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二卷）

禁书书目过眼录

　　◎朱 门

　　“雪夜闭门读禁书”本是一件犯法的事，可是这件事放在读书人中间，还是一件比孔乙己偷书更“雅”的雅事呢！

　　秦始皇禁书是为了统一思想，清朝禁书是为了减少统治异族时产生的麻烦，总而言之，禁书总是为了江山社稷的稳定。

　　可是人类居然会有逆反心理？这也是历史发展中主禁者逐步认识的一个道理，就好像洪水时期大多数治水者开始都只会堵水，很少有人会去泄洪治水。于是被禁竟然成了一件让人很兴奋的事，于是“雪夜闭门读禁书”成了一种时尚。

　　可以预料，只要有传播行为，就会有禁止传播的行为，这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一种角力。如果统治者没有感到威胁，也未必会去禁书，因为好多人已明白思想是禁不住的，禁书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只会留下历史的耻辱。

　　在上世纪的一百年中，人们禁过不少书，禁书目录出了一本又一本，禁书令下了一道又一道，可是过了若干年，这些书还是没禁完，反而出了好多不同的版本，这也是当时禁书者始料不及的。

　　有幸在若干年后研究禁书目录，发现禁书真是一件知识较量的行为，充分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知识发展的局限性。于是随手对一些禁书书目作些札记，从中可见各时期人们的禁书认识，也可见以后的人们有否超越前人的禁书水平。

　　《中央取缔反动书籍杂志一览》

　　这本书目是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制发的，收集了一九二九年三月到一九三四年十月的禁书目录。这本目录是为了让各省市党部查扣禁书用的，封面上还印有“秘密”二字。

　　禁书要有理由，这在清朝时也有先例，但那时在禁书总目和全毁书目、违碍书目中并看不见有禁书理由，只有书目、作者，仅在抽毁书目中才给你讲点理由。例如要抽毁《徐文长逸稿》五本，理由是：查《徐文长逸稿》系明徐渭撰，集内赠李宁远序，按辽议建序，俱有悖谬语，应请抽毁。

　　而这本《中央取缔反动书籍杂志一览》，可见略有进步，书中开始五页的禁书目录也不讲理由，而从一九三二年前，在内容概要一栏中，开始讲理由了：

　　郁达夫著《她是一个弱女子》之下写着：共党；

　　郭沫若著《文艺论集续集》之下写着：普罗文艺；

　　张资平著《黑恋》之下写着：攻击本党；

　　赵巩著《小母亲》之下写着：鼓吹阶级斗争；

　　许啸天著《潘金莲爱的反动》之下竟写着：妨害善良风俗。

　　这本书目中连高语罕著《语体文作法》也被写着：鼓吹阶级斗争。而更有意思的是张天翼著的儿童文学作品《大林和小林》，被取缔的理由是：挑拨阶级感情。

　　特别要说的是，张资平的小说《时代与爱的歧路》，在当时被取缔的理由竟是：妨害善良风俗及鼓吹无产阶级斗争。而他后来被批判的命运中却并没有这样一笔。

　　这本《中央取缔反动书籍杂志一览》有一百零八页，查禁了上千本书籍和杂志，网罗了当时左翼作家和非左翼作家，像鲁迅、郭沫若、冯雪峰、蒋光慈、丁玲、胡也频、潘汉年、钱杏邨、田汉、张天翼、张资平等自然不在话下，可韦雨萍、韦月侣、唐次颜、曼丽书店的书均被以“诲淫”的理由查扣，更是可见当时社会的文字敏感度之高了。

　　那时连冯玉祥的诗集也查禁，理由是：诋毁中央。而连青年党、无政府主义派的书也查禁，理由是：宣传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更可以想见当时中央宣传委员会查禁官们的党同伐异的胸襟了。

　　书目中连《二百年阳阴合历对照全书》、《民众日用百年国历便览》也禁，更是让我开了眼界，原来对这类书的查禁理由是：破坏国历之施行及违背中央禁令。还密令上海市宣传部查禁《阳阴合历通书》，真是防微杜渐到极致。

