争执，一九一五年六月，汉斯·艾伯特给爱因斯坦寄了一张简短的明信片，对父亲提出的度假计划进行了答复：

　　亲爱的爸爸：

　　这种事情你应该跟妈妈商量，因为在这里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不过，如果你对妈妈的态度那么不好，我也不想和你一起去度假了……

　　A·爱因斯坦

　　从署名完全可以看出，在这封信中儿子态度的冷淡。汉斯·艾伯特再也不用爸爸对自己的昵称“阿杜”，而是用和父亲在写正式信件中同样的签名“A·爱因斯坦”。爱因斯坦相信，这张明信片一定是米列娃教儿子写的，于是他决定和自己的新欢埃尔莎一起去度假。在此次公开的一封写于一九一五年七月的信中，他向自己的朋友、苏黎世的医学博士桑戈，这样解释了自己的决定：

　　亲爱的朋友桑戈：

　　我的好儿子这几年来，因为我前妻，已经和我越来越疏远了。我前妻是个爱报复的人，而且她很狡猾，外人尤其是男人经常都被她欺骗了……本来我早已决定要在七月份去苏黎世，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即使我去了我也根本别想见到孩子们。所以在最后一刻我决定，在哥廷根进行广义相对论的演讲时，去塞林放松放松，我的表姐（埃尔莎）和她的孩子已经在那里租好房子了。

　　A·爱因斯坦

　　用诺贝尔奖金换离婚

　　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四日，爱因斯坦在哥廷根发表了自己有关广义相对论的第一次演讲。在这次演讲中，他阐述了自己的新方法，尽管他承认自己还没有得出精确的数学公式，当天下午，他一结束自己的演讲，就给大儿子写去了一封百感交集的信：

　　以后每年我都会尽量和你们待上一个月的，好让你们能有爸爸的陪伴和爱护。你们可以从我这里学到很多好东西，这是其他任何人都不能给你们的。我通过如此艰辛的工作所得到的东西，不应该仅仅对陌生人有价值，更应该对我的孩子有着特殊的价值。过去一段时间里，我完成了我人生中最精彩的一份论文。等你们长大以后我会把它都告诉你们……我经常太专心工作了，连午饭都忘了吃。

　　之后，爱因斯坦接连提交了三份报告，并最终提出了人类历史上最为重要的科学理论之一——广义相对论，然而，在与家人的关系上，爱因斯坦却无法得到自己期望的和谐，他最终决定和米列娃离婚，并提出：只要米列娃同意离婚，他将把自己以后获得的诺贝尔奖奖金全部给她。尽管当时还没有获得这一殊荣，但爱因斯坦对此非常自信。米列娃在考虑了一个星期后，同意了爱因斯坦提出的条件。几年后，当爱因斯坦果真获得诺贝尔奖时，米列娃用他的奖金在苏黎世购买了三套公寓。小爱杜阿德（泰特）后来因为精神病被送进苏黎世附近的一间精神病院，在那里度过了余生。汉斯·艾伯特的命运则要好得多。他后来进入苏黎世高等工业学院学习工程学（当年爱因斯坦和米列娃也就是在这间学校相遇的）。之后，他又成为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的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