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三卷）

《论语》何以成为心理健康指南？

　　——读《于丹〈论语〉心得》

　　◎丁国强

　　于丹是继易中天之后，通过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走红的又一位“学术明星”。《于丹〈论语〉心得》第一次印刷就印了六十万册，到二○○七年一月份，已经印刷了九次，印数高达一百七十五万册。一本平白浅薄的小册子之所以能够制造出这样商业奇迹，原因无非在于其迎合了流行社会的大众心态和审美趣味。这只能证明于丹与媒体通过精心策划进行了一场成功的“造星”合作，而并不能与学术成就和精神创造等同起来，更不能证明其他学者解读《论语》的“失败”。尽管钱穆的《论语新解》，三联书店二○○二年第一版只印了一万五千册，李泽厚的《论语今读》，安徽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一版更是可怜，仅仅印了区区五千册。

　　这是一个心灵脆弱的时代，人们处在市场、职场、官场的激烈残酷竞争之中，焦头烂额，身心疲惫。于丹借助讲解《论语》这个由头，给人们带来了柔软的心灵抚摸，在她的讲述中多次出现“简单”、“温暖”、“朴素”、“安宁”这样的词汇。如此频繁地重复这些词汇，一方面暴露了于丹的语言贫乏，另一面也显示了于丹的聪明。她清楚现代人最头痛什么、最缺乏什么。因为生活头绪复杂，所以向往简单；因为人情冷漠所以渴望温暖；因为诱惑太多，所以回归朴素；因为躁动不安，所以追求安宁。于丹用这些词汇来定义孔子的快乐生活，是为了给心理亚健康的人们提供一副镇定剂。这是一个热衷于养生保健和寻医问药的时代。于丹把《论语》熬成了中国版的心灵鸡汤，用《读者文摘》的语式来给人们以甜蜜的梦想。于丹对“仁者无忧”的解释是“让你的胸怀无限大，很多事情自然就小了”（《于丹〈论语〉心得》，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5页，以下出自该书，只标页码）。于丹解释显然已经偏离了儒家的思路。她着力将孔子打扮成一个心理咨询师，给受伤遇挫的人以安慰。于丹说安慰话的本领并不高明，她说：“在生活中，每个人都有可能遭遇失业、婚变、朋友背叛、亲人离去等等这些事情，它对你是大事还是小事，没有客观标准”（第15页）。这话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一个人的心理承受力是有限的，特别是在强大的社会外力面前，个人的力量是无比脆弱的。而于丹却要竭力告诉人们不要在乎生活中的变故，不要患得患失，不要背上心理包袱，遇事拿得起放得下，这是心理医生的职业语言。倘若于丹不借助于孔子之口，这些话是很难打动人心的。所以，于丹在一开始就抛出了这样一个论断：“《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生活”（第5页）。于丹所发现的这一“真谛”显然是对《论语》的一种为我所用式的误读。于丹她巧妙地利用孔子的象征性权力来对大众进行催眠，挂着千古圣贤的招牌来推销自己。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塞奇·莫斯科维奇指出：“群体没有如实地看待这个世界，而是受别人的指使去看待和想象世界”（《群氓的时代》，江苏人民出版社，第123页）。大众需要孔子这样一位话语权威来发号施令。尽管于丹千方百计把孔子描绘成语气和缓、温柔敦厚、面目慈善的亲和形象，但是，于丹并没有真正把孔子从天上拉到地下，从神圣拽到平常。于丹反复强调孔子内心的庄严、精神力量的强大，这是在用一种更加委婉的手段来造神。

　　于丹预设了孔子为真理的化身，孔子的道理在两千多年后仍然包治百病。在这样一条神化的原则下面理解《论语》，是没有多少思想自由度可言的。于丹重构了孔子的话语霸权，然后再以其名义发言，目的不过是为了巧妙地获取话语权而已。《于丹〈论语〉心得》开篇第一句话就是一个病句。她说：“大家别以为，孔夫子的《论语》高不可及，现在我们必须得仰望它”（第5页）。既然《论语》并非高不可及，有何故必须仰望呢？既然要仰望，说明那些东西还是在遥远的天空之上，而非植根于民间。在于丹看来，孔子是生而知之的圣人，现代人的一切困惑都可以从他那里找到答案。

