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二卷）

拿破仑的埃及冒险纪

　　◎晓 安

　　《拿破仑书信集II》

　　法亚出版社

　　拿破仑生平所写的书信正在陆续编辑出版，现在出到第二卷，收集了他从一七八九年初到一七九九年底的信，尽管只是近二年间里写的信扎，这卷书信集已经厚达一千二百多页了。

　　一七八九和一七九九年是拿破仑传奇生涯中的关键时刻，当时他是法国东方远征军的总司令，他统帅大军在埃及的冒险正是他雾月政变攫取最高政权的前奏。这些信件揭示了这个才智过人而野心勃勃的政治家在这个历史关口的种种打算和安排。

　　拿破仑带领法国军队来到埃及时，埃及还是个马穆鲁克统治的中世纪的封建国家，欧洲人对埃及的了解几乎是空白。拿破仑远征埃及，并不仅仅为了达到军事目的，他还有他的文化上的雄心。在拿破仑统治埃及的短短六个月中，他给古老的埃及社会带来了旷古未有的变化。拿破仑为埃及建立起了新式的政治机构，组织了一个医疗服务体系，一个现代的邮政网络，合理化了埃及的税收制度。这使现代西方文明第一次进入到了埃及。

　　在他的队伍中，他还带上了一百六十名科学家。这些科学家把那时侯的西方科学成就传播到埃及。在拿破仑建立的埃及学院里，法国科学家们向埃及的酋长和教长们演示西方科学的发明和发现，化学反应的奇异变化让埃及人看得眼花缭乱。同时他们着手对埃及的古老文明进行田野考察，拿破仑本人亲自参加了对法老拉姆西斯二世开掘的一条古老运河遗址的考古发掘。拿破仑带去的学者在埃及进行的考察研究奠定了现代埃及学的基础，使已经湮没好久的古埃及文明逐渐地被人们认识。在破译古埃及文字上起了决定性作用的罗塞塔石碑就是拿破仑军中的一个工程兵军官发现的。

　　拿破仑是个非常精明的政治家，他在大力传播西方文明的同时，很小心地注意不伤害本地埃及人的感情。他甚至为自己起了个东方式的尊号“艾尔克比苏丹”，他公开地赞美伊斯兰教的教旨，隆重地庆祝穆罕默德的节日，笼络了一大批宗教领袖，使不少埃及人把拿破仑看作了阿拉的使者。

　　当然，拿破仑的埃及冒险最后是以失败告终，但是这次进军埃及给埃及和法国的未来都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即便对于拿破仑自己的军事生涯，这次远征也是相当关键的，以后在他的麾下转战欧陆功勋赫赫的许多元帅和将军都是他在这次战争中发现和提拔的。■

　　被誉为“最有思想震撼力的专题片”《大国崛起》

　　二○○六年十一月中旬，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部十二集的电视专题片《大国崛起》，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人称它是“中央电视台有史以来最有思想震撼力，以前不可能有的专题片。”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这部十二集的专题片竟在中央电视台的同一频道连播了三次。《大国崛起》每集时长四十分钟，中间不插播任何广告，在寸秒寸金的中央电视台用这种方式播放，是极为罕见的，观众称之为是“电视的神话”。

　　《大国崛起》的拍摄历时三年，在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和美国等九个世界性大国进行采访，有上百位国内外著名学者参与访谈。

　　揭秘《大国崛起》

　　二○○六年十二月出版的《新周刊》，刊登了陈艳涛采写的《揭秘 <大国崛起>，好一部及时的TV大片》。作者通过采访《大国崛起》总制片人任学安等人，向读者介绍了《大国崛起》拍摄经过和有关情况——

　　任学安说起做《大国崛起》的由头：那是二○○三年十一月底的一个清晨，他在上班途中听到收音机里播报了一个条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世界上九个主要国家自十五世纪以来的兴衰史。九大国，五百年，在北京嘈杂拥堵的三环路上，一个念头突然让他激动不已。西方的历史可能是当下的中国人普遍愿意知道的事情，做这样一个片子应该会受欢迎！

　　激动、兴奋之后，则是巨大的茫然。葡萄牙、西班牙的海上扩张，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日本明治维新……这些国家发展的轮廓和历史的大线条，中国人一点儿也不陌生，但要在有限的容量里梳理这九个国家的近代发展史，并最终形成电视语言传达给观众，这是一个难题。千头万绪的事件、人物、时间、地点，众说纷纭的因果、巧合、偶然、必然，都让任学安茫然。

　　其后，是近一年的走访学者，几百册历史书，数易其稿，大量案头准备，但面对一个时间、空间跨度如此之大，多少人用一生都无法穷尽的命题，如何下手，仍然是一个问题。

　　作为这部电视片坚定的支持者，央视经济频道节目总监郭振玺一语道出任学安们曾经面临的最大难题：“选择了这样一个宏大厚重的题材，又是跨国采访拍摄，肯定会遇到很多想象不到的困难。但我想，他们最大的困难还是创作中的痛苦，面对这么多的素材，怎么梳理，怎么表达，怎么取舍，经过N次痛苦而快乐的蜕变，他们拿出了今天的《大国崛起》。”

　　任学安的理解，《大国崛起》的选题决定了它是一个思想性见长的电视片。思想性和可看性看上去是对矛盾，但如果用故事化、人物化、细节化的方式来讲述，讲述历史中人的故事，人在历史中的命运，就能化解这个矛盾。因此，《大国崛起》从一开始就明确提出，把人物放到历史中去表达，另外就是用细节去复活历史。“一个很好的细节就可能激活一段与之相关的历史”，任学安觉得，《大国崛起》打动人的，除了宏大的历史轮廓，更多的，就是很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历史故事。实地采访获得的很多第一手资料，庞大的专家资源，众多保存完好的历史遗物、油画、雕塑，让这一切成为可能。

　　比如俘虏了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德国元帅毛奇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打败法国，是在小学的课桌上完成的。”要用怎样的镜头才能反映这句话？任学安跟导演说必须查资料，德国肯定会有保存完整的这样一所小学，一定要找到。花了近二十天时间，终于找到了，就是才特尔镇小学。这个小学有一张一八二○年讲授自然课时所使用的挂图，即便是处于当时普鲁士王国最偏远最落后的乡村的德国孩子，也已经能了解到距离他们上万公里之遥的中国长城是什么样子，在五大洲居住的不同人种和不同的生活环境。一张课程表记录了当时给小学们开设的课程：世界地理、自然、算术以及德语、书法、宗教和体操。到达才特尔镇后，编导们都觉得收获巨大：德意志民族的崛起秘密，仿佛就藏在那张一八二○年的挂图里。

　　跨国拍摄是《大国崛起》节目组面临的最大难题。比如对数十位外国学者、前政要的采访，事先经过了七个人花三个月时间通过大使馆、互联网和采访对象进行反复沟通、确认。现在回过头去想，任学安的感觉是：投入很大，收获也很大。有专家骂过任学安太大胆，不考虑投入问题。任学安说其实不是没有考虑，做电视哪个不难？稍微有点难度的题目题材，不论你到境外拍还是在境内拍，采访手续、联络等等并不是很难，真正难的是对于题材的把握。“当然了，语言的障碍、跨国的艰辛、寻找人物的困难这些也是有的，是伴随着题目而来的。”

