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三卷）

俞平老的暮年生涯

　　◎鲲　西

　　从一九七四年起俞平伯先生与叶圣陶有过近十二年的书信往还，同住一地，又不时晤面，却又书信往来互吐衷曲，这是很少见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或者是促成这种表达友情和思绪的重要因素，时世变化使两老能在无忌惮的气氛下畅所欲言。也正是这个因素，使十二年中八百余封遗札得以完好保存下来，并经后人汇编，予通信集以《暮年上娱》的称号。俞先生于一处信中说：“江南昔梦已遥，不图晚节聚首京城，书信往还兼尊酒论文之乐，若斯缘法弥可珍重也。”作为读者展读是书在欢悦之余又不禁无限感触，那灰飞烟灭的年代终于过去，正是那时候谁家不丧失珍藏图书珍玩，对于叶俞二老其时处境之艰危就更不用说了。

　　但《暮年上娱》决不是忆往怀旧的书，既是书信自不能没有身边琐事或酬应之类的内容，可是读者却也惊奇地发现已是暮年的俞先生有着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出之以委婉的言辞，同时又习惯地运用古典的隐喻，但读者依然能感觉到老人所显示的活跃的心态。因此读《暮年上娱》需要兼读《全集》、《年谱》以及俞先生知交晚辈所写的一些论著，书信只是微露信息，完整的见解则散见于《全集》中。所以它是需要解读的一部书。

　　俞先生于信中说“弟之老学，即蒙学也，六十载心知良非容易。会当共庆之”（第308页）。在《乐知儿语说〈红楼〉》中又说：“儿语言其无知，余之老耄学即蒙学也。”这就是说他晚年对于世事的观照早已奠基于童年的诵读中，这需要从他晚期一些诗文中来印证。

　　释《遥夜闺思引》

　　五言长篇《遥夜闺思引》作于一九四二、四三年之间，那是在已沦陷的故都。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一时光复的欢悦充溢于全国。原来南下的故旧知交重回来，最能表达此时一部分人心情的是寅恪先生的《丁亥春日清华国作》一诗：“葱葱佳气古幽州，隔世重来泪不收。桃观已非前度树，藁街长是最高楼。名园北监仍多士，老父东城有独忧。惆怅念年眠食地，一春残梦上心头。”全诗笼罩着凄咽的情怀，胜利并未带来欢悦。然而俞先生却不然，恍如隔世的故友重逢，使他情溢于辞，并且即以长诗《遥夜闺思引》分赠诸友好。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至一九四六、四七年共为抄诗者写了十七篇跋语，可知他虽不讳言此诗能否为知交所鉴赏，但撰写此一巨制所产生的兴奋心情却未能掩饰。

　　自是人世纷纭，身家跟着蹉跌者又过了二十五个年头，约略相等于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直至二老通信，《遥夜闺思引》一诗才无意中由叶老重新提起。讨论的焦点依然在诗的晦涩难懂上，此意二十多年前围绕十七篇跋文中已表白无遗。俞先生在他回信中却作了相当明白的解释，节略如次：“承询及前作长诗，既感且愧，另有跋语一册，此书前或已寄奉。此诗共分四段：首至‘无碍红颜想’、至‘所思渺西海’、至‘近想适裸园’、至末。诗以怀人为主旨，以沧海为背景，以梦幻为因缘，唐诗所谓‘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者也。杂以颠倒、梦想、回忆、自叙及一般的闺思，甚至有代东瀛妇闺怨者，曼衍无归，遂衍至三千余言。（下略）”