　　于丹很明白“真佛只说家常话”的道理，所以，她着力把孔子塑造成一位平易近人的神圣人物，这正是大众催眠师的最佳形象。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说：“打动群体心灵的是神话中的英雄，而不是一时的真实英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第35页）。于丹以其所谓的“美女教授”形象误导着大众的想象力，她通过电视给大众制造出一种普遍的幻觉，使大众错把孔子当成了跨越时光隧道的心理医生。教谕时代的灰色孔子被替换成为电视时代的多彩孔子。我们能够从于丹的讲解中找出若干文化硬伤，譬如将“民无信不立”的“信”解释成“信仰”，将“修己以安人”的“安”解释成“安乐”等等。我认为如此咬文嚼字大可不必，因为孔子在于丹那里不过一个符号而已，《论语》对于丹来说也只是说话的材料而已。你如果认为于丹的讲解目的在于引导观众更加透彻真切地理解《论语》，那么你就大错特错了。于丹实质上是一个戴着面具的“心理医师”，她的望文生义、穿凿附会、断章取义，恰恰是大众所喜欢的。打破固有的学术套路，这让人感到新鲜好玩。在于丹那里，没有考证，没有论据，甚至也没有逻辑。她将孔子、陶渊明、苏轼以及佛教、《圣经》等等搅合在一起，看似信手拈来，实则不伦不类。这样一种胡扯海聊的讲课方式，是从易中天那里克隆而来的。电视学者的胡扯至少有两种好处，一是显示广博的知识面，制造一种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大师”形象；二是表现一种轻松娱乐心态，以此来带动大众的狂欢。

　　当然，于丹讲《论语》的最大娱乐性还是在于“美女教授”这个文化身份。这一命名纯粹是一种商业策略，因为于丹并无惊艳的外表。易中天向于丹和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柴静发问：“你们美女也喜欢孔子吗？在你们这些美女的心目中，孔子是什么样的？”（第1页），这一提问让人体味出几分媚味，“百家讲坛”所呈现的是一种视觉阅读，美女＋教授是庸俗与高雅的混合，既迎合了追求审美快感的大众的低俗审美情趣，又满足了他们附庸风雅的虚荣心。这种调剂固然能够减轻大众的审美疲劳，但是，也付出了一定的人文牺牲。当“美女作家”这一名号刚刚被炮制出来的时候，一些长相娇好的女作家急忙出来声辩自己首先是作家，美貌并不意味着写作的品位。但是，随着“美女”命名的泛滥，人们已经无暇鉴别“美女”是否名副其实了。在当下这个声色时代，“美女”确实一块很诱人的招牌，可以成就政治上或商业上、见得人或见不得人的各种目的，但是，这种泛化的称呼如果没有一个精神界限，就会成为一种亵渎。调侃总是要有个限度的。教授博学多识，又恰巧是一位美女，既能传道解惑，又能给人以感官上的愉悦，自然是一件两全其美的事情。可是问题在于，把美色当成卖点，当成一种消费暗示，教授这一角色原本的神圣性便被娱乐化修辞所消解了。从于丹开始，“百家讲坛”尝到了走“美女”路线的甜头，说不定也会在学者教授中间搞一个选秀活动呢。值得注意的是，用美色来推销学问，并不是一个多么好的创意，虽然可以因此取得可观的商业收益，但却导致了学术帝国向商业规则的臣服，这种同化使得电视学者因精神气质与流行偶像雷同而失去了学者本色。

　　这是一个意义稀薄的时代，人们一方面对那些空洞说教怀有逆反心理，一方面又对无厘头的娱乐话语感到厌烦。信仰、理想和信念等宏大叙事无不面临被解构的命运，媒体和网络通过戏说和恶搞的方式，摧毁了传统的精神支柱。在快节奏的消费生活和疯狂的流行游戏中，理性不得不退出来。追求新奇、刺激是流行文化所遵循的原则，常规的、平稳的生活状态永远是他们所竭力颠覆的对象。但是，当神圣被亵渎、模范被嘲弄、权威被消解之后，思想和心灵便出现了空场。正是在这样一个迷惘和空虚的时刻，于丹出来一板一眼地讲道理了，讲天地人之道、心灵之道、理想之道、人生之道。她的讲解中充满了结论式语言，没有追问，没有商榷，似乎句句都是真理。于丹不愧是当今学术界的汪国真。汪国真诗歌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流行，迎合那个时代人们的失落心态和精神空白。“文革”时代的政治大道理退却之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之而来的是文化大道理，出了不少激情思想家。汪国真诗歌的走红正是出现在大道理退场之后，在思想的真空之中，一些仿造的人生格言式的诗句便成了救命稻草。但是，人们很快就发现，汪国真诗歌原来都是些美学品质不高的“水货”。和汪国真一样，于丹同样是心灵空洞时代的产物。