　　但收获也特别大。比如约瑟夫·奈尔、保罗·肯尼迪这样的社会史大家，还是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电视片中。“一九八○年代中期看他们讲大国兴衰，都不知道是谁，现在我们能把这些人拉到镜头前去采访他们，把他们介绍给中国的观众，这个还是很让我们自豪的。”同时，这些学者还给任学安们补充了很多新鲜的观点，指出了很多中国人还没有注意到甚至不知道的历史问题。尤其是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国内研究这方面的专家相对偏少，编导们几乎是完全依赖外国的专家。比如借助鲱鱼和小刀，荷兰人开始了商旅生涯。这个细节就是专家告诉他们的。

　　大 国 之 谜

　　一四九二年十月十二日，这一天，大西洋强劲的信风将哥伦布的船队送上了梦寐以求的新大陆，也就此吹开了隔绝各个大陆的无形屏障。从这一天起，来自欧洲的航海家们，用新航线连接起一个完整的“世界”。正是他们，用激情划破了海面幽蓝的平静，满载着贸易货物和火炮利器，在追求财富的雄心鼓荡下，启动了大国的旅程。

　　从此，大国、强国的兴衰，将不再是封闭舞台上自我演绎的故事。相互的注视、融合和冲突，影响着所有剧情的走向。世界性大国出现了。那些拥有强大凝聚力的国家，最先把机会抢到手里。

　　采 访：中国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教授 钱乘旦：

　　葡萄牙和西班牙最早地形成了民族国家，这对于国家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中世纪的欧洲它是非常分散的。无论是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都是分裂的。可是民族国家形成之后，就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力量，在这样一个统一的力量的支持下国家就可以发展，而且很快就会变得强大。

　　采 访：美国耶鲁大学 教授 保罗·肯尼迪：

　　就像你把你的双手放在一起，就会变得更强大，这就是力量，而别的国家没有。因为他们失去了一些手指。

　　当海洋注定要成为孕育大国的摇篮时，历史首先记住了葡萄牙的恩里克王子和西班牙的伊莎贝尔女王。

　　是恩里克王子以国家名义来支持航海家们对未知世界的探索，使葡萄牙的航海大发现不再是个人的孤立冒险，而成为了有计划有组织的国家战略。

　　当怀揣着航海计划的哥伦布同西班牙王室讨价还价时，伊莎贝尔女王在谈判中接受这个普通百姓的利益要求。为了资助哥伦布的远航，女王甚至卖掉了自己王冠上的球宝。但是，她由此赢回了更加辉煌的王冠，那是世界霸主的桂冠。

　　近代世界历史的大幕，就这样从海洋上拉开了。但是，民族国家和海洋优势，是大国崛起的决定性因素吗？在葡萄牙和西班牙之后，为什么恰恰是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和美国成为了世界性的大国呢？人们能揭开沉淀已久的大国之谜吗？

　　采 访：美国耶鲁大学 教授 保罗·肯尼迪：

　　单一的因素一定是错误的，一定是各种因素的综合造成了大国的崛起。

　　采 访：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阿列克谢·沃斯克列先斯基：

　　必须在世界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很明显，经济脆弱的国家，不可能成为大国。

　　采 访：英国前外相 杰弗里·豪：

　　国家强大必须经济发达，政治稳定，特别是民众与领导者之间要相互信任，互相尊重。

　　采 访：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皮埃尔·罗桑瓦隆：

　　一个强国仅仅物质力量强大还不够，它还应该具有吸引力。

　　采 访：美国耶鲁大学教授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必须要具有一定的规模，一定的能力，一定的军事实力，一定的内部凝聚力。

　　采 访：英国诺丁汉大学 教授 郑永年：

　　所有的以前的国家，崛起中的大国，都是因为它内部的国家制度的健全。所谓的一个国家外部的崛起，实际上是它内部力量的一个外延。

　　在采访中我们发现：直到今天，大国之谜依然是一个难解的题目，各国的学者提供的答案也是众说纷纭。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上百位接受采访的国内外专家在谈论这个话题时，都十分看重思想文化的影响力，在大国崛起中的作用。

　　英国首相丘吉尔有这样一句名言：我宁愿失去一个印度，也不肯失去一个莎士比亚。在成为大国的过程中，戏剧家莎士比亚的作品提升了英国的人文精神，科学家牛顿的力学定律开启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大门，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英国提供了一个新的经济秩序。他们的名字，十分醒目地写在英国走过的大国之路上。

　　在法兰西思想与精神的圣地先贤祠，正门上铭刻着这样一句话：“献给伟人，祖国感谢他们。”这里安葬了七十二位法国历史人物，其中只有十一名政治家，其余大多是思想家、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多少年来，法兰西共和国一直以其卓尔不群的文化影响力，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其根源也许就在于此。

　　采 访：中国外交学院 院长 吴建民：

　　一个国家要崛起，它思想得创新吧，对吧。如果全是老思想，国家能崛起吗？崛起不了。思想如果都束缚住了，能创新吗？创新不了。所以文化的作用在这里出现了。

　　采 访：德国慕尼黑应用政治研究中心 常务副主任 约瑟夫·亚宁：

　　我们可以说文化因素很重要，比如说国民教育水平很好，这非常重要。

　　采 访：法兰西科学院人文及政治学院 院士 玛丽安娜·巴斯蒂：

　　一种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取决于产生这种文化的强盛经济。

　　大国之谜，当然还有另外的答案，那就是体制创新。十七世纪时，面积只相当于两个半北京的荷兰，凭借一系列现代金融和商业制度的创立，缔造了一个称霸全球的商业帝国。他们成立了世界上最早的联合股份公司来聚集资本，垄断了当时全球贸易的一半；他们建起了世界上第一个股票交易所，比纽约的证券交易早了三百年，资本市场就此诞生；他们还率先创办现代银行，并发明了我们沿用至今的信用体系。

　　继荷兰之后，英国通过推行自由贸易，建立起全球市场，并逐步确立起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当这种模式的弊端，引发社会危机的时候，美国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又加入了政府干预的手段。从此，“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交相作用。改变了人们对传统的市场经济模式的认识。有历史学家认为，近五百年来，真正意义上拥有过世界霸权的只有三个家：荷兰、英国和美国。这三个国家对市场经济进行了接力棒式的创新和发展。学者们还认为，英美两国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相应的制度保障。

　　采 访：中国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钱乘旦：

　　英国最早地确立了现代的国家制度。比如说我们现在熟悉的内阁制、君主立宪制、两党制、政府对议会负责等等这样的一套政治制度，在英国都是最早地确立。这样的政治制度能够使得这个国家长治久安，长久地保持一种稳定的状态，所以对经济发展是有利的。

　　采 访：中国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王缉思：

　　欧洲移民到了美国以后，等于是在一个新大陆上建立了一个崭新的国家。这样的一个国家，它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宪法》，在《宪法》下面有一套很完整的法制体系，通过这个权力制衡，相对来说呢，就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大国之谜之所以难解，还在于各国的发展模式，从来都无法简单地复制和模仿，而必须寻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对于后发国家来说，他们成为大国的谜底又在哪里呢？

