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二卷）

说不尽的“大历史”

　　——记《万历十五年》的出版

　　◎孙 展

　　喜欢读历史书的人，几乎无人不知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此书是近三十年来中国大陆影响最大的历史读物之一。

　　二〇〇六年是《万历十五年》成书三十周年。本书刊发孙展先生的文章，以表达对已归道山的黄仁宇先生的纪念。

　　一九七六年夏，黄仁宇完成了《无关紧要的一五八七年：明王朝的衰落》一书的写作，这就是日后享誉史学界的《万历十五年》。这部对后来中国许多史学家影响深远的著作，当时的出版历程却是一波三折。

　　黄仁宇当时担任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历史教授，尽管他的学术水平被不少世界闻名的汉学家所认可，但他本人在学界却并不出名。而要出版一本学术书籍，除了自身的名气，名人的推荐也是相当重要。

　　因此，黄仁宇曾在一九七五年夏天携带妻儿进行了一次耶鲁之行。目的是寻求该校历史系教授亚瑟·莱特（芮沃寿）的帮助。亚瑟·莱特是美国著名的史学家兼评论家，有了他的推荐，黄仁宇书稿的出版将变得顺利许多。

　　当时，在黄仁宇的写作计划当中，他准备写作两本有关中国历史方面的书籍，以便于让他的学生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深入了解中国。在这两本书的构架中，一本是描述中国历史的纵切面，概述两千年来中国历史的高峰和低谷。另一本则是描述中华帝国晚期的横切面，黄仁宇准备用这个时代的几个人物的综合传记，来反映帝国统治的方方面面。第一本已经完成，取名《中国并不神秘》。而第二本还在写作之中，就是后来的《万历十五年》。

　　在一个大雨的午后，黄仁宇如约到达了亚瑟·莱特的家，两人进行了长达三个多小时的沟通。但遗憾的是，黄仁宇却没有得到这位学术权威的肯定。在亚瑟·莱特看来，这位华裔学者的第一部书稿立意过于宏大，它试图仅仅用数万字就告诉读者中国历史兴衰罔替的秘密，而这几乎是徒劳无功的，他建议黄仁宇选择具体的研究时段进行细节描述。但黄仁宇却并不这样认为，他一直试图用一种“望远镜”的观点，也就是宏观视野的“大历史观”来诠释中国历史发展的逻辑脉络。两人最终也没能达成一致。

　　而对于《万历十五年》的构想，亚瑟·莱特则表示了一定的兴趣，但他提醒黄仁宇要避免这部著作成为小说和历史的混杂体，“此前一位女作家刚刚受到此类的批评。” 亚瑟·莱特警告说。他提议让黄仁宇参考朱东润撰写的《张居正大传》。对这些，黄仁宇则表示了感谢。

　　带着沮丧的心情，黄仁宇离开了耶鲁，他知道，没有亚瑟·莱特的支持，自己的著作要想出版必定会困难重重。但更为严重的还不是这些，由于纽约州立大学已经开始有削减教职人数的计划，在这所并不重视东亚历史教学的学校里，黄仁宇要急于出版一本有分量的学术著作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尽管在学术观念上没有达成一致，但却并不防碍黄仁宇和亚瑟·莱特之间的交往。一九七五年十二月，黄仁宇将已完成的《万历十五年》部分草稿寄送给亚瑟·莱特。当时亚瑟·莱特已卧病在床，但还是认真读完书稿，并给黄仁宇写了自己读后的观感。在信中，亚瑟·莱特说：“拜读了你的万历章节，动人之至！行文的确传达出宫廷生活的丰富纹理。”显然，这是对黄仁宇的一种鼓励和肯定。

　　以一九七六年整个春天，黄仁宇都请假在家，埋首于《万历十五年》的写作中，直到这一年的夏天，书稿终于全部完成。在此期间，他又多次与亚瑟·莱特商讨关于此书的内容和结构，但很不幸，亚瑟·莱特于当年八月去世，黄仁宇失去了一个很好的师长和朋友，也少了一位关于此书最好的一个推荐者。

　　黄仁宇将写好的《万历十五年》交到了三个出版社，但先后都被退了回来。对于这些书商来说，这本书太奇特了，书中讲述的是遥远中国明代的几个人物的故事，里面有丰富的细节，甚至有大量的人物情感，但它又绝对不是小说，书里的人物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为了人们能够更好的理解那个时代。这本并不算厚的书里包含的内容太丰富了，从政治、军事、礼仪、思想、赋税、民众生活……帝国统治的方方面面都被涉及到了。