　　要解读这一首公认难懂的长诗，关键只在“以沧海为背景”这一句话，换言之这是俞先生后期思想中一个极重要的自我表白。诗人的情感、经验是属于他个人的，所谓颠倒、梦想、回忆、自叙都属于这一范畴，但诗人终不自足于个人经验，一个有着强烈良知的诗人更而要走出这一个人经验的框架。美国女诗人普拉斯曾说：“我相信一个人应该能够控制并支配经验（中略），而且一个人应当能够以一种明察聪颖之心支配这些经验。我认为个人经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它当然不该变成一种封闭的盒子或揽镜自顾的自恋经验。我相信它应该是有相关性的，与更大的事件相关，与广岛以及达豪等等大事相关。”（夏河文，见《国际先驱导报》2003年3月28日）俞先生“以沧桑为背景”不就是普拉斯所谓“与更大的事件相关”吗？质言之沧桑即是今天和昨天的历史，在俞先生更包括他暮年思想中一个一再强调的核心这即是“夷夏之分”，在跋语中“兹篇变复夏夷杂用，文野错陈，”又说“若夫雅俗文质之运，夷夏古今之变，世士各尊所闻识。”（分见《全集》卷一，第499页、第503页）。所以此夷字是包括所有来自西方思潮。而兹论自非三言两语可以详尽。

　　无庸赘言，这应当就是解读《遥夜闺思引》这首长诗的一把钥匙。

　　《评〈好了歌〉》

　　《评〈好了歌〉》一文写于一九八○年，但直至一九八六年才正式刊布。这中间的曲折，俞先生好友王伯祥哲嗣王湜华在所著《俞平伯的后半生》一书中有记述（见第226页），语至沉痛，文长不具引。读者需要明白的是这是距离一九五四年《红楼梦》批判之后事隔三十余年，俞先生才又重拾旧绪写出他心中真情的话语。原文标题《旧时月色》，《评〈好了歌〉》属于其中第二部分。《好了歌》所以成问题是因为它完全不同于金陵十二钗册子，后者暗语基本上可以预见与十二钗的结局相吻合，反之《好了歌》文字汪洋恣肆，同时又加上他人的旁注，就更加觉得不能预测全书的结局。于是俞先生作了这样的判断，《好了歌》与《红楼梦》的不相当，不是由于偶然的，第一是广狭不同，《红楼梦》既是小说，它所反映的面是有限的，总不外一姓或几家的人物故事。《好了歌》则不同，它的范围很广，上下古今，东西南北，无所不可。第二是重点不同，小说讲的是贾氏由盛而衰，末世的回光返照，衰而不复盛。即“食尽鸟投林”、“树倒猢狲散”。而“解注”的意思却不是那样，它的重点在衰而复盛上，只是“得旺气者另一家也。”

　　这里俞先生又引《好了歌》数句作如下的注释：“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意译为送旧迎新），“反认他乡是故乡”（认贼作父）。“甚荒唐，到头来都为他人作嫁衣裳”（即“采及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忙”）。

　　这就是《好了歌》的不解之谜，因为它与小说的发展不相呼应，《好了歌》应如俞先生所说它有一个比小说更大的背景，这个背景也就是俞先生给诗《遥夜闺思引》所划定的沧桑之际。小说是具体的，即使超出它的范围也易于解读。诗是隐存于诗人无数绵密的意识中，就如我们读英国诗人T。S。艾略特的长诗《荒原》一样。俞先生暮年所形成的这一种诗人所具有的历史意识在他晚期的作品尤其是小文中都无例外地流露着。

　　对《红楼梦》八十回后情节的推测

　　是俞先生对红学最后也是最大的贡献

　　文见《乐知儿语说<红楼>》，作于一九七八至一九七九年之间，全文共十九篇，今见者非全篇，尚有佚文亦下落不明。俞先生在小引中说苏州马医科巷旧寓，其大厅曰乐知堂，俞先生即出生于此屋。民国元年十三岁始读《红楼梦》，整整已有六十七载了。他说过去所作曾无是处，且为世人所嗤，现在趁着“秉烛余光或有一隙之明”才又写下这些论《红楼》的文。这里只就八十回后的情节问题转述一下。

　　《红楼梦》是一部未完成的巨著，文学史上没有比这更大的憾事。所以张爱玲把《红楼梦》喻为断臂的维纳斯。《红楼梦》有高鹗的续书使它得以保存下来，俞先生晚年亦肯定此点。但续书庸劣，尤以写潇湘之死最恶俗。不看原著的许多人更无疑义地从电视剧上认定了黛死钗嫁发生在同一时辰。俞先生以多年积聚的思想对于这一问题作了最精辟的论断。

