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樊树志教授
◎王琳妮
《国史十六讲》作为一本大学历史教材,在没有任何媒体炒作的情况下,短短四个月多中,就取得了四万多册的销售量,并持续荣登学术类图书销售排行榜的前列。在逐渐被边缘化的人文学科中,如何打造这样的畅销书?带着这个疑问,笔者走访了作者樊树志教授。
樊教授年近古稀,却有着像孩子一样灿烂无邪的笑容,谈起《国史十六讲》,他更是兴致盎然。
笔 者:您的书卖得这样好,访谈节目也接二连三地找上您,都快成为学术明星啦。
樊教授: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路子,能依着我的路子受大家喜爱,我当然很高兴。我首先坚持作品的学术性,要有事实根据有来源,还能适时地反映最新的学术动态。其次是大家都喜欢看,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反映真实,像现在很火的易中天,我觉得并不是件坏事。首先,他的书根据的是《三国志》而不是《三国演义》,也就是说他的作品不论怎么夸张,起码不是戏说,读者看到的是比较纯正的历史文化。另外从效果上来说,至少他讲的历史大家感兴趣了,就会有更多的人进入到这个领域中来。不过像黄仁宇、史景迁那样更好,在学术著作之外,写一些畅销的普及读物,刮起一股“历史风”,让读者了解历史研究的魅力。
笔 者:您当初是怎么会想到写《国史十六讲》?
樊教授:因为二○○五年复旦大学创立复旦学院,要求大一新生在文理平台接受通识教育,《国史概要》就在公选基础课程中。我开这个课很多年了,但现在情况不同,学生有人文类的,社科类的,还有理工类的,历史学基础各不相同,而且课时只有以前的一半,原先的教材——《国史概要》是为每周四堂课写的,现在却要精减一半——每周两堂课,必然要删去原先教材的很多内容,我琢磨用专题的方式才能把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在短短三十二节课里讲明白,同时又让学生喜闻乐见。另外,复旦学院的学生都是刚刚从高中毕业,我上课四十几年,很了解高中毕业生的历史水平,所以我在写讲义时,有意使用浅显生动的语言,让大一的学生更容易接受、消化。
笔 者:原本也就只是讲义,怎么想到付梓成书呢?
樊教授:出版社看我的讲稿,结果从责编到总编都觉得很好,他们决定要出成书。但毕竟这个稿子从书名到内容都是比较严肃的,书局一开始很谨慎,第一版只印了六千册,也没投入资金大幅宣传,仅在大型书店里贴新书广告,不料一个月不到就卖完了,于是一版、再版,至今已经七版了吧。
笔 者:虽然是讲义,很多人说《国史十六讲》不像历史教科书。
樊教授:对,我的角度不同。我现在写的不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历史书,而是二○○六年的,所以我力求展现的是二○○五年的学术水平。历史是一个不断被解读的过程,比如DNA检测是这个时代才有的,虽然这是生命科学领域的前沿技术,但它对人类的探索与历史的研究动向很有关联。例如这两年用DNA对古人类化石进行检测,结果显示与非洲人的DNA一样,便得出“人类非洲起源说”,认为人类的起源是单一的,都来源于非洲,这就引起了历史学界热烈的讨论,《文化报》上也刊登文章关注这个问题,可见历史研究是具有很强的时代性的。西方学者说:“历史是现在与过去永无止境的对话。”这个话的涵义很深。对于历史,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这样说而不是那样说,而到了明天,又有另外的解释方式,原因就在于不同的时代,对于历史的感受是不同的,这就需要历史学家不停地解读历史,所以我的书要体现这一点。再举个例子,我年轻时候对历史的看法就与现在不同,有的甚至完全相反。因为改革开放以后,国内的历史学家接触到更多海外的文献材料,以及他们的研究成果,就为我们打开一片新的视野。
笔 者:您的书多次引用了海外学者的著作及文章,据称您的书引用海外著作的次数是国内学者的两倍?