　　不知是文艺杂志太多来不及查，还是别的原因，在这本书目中把杂志从略，而对社会科学类书籍杂志则用了三分之二篇幅一一查禁。同时，在查禁文艺书籍时还能分类处理，分成查禁类、暂禁类、查扣类、删改类等四类，而对社会科学类则不分类，就此也可见那个时代查禁官们的思维重点。

　　这本七十年前的禁书书目让我有这样一种感慨，那就是：禁了那么多“共党”的书，最后还是让共产党得到了老百姓的心，这足以证明禁书者的徒劳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处理反动、淫秽、荒诞图书参考书目》

　　这本书目是第一号，后来还出过第二号等，但这是在一九四九年中国革命胜利后第一次全国性大规模查禁书的第一本书目。

　　一九五五年七月，政府认为全国省会以上城市有一万多个租赁书籍和连环画的店铺、摊贩，他们手中有大量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反动、淫秽、荒诞的旧小说、唱本、连环画、图片，每天要出租给几十万读者阅读，于是认为这将毒害青年人的心灵，要坚决严肃地处理。

　　但这次查禁书的行动与过去旧政府的查禁还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在查禁时还分了两类，对第一类书是坚决查禁，对第二类书予以收换，并照顾到了一些租书铺摊的生活困难，对查禁的书或者收买，或者以新书收换，这样做得到了大多数租书铺摊的拥护。

　　同时，对审查图书也注意到了要防止偏差，组织了有文化、公安、司法等部门和文化界著名人士参加的图书审查机构，难以决定的要报请上级复审。并规定任何机关或个人，非经审查批准手续，不得擅自处理图书。还明确规定：“五四”以前出版的图书、“五四”以后出版的新文艺作品；一般谈情说爱的所谓“言情小说”，虽有一些色情描写但以暴露社会黑暗为主的图书；一般侦探小说、神话、童话及由此而改编的连环画；真正讲生理卫生知识的科学书，应一律准许继续租售，不得任意处理。

　　可见，这本第一号查禁书目还是很严谨的，书中也分了两大类作为典范，一类是典型书目，一类是参考书目，并分了没收和收换两类分别处理。

　　这本五十五页的书目所查禁的书大多以小说为主，政治类的书，除了蒋介石、汪精卫、希特勒、陈独秀、叶青等特别著名人物的书，其余禁得也不多。因此，那时查禁的书应该说是旧时代那四十多年中被认为反动、淫秽、荒诞的旧小说，特别是涉及特务、间谍、反共的书，侮辱少数民族的书，描写淫乱生活的书，定为没收。而一些武侠小说，涉及神怪荒诞、并有色情的书，追逐资产阶级腐化生活、乱搞恋爱的书，定为收换。

　　尽管在查禁时有严谨明确的规定，但是由于那时的文化水平的局限和敌我双方对峙的局面，在这本书目中还是有一些界线划过头的现象出现，如：

　　张竞生的《性史》，理由是：淫书；

　　续《红楼梦》的所谓《新红楼梦》，理由是：描写淫乱生活；

　　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理由是：有浓厚的神怪荒诞描写；

　　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大侠传》，理由是：神怪荒诞，并侮辱少数民族；

　　王小逸的《春水微波》，理由是：露骨描写性交；

　　《健康性技术》（正续编），理由是：用很多篇幅讲性交技术并提倡互相手淫；

　　苏青的《鱼水欢》，理由是：写一个女子玩弄男人和给男人玩弄的故事。

　　程小青的《画中线索》，理由是：写一女子为了恋爱连杀二人，极为恐怖。

　　在当时被全禁小说的有冯玉奇、王小逸、何可人、蓝白黑、仇章等，而还珠楼主、朱贞木、郑证因、白羽等在一九四九年前的小说也基本被禁。而即使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间有过抗日的间谍、特务活动，但反映这方面题材的小说也要查禁，如：冯玉奇、刘云若、仇章等人的小说，从这里可见当时对国民党特务、淫乱、神怪荒诞和侮辱少数民族等图书的严厉政治态度。

