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三卷）

近年西方知识界热点掠影

　　◎刘　擎

　　冷战结束之后，西方左翼思潮与社会运动曾面临严峻考验，也一直在探索中寻求突破的契机。在近年拉美政局的“红色风暴”激励下，左翼力量似乎聚集了新的能量。二○○六年四月《国家》杂志发表文章，激烈地抨击主流舆论对拉美局势的妖魔化，指出拉美的“左转”宣告了“华盛顿共识”的破产，标志着过去二十年的“新自由主义”模式拉美的失败。著名“世界体系”理论家华伦斯坦在《新左派评论》中发表文章，分析了世界格局的现状与发展趋势，认为美国霸权在二○○一至二○二五年间进入了不断衰落的时期。托派社会主义同盟“第四国际”主办的“世界社会主义网站”（WSWS），去年一月在澳大利亚召开“国际编委会”会议，编委会主席大卫·诺斯（David North）在开幕发言中指出，虽然资本主义在一九九○年代获得了全球性的扩张，但其危机在不断地加深。美国最大的左翼知识分子联盟会议“社会主义学者大会”（SSC）在历经了分裂之后，似乎获得了复苏。分裂出的一支“左翼论坛”于去年三月在纽约举行主题为“全球抵抗与帝国的衰落”大会，从开幕式的“挑战帝国”到闭幕式的“前进”主题，显示出高歌猛进的势头。但是新自由主义的挫败并不天然地意味着社会主义的胜利。对于西方社会主义的复兴而言，当下的转机仍然还是朦胧的曙光。

　　二○○六年十月十四日是汉娜·阿伦特的百年诞辰纪念日。当天，柏林的“阿伦特的思想空间”现代艺术展开幕，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播出对阿伦特的学生、传记作者和研究者布鲁艾尔（Elisabeth Young-Bruehl）的访谈。而世界各地的纪念活动早在年初已经开始，学术界举办的国际会议有近三十多次。这样广泛而隆重的纪念并不是心血来潮的仪式，而是最近二十年以来阿伦特的思想影响持续增长的结果。正如布鲁艾尔新著的书名（Why Arendt Matters）所提示的那样，阿伦特对于我们的时代仍“至关重要”。作为二十世纪独特而复杂的思想家，阿伦特的作品蕴含着多重阐释的可能。比如对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1951）一书中认为，狂热极端的意识形态俘获了处于孤独焦虑之中的病理性“大众社会”，从而导致了极权主义的兴起。而后来在《耶路撒冷的艾克曼》（1963）中，她所揭示的极权主义的秘密在于艾克曼的那种“恶之平庸”（the banality of evil）。于是，面对今天的世界风云，许多人借用阿伦特的思想对当下极权主义的可能做出不同的诊断。有人在谈论所谓的“伊斯兰极权主义”，比如德国前外交部长（哈贝马斯的弟子）菲舍尔（Joschka Fischer）将此称作（纳粹和斯大林主义之后的）“第三种极权主义”。而另有作者，比如拉宾（Corey Robin）在《伦敦书评》上发表的文章却认为，当今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具有极权主义的危险，这恰恰源自阿伦特所说的那种“仕途主义”（careerism）的平庸之恶。拉宾还提醒我们，阿伦特对于极端犹太复国主义早就心存忧虑。她在一九六○年就指出，犹太人从几个世纪“不惜代价求生存”转向了“不惜代价维护尊严”，但“在这种虚假的乐观主义背后潜伏着对一切的绝望而准备自杀的心态”，她看到了许多犹太人宁愿与敌人同归于尽，也不愿妥协。因为生怕妥协会将他们带回到那些在欧洲沉默受难的屈辱日子。阿伦特的许多洞见（比如她对“阿拉伯问题”的关切）还有待于我们深入地探讨。的确，阿伦特之于我们的时代仍然重要，她的思想遗产也将继续在争议性的阐释中给予我们启迪。