樊教授:是的,在一个专题中,我引用多家之言,这家怎么评,那家怎么看,最后才说我的观点,就像个学术讨论会,不是单向地知识灌输,而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有被启发的感觉,跃跃欲试。有人说读我的书就好像在看BBS论战一样,观战之余,逐渐有开放、客观的国史轮廓。另外,《国史十六讲》毕竟是通史,我不可能全部都熟悉,所以要旁征博引,我要把各个朝代全世界一流的研究成果展示给大家,包括国内海外的。读者看到最新的学术动态,会很有亲切感,同时对中国历史也有更开阔的眼界。大家都喜欢看,证明这样的做法是成功的。当然海外的汉学研究有它的优势,首先在材料上,海外的学者可以看到我们没有的珍贵文献和文物。其次,他们以局外人的姿态看待中国历史,必然打破很多观念上的框框,另辟蹊径,得到与众不同的结论。另外,他们的态度更审慎更客观,历史是怎样就是怎样,研究的基础就很坚实。所以有很多可参考的地方。
笔 者:那么您在把讲义转换成书稿时,考虑最多的是什么?
樊教授:在形式上我也动了很多脑筋。你看《国史十六讲》的题目,我说宋朝是“繁荣和创造的黄金时代”,因为人们观念中宋朝一直是积贫积弱的,和契丹打,输了,和女真打,又输了,和蒙古打,还是输,结果只能南迁。但是,我要说它是黄金时代,这就很吸引眼球,必然会激发读者的好奇心,为什么你要说窝囊的宋朝是黄金时代。而且,这个说法是有来源的,是西方学者的观点,我力求的是一种有颠覆性,但又有学术根基的效果,比如“东林党”非党,“倭寇”大部分是中国商人等等。
随后在十六个大标题下,我都用四个小标题,这样就很整齐很漂亮。在《国史概要》里,我也动了很多脑筋,正好凑满一百个小标题,看起来就很圆满。
笔 者:现在买书的不全是大学生吧。
樊教授:这是面向大众的书,准确地说,我的定位是高中毕业的人。中华书局在出书之前,曾做过一个调查,结果显示不仅仅是大学生需要这样的书。所以,我在写的时候,就很注意。在引用古代文献的时候,尽量翻译成白话,有些如《老子》、《论语》等翻成白话会失了兴味的,我就引用原文,并在后面加上白话解释,使文本更加浅显流畅。
此外,我有意使文字流畅,富有形象感。因为我的受众群很明确,是高中毕业生,所以要尽量用生动的语言和例子把历史讲活。比如在“胡人汉化与汉人胡化的时代”这一节里,我谈到高足桌椅——就是《水浒》里的交椅,是从胡人那里学来的。早先的汉人都是席地而坐,男子盘腿,女子跪坐。古代的“筵席”就是一张大席子,放几个靠枕在上面,与会者就坐在席子上举行“派对”。然而胡化以后,“筵席”开始使用高足桌椅,从而演变成我们今天理解的筵席。但是韩国和日本最高级的酒店餐厅里都是沿袭我们古代的传统,坐在地上举行宴会,即使偶尔活动腿脚,打个招呼把腿叉开,也被认为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这样一说,就把历史和今天拉近了,读者看到了就感到很亲切,很有趣味。
笔 者:您很有商业意识啊。
樊教授:当初写《国史概要》时,我已经考虑到让海外读者也能接受,立论便更加严谨客观,现在香港已经二版了,精装本每页都有插图,非常精美,开价都在100港元以上。这就意味着我的书面向的是全球的华人,在写《国史十六讲》的时候,我也考虑到这点,这是一个更加广泛巨大的市场。
笔 者:《国史十六讲》现在很受欢迎,卖得很好,您之前预料到么?
樊教授:我是作者,当然希望书能畅销,但没想到反响这么好。现在香港和台湾的出版公司都想买《国史十六讲》的版权。
笔 者:您怎么看待通俗的历史书热卖的这个现象?
樊教授:我呼吁更多的好的普及读物,其实人文学科,包括理科也是这样,要发挥作用,只有让普通读者了解,才能真正地体现价值,所以很多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都写过学科原理性的普及读物,效果很好。而我们现在,像甲骨文这种最高端的学术其实只有几十个人在做,学术争论也始终在一个小圈子里流转,没有新鲜血液,只会让基础学科越来越跟不上潮流,越来越边缘化。我们需要让别人喜欢参与进来的作品,否则从事历史研究的人会越来越少。
笔 者:您这样说,以后通俗的历史读物会越来越多吗?
樊教授:这很难说。像《品三国》一类的读本,大部分学者还是有些不屑的。另外,目前来说很少有人来做这个事情,虽然我认为很必要,但年轻学者忙着赶论文,资深学者不愿意多事。在这样的真空下,我还是赞成通俗历史读物这个现象的,总的来说,是希望更多的人喜欢历史,投身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