　　现在可以说，当时所禁的大多数小说对净化那时的文化市场还是很有好处的。直到今天，这些书也不过只可供学者研究用。当然，由于现代人的文化眼光已大大开阔，所以那些被禁的小说即使现在重新出版，也未必会有大量的读者，这就是时代进步的自然淘汰吧！

　　《毒草及有严重错误图书批判提要

　　（三百五十种）》

　　这本书目严格来说不是由政府所公布的禁书书目，可这本诞生于一九六八年“文化大革命”斗批改中批判阶段的书，还真是一本准禁书书目。

　　在一九四九年后的出版书目中选出三百五十种书来批判，数量虽不大，但这是当时把图书馆全封闭后可以拿出来批判的书，也就意味着这些书可以在小范围内阅读，换句话说，在批判的背景下，又要小范围开放这些书供人们批判，这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而这事到了“文革”后期的批林批孔时，竟成了一件大众阅读毒草书的事，那些被批判的《三字经》、《神童诗》、《二十四孝》等被大量印刷，或在旧书店售出，更是让人忍俊不禁。

　　这本书目是“北京图书馆无产阶级革命派《毒草图书批判提要》编辑小组”和“揭发中国赫鲁晓夫破坏毛主席著作出版发行罪行展览办公室”编印的，他们将全国各大报纸以及北京、上海等地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组织小报发表的批判文章，连同出版界提供的大字报文章摘录汇编成这本书，分类批判。还把刘少奇的书和其他书中有回忆刘少奇的文章，作为第一类放在最前面，共收了五十五种，占了七分之一还多。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批毒草时还会把菜谱也拉了进去。抄一段批判理由：

　　《菜谱集锦》（一）

　　《菜谱集锦》（二）

　　上海市委机关事务管理局食品研究小组编

　　1960-1961年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此书是刘、邓及其在上海的代理人，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推行和平演变，腐蚀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的罪证。此书大肆宣扬吃、喝，不厌其烦地介绍川、京、粤、闽、上海、淮阳六大地方系统的所谓“名菜”、“名点”。此书的炮制者还要求此书装帧华丽，以备外宾和“首长”参阅，出版后曾数次出国展览。可见其罪恶用心。

　　菜谱无罪，出版菜谱者却罪不可赦，这就是批判者的逻辑推理，这也是四周都是敌人的疑人心态造成的，这种高度敏感除了导致病态，还会是什么呢？

　　高度敏感是咬文嚼字、制造文字狱的起因，于是，会把古代平冤狱的文字，都当成是为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翻案的鸣冤叫屈声。会把“杨乃武与小白菜”的事，株连到这些戏的剧本。会把杨乃武奇冤三载的事，联想到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从一九五九年被罢官到一九六二年刘少奇为之翻案的三年冤狱。会把老舍的《茶馆》最后一幕中，那三个老头子的对话说成是用舞台形象来“控诉”社会主义，是把资本主义的灭亡写成是“历史悲剧”。在这种逻辑面前，批判者马上也可成为被批判者，因为任何人都会倒在中国语文的多种歧义前，都会死在“莫须有”的逻辑之下。

　　由于这本书搜罗的书比较多，于是有些地方新华书店、图书馆都大量翻印，出了好几个版本，现在还经常在旧书摊上出现。 ■

　　陈寅恪 遗稿重见天日记

　　“义宁陈氏一门，实握世运之枢轴，含时代之消息，而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之所托命者也。”

　　——吴 宓《空轩诗话》

　　陈寅恪“性命之托”

　　蒋天枢 当之无愧

　　陈寅恪先生仙逝距近今已四十载。一九六四年陈寅恪在病榻上将编定的著作整理出版全权授与蒋天枢，这被后辈学人视为他一生学问事业的“性命之托”，在学术界传为佳话。

　　蒋天枢(1903-1988)，字秉南，江苏丰县人，一九二七年考入清华研究院国学门，师从陈寅恪、梁启超学习文史。一九二九年毕业后，曾任东北大学教授。一九四三年起，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一九八五年后转任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早年在清华时期，蒋天枢专攻清代学术史，毕业时所写论文《全谢山先生年谱》，以扎实的考据而得梁启超的赞誉。抗战时期，蒋天枢转而致力于先秦两汉文学与《三国志》的研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专攻《楚辞》，晚年出版了《楚辞论文集》、《楚辞校释》二书。