　　要解决钗黛的结局问题须先从七十九回《芙蓉诔》说起，俞先生此节文极精妙，节引如下：

　　余前有钗黛并秀之说为世人所讥，实则因袭脂批，非创见也。其后在笔记中见芙蓉一名秋牡丹，遂赋小诗云：“尘网宁为绮语宽，唐环汉燕品评难。哪知风露清愁句，秋后芙蓉亦牡丹。”（六十三回笺上注自饮一杯，牡丹陪饮一杯）盖仍旧说也。（按意云钗黛合一及祭晴雯实祭黛玉俱得自本书）此记仅存八十回，于第七十九回修改《芙蓉诔》，最后定为“茜纱窗下，我本无缘；黄土垄中，卿何薄命”。书上说“黛玉听了，忡然变色”（下略）。芙蓉一花，双关晴黛。诔文哀艳虽为晴姐，而灵神笼罩全在湘妃。文心之细，文笔之活，妙绝言诠，只觉“神光离合”尚嫌空泛，“画龙点睛”犹是陈言也。石兄天真，绛珠仙慧，真双绝也，然已逗露梦阑之消息来。（中略）黛玉从此不再见于《红楼梦》矣。曲终人去，江上峰青，视如二玉，最后一晤可也，不须再读后四十回。

　　西方的悲剧是属于崇高美的。无论希腊以至莎士比亚无一例外，中国的悲剧如《红楼梦》其缠绵悱恻至于此极，这是与中国文字特有的美分不开的，《芙蓉诔》岂不就是这样。以下俞先生进而作三点概括：一、“晴雯逝后，黛玉世缘非久，此可以揣知也。未完之书约二三十回，较今续四十四为短，观上引文，有急转直下之势，叙黛玉之卒，其距第八十回必不远。或即在诔之明年耶？其时家难未兴，名园无恙。二、“‘黛先死钗方嫁，但续书却误，’芙蓉为夭折之征。诔称芙蓉竟芳之月，即九月。盖晴黛皆卒于是月，虽于后回无据，想当然耳。”六十三回黛玉掣得笺后众人笑说除了她，别人不配作芙容。怡红夜宴，掣花名笺，书中又一次预言，钗黛结局于焉分明。牡丹芳时已晚，而况芙蓉。花开不及春，非春之咎，故曰莫怨东风当自嗟也（暗指宝钗掣得牡丹）。黛先死而钗方嫁，此处交待分明，无可疑者。续书何以致误，庸妄心情，诚为叵测。三、“‘娥眉善妒，难及黄泉。’黛玉之死，非关宝玉之婚；宝钗之嫁，却缘黛玉之卒。一自潇湘人去，怡红院天翻地覆，挽情海之危澜，自非蘅芜莫可。即依前回情，诸娣归心，重闱属望，宝钗之出闺成礼已水到渠成，亦文字之定局，盖无所施其鬼蜮奇谋也。但木石金玉之缘，原有先后天之别，凡读者皆知之。三十六回之梦话，宝亦未必自知。及其嫁了，如宾厮敬，鱼水言欢，皆意中事。而玉以识昧前盟，神栖故爱，风孽缠绵，无关生死，娥眉善妒难及黄泉。宝钗虽具倾城之貌，绝世之才，殆亦无如之何矣。若斯悲剧境界，每见于泰西小说，《红楼》盖亦有之，惜余韵杳然，徒劳结想耳。‘纵然是举案齐眉，到底意难平’《终身误》一曲道伊行婚后心事。窥豹一斑，辄为三叹。作者于蘅潇非无偏向，而‘怀金悼玉’之初衷，初不缘此而异。评家易抑扬为褒贬，已觉稍过其实，更混以续貂盲说，便成巨谬。蘅芜厄运，似不减于潇湘也。”

　　文章一气呵成，其中尤以黛死非关宝玉之婚，钗嫁却缘黛玉之卒两句最是醒豁，一扫续书的误导和影剧的渲染。

　　在当代所有研究红学的学者中，没有谁有像俞先生这样如此斩钉截铁而又融洽情理地指出八十回后宝、黛、钗三人应有的结局模样，正因为《红楼梦》是一部未完成的旷世巨构，心系读者心中的也就是此三人的姻缘结局，所以经此一说，即俞先生的点明，读者似乎放下了遗憾的心态，终于看到了作为文学的《红楼梦》的纯洁性得到了它应有的捍卫。续书的庸妄和娱乐片所引起的廉价的悲伤都可不必计较了。