　　伊朗著名哲学家贾汉贝格鲁（Ramin Jehanbegloo）去年四月从印度讲学回国时，在德黑兰机场遭到逮捕入狱，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反应。贾汉贝格鲁在巴黎索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曾担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政治学系兼职教授，拥有加拿大和伊朗的双重国籍。目前担任德黑兰文化研究局当代研究部主任，他发表过二十多种著作（其中《伯林谈话录》有中译本出版），论及黑格尔与法国大革命，甘地、泰戈尔、伯林、萨伊德等。他对西方哲学和现代性的研究致力于探索不同文化之间建设性对话的可能。在学术同行看来，贾汉贝格鲁是“政治上极为温和”的学者，他的被捕令人感到意外。伊朗情报部长不久对外确认了贾汉贝格鲁被捕的事实，暗示原因在于“他与外国人的接触”。五月十五日欧盟委员会发表新闻，表示对事件的“严重关注”。五月二十四日世界各地四百三十二名学者与作家联合签署一封“致伊朗总统内贾德公开信”，敦促总统亲自干预此事，尽快释放贾汉贝格鲁。公开信的签署人包括二○○三年诺贝尔和平奖与文学奖得主艾芭迪和库切，以及当今西方最为著名的学者，乔姆斯基、沃勒斯坦、内格里、齐泽克、哈贝马斯、泰勒、普特南、德沃金、罗蒂、鲍曼、艾柯、柯拉科夫斯基和沃尔泽等。八月三十日贾汉贝格鲁被释放。他随后在接受“伊朗学生通讯社”的采访中解释说，他在国外讲学期间，有来自“敌对国家”的情报人员参加了他的研讨会，试图将他的学术研究（特别是他对东欧与伊朗市民社会发展的比较研究）用作颠覆伊朗政权的目的。他对此感到遗憾，并建议伊朗学者应该在国内举办学术活动，以免在出访活动中学术成果遭到滥用。他还表示自己在监狱中得到了完全人道的待遇。目前，贾汉贝格鲁的个人网站已经关闭。

　　一九八九年以“历史终结论”闻名世界的日裔美籍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再次成为焦点人物。他为二○○六年再版的《历史的终结与末人》新写了后记《“历史终结”之后》，试图澄清人们对“历史终结论”的误解，并回应十七年来有关这一论题的争论。但这篇“再版后记”引发出新一轮的争论。批评的重点仍然在于质疑历史终结论是否成立，以及福山自己的立场是否前后一致等。八月“开放民主”网站汇集了十多篇相关文章，组织一次（网络）专题研讨会，福山为此撰写了《对批评者的回应》，试图再次澄清自己的观点，并解释自己观点的变化。而更受人关注的是福山去年三月出版的新著《十字路口的美国》，其中严厉批评了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引起更为强烈反响。由于福山曾支持布什当局对伊拉克开战，并长期与“新保守派”的高层官员与智囊人物交往从密，这本著作被看作是福山政治立场的“戏剧性转向”。但是，从福山自己的论述逻辑来看，他的变化与其说是他告别了新保守主义，不如说是“布什主义”背叛了新保守主义。因为福山自己所主张的基本论点并没有改变。他仍然坚持“自由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制度”是（黑格尔－科耶夫意义上）“历史终结”的现代性形态，认为这个终结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并最终将获得普世性的胜利。他所做的修正只是“时间表”意义上的：认为自由民主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在“边缘地区”（特别是阿拉伯世界）实现，而实现的方式也可能不同于迅速而和平的“东欧模式”。福山与布什主义的根本分歧在于，他不相信一个国家的民主转型可以通过使用外部武力来强迫完成。在福山看来，这是一种激进的“社会改造工程”。而新保守主义的传统（在其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中）留下的一个重要思想遗产就是反对这类社会改造工程。实际上，福山是主张以经济发展和渐进改革为前提，促成对于民主的内在需要，从而实现走向民主的“和平演变”。而与此相比，布什推行的单边主义、先发制人以及武力变更政权的政策恰恰是一种激进的霸权主义。不幸的是，“新保守主义”这个名称已经被滥用了，福山也就不再愿意以此自诩。