　　一六九七年，一批俄国青年来到了荷兰赞丹镇的一家造船厂做学徒，学徒中最出色的是一个身高两米，自称彼得·米哈伊洛夫的人，师傅和工友们都推荐他为“优秀工匠”。这个人就是俄国沙皇彼得。彼得大帝的这番举动，拉开了俄罗强国的序幕。这位雄心勃勃的沙皇把首都从莫斯科迁到了圣彼得堡，他要缩短的不仅是与欧洲的空间距离，还有国家实力的差距。

　　打开视野，向发达国家学习，无疑是后发国家走上强盛之路的开端。学习的目的是赶超。在历史上，像俄罗斯一样实施赶超战略的后发国家，还有德国和日本。他们构建的社会体制，他们所走过的现代化道路，和率先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有着明显的区别。

　　采 访：中国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 董正华：

　　由国家来推动经济建设，像德国、日本、苏联，还有其它一些二十世纪的国家那样，可以说是后起的工业化国家的一个共同特点。因为这些国家大都是刚刚经历了国家重建，相对于社会力量，国家的力量比较强大。

　　采 访：国际历史学会 会长 于尔根·科卡：

　　德国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从上而下由国家发起和实现的。美国和英国却主要是由社会来推动的，动力来自于社会。

　　采 访：中国外交学院 院长 吴建民：

　　现代化的过程，它是一个入流的过程。所以后发国家要起来，它得要入流，你不入流你就要落后。那么这个入流的过程当中，它必须要国家来主导。

　　成为大国的原因，或许是一个无法穷尽的话题。大国之谜，无疑是一个多解的答案。在不同的时期，只有那些根据自己的国情和时代的需要做出了正确战略判断的国家，才能获得历史的青睐。

　　但历史的胸怀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慷慨，它总是让那些在第一时间适合它的规则，并拥有那个时期的核心竞争力的国家，来充当世界的主角。

　　今天，当我们环视世界，不难发现：二战结束六十年了，战前的大国，依然是当今世界最为活跃的强国。因为，在绝大多数国家还没有完成现代化的时候，这些国家已率选走过这段历程。

　　采 访：日本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依田熹家：

　　日本实现了现代化，从另一方面证明了现代化不是西欧独有的，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采 访：俄罗斯政府国民经济科学院 院长 弗拉迪米尔·马乌：

　　要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强国，必须要走过一条漫长的道路，必须有一个经济与政治现代化的过程。

　　采 访：中国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 董正华：

　　一个国家的崛起，就是崛起成为一个现代国家，也就是实现现代化，近五百年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尤其是大国。■

　　改变中国历史的一夜

　　三十年前，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这天夜晚在北京中南海发生了一件震惊全世界的事，从此也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夜色笼罩的中南海，中共中央对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江青采取了隔离审查的措施。从此，十年浩劫中止，中国的大门开始打开，改革开放之风渐渐吹拂起来。

　　关于这一夜，已有很多人写过文章，但记叙得都不够完整，更有一些史家，妙笔生花，杂揉了不少传言和想象。就编者所见，发表在《三联生活周刊》二○○六年第四十期上的由李菁撰写的《1976年10月6日，中国政治大地震》是最为完整的。现摘刊如下，以飨读者———

　　不寻常的会议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星期三。

　　下午三点多，叶剑英就动身从玉泉山九号楼的住地来到办公室所在地——军事科学院二号楼，为晚上的政治局会议做准备，这让办公室主任王守江有些迷惑不解：“离八点的会还早着呢，叶帅为什么这么早就来参加会议了？”

　　关于这次会，王守江已经接到了中央办公厅的通知：晚八点，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题是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设计方案、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置。要求叶帅提前一个小时到。看到这份通知时，王守江在心里嘀咕了一下：平时开会，只要提前十分钟到就可以了，这次为什么要提前这么多？但这一行的特殊纪律要求又让他把种种疑惑压在心里。

　　像往常一样，王守江把会议要讨论的几份文件准备好，装进了叶剑英的公文包，又简单汇报了一下。叶剑英只是点头应着，表情也看不出任何有异于以往之处。工作人员让叶剑英先在卧室里小憩一下，但叶剑英有点坐不住。“走吧，我去跟他们谈一谈。”他起身离开卧室，让工作人员备车去中南海。

　　当马锡金陪着叶剑英坐上红旗车、离开二号院时，王守江习惯性地抬腕看了眼手表：刚下午四点多一点。几年前，马锡金从中央警卫局调到军委警卫局，担任叶剑英的贴身警卫，起初大家都喊他“小马”，又有一个姓马的女护士加入后，他就被叶帅喊成了“马头”。在这个圈子里，“马头”比他的真名——马锡金要有名气得多。作为叶帅的警卫，他的行踪只有一个人——办公室主任王守江知道。

　　马锡金很早就接到指令：十月六日晚上有会，他和司机老赵都不能回家；叶帅又亲自叮嘱：开会期间，“马头”站在会议厅门口不能离开，老赵坐在车里不要出去。时隔三十年再回想这一幕，马锡金说：“老师从来没有嘱咐得这么细。”

　　“红旗”刚驶出军事科学院。不久，坐在后排的叶剑英说：“‘马头’，你看看，机场的飞机还都在吗？”那时的北京，树没那么多，楼也没那么高，从西山这里放眼望去，便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不远处西郊机场里停的飞机。一、二、三……马锡金一直数到了“十八”，“飞机都在！”——马锡金解释说，当时西郊机场本来有二十架三叉戟，一九七一年林彪叛逃时带走了一架，后来机场自己出事故又损失了一架，就剩下了十八架。叶剑英应了一声，没有说话。

　　一九七六年的北京，大街上几乎没有什么车。车很快过了五棵松，一路向东急驶而去。过了一会儿，叶剑英又想起一个问题：“‘马头’，怀仁堂正厅有没有后门？”对中南海很熟悉的马锡金马上回答：“有，前面有个大草坪还能停车，东边还有一个门，平时毛主席都是从东门进来，进东侧休息室。”叶剑英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快到军事博物馆时，叶剑英又开口了：“‘马头’，你看一下钓鱼台那边有没有‘红旗’出来？”马锡金知道，叶帅关心的是张春桥和王洪文的动静，他们一直住在钓鱼台，他赶紧盯住钓鱼台方向的来车，还好什么也没看见。“我现在想起来，叶帅是担心走漏了风声，江青等人先动手，他们的全部计划就打乱了。”

　　车行驶到六部口一带，叶剑英又问：“‘马头’，你对中南海熟悉吗？”马锡金回答：“熟啊！”说话间，车已驶入中南海。叶剑英问：“你看中南海今天有什么变化吗？”马锡金向四周看了看，平时进进出出很多车的中南海今天显得格外安静，“奇怪，今天怎么一辆车都没有……”他嘀咕了一句。作为中央警卫局的一员，马锡金还曾参加过抓捕王(力)、关(锋)、戚(本禹)的行动，他在心里一边暗暗说了句：“怎么那么像抓那三个人的那天？”一边纳闷叶帅今天为什么有那么多奇怪的问题。