　　尽管都对这本书抱有浓厚的兴趣，但是还是没有出版社敢于冒险出版这样一部前所未见的著作。大学出版社认为这应该是文学读物，建议黄仁宇找一家商业出版社，但商业出版社显然并不认可这个观点，在他们看来，这就是一本学术书。

　　随后，黄仁宇受邀到普林斯顿大学参加《剑桥中国明代史》撰写工作，在普林斯顿，黄仁宇将《万历十五年》书稿复印了几本散发给参加会议的专家。书稿得到了著名汉学家牟复礼以及崔瑞德的高度评价，崔瑞德甚至努力为黄仁宇寻找英国的出版社，以寻求出版的可能，但英国出版社却回复说，必须要有美国出版社共同出版才行。

　　书稿在辗转了多处之后仍然看不到出版的可能，直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黄仁宇去参加亚瑟·莱特遗著《隋朝》的出版纪念会。他约见了耶鲁大学出版社的总编辑爱德华，黄仁宇将书稿交给了他。在耐心等待了四个月后，黄仁宇给爱德华打电话，这一次，爱德华告诉黄仁宇，他们对这部书稿“很有兴趣”，但是由于美国出版社有着严格的审稿制度，所以在时间上会有所耽搁。历经波折，《万历十五年》终于看到了出版的曙光。

　　在美国寻找出版商受挫的情况下，黄仁宇将书稿翻译成中文，期望能在中国大陆找到一家出版社。一九七八年，他在长沙认识的一位老朋友哈维要去中国，黄仁宇托他打听在大陆出版的种种事宜。哈维回到美国后也带来了好消息，因为哈维的妹夫就是著名艺术家黄苗子，他答应帮助推荐给北京的出版社。

　　黄仁宇于是给黄苗子寄去了信和一份书稿，但是书稿却在邮寄途中丢失。一九七九年一月，黄苗子写信给黄仁宇，建议他再寄一份。这一次，哈维的女婿恰好也要去中国，黄仁宇于是托他将书稿亲自捎到了黄苗子的手中。收到书稿后，黄苗子立刻写信给中华书局古代史编辑室的傅璇琮，提到：“这样做对海外华人知识分子会有好影响。”

　　傅璇琮拿到书稿后立即进行了审读，这的确是一本与众不同的书稿，在“文革”刚刚结束不久，史学研究还深受意识形态影响，出版这样一部非内地学人，同时观点与传统迥异的著作无疑需要极大的勇气。傅璇琮在审稿意见中提到：“书名虽然是《万历十五年》，但实际论述的是明朝中期的社会情况，着眼点是较广的。”他和编辑室的另一名副主任魏连科共同向上写了报告，“原则上同意出版”。

　　报告虽然提交，但是中华书局的一位领导却表示何必要出外国人的书。这样，出版计划耽搁下来。正在困境之中，中华书局副总编辑赵守俨看完书稿后却力主出版此书，就这样《万历十五年》最终列入了中华书局的出版计划。

　　由于黄仁宇长期在海外生活，他自己翻译的稿子当中有不少晦涩难懂之处。傅璇琮就请了大学时代的同窗好友沈玉成对稿件进行润色。每当沈玉成修改完一章，就交由傅璇琮寄给黄仁宇。黄仁宇对沈玉成修改后的书稿极为满意，双方书信往来，商定修改长达三年之久，直到一九八二年，书稿才最终定稿。

　　而耶鲁方面，在经过严格的审稿之后，也终于在一九八一年将书出版了。这本书一经出版，就引起了美国评论界的兴趣。美国著名作家欧蒲台专门写信给黄仁宇说：“我从纽约《时代周刊》获悉您的大作。虽然它与我的知识范围相距甚远，但我还是请求在《纽约客》上为它写一篇书评。”他在评论里评价说，《万历十五年》尽管是一部严谨的学术作品，但却具有卡夫卡小说《长城》那样的超现实主义的梦幻色彩。

　　而中华书局版的《万历十五年》第一次印刷就有二万五千册，结果一销而空。即便是放到今天，这样的销量在学术书籍当中也是相当罕见的。为了表达对中华书局和沈玉成的感谢，黄仁宇提出自己不要稿费，同时将稿费的三分之一交给沈玉成，但沈玉成却执意未收。中华书局最终将稿费折价为样书寄给了黄仁宇。

　　《万历十五年》中文版的出版，在当时的大陆史学界引发了不小的震动，不少读者读过此书后，“才真正领会到历史学的美感与魅力”。他那种对历史多面性深入解析的写作手法，从长时段总体透视历史命运的史学观，为当时还停留在“后文革”时代的人们，打开了一扇自由呼吸的窗。时隔三十年，黄仁宇先生已归道山，但其一生所倡导的“大历史观”则不仅在史学界落地生根，更为世界各国读者所认知，这也许就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