　　为政治哲人施特劳斯“正名”是最近美国学术界一个醒目的焦点。近年来，西方报刊（包括在知识界声誉良好的《卫报》、《纽约时报》、《纽约书评》、《国家》、《纽约客》、《波士顿环球报》和《国际先驱论坛报》等）发表许多文章，“发掘”施特劳斯的思想与美国极右政治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其结果是施特劳斯被公众看作是“美国新保守派的教父”和“反自由民主的精英”，鼓励政客用谎言来欺骗大众。在许多严肃的学者看来，这完全是对施特劳斯“妄想狂”式的妖魔化。的确，施特劳斯的不少弟子（或隔代弟子）在布什当局的高层或智囊机构担任要职。但政界“施特劳斯派”的立场并不等于施特劳斯本人的思想，也并不为学院中的施特劳斯派所认同。去年，施特劳斯学院派的弟子们相继推出三部著作：史密斯（Steven B。 Smith）的《解读施特劳斯》（Reading Leo Strauss： Politics， Philosophy， Judaism，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潘格尔（Thomas L。 Pangle）的《施特劳斯导论》（Leo Strauss： An Introduction to His Thought and Intellectual Legacy，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以及扎科特夫妇（Catherine and Michael Zuckert）的《施特劳斯的真相》（The Truth about Leo Strauss：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American Democracy，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这些著作通过对施特劳斯作品的严肃解读和阐释，致力于探索施特劳斯真正的思想遗产。三部著作的一个共同的看法是：施特劳斯是自由民主的朋友而不是敌人。史密斯教授解释说：“朋友”意味着施特劳斯本人并不是自由民主主义者，但他的思想对现代自由民主最有益处，因为他“理解政治的方式不是出于左的或右的立场，而是来自俯瞰的上方”。如果说有什么“施特劳斯的政治”，那么这种政治更接近于他同代的以赛亚·伯林和雷蒙·阿隆等自由主义者，而不是当时任何一个保守主义的主将。扎科特夫妇认为，施特劳斯对现代性的危机有着深刻洞察，正因如此，他才是自由民主清醒冷静的辩护者，能够同时意识到它的力量与弱点。而潘格尔的著作探索了施特劳斯的哲学思考对民主公民的复兴以及对我们文化批判性的自我理解所做出的贡献。这三部著作着眼于严肃的学术探讨，出版后受到知识界的关注，从客观上反击了对施特劳斯的妖魔化解释。

　　西方的民间研究机构正在成为推动公共辩论的重要力量。英国独立的“思想研究所”（Institute of Ideas）就是一个例子。二○○六年十月的最后一个周末，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政界、商界、学界和传媒的近二百名“重量级人物”汇聚位于伦敦的皇家音乐学院，就当代“紧迫而重大的思想问题”，面对近千名听众展开公开和激烈的交锋。这个名为“思想战役”（The Battle of Ideas）的年度活动是一种新颖而特殊的跨行业、跨学科的文化节，由“思想研究所”于二○○五年创办。二○○六年第二届“思想战役”更为引人注目，发言者争论之尖锐激烈，活动的形式也精彩多样（从正式的“主题争辩”，到半正式和“沙龙辩论”和自由随意的“咖啡对话”，以及影视展映等等），涉及的主题包括文明冲突与西方文化危机，二十一世纪的认同，环境保护与反环保话语，心理治疗工业与教育问题，艺术创造自由与大众消费等等。活动受到参与者与观察家的极高赞誉，被认为是一次绝对令人难忘的、罕见的“思想盛宴”。也许更值得关注的是“思想战役”的诉求与潜力。三位召集人当中，有的以社会评论家为职业，有的是牛津大学的青年教师，但都是活跃于公共领域的年轻一代知识分子。他们共同感到，在传媒机制和学院规训的制约下，当代的文化氛围变得越来越因循保守。这种“遵从主义”压抑了真正的民主讨论，封闭了政治想象与文化创造的空间。由此，他们致力于“打破一切思想禁忌”（包括所谓“政治正确”以及“顾忌直接的现实后果”所造成的限制），提倡“无限制的自由讨论”。正如“思想研究所”在其创建宗旨中明确告白的那样，他们继承的是（康德式的“大胆而公开地使用理性”的）启蒙主义精神传统。他们声称，在“思想战役”中每个人都具有“完全自由表达的权利，但没有免于被冒犯和批评的权利”。他们的诉求不是要以“达成共识的名义”来寻求时代的“镇痛剂”，而是要以开放而强劲的思想交锋来反思时代的大问题，为创造真正民主的公共空间开辟新的道路。同样引人注目的是，英国这些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创新与活动能力，他们往往兼备作家、学者、编辑家和活动家的品质，具有罕见的跨行业、跨学科的知识和交流才能。这使二○○六年“思想战役”得以筹集足够的民间资金，汇集具有公共影响力的著名人物，并获得BBC、《泰晤士报》、《卫报》和著名网络媒体Spiked的全程报道。活动之后及时出版多种文集，同时在学院刊物中发表讨论专辑。他们远大的抱负和卓越的才能，蕴含着重新塑造欧洲公共文化的巨大潜能。