　　一九七六年的叶剑英

　　心底的诸多疑问虽然没有问出口，但无论王守江还是马锡金，都有一种预感：今天将有非同寻常的事情发生。

　　叶剑英一直享有比较特殊的地位，用王守江的话说，无论在政府和军队，他都没有自己的嫡系，但叶剑英的人缘较好，与许多老干部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文革”一开始，叶家子女中，先是女儿叶向真和女婿刘诗昆被抓，后来儿子叶选平、叶选宁、女儿叶楚梅与女婿邹家华都相继被逮捕。一九六七年，被“上海帮”激怒的叶剑英一拍桌子将手拍得骨折——不过王守江纠正了一个细节：“很多文章想当然地写成是右手骨折，他们不知道叶帅是‘左撇子’，是我带叶帅去的医院，骨折的那只手肯定是左手。”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日，中央发出“一号文件”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而邓小平则被停止主持中央领导工作，只管外事；叶剑英由于“身体原因”，由陈锡联“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王守江回忆，从那时起，仍保留常委的叶剑英大多参加一些中央的会，而军队的事情则基本不再介入。

　　而在那时，被称为“四人帮”的“文革派”，与老干部之间的矛盾已愈演愈烈且日益公开。王守江回忆，那时身为军委办公会议成员的张春桥分管海军，但海军司令员肖劲光根本不买张春桥的账，两三个月也不向他汇报。有一次张春桥开会批评海军，批了一上午，肖劲光一声不吭，叶剑英也不发表意见，到了中午散会，肖劲光径直走到叶剑英面前，只跟他告别，好像其他人根本不存在，这让一旁的张春桥很是尴尬。

　　四月中旬，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建议叶剑英参加一些中央的工作。于是，叶剑英又开始在公众面前露面了。重新进入权力中心的叶剑英，便成了许多老帅们扳倒“文革派”的期望。与叶剑英在黄埔军校时期就结识的聂荣臻，特意从城内来到西山，与叶剑英相邻而住，两人频繁交谈。而肖劲光、粟裕、宋时轮、杨成武、苏振华等军队的高级将领们，都先后来到叶剑英住处，长期建立起来的信任使他们直接在叶剑英面前表达他们对这四个“上海帮”的不满。

　　据《叶剑英传》记述，大多数时间，叶剑英是只听不说。只是偶尔，他才会流露一点点内心的想法。有一次，以脾气火暴、性情直爽著称的王震来到西山，在谈到“四人帮”时说：“我看，干脆把他们几个抓起来，问题不就解决了！”叶剑英没有明确表态，他只是向王震做了一个手势：伸出一只手握成拳头，竖起大拇指向上晃了两晃，然后把大拇指倒过来向下按了按，意思是说现在毛泽东主席还在世，投鼠忌器，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时机还不成熟。

　　在“四人帮”倒台后，关于这一段历史的描写，大多有叶剑英与李先念在九月间数次频繁而秘密会面的细节。但王守江与马锡金谨慎地表示，他们能确切回忆叶、李之间的会面并不在九月而是四月。一天，叶帅办公室突然接到李先念的卫士打来的电话，告知李先念就在西山附近，想顺路过来看叶帅。王守江和马锡金回忆，叶剑英起初犹豫着是否见面，后来还是答应了。他让下面的人抬了两把椅子到院子里，十分钟左右，穿着风衣的李先念如约而来。王守江说，如那些正史与野史之描述，两人见面后的确有过这样一番对话——

　　叶剑英问：“什么风把你吹过来了？”

　　李先念答：“无事不登三宝殿。”

　　或许是出于谨慎，叶剑英本来只想在院子里接待李先念，但后来可能担心失于礼节，还是把李先念从院子请到屋里的小会客厅，十分钟后李先念便告辞而去。两人具体谈了些什么，王守江、马锡金等人并不知晓。“但是没有外面传说的什么写了个小纸条，然后又烧掉的细节，因为我回来收拾时，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个烟灰缸是干净的。”马锡金说。

　　从这年年初开始，叶剑英便让下面工作人员每天坐车到天安门观察形势，下面人回来向他汇报，他从不表态，只是偶尔叮嘱王守江注意具体观察哪几方面的情况。从叶剑英自始至终平静的表情中，即便是像王守江、马锡金这些在他身边最亲密的人也不知道，在七十九岁的叶剑英心里，一个足以改变中国历史的计划已经形成。

　　“文革派”的垮台

　　下午五点多一点，叶剑英乘坐的红旗军停在了中南海怀仁堂门口，马锡金护着叶剑英下了车。平时来怀仁堂开会时，都是华国锋的车停在左边，叶剑英的停在右边。而这一次车尚未停稳，便立即被门口的警卫人员调到他处。马锡金准备扶着叶剑英上台阶，也顾不上追问原因。

　　刚走上台阶，中央警卫局的丁志友拦住了马锡金：“随员一律不得入内。”丁志友其实也是马锡金以前的老上级，但今天显得格外严厉。马锡金一看从门口到会场还有二百多米，便搀着叶帅执意要送上去。丁志友不放心，紧紧跟在后面走了一大半。眼看着快到会议室门口，丁志友坚决拽住马锡金不让他进；但走在前面的叶帅又紧紧地拉着他往里走，一拉一扯间，叶帅的公文包就从马锡金的手里滑落，掉在地上。而叶帅好像没看见这一幕，也没停下脚步，兀自往会堂里走。马锡金赶紧借送公文包的机会，尾随叶帅进了怀仁堂——他一直相信，足智多谋的叶帅是故意把公文包“留”给他，让他有理由进到会议厅里面。

　　很多细节都是马锡金事后才知道的：当天的具体行动，都是汪东兴亲手布置的，执行抓捕任务的都来自中央警卫团的团职以上的干部，汪东兴都是一个一个地谈，但他们彼此之间都不知道对方的任务。每个人站在什么位置，怎么抓，抓后放在哪里，汪东兴都一一考虑得很周到。

　　当马锡金陪伴叶剑英到达怀仁堂厅时，看见华国锋与汪东兴早就到达，他们同时站起来迎接叶帅。对于这一细节，马锡金特地澄清：“后来很多文章里写，是叶帅先到，起身迎接后来赶到的华国锋，这是不准确的。”

　　叶帅坐下后，华国锋招呼汪东兴也坐下。汪东兴却反应很快地说：“今天是召集常委来开会的，我不是常委，我不能坐，我外边还有任务。”

　　当马锡金老老实实地把公文包递给叶剑英时，却听到汪东兴、华国锋说：“今天用不着公文包了！”马锡金当时自然没有领会出话中的深意，他只好退了出来，出门时碰到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八三四一部队政委武健华，忍不住一通抱怨：“今天是怎么了？车也被调走，人也被赶了出来！”武健华看了他一眼，马上说：“你的位置在里面，进去吧！”——武健华是负责“里面”的警卫工作的。

　　马锡金回忆，怀仁堂的会议厅大概有二百多平方米，中间是一张很长的条形桌，华国锋朝南而坐，叶剑英正在他的对面。马锡金与汪东兴及其两个警卫秘书、华国锋的一个秘书、两个警卫都躲在了屏风后面，几分紧张又几分不安地等待着。