　　尽管作为陈寅恪的及门弟子，蒋天枢与老师之间的联系从未间断过，但是，一九四九年后，十余年间两人只见过两次面。这十余年间，陈寅恪目睹和经历了太多昔日亲密无间的师友亲朋一夜之间反目为仇的事情，但他信赖晚年只有两面之缘的蒋天枢。

　　蒋天枢值得这种信赖。一九五八年，他在其《履历表》“主要社会关系”一栏中写道：“陈寅恪，六十九岁，师生关系，无党派。生平最敬重之师长，常通信问业。此外，无重大社会关系，朋友很少，多久不通信。”当年，批判资产阶级史学权威的政治运动正如火如荼，蒋天枢在这种只会带来麻烦而不会有任何好处的“社会关系”中，丝毫不掩饰对陈寅恪的敬重之情，足见其为人之笃忠执着。

　　他也确实没有辜负这份重托。晚年，他放弃了自己学术成果的整理，全力校订编辑陈寅恪遗稿，终于一九八一年出版了三百余万言的《陈寅恪文集》，基本保持了陈寅恪生前所编定的著作原貌，作为附录，还出版了他编撰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这大概是“陈寅恪”这个名字在大陆重新浮现之始。

　　当时出版社给他三千元整理费，他一分钱也没有收，全部退还。因为“学生给老师整理遗稿，怎么可以拿钱呢”。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陈寅恪突然“走红”，很多人出来自称是陈先生的弟子，蒋天枢却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从来没有借陈寅恪以自重。

　　一九八八年，蒋天枢不幸去世时，与蒋同为清华研究院毕业生的著名学者姜亮夫曾发来一份与众不同的唁电，开头即云：义宁陈寅恪先生全集是您收集、编纂、考订，是我们同学中最大的成就者。

　　把整理陈寅恪文集视为蒋天枢一生最重要的成就，在局外人看来，或许感觉未免看低了蒋天枢的学术水平。不过，从《陈寅恪文集》出版后，“陈寅恪热”迄今不衰的情况看，对蒋天枢来说，却是当之无愧的。

　　陈寅恪当年的选择，固然有蒋天枢忠实敦厚、正直无私的人品因素在内，但更多的还是学术一脉：作为弟子的蒋天枢，继承了陈寅恪一整套的独特治学方法——将蒋天枢有关《楚辞》的著作与陈寅恪的名篇《元白诗笺证稿》等相比较，其学术传承之一脉便一目了然。

　　因为有这样的学术传承，在一九六四年接受陈寅恪重托之前，蒋天枢已经参与乃师的著作整理及联系出版事宜。一九五〇年冬，《元白诗笺证稿》出版后，陈寅恪即寄给蒋天枢。次年又寄赠了新发表的《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等论文。一九五三年九月，蒋天枢专程赴广州晋谒陈寅恪。此行并非泛泛的谒师，而实关系到陈寅恪著作的保存与流布。当时，陈请蒋过录《元白诗笺证稿》的校订之文带回上海，并让蒋抄录其尚不愿公之于世的一批诗作，即由北京南来的作品。此后十余年，蒋天枢一方面承担了为陈寅恪著作刊行与有关出版社联系事宜，另一方面又花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参与协助陈修订旧作、撰写新作的工作。前者如《元白诗笺证稿》一书。该书出版后，一九五五年又出修订本，所据底本即蒋一九五三年在广州遵陈嘱过录校文携回上海的那个本子，由蒋在沪录副后寄往北京。一九五八年第二次修订本，底本则是一九五六年陈寄给蒋的两部“再校清录本”之一。这次，陈并将《金明馆丛编初稿》一书一同寄来，交蒋联系出版事宜。后者如陈晚年的名作之一《论再生缘》，其撰述的真接动因便是蒋从上海寄赠了《再生缘》弹词的道光刊本和《申报》馆排印本各一部，激发了陈的研究热情；而陈的《柳如是别传》从一九五四年起笔开始，蒋就参与了协助搜集、考辩有关史料的基础性工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两人书信往还的主要话题就是钱谦益和柳如是。蒋将在上海搜集到的有关史料抄录给陈，陈再提出所应继续查找的材料让蒋继续搜寻，如此往复不已。到了一九六四年，蒋天枢自然成为编校陈寅恪文集的最佳人选。