　　于丹的话语泡沫具有很大的隐蔽性，于丹依赖其口才优势，将关联度不大的故事和道理用紧凑的话语表达出来，一气呵成、信口开河的气势给观众造成了不容置疑的印象。柔性十足的女性化讲述像精神按摩一样，让人们感到轻松，同时也造成了一种麻痹。作为贫乏时代的布道者，于丹的言说具有很大的空洞性。从表面上看，于丹讲了许多小故事，雕刻了若干生活细节，展现出生活的智慧和技巧，但是，仔细琢磨一下，于丹所宣扬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却不乏陈旧落后的东西。她对于《论语》没有采取批判的眼光，一味采取美化和伪饰的态度。错不是孔子错了，而是我们理解错了。正是在这样一种原则的支配下，于丹把《论语》中的糟粕当成了珍珠，极尽玩味抚摸之能事。她对“恕道”的解释，更像是在宣扬精神胜利法；她对“未知生，焉知死”的认同，则表现出对终极关怀的漠视。于丹将这种缺乏忧患意识的短视美其名曰：“朴素”。她是这样引申和演绎的：“活人的事你还没弄明白，怎么先想着去侍奉死人？就是说，学习还是要先朴素一点，从眼前开始，别去考虑虚无玄远的东西”（第108页）。拒绝对死亡的形而上追问，拒绝对终极问题的玄思，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大缺陷，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人生来就不得不面对死亡。只有承认死亡，面对死亡，才能够直面人生，才能以乐观的心态追求人生的意义。而于丹却用一种“娱乐至死”的态度来讨论人生。她所强调的“心灵的快乐”纯粹是一种心理调适技巧和生活艺术，只要想开点，胸怀宽大一些，就会消除和抛弃烦恼。这种快乐由于未触及生命的本质，所以只不过是一套哄人的把戏而已。于丹提到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国王苦苦思索三个哲学问题：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人最重要？什么事最重要？什么时间做事最重要？这些问题结果在一个仗义救助逃犯的老汉那里找到了答案：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就是眼下需要你帮助的人，最重要的事就是马上去做，最重要的时间就是当下，一点不能拖延（第17页）。于丹利用这个故事告诉人们，重要的是活在当下，最要紧的事情就是抓住当下，不要去关心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不要犹豫，不要沉思，不要追根问底。这样一种快乐观，是实用主义的。类似的故事，于丹讲了若干。她确实是一个很会说话的心理医生，她很聪明地引导人们绕开那些痛苦的命题。

　　于丹把《论语》当成我们心灵快乐的资源，宣称：“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所享受的那种欢乐，同样是我们今天快乐的源泉”（第49页）。让现代人与两千多年前的孔夫子达成快乐共识当然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于丹独辟蹊径，在将《论语》搞成一部快乐大全的同时，还将其当成一本励志书来渲染。在这个赢者通吃的时代，人们太需要一场成功来占有更多的资源，以获取向上的台阶。于丹从《论语》中发现了实现“有效率的生活”的有效途径，鼓励人们“把有限的情感，有限的才华，留在最应该使用的地方”（第38页）。这显然与其通过保持恬淡安宁来获取心灵快乐的主张相矛盾。于丹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一再强调《论语》是“一个人生动态的系统”（第33页），不能僵硬理解。其实，于丹这样来广阔地伸展自己的话语，无非是想多囊括一些观众和读者而已。无论是心灰意冷的失败者，还是春风得意的成功者；无论是庸庸碌碌的小职员，还是绞尽脑汁的管理者；无论是面临就业问题的年轻学子，还是崭露头角的白领，都能从于丹的故事库里找到自己需要的慰藉或激励。笔者不解的是：既然是一场虚拟快乐、炮制格言的话语游戏，又何必要挂着孔夫子的招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