　　第一个出现在中南海的人，是四十一岁的王洪文。按照武健华的回忆，负责抓捕王洪文的是第一行动小组组长李广银和队员吴兴禄、霍际龙、王志民。“因为王洪文年轻、有力气，前两个警卫没摁住他，他往前踉跄着冲了一个，后面又冲上来两个才将他摁住。”马锡金说，“后来有小报上写‘王洪文挣脱开，冲到华国锋面前’完全不属实，他的位置离华、叶他们还远着呢。”

　　刚把王洪文从后门押走，张春桥就从前门走了进出。第二行动小组解决张春桥，组长是纪和富，张春桥没有反抗，只是眼睛向上看天花板。

　　张春桥在这一天还经历了一个小插曲。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张春桥与有“历史问题”的妻子文静秘密离婚后，便委托徐景贤在上海为他再觅一个秘书。徐景贤起初并未领会张春桥的真实意图，而向其介绍了几个男性秘书，五月份，张春桥就给徐景贤送去一封“亲启”的“绝密”信，信中说：“我要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秘书，而是想找个伴。关于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这几年来，有时想，反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杀头了，何必去想这些事呢？但有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于是又想了这件事。你看，有没有合适的人呢？”不久，徐景贤果然为张春桥物色到了一位合适的人选。十月六日上午，徐景贤把“她”的档案装进标有“绝密”字样的大信封，从上海派机要交通员乘飞机直送中央办公厅。然而就在当晚，张春桥被捕。徐景贤后来说：“一幕我为张春桥‘找伴’的戏剧，刚刚开场，就落下了帷幕。”

　　怀仁堂里等来的第三人是姚文元。姚文元住在闹市口附近，因为他并不是政治局常委，得有一个合适的理由让他到怀仁堂来。马锡金听见华国锋给他打电话：“今天讨论‘毛选’五卷，大家意见很多，你对‘毛选’比较熟，张春桥同志建议让你参加，你能不能马上来一下？”

　　据说当时姚文元正在院子里散步，正在发牢骚说华国锋这么长时间不开政治局会时，便接到要他开会的通知，因为走得匆忙，姚文元都没来得及戴上一直不离顶的假发。在怀仁堂东休息室就被第四行动小组组长滕和松等截住。姚文元大声喊：“我是来开会的……”对姚文元的逮捕决定，是武健华宣布的，而前两位都是华国锋直接宣布的。

　　按时间顺序，第四个目标是毛远新。毛远新在哈军工毕业后，被周恩来派到辽宁，给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的陈锡联做助手。据陈锡联夫人王璇梅回忆，毛远新初到辽宁时很低调，“不声不响，工作也很认真”。一九七五年十月，新疆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中央派了一个代表团前往庆祝，陈锡联是团长，因为毛远新的父亲毛泽民是在新疆牺牲的，墓地还在新疆，毛远新也被中央确定加入了代表团参加庆祝活动。“我们从新疆回到了辽宁，他却没有马上回来，一直留在北京，这是江青的意思，后来政治局专门讨论毛远新的工作安排，华国锋也让他回辽宁工作，但江青等不让他回。”从此，毛远新也上了江青等人的战车。

　　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后来回忆，二十点三十分左右，他带领着几位警卫前往毛远新住处。那时，毛远新住在中南海怡年堂后院，跟江青住处很近。对中南海了如指掌的张耀祠，轻车熟路地找到了毛远新的住处。到了毛远新那里，张耀祠宣布：根据中央的决定，对他实行“保护审查”——张耀祠特别强调，毛远新与“四人帮”有所区别，不是“融离审查”，并要他当场交出手枪。

　　毛远新一听，当即大声说道：“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他拒绝交出手枪。张耀祠身后的警卫们立即上去，收缴了毛远新的手枪，将其押走。

　　已经解决完三个主要人物的怀仁堂已是一片轻松气氛，马锡金听到汪东兴拿起电话，对电话那头的人说：“这边已经结束了，快点把她弄走算了！”他一下明白，最后，也是最特殊的一个目标便是江青。

　　“文革”中，江青长期住在钓鱼台，但是在中南海万字廊二○一号也有她的住处。毛泽东病重期间及去世这段时间，江青就暂住在中南海。

　　执行这一任务的也是张耀祠。当他带着江青的护士长马晓先走到江青住所时，江青刚吃过晚饭，正在沙发上闲坐。见张耀祠进来，点了点头，依然端坐着。

　　“江青！”张耀祠一张口，江青马上投来惊诧的目光，因为平时张耀祠都喊她“江青同志”，“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将你隔离审查，到另一个地方去，马上执行！”“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你把文件柜的钥匙交出来！”张耀祠后来说，“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这两句话是他临时加上去的，其余内容全是汪东兴向他布置任务时口授的原话。

　　据马晓先回忆，在张耀祠向江青宣布那段话的时候，江青坐在沙发里一动不动，没有慌乱，好像并不意外，等张耀祠把话说完，她轻轻地说：“我没听清楚，你能不能再说一遍。”张耀祠就把刚说的话，重复了一遍。

　　江青听完张耀祠第二次宣布了中央的决定后，才站起身来。她从裤子口袋里掏出钥匙，放入一只牛皮纸信封里，折好口，拿钉书器钉好，用铅笔写上“华国锋同志亲启”，然后交给了张耀祠。江青很冷静，上车之前还带走了她常穿的一件深灰色披风。

　　张耀祠吩咐江青的司机备车，把江青押上她平时乘坐的那辆红旗防弹车。张耀祠特地澄清：当时并没有给江青戴手铐，也没有用外界想象的“囚车”；而且在十月六日夜里，江青也并非被“连夜押往秦城”，而是在中南海的一处地下室里度过的，一直呆了半年多才转至秦城。江青并不知道，她的其他三位坚定的政治盟友都被押在中南海，只是关在不同的房间中。而这几处关押地点，细心的华国锋早在行动前就一一仔细探访过。

　　共商大事

　　若干年事，叶剑英为这场行动做了这样的概括：“抓‘四人帮’我们没开过会，都是个别联系。只有我们三个人(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知道，没有第四个人。”而华国锋与汪东兴，也在不同场合，表达过类似的意见。

　　据华国锋自述，他与叶帅很早便比较熟悉：“在林彪搞的第一号令时，把叶帅分散到长沙住了较长时间，我与他接触比较多。一九七五年八月，叶帅接见梅县地区县委书记时，还叫我去参加了见面。”

　　华国锋对叶剑英的信赖，无疑是促成此事的最基本的条件。另一件人所共知的事情是，毛泽东在去世几个小时前曾示意叫叶剑英单独进屋见面，但无奈当时毛泽东已说不出话来。外界纷纷揣测，毛的“召见”之举有“托孤”之意，是想让叶剑英照顾好自己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