　　两份遗稿无影踪

　　三封书信促官助

　　一九八一年，蒋天枢在校毕《陈寅恪文集》后， 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写道：

　　现在，寅恪先生文集出版事虽已告竣，尚有遗憾事二：其一，先生《寒柳堂记梦未定稿》黄萱誊清钞稿一份，曾经历史系二年级学生王健全拿去供批判用。王来信说当时放在历史系橱柜中。此文当日主事者应能知其下落。其二，一九七八年历史系发还稿件时，独师母手写诗稿三册未予发还。陈小彭曾向胡君索讨多次，未得。此三册诗稿明载接收清单中，现亦不知在中山大学何人手。此二事思之时为心痛。

　　这里，蒋天枢只提到给他带来“思之时为心痛”的遗憾事，却并未言及他为收回其师这两份遗稿所付出的努力。其实，在二十五年前，蒋天枢为了能使陈寅恪的两份遗稿重见天日，曾分别致信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和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周扬，敦请他们对此予以关注；而彼时仍戴有“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帽子的王元化也致信周扬，积极协助，留下了一段颇值一提的学术佳话。

　　和遗稿有关的三封信：

　　一、蒋天枢致习仲勋的信

　　广东省委会习仲勋同志：

　　我是上海复旦大学的一位老教师，现在为了有关陈寅恪先生遗著问题，冒昧地向您写这封信。

　　已故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寅恪，是我早年的老师。陈老师晚年著述中有篇《寒柳堂记梦未定稿》长文，是陈老师生平最后的一篇重要著作。当时本有清稿二份，并在六七年运动中失去。现在从陈师母的笔记册中查出，被历史系学生王健全拿走一份。册中并附贴王健全收据一纸，文如下：

　　历史系三年级学生王健全十二月十五日收到陈寅恪第七次交代材料同日收到《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一份67.12.15

　　王健全现在海口市人民广播电台工作，本想由私人去信索讨，深恐其不肯交还。为此呈请想法饬令王健全即将《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用信挂号寄还“广州中山大学西南区陈小彭收”以便早日刊入集中。

　　琐琐奉读，顺致敬礼

　　上海复旦大学 蒋天枢敬呈

　　二、王元化致周扬信

　　周扬同志：

　　我现已调至大百科上海分社工作，这次来昆明召开文学规划会，以为可以见到您，现听说您不来了，很遗憾。

　　复旦大学老教授蒋天枢为陈寅恪先生遗稿散失事写了一封信给习仲勋同志，我社印了一份《简报》现附上。蒋天枢先生原信已由梅益同志代转。

　　蒋天枢先生又给您写了一封信，更详细地叙述了陈寅恪先生在运动中遭受的迫害及遗稿散失情况，现附呈。

　　据蒋先生说，陈寅恪先生于六九年逝世后，虽举行过追悼会，但当时四害横行之际，只是敷衍了事。迄今尚未给陈寅恪先生进行彻底的平反昭雪。

　　由于陈寅恪先生在学术界是个有影响的人物，现将情况反映如上。

　　即致 敬礼

　　王元化手上十五日

　　三、蒋天枢致周扬信

　　周 扬同志：

　　文化大革命前，曾在上海市泰兴路文化俱乐部里晋谒聆教，不识周老还能忆及否？此后在运动期间备受“四人帮”迫害，往事真不堪回首。

　　现在将有关已故陈寅恪师生前被迫害情况，和遗著遭劫掠事件奉陈如下：

　　陈师自一九六七年起，即遭受“四人帮”种种迫害，先后逼迫交代本人罪行，责令检查；甚至陶铸同志、胡乔木同志到中大去看他，都要作详细检查交代。有时气竭声嘶，仍被迫不已。甚至诬陷老人为外国特务。不分日夜，到住宅中抄掠，陈师母的首饰珠宝等被抄走后至今渺无下落。继又逼迫迁居小的住宅，书籍无法存放，由图书馆全部运走。即陈师所借我的《钞本牧斋集》十二册(中箱本、二十五卷)，亦混在师书中被拿走，称“无有”，作罢。在种种迫害情况下，两位老人饮恨吞声。终于，陈师在六九年十月七日、陈师母在十一月廿一日，相继抱恨逝世。