　　美籍华裔历史学家余英时和美国历史学家约翰·霍普·富兰克林（John Hope Franklin）共同获得二○○六年度“约翰·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John W。 Kluge Prize for Lifetime Achievement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每人各获得五十万美元的奖金。“克鲁格奖”于二○○三年创立，由慈善家约翰·克鲁格（John W。 Kluge）资助，美国国会图书馆组织评审。该奖专门针对诺贝尔奖没有涵盖的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并期望在将来能够获得与诺贝尔奖同等的声誉与地位，年度奖金为一百万美元。候选人由相关学科的著名学者推荐产生，评选标准是，其学术研究被同行公认为对本学科具有杰出贡献、对其他学科具有跨学科的启示与借鉴意义，以及对公共生活产生重要影响，获奖者不限国籍，不限写作语言。二○○三年，时年七十六岁的波兰裔哲学家柯拉科夫斯基独自获得首届“克鲁格奖”；二○○四年，八十岁的美国历史学家嘉斯拉夫·帕利坎和九十一岁的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分享了第二届克鲁格奖。二○○五年该奖空缺。去年的克鲁格奖授予华裔与非洲裔的历史学家，似乎表明克鲁格奖对不同文化族群的开放取向。■

　　克林顿加紧撰写新著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第一部作品《我的生活》在全球三十多个国家出版，仅在美国国内就销售了二百多万册。至今已使克林顿获利一千多万美元，创下了非小说类作品的销售纪录。

　　据悉，克林顿日前正在写作一本关于公民投身社会活动和服务的新书，这部将近一千页的精装本新书，预计于二○○七年底或二○○八年初由美国Alfred A。 Knopf出版公司出版。日前，Knopf的经理和克林顿的代理律师Robert Barnett都还未对此事透露风声。但一位据称了解这桩买卖的业界老手估计说，Knopf事先预付了将近五百万美元给克林顿。Barnett则透露，新书内容包括非营利性团体克林顿基金会为艾滋病、贫穷、妇女权利、调和宗教和种族冲突所做的工作。克林顿也将在其中写到其前任老布什等他曾在卸任后与之共同致力于台风、海啸等灾后恢复工作的大人物，也包括其他工作在社会公共服务战线上的人们。

　　“自从离开政府以后，我遇到了许多为改善美国和全人类的生活而付出巨大努力的好人。”克林顿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都有能力做这样伟大的事，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希望鼓励更多的人投身这一事业。”

　　Barnett还表示，克林顿将在新书中就“作为政府机关外的普通公民，我们如何对社会发生重大影响”的问题，对公众进行详细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