　　但叶剑英对华国锋并不十分了解。据军事科学院《叶剑英》传记撰写组成员丁家琪的文章，在毛泽东去世前一两个月左右，七八月间，叶剑英到中南海看望了病重的毛泽东以后，回家途中，曾绕到北京东四史家胡同华国锋住地，第一次登门拜访了他。看到七十多岁的叶帅亲自来访，华国锋显得由衷地高兴。一番寒暄后，叶剑英说：“有的人要成立全国民兵指挥部，把民兵搞成第二武装。”此番话的目的是想试探华国锋的态度。华国锋不难领会叶剑英所言的“有的人”指的是王洪文他们，他表示对这种做法也不赞成。这一试探，让叶剑英心中对华国锋的态度多少有了一点儿底。据丁家琪撰文回忆，他在一九九六年十一月访问汪东兴时，汪东兴这样说：“叶帅与我和华国锋谈这个问题(注：指解决‘四人帮’问题)，一开始不是直截了当地提出来，而是比较含蓄的，逐步试探。”“华国锋对‘四人帮’问题，一开始态度不明朗，他的办法就是不做声。”

　　有“大内总管”之称的汪东兴和叶剑英在延安时期就很熟悉，后来叶帅的子女在见到汪东兴时，提及这段经历，汪东兴说：“你爸爸考虑问题很周到，不愧为我们的‘参座’！”——曾任总参谋长的叶剑英在延安时期就被大家戏称为“参座”。

　　汪东兴在一九九六年接受采访时说：“抓‘四人帮’的计划，是很机密的。最后决策，就是华、叶、汪三个人商量，三个人知道，别人不知道。我们三个人还不是一起开会，叶帅对这一条把得很紧。他说，我们不能开会。你也不能到我那里去，因为目标太大。还是我到你这里来，你这个地方好，房子不显眼(中南海南船坞)。”“叶帅在人民大会堂先同我谈，然后同华国锋谈。同华国锋谈话后第三次又同我谈，除了开政治局会议外，叶帅一共找我谈了五次。”“我们两人谈得非常融洽，非常投机，真是题目对题目。”

　　马锡金回忆，那段时间，叶剑英去得最多的是到汪东兴那里。

　　九月二十九日左右，叶剑英又赶到汪东兴那里谈了一个多小时。谈话间，突然传来消息，说江青要找汪东兴这里“理论”某事，叶剑英赶紧起身离开。叶剑英后来嘱咐马锡金：以后到汪东兴那里，进出不能走同一个门。马锡金依计行事，从这一次起，再去汪东兴家，如果是从西门进的，出去时就要走东门，“叶帅考虑问题比较周全”。

　　有一次从汪东兴那里出来后，叶剑英问马锡金：“汪东兴的警卫怎么样？你打电话告诉汪，说，我对他的安全不放心！”马锡金将原话转告给汪东兴。汪东兴说：“是啊，有人暗害我。”汪东兴问马锡金，手上是否还有子弹，经叶帅同意后，给了汪东兴三百发手枪子弹。一边给汪东兴子弹，马锡金一边抱怨，说以后不能给王洪文子弹，“给他多少他打多少，给五十发子弹他几天就用完了”。

　　按照华国锋的回忆，他在毛泽东去世后的第二天就已经开始酝酿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国锋曾向原吉林省省长张根生这样介绍当时的情况：“我于九月十日下午，首先找李先念来家中密谈，指出‘四人帮’正在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已急不可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

　　九月下旬，华国锋向来访的叶剑英明确表示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决心。耿飙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后来华国锋同志告诉我，他请李先念同志去拜访叶帅，商谈如何解决‘四人帮’问题，但是叶帅当时并未深谈。隔天，叶帅亲自来拜访华国锋，首先解释了未与李先念深谈的原因，然后两人进行长谈，详细讨论了对‘四人帮’及其主要爪牙实行隔离审查的时间和措施，还研究了向政治局其他成员通报的步骤及接管重要新闻机构的人选。”

　　九月二十九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国庆节的活动安排问题，结果会上“四人帮”在毛远新的工作安排问题上与其他委员发生争执。会议开到最后，多数人都走了，只有“四人帮”对着华国锋和汪东兴，但华国锋对“四人帮”的要求始终不表态。

　　此时，华、叶、汪三人的沟通更加频繁。为了避免引起注意，他们从不开会，总是个别交谈，汪东兴曾向叶剑英提出：“你年纪大了，还是由我来跑吧。”叶剑英说：“你住在中南海，目标大，容易暴露，还是由我来跑。”据王守江回忆，好几次去史家胡同的华国锋家，叶剑英都是从运煤的后门进来的。有时在中南海或人民大会堂开完会，叶剑英让司机拉着他在附近转了几圈，再拐到华国锋家。

　　国庆节晚上在天安门城楼开学习毛主席著作座谈会，但叶剑英对参加会议的安全问题还是十分担心。他几次向汪东兴了解当晚会议警卫工作情况，当得知城楼上的警卫是由汪亲自掌握的中央警卫团的部队担任时，他才最后决定参加会议。

　　十月二日，叶剑英找到汪东兴，提出不能再拖，要以快打慢。接着又马不停蹄地造访了华国锋，希望尽快下手。当晚，汪东兴也来到华国锋在东交民巷的住地，决定制定具体执行措施。此后，三人分别进行相关部署。十月四日和五日，三人分别见面，决定将国庆节后准备十天再动手的计划提前到十月六日晚上实施。

　　其实，虽然决策的细节只有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知道，但是一些老同志已经对这场最终的对决方式有所感觉。老帅们经常出入叶剑英家，邓颖超也在这一敏感时刻看望叶剑英。陈云后来有文章回忆当时的情况：“我到叶帅那里，见到邓大姐谈完话出来。叶帅首先给我看了毛主席的一次谈话记录，其中有讲党内有帮派的字样，然后问我怎么办？我说这场斗争不可避免。”

　　据王守江回忆，后来当叶剑英与华国锋、汪东兴酝酿对“四人帮”采取措施时，他决定再征求一下陈云的意见。他把王震叫来，让王震到陈云那里征求意见。

　　王震到了陈云家里，把叶剑英说的解决“四人帮”的办法跟陈云讲了。陈云经过反复思考以后，让王震转告叶剑英：“看来，只有采取抓的办法。不过，党内斗争，只这一次，下不为例。”

　　玉泉山的不眠夜

　　“‘马头’！马上回家开政治局会议！”中南海怀仁堂里，一场惊涛骇浪刚刚结束，马锡金从叶帅的脸上能看出些微的兴奋。听到叶帅的指示，他一时有些错愕：“问哪个家？”

　　“玉泉山！”叶帅回答。

　　“谁通知开会？”马锡金又问了一句。

　　汪东兴接过话来：“我来通知。”

　　马锡金陪着叶剑英向车的方向走去，刚走两步，叶帅又叮嘱：“一定要带好华国锋的车，别让他丢了。”将叶剑英扶上车，坐好、关上车门后，马锡金特地叮嘱华国锋的司机跟上。临出怀仁堂西门时，他从反光镜里看去，华国锋的车已经稳稳地跟在后面。

　　上了车，叶剑英告诉马锡金：“告诉王守江，立即通知开会！告诉孩子们立即上床睡觉！”

　　一会儿，叶剑英与华国锋的车相继到达。叶剑英让华国锋一起到自己的卧室休息，工作人员立即端上牛奶、豆浆，华国锋一向对叶剑英尊敬有加，他对工作人员说：“先照顾好叶帅！”叶剑英则推辞着说：“先照顾好华国锋同志。”