　　谈虎丘剑池

　　俞先生晚年写一些短文，如谈苏曼殊的一首诗，以及崇祯皇帝究竟吊死在哪里等等，文短有时语焉不详，却使人感觉在这些短文的背景后作者所思考的远远多于表达在文字之中。《谈虎丘剑池》一文尤其耐人寻味，读此文或可以使我们对暮年的俞先生思想窥豹一斑吧。文不长全引如下：

　　《大戴礼记·保傅篇》：

　　越王不颓旧冢而吴人服。

　　只此一句，故事不详，亦未见他书，盖别所有据，而今亡矣。北周卢辩注曰：“盖勾践也”；下又云“皆得民心也。”

　　按卢说“越王”为勾践，于“旧冢”无注，以义推之，盖既阖闾冢。或更包括其他吴先王，主要在于阖闾，注谓“得民心”者指此而言。吴山越水，佳话流传，此“虎丘剑池”所以为千秋名胜，固不仅风景之佳。若视同培楼杯水而小之，非知古今者也。

　　吴梅村《虎丘夜集》写剑池云：

　　火照灵渊暑月寒，

　　钟埋苦雾阳崖黑。

　　鲁公擘窠字如斗，

　　忠孝轮回鬼神走。

　　藓剥苔侵耿不靡，

　　手扪沉吟立来久。

　　名贤巨刻，光景宛然。明代如此，再远不可悉知，其为胜迹，固无恙也。

　　余浙人而生长于苏，于吴越并有桑梓之敬，偶检遗闻，遂略记焉。

　　文止于此，然而文心绵密，非仅文字一如平生，而且所包含的深意亦待抽绎。虎丘为吴王阖闾冢，《越绝书》记之最详，即《史记》注亦引用。俞先生此处只是摘引吴氏七言《西巘顾待御招同沈山人友圣虎丘夜集作图纪胜因赋长句》中一节，诗作于康熙三年，同时以虎丘命题的尚有二三首。所谓光景色宛然只是指写虎丘的形胜，而语至沈痛的全集中于末句“手扪沉吟立来久”七字。试想此时的诗人完全陷于百感交集之中，宗国沦亡，遭逢丧乱，（按吴由明入清）还有什么比这更使他久久沉吟不忍离去呢？诗意自明，无遑诠注。

　　这就是这一节诗引起俞先生共鸣的地方，同时也是俞先生晚年所亟亟讲说的以沧桑为背景这一思路。明乎此，那他的其他的看似晦涩之作也有了通解的可能。

　　文作于一九八八年首刊于《浙江画报》，其后一九八六年黄裳编《俞平伯散文》收入该文，俞先生在致黄裳信中说《谈虎丘剑池》“文极短，似兀然而止。后来本当还有一段谈吴诗之作意，以偷懒、怕噜苏、惮‘商榷’之故，希亮察。其谈虎丘，说山塘，拉拉扯扯，正是引动他心事了。”（引自孙玉蓉编《俞平伯年谱》）

　　上引“他”指吴梅村，虽说不暇详释，但这里说的谈虎丘，说山塘，拉拉扯扯等语已经把打动诗人心事的深意和盘托出了，俞先生屡屡教诲诗贵自明，多吟诵是了解诗的最好方法。他写读虎丘诗，写得那么简略，或者也正是不欲明说虎丘诗人何以也如此打动他自己的心事吧。这篇看似无关宏旨的短文所以值得深思的地方正在此。

　　这就是俞先生，在进入暮年时期的他却萌发着强烈的历史意识，而他的历史意识是由积聚的情感而来的，并非出于理性。所以晚年的作品不能以理性的成分来衡量，此中所显示的情感才是最重要的。唯一引人遗憾的是它们的晦涩或有时又过于简略，不能为世人所知晓。但至少有一点是明白的，即俞先生不只是一个红学家，也不是从“五四”过来的散文作者，用康德的话来说人如有崇高感的特性，就由于他有着心灵的活动。暮年的俞先生或庶几近乎此。■