　　在两位老人逝世半年之后，“四人帮”党羽所谓“专案组”者，借口“审查特务案件”，把家中所保存的新旧著作稿件，从陈先生小女儿陈美延手中，以威胁劫持方式全部拿走。后来又辗转被历史系取去。中经家属多次索讨，迄不发还。陈师仅有三个女儿，大女儿陈流求，成都人民医院内科医生。二女儿陈小彭、小女儿陈美延，分别在中山大学生物、化学系工作。直到七八年，大女儿陈流求向广东省政府申诉，中大历史系才于当年四月间将稿件发还家属。但诗集三册和其它零碎稿件尚未发还。

　　一九六四年夏，我曾到广州看到陈师，师当面嘱我，他身后给他整理稿件，以故家属把收回的稿件都寄给我。计有：《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初编》、《二编》及《柳如是别传》等等。此传清稿、初稿共三十余册，约五六十万言，是陈师晚年花了近十年工力写成的。于明清间史事多所发明。将合成《陈寅恪文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

　　陈先生在写成《柳如是别传》之后，继又写出《寒柳堂记梦未定稿》长文，是叙写自身家世和生平的。据黄萱先生(她是广东第二中山医学院院长的夫人，任陈先生助教近二十年)讲：此文草成后，她曾亲自缮写誊清稿两份。不久黄即被历史系造反者驱逐回家，“不准再给陈寅恪当助手”。现此文原稿及誊清稿两份，均散失不见。近在陈师母笔记簿中找到一份当时历史系三年级学生王健全拿此文誊清稿一份的亲笔收据。王健全现在海口市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已详给习仲勋同志信中。此外，陈师亲自缮写的诗稿三册，也希望周老能函商中山大学校党委负责同志(据说诗稿三册存放在校长室保险柜里)，将诗稿三册交还家属。其它一些零碎稿件，据说存放在档案室保险柜或历史系箱子里。至于另外一份《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现在谁手，还无法查清。在未交还家属稿件之前，所有稿件都经过历史系主任胡守为手，不识该文是否在他手里？

　　现在本人整理陈师遗著工作，尚有许多未做。身边所存陈先生昔年寄给我的一些诗稿，正在整理清写中。自己的《楚辞新注》等旧稿，也要花许多精力整理。年已七十有六，仅有两个女儿，都在外地工作，我老夫妇俩都已年迈，身旁无一人照顾。现在正设法调回湖南省轻工研究所工作的小女儿蒋忠垣一人，复旦已代为上报市革会组织，事已两年，迄未批复。不识周老能否代为从旁协助？年老力衰，目前即查找资料和缮写工作等，都需本人自做，时感心长力短之苦。琐琐奉陈，请希谅。致

　　敬礼

　　蒋天枢(印章)住址：上海复旦大学第十一宿舍

　　风雨路上再回首

　　遗稿踪迹浮水面

　　现在，距蒋天枢写信之时已二十多年了，随着对陈寅恪研究的深入，有关陈寅恪遗稿散失的情况，已有所披露。

　　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陈寅恪即由白居易珍惜自己作品之举而有了“一个最美妙的灵感”：以白居易“别录三本”的方式，整理自己的著作。担任这一工作的是陈寅恪的助手黄萱和妻子唐女士。两三年间，黄萱对《柳如是别传》等陈寅恪未刊稿至少作了两稿以上的誊清与复写；唐女士则主要对陈寅恪的诗篇作了多稿以上的复写。若唐女士身体不适时，两个女儿帮忙。整理与抄录的过程如下：陈寅恪与唐女士的卧室挂有一块小黑板，陈寅恪亲手在黑板上写出诗句，唐女士便将诗句抄录下来，写完一句抹掉一句，然后再写下一句。外人当然无法探知陈寅恪诗作的内容。这样，至“文化大革命”抄家以前，陈寅恪的重要诗文至少有两套以上的“稿子”。