　　接到马锡金的电话，王守江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赶紧离开军科院二号楼，奔赴玉泉九号楼，为这个特殊的政治局会议做准备。正躺在卧室休息的叶剑英见到王守江，没有多说什么，只是用手比划了一下，说：“刚刚把他们抓起来了。”王守江一下子就领会了老师的意思。用手势传递意思，也是叶帅和手下人默契的交流方式。林彪出事第二天，叶剑英向王守江伸出第二个指头，只三个字：“他跑了。”

　　玉泉山九号楼有一个小会议室，平时是叶帅打乒乓球、看电影的地方，突然要来这么多中央高层，下面的工作人员一下子也手忙脚乱。有人说，干脆在乒乓球台上铺层东西当会议桌吧，这个意思又马上遭到否定。大家开始将乒乓球台抬出，抬椅子，忙得满身大汗，“那种木沙发很重的，大沙发4个人才抬得动”，工作人员为华国锋、叶剑英准备了高靠背的椅子放在中间，第一圈是单人短沙发，第二圈是四人的长沙发，晚上十点五十分左右，临时会场算是有了个模样。而那时，一九七六年北京深秋的夜晚，从玉泉山看下去，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已有车陆陆续续地朝玉泉山方向疾驰而来。

　　考虑到皮沙发有些凉，工作人员又四处找出毛巾被铺在沙发上。马锡金说，遗憾的是当时没有留下照片作纪念，那些五颜六色的毛巾被，绿的、紫的——这么举足轻重的会议，现在想起来也有意思。

　　办公室的人又想起一件事：“这么多人，连夜开会，还要吃夜宵吧？”一旁汪东兴的秘书却不慌不忙地回答：“我早就安排好了，大会堂那边送包子、酸辣汤，护士、服务员也都一起过来。”马锡金一下子想起，十月五日那天，中央警卫局负责玉泉山的李钊专门跑到玉泉山九号楼，问马锡金：“你们需不需要什么办公用品？”马锡金觉得这句话问有些莫名奇妙：“大过节的，也没什么人过来，需要什么办公用品？”听了马锡金的回答，未多说一言，扭头就走。“我现在想起来，他一是来看一下这边的情况，为第二天晚上的会做准备，另一层用意可能是想试探一下我们是否知道消息吧。事隔三十年回忆此事，大家也不由得不感慨，不愧在中央警卫局服务多年，汪东兴的确心思缜密、考虑周到。”

　　为安全起见，与会人员的车到了玉泉山之后，都停在另一个地方，然后步行一段距离到达九号楼。在会场还没完全布置好时，纪登奎就先赶来了，随后是倪志福、陈永贵、吴桂贤，从一些细节来看，即使是李先念，也对这次活动并不掌握。叶帅的另一位秘书王文理回忆。当被通知连夜来开会的李先念到玉泉山时，还以为是叶帅生了病，一进门便问：“怎么这么晚还开会？叶帅病得很重？”

　　在“四人帮”被抓之前，中央政治局委员与候补委员共十五人。见开会的人都到齐了，工作人员请纪登奎、陈永贵等后面一排的人，坐到前面的空位上来，有人说：“不对啊，人没到齐，还缺四个人哪！”马锡金说：“已经齐了！”汪东兴也说：“‘马头’说得对！到齐了！”一头雾水的四个人犹犹豫豫地坐到了前面。

　　人坐齐后，华国锋、叶剑英手挽着手，笑容满面地走进会议室。华国锋曾谦让地表示让叶剑英先发言，而叶剑英则说：“你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一直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责无旁贷，你就主持开会吧！”

　　华国锋在通报了今天晚上行动的情况后，高姿态地表示，希望由叶帅主持中央工作。叶剑英听罢起来大声说：“国锋同志这个提议不妥。我年事已高，今年已七十九岁了，且长期从事军事工作，工作面窄。经过慎重考虑，我提议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他年龄比我小二十多岁，有实际工作经验，为人实在，民主作风好，能团结同志，尊重老同志，他现在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我认为他是比较合适的人选。这个担子是不轻，我们大家可以协助。请大家考虑。”

　　最终，会议一致通过由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待召开中央全会时予以追认。

　　这次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从十月六月晚十时开到十月七日清晨四点多，历晚六个多小时顺利结束。当天晚上，华国锋住在五号楼；此后约半年时间，玉泉山成了中央一段特殊时期的办公场所，直至一切恢复正常，中央领导们又回到中南海。

　　终点与起点

　　“四人帮”倒台之后，有一段时间，很多人曾要求叶剑英主持党中央的工作，而叶剑英对此则一直保持难得的清醒。他多次说：“我是军事干部，搞军事的，如果那样做，岂不让人说宫廷政变！”一九八六年，八十九岁的叶剑英去世时，中共中央审定的悼词中对他做了相当高的评价：“一九七六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同志相继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在这个危急时刻，叶剑英同志同中央政治局其他同志一道，根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意见，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果断地做出重大决策，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阴谋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历时十年的灾难，从危难中挽求了党。在这场斗争中，叶剑英同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华国锋、汪东兴等人的职位有所变化，征求一些老干部的意见，据王守江回忆，在广州的叶剑英看了这份意见，说了这样一番话：“在抓‘四人帮’时，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如果我们三个人当中的任何一人走漏了消息，后果不堪设想。他们两个是有功的，应该给予适当安排。”

　　“四人帮”粉碎后不久，叶剑英便安排邓小平由城内搬到西山，在离叶剑英不远的二十五号楼住下。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写道：“有一天晚上，我们全家正在吃饭，叶帅的小儿子头头来了。他悄悄告诉我们，他是奉命来接我们家的‘老爷子’，去见他们家的‘老爷子’……叶帅是专程出来迎接邓小平的，父亲高声喊道：‘老兄’，赶紧跑步向前。父亲和叶帅两人走到一起，热烈而紧张地握手，长时间不放。……门紧紧地关着，他们谈了很长、很长时间。”王守法回忆：“后来周启才(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就传达中央的指示，说是小平同志要住到西山，为了他今后的工作的方便，先给他一套文件，中央决定由你直接给他送。”此后给邓小平送文件的工作就由王守江和机要秘书李俊山负责。

　　曾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吴德回忆：在李先念的提议下，李先念、陈锡联还有我一起去西山看望了邓小平同志，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邓小平见到我们非常高兴，他对我们说：“很好啊（指粉碎‘四人帮’）！我可以过一个安宁的晚年了。这种方式好，干净利索！”李先念讲：“我们还要请你出来工作呢！”邓小平同志风趣地说：“出来干什么？”李先念说：“起码官复原职。”当时，邓小平同志住在王洪文在西山住过的房子里，他还兴致勃勃地请我们去看了为王洪文修的电影厅，邓小平同志说：“看，这就是电影厅！”

　　经过叶剑英等多方面地做工作，终于克服阻力，于一九七八年七月，中共中央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恢复了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和军委的领导职务。一场新的变革，由此开始。■

　　十月六日晚上的江青

　　“文革”期间担任中南海保健组成员的马晓先，曾在江青身边工作了较长时间。在《红墙医生——我经历的中南海往事》(王凡、东平著，作家出版社出版)一书中马晓先回忆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晚她经历的往事——

　　“文化大革命”的后期中南海里搞了一些建筑工程。在一座代号为二〇一的寓所竣工后，江青搬出了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就一直住着的钓鱼台，重新回到了中南海，住进了这座寓所。平时在她身边工作的几位工作人员，包括护士长马晓先在内，也和她一同住进了中南海。

　　马晓先记得十月六日，那天不是她值班。大约是下午五点钟临近黄昏的时候(按张耀祠的说法则是约八点钟左右)，马晓先正在宿舍里洗衣服，脚上只穿了一双拖鞋。忽然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来到她的身后。

　　“哟，张团长怎么来啦？”马晓先看到了张耀祠。张耀祠对她说：“有点事，你跟我来一下。”马晓先以为是工作上的事情，就说：“今天不是我的班啊。”张耀祠说：“现在就是要你去一趟。衣服就别洗啦，快去换换衣服，换换鞋。”

　　马晓先后来回忆说：她当时不知是怎么的，这么匆匆地被张耀祠叫走，分明地感到有些异样，但她内心却一点也没有感到突然和惊异。

　　她换好鞋子就向江青办公室走去，张耀祠跟在她的后面。从马晓先的宿舍到江青的办公室，要经过二〇一前门边的停车处。马晓先发现此刻的停车处两边站满了全副武装的军人，而她连一个都不认识。这种情况在江青身边是从来没有过的。她随之感到要有什么大事发生了，但她依然没有产生特别意外的感觉。

　　当然，看到这种阵势，马晓先心理并非没有思考。她记得她刚刚到钓鱼台，被安排到江青身边工作的时候，江青曾经对她说过意思大致如下的话：你们到我这儿来工作，要有思想准备。我要不就上去，干一番大事业；要不就可能成为阶下囚。马晓先此刻就下意识地感到，江青当初所预计的那第二种情形降临了。

　　张耀祠从这些全副武装的军人面前走过时，一句话也没有说，而是跟着马晓先进了二〇一前门。据知情者透露，跟随张耀祠到江青处执行这次特殊任务的警卫干部还有高云江、黄介元、马盼秋，但他们没有随张耀祠、马晓先进入江青办公室。就在这时，马晓先才想起当天晚上在江青这里值班的护士是江慰琴。

　　首先进入江青办公室的是马晓先，江青正迎着她的面坐在沙发里。通常江青在办公室的时候，就习惯这样坐在沙发里，把脚跷在跷脚墩上。马晓先让开身子后，张耀祠走到江青面前，他拿着一张纸条，向江青宜读道：“江青，我接到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将你实行隔离审查，马上执行。……你把文件柜的钥匙交出来。”

　　马晓先回忆说：张耀祠宣读的那段话非常简短，江青听着的时候坐在沙发里一动不动，表面上没有显出慌乱，但看得出她的内心绝不可能是平静的。她等张耀祠把话说完，轻轻地说：“我没听清楚，你能不能再说一遍。”张耀祠就把刚说的话，又重新说了一遍。

　　江青听完张耀祠第二次宣布了中央的决定后，才站起身来。她从裤子口袋里掏出钥匙，放入一只牛皮纸信封里，折好口，拿钉书器钉好，用铅笔写上“华国锋同志亲启”，然后交给了张耀祠同志。

　　这一连串的动作，江青做得不紧不慢，看似镇定自若。在这之后，江青提出要上一下卫生间。卫生间就在办公室的边上，张耀祠同意了，江青走了进去。张耀祠立即要马晓先把江青的日常生活用品收拾一下，准备离开这里。

　　因为一九七六年的江青曾频繁地离京外出，去天津、去小靳庄、去大寨、去昌平等地，所以马晓先他们为她准备好了一箱子，放好了出行常用的必备用品。每次出发，工作人员只要把她身边的东西稍稍一放，十分钟之内肯定能够动身。每次从外地回到北京，工作人员也是先把箱子里的东西准备好，这样哪怕是第二天就再度出发，也能拿起东西就走。所以马晓先没用多少时间，就把江青的东西都收拾好了。

　　然而，当马晓先把东西收拾好了之后，江青还没有从卫生间里出来。张耀祠也觉得时间长了点，就让马晓先进去看一看。马晓先进卫生间一看，江青正坐在那里愣神，显然她在思考着什么。马晓先没说什么就出来了，江青随后也出了卫生间。

　　他们一起离开了江青的办公室，在整个过程中，办公室内只有张耀祠、马晓先、江青三个人。他们坐上了停在前门外的一辆大红旗轿车。

　　在向江青宣布了隔离审查的决定后，江青被送到了一个预先安排好的隔离地点。让马晓先没有想到的是，组织上在她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即安排她继续留在江青身边。因此她陪着江青，乘坐同一部车来到隔离地点。

　　轿车走的是地下通道，马晓先开始也不知道这是去往何处。然而，当她们下车，在经过过道，走入到房间里面后，马晓先渐渐地感觉到这过道，这房间，并不是一个她全然陌生的地方。

　　她此刻是在一个地下建筑中，这里的走廊和房子里墙的下半截，有用水曲柳的材料装饰的护板，在当时是很高级的。马晓先想起来了，在毛泽东逝世后，遗体被送到一个地下建筑中，进行了一系列长期保存处理。她曾跟随有关的人员来看过，对那个地下建筑内的环境。装饰的样子还有些印象。她又仔细环顾了一下周围，再次确认这里的环境和装饰，是和处理毛泽东遗体的地方是一样的。

　　在马晓先估计到自己此刻所在的地点时，她感觉到江青好像也发现了这个地方似曾相识。因为在对毛泽东的遗体进行处理时，江青也到场观看过。一天，她问马晓先：“这是什么地方？”马晓先说：“我也不知道。”

　　她见马晓先这样回答，便不再问了，眼睛使劲盯着四壁看，凝思苦想。她想了一阵子，若有所悟地点点头，继而对马晓先说了一句：“这是我预料之中的。”在和江青的接触中，马晓先对江青的精明早有领教，因此她推测江青对自己所处的地点已经心中有数了。

　　就这样，马晓先从她熟悉和经常相处的领导和同志身边悄然消失了，在她曾经到过的这个地下建筑中，和江青一起生活了好几个月。为了保密，马晓先在这几个月里，和外界彻底断了联系，和所有的亲人都通不了音讯，对外面发生的一切也全然不知。

　　马晓先和江青的所有活动、全部生活，都在地下建筑中。吃饭、喝水，都是由警卫人员送到房间里来。由于始终见不到阳光，马晓先提出需要一盏太阳灯，从此以后他们每天就通过太阳灯来感受阳光的照射。 ■

　　江青在法庭上的丑恶表演

　　一九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午九时，最高人民法院持法法庭开庭，法庭对江青犯罪事实进行辩论。

　　公诉人江文首先发言，他说：

　　审判长、审判员：

　　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就本厅指控被告人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篡党篡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的反革命罪行，从十一月二十六日到十二月二十三日共进行了六次庭审调查。通过审问被告人、出示和宣读证据、听取证人证言、播放江青的讲话录音，完全证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