　　一九六四年，陈寅恪将著述托付蒋天枢后，即开始晚年最后一部著作《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的撰写工作。但“文革”爆发后即“未及完成而难作”。“文革”结束后，蒋天枢从陈寅恪女儿处得知有关《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的种种情况后，即想方设法搜求。在致信习仲勋之后，又通过与周扬相熟的王元化再函周扬，主要是追寻陈寅恪的《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和晚年遗稿，希望通过官方努力达到目的。

　　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后，陈寅恪随即被打翻在地，第一批抄家者也上门了。

　　这些来自历史系的“革命群众”，查封了陈寅恪的书籍和一批未刊书稿、手稿，专门堆放在一间房子里，等候处理。

　　其后，随着运动的深入，动乱的升级，陈寅恪的遗稿也开始了厄运。首先，在中山大学化学系任职的陈寅恪的小女儿陈美延在该系“革命群众”的威逼下被迫交出了部分稿子。

　　其次，就是蒋天枢信中所言的《寒柳堂记梦未定稿》，被历史系学生王健全拿走的情况。

　　对于蒋天枢来说，谈到陈寅恪诗稿的遗失，也许还有一份自责堆积于胸。一九六四年，在陈寅恪将自己的著述托付蒋天枢整理时，并同意他录下自己数十年间所写下的近百首诗篇。蒋天枢将老师的诗作录在一个本子上，准备带回上海。可是，当他回到上海后发现，这个本子竟然遗失了。

　　蒋天枢所录陈寅恪诗作，虽然未曾尽数收录老师晚年的所有诗篇，但倘若没有这阴差阳错的遗失，终还可以尽显其编辑的《陈寅恪文集》之中。

　　陈的遗稿何以最后都到了历史系。据当年追随陈寅恪学习、现已成为著名历史学者的胡守为回忆：

　　在“文革”中，陈寅恪先生的女儿的确交出过陈寅恪先生的手稿，因陈先生的女儿是化学系的，因而手稿交到了化学系。大约在一九七八年，化学系党总支通知历史系党总支，说有陈寅恪先生的两包手稿，历史系是否拿回去？历史系党总支问我，我说应该放在历史系保存，而且谁也不能动。不过，在这两包稿子中，没有《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和陈先生的诗稿，只有《柳如是别传》。陈先生的这部著作还没有出版，我认为应该尽快整理出版，就组织有关人士进行整理。不久，学校党委书记对历史系说，陈先生的女儿要求把这部书稿拿回去，我们遵照指示，立刻交回去了。

　　王元化热心之举

　　成学界一段佳话

　　蒋天枢在给习仲勋的信中，只提到有确凿证据被人拿走的《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一稿，而在给周扬的信中才补充提到了陈寅恪的诗稿。他这样做，得益于著名学者王元化的鼓励。

　　在蒋天枢给习仲勋和周扬写信时，王元化虽然被分配了工作，但仍然带着“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帽子。尽管如此，作为一名家学渊源的学者，他仍然把拯救文化遗产放在心上。蒋天枢这两封信，王元化回忆说：我为什么给周扬写信，关心这件事，很容易明白。陈先生是著名史学家，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对他的著述进行整理、刊布，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文化遗产的整理的问题。他在“文革”中受到冲击，文稿散落的情况，是蒋天枢告诉我的。

　　一九五二年，我曾在复旦大学做过教授，与蒋先生虽然来往不多，但也认识。

　　碰到蒋先生后，他谈到正在编辑的陈先生文稿的事情。蒋先生为追回陈先生的文稿焦急，我也很焦急。我对蒋先生说；我们一起来呼吁。我那时虽然还戴着“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帽子，但已经在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工作了。那时，我们有一份情况简报，是专门送给有关领导看的。我得知蒋先生致信习仲勋后，就把这封信拿来，加了个说明，在简报上刊出，目的是引起有关领导的重视。

　　后来，我想，要解决这件事，还是中央有关同志出面。当时梅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副院长，胡乔木是院长。我和梅益在抗战时期曾一起工作过，彼此很熟，我给梅益和胡乔木各写了一封信。信中我对梅益说，这件事很重要，胡乔木如果出面，或可解决。请他把我给胡乔木的信转交，并面请乔木同志关注此事。我把这期简报也附上了。等了一段时间后，没有得到消息。我又对蒋先生说：你再给周扬写封信，我给你转上去。蒋先生为人非常老实厚道，不知道该怎样写。他说，陈先生的遗稿，除了《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外，还有诗作也放在了历史系，但没有凭据，不知可不可以写。我说：你不要有顾虑，只管写好了。蒋先生写后，我把蒋先生的信和那期简报一起寄给周扬，并给周扬写了这封信。

　　王元化提到的这份《简报》于一九七九年一月六日出版，编号为“第五期”，以《关于陈寅恪的遗稿散失问题》为题只刊登了蒋天枢的信一项内容。王元化加的“说明”如下：

　　一月下旬，我们访问了复旦大学老教授蒋天枢。他是陈寅恪弟子，一向和陈过从甚密。据他反映，陈寅恪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很大冲击，存书遗稿多散失。其中《寒柳堂记梦未定稿》是陈晚年所写的自传性作品，对于研究陈的身世和当时时代背景有重大意义。全文共六节，陈生前曾将此稿誊写二份，运动中全被抄去。一份被中山大学王健全拿走，另一份现存中山大学(蒋天枢向我们口头反映了后一情况，信中未提出)。至今这些遗稿还未归还家属，政策仍未落实。蒋天枢为此给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写了一封信，希望我们替他代转。

　　蒋天枢致习仲勋的信经王元化所在的单位转给习仲勋后，想必习仲勋很重视此事，因而有了这样的结果：

　　王健全写了一封长信，说明稿子不在他的手上，而是在历史系。粉碎“四人帮”后，陈寅恪的女儿知道父亲的文稿存在历史系后，就曾找过学校党委书记李佳人(谐音)，要回了一批文稿。李佳人批了一个条子给胡守为。胡守为交回了《柳如是别传》，但《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和诗稿却没有下落。

　　周扬接到蒋天枢和王元化的信后，也十分重视。据有关材料，周扬考虑到，蒋天枢已有信给习仲勋，自己不便催问。而其时，中央正准备召开理论务虚会，广东方面要来人参加这次会议，届时“见到广东方面的同志再从旁提醒一下就行了”。

　　据胡守为回忆：陈先生的诗稿，是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拿来的，他看过，但后来去向不明了。在学校查找时，他曾向学校建议说：当时有陈寅恪专家，有可能是把陈先生的诗稿作为“反动权威”的材料送到省里了，应该到省里去找。关于《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在校组织部档案中找到了，还给了陈先生的女儿。后来，这份稿子在江西的一家刊物上发表出来，现在收在三联出版的《陈寅恪集》中了。陈先生的诗稿则没有找到。

　　胡守为没有提到的是在哪一年请求学校来查找的，从陈先生的女儿陈流求、陈美延在三联书店版的《陈寅恪集》后记中“《寒柳堂记梦未定稿》据一九八七年六月收回的残稿作了校补外”一语来看，这次查找的时间大致在此前后。

　　如今，在陈先生的女嗣陈流求、陈美延和三联书店的努力下，十三种十四册的《陈寅恪集》已与世人见面。有论者对此评论说：“如果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蒋天枢先生接受作者嘱托算起，在近四十年的时间里，陈寅恪著作的编辑出版可以说是经过了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凝聚了几代人的心血。”——蒋天枢、王元化在二十五年前为搜寻陈寅恪遗稿所留下的这三封信，以及习仲勋、周扬的关注，就是这“心血”的见证。

　　